編者按

編者按：一個人的記憶，隻有融入民族的記憶中，才能避免悲劇不再發生。這是一個右派作者的回憶錄，真實是其最大特點。嚴格說來作者是一個不夠格的右派，因為他的‘缺乏法治精神，有人治色彩’的批評和小說《青春》，與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等有獨立思想的大右派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麽。他是被沒有文化的、好色的路鬱凡利用反右運動泄私憤、挾嫌陷害整下去的。從此他和家人，連同全國其它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大大小小的右派，過上了22年朝不保夕的膽顫心驚的生活。作者雖然有不可救藥的天真和樂觀，認定自己的冤案總有一天會得到平反，他也有實在熬不下去的時候。當他把手指插入燈座企圖自殺，電流流過肘部便停滯不前的感覺，讀來的確震撼人心。經過了這一關後，他便努力活下去，一定要還自己以清白。作者也揭示出，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友情也是無處不在的；是非自有公斷。反諷的是，公社供銷合作社售貨員對他說的話（“右派不就是為咱老百姓說了幾句掏心窩子的話嗎？就落了這麽個下場！”），使他愧對右派分子的稱號；經過長期的身體的、思想的改造，在他終於被‘改正’的同時，他由一個昏昏然然的、不夠格的右派，終於從夢魘中醒來，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寫下了這部《逝去的夢》。作為右派，作者是幸運的，因為他活著等到了平反昭雪的日子；作為後來者的我們將是幸運的，如果我們能夠將他的記憶轉化為我們民族的記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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