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薩斯紀念 zt

　　　　　　　　　　　　　　中國薩斯紀念

　　　　　　　　　　　　　　　　·小　樵·

二、　薩斯科學

　　　　(2003)五月中，盡管薩斯使全球旅遊大蕭條，美國胸腔協會（ＡＴＳ）年會仍如期在西雅圖開幕，世界各地與會者逾萬，不減往年。會程本在年初就已定好，臨時增加了ＳＡＲＳ專題，特地從中國請來鍾南山醫生做主講。鍾醫生是一位闖出了大名氣的廣東ＳＡＲＳ前鋒勇士科學家，ＳＡＲＳ流行時報紙電視暴光率蓋過明星，說是身懷會治絕技，到處傳經送寶。可容千人的會場提前半小時竟早已暴滿，門外擠了又不下幾百上千的肺科精英。聽眾裏光是ＡＴＳ曆屆的主席便見到三位。會場臨時在門外架起兩台電視，時況轉播。

　　　　鍾醫生昂然上台，全場在主席提議下鼓掌，表示對疫區一線勇士的敬意。鍾醫生英文駕禦自如，語調鏗鏘地報告，頭年底即已收治第一例病人，多位醫護人員被其傳染。所有抗菌素一律無效，不知怎麽下手。因為Ｘ光變化迅速，很像ＡＲＤＳ（一種肺損傷病變），於是試用激素。不想該病人好轉，於是覺得激素有效。然後，鍾醫生列舉５個病例，用對激素者活，用不對者死；先用，又不用，後來又用者則先見好，然後幾乎死，最後終於活下來。據此，鍾醫生宣布他的結論，ＳＡＲＳ其實有治，治療主要靠正確應用大劑量糖皮質激素。

　　　　鍾醫生還報告，通過測試發現ＳＡＲＳ患者ＣＤ４／ＣＤ８比例倒置。ＣＤ４是促進，而ＣＤ８則是抑製免疫係統的淋巴細胞。ＣＤ４／ＣＤ８比例倒置是愛滋病人的特征。既然ＳＡＲＳ病人的ＣＤ４／ＣＤ８比例也倒置，說明ＳＡＲＳ也造成病人免疫力低下。這樣，鍾醫生報告的不僅是臨床經驗，還上升到了理論高度。

　　　　鍾醫生因為來自ＳＡＲＳ前線而受到尊重，他的報告也因是第一手資料輿論價值不低，可惜，其科研內容卻未被世界接受。報告完畢，加拿大醫生提問，為什麽你報告的死亡率遠低於包括中國的任何其它地方？這問題實際是對報告中的薩斯科學的婉轉質疑。鍾醫生回答，正是因為他們正確使用了激素和ＢＩＰＡＰ（一種廣泛使用的人工通氣方式）。後來，正式成文時，鍾醫生又加上了中西醫結合一條。

　　　　ＡＴＳ的大會報告代表當前肺科科研的領先趨勢或是關注的熱點，本都會在ＡＴＳ官方雜誌上發表，而鍾醫生的報告卻被作為偶然散文（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ａｙ）的形式刊登出來（ｈｔｔｐ：／／ａｊｒｃｃｍ．ａ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ｒｇ／ｃｇｉ／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ｕｌｌ／１６８／１／７）。其它國際權威的醫學雜誌上也迄今還未見到來自中國，有關ＳＡＲＳ治療的報告。相反，所發表的別國文章都不認為激素對ＳＡＲＳ有效，公認的結論是ＳＡＲＳ治療沒有肯定有效的方法　（Ｄｒａｚｅｎ　ＪＭ．Ｎ．Ｅｎｇ．Ｊ．Ｍｅｄ．３４９：３１９－３２０（４），２００３）。

　　　　　　薩斯鬥爭中，中國科學家早於別人發現了ＳＡＲＳ病毒，卻沒敢搶先發表，導致與一個重大科研成果無緣，輿論大嘩，痛惜不已。實際上，中國沒能在ＳＡＲＳ的治療上拿出讓人信服的論文數據才是真正地可惜。病毒鑒定是ＷＨＯ組織十幾個試驗室聯合作戰的成果。在這樣的競爭下，中國軍科院兩位科學家太過勢單力薄。而ＳＡＲＳ的治療，中國得天獨厚，別人沒那麽多病例因而無法競爭。而且，隻要數據可靠，激素效果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很重要，旱澇保收。何況，杜絕ＳＡＲＳ流行的一個教訓就是，依賴高科技突擊其實遠沒有紮紮實實的具體工作重要。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醫生處理幾千病人之後卻拿幾個病例登上國際講台，的確值得反思。

　　　　三月份，ＷＨＯ派駐越南的Ｕｒｂａｎｉ醫生接診一例ＳＡＲＳ病人後，注意到病例的特征：　現有的抗感染手段無效；　Ｘ光肺野變化迅速；　感染性極高，危及醫務人員。根據這些特征，Ｕｒｂａｎｉ醫生意識到這可能不是普通肺炎，而是一個新的傳染病，於是向ＷＨＯ發出警報，從而引起世界的注意，導致ＳＡＲＳ的發現。據鍾醫生報告，廣東比Ｕｒｂａｎｉ醫生早近三個月便見到了同樣的特征。中國的醫生們被這些情況驚呆（ａｓｔｏｕｎｄｅｄ），卻沒有注意設防，沒有發出警報。無論是因為醫務人員沒有意識，對這些特征未予重視，或是意識到卻沒有報告，或是報告了卻沒人聽，不容爭辯的事實是，中國整個的醫衛警報係統加起來遜色於ＷＨＯ派駐越南的一名意大利醫生。

　　　　其次，鍾醫生報告中的含有兩個假說，一麵認為ＳＡＲＳ病毒通過抑製免疫力而致病，一麵又認為激素對ＳＡＲＳ有效。ＳＡＲＳ是病毒傳染，迄今沒有有效抗生素，受染者全憑自身免疫力抗病，而大劑量激素治療的原理就是全麵抑製免疫功能。此種情況下提出激素有效，等於是在同時推行兩個難以並存的理論。

　　　　ＳＡＲＳ發病機製迄今不清楚，因此什麽假說都可能成立，激素有效也不是沒有可能。關鍵問題是，把幾個病例得來的經驗作為知識推廣是中醫的傳統，卻不足以做為科學的證據，因為沒有對照比較，沒有足夠的可重複性。臨床科研的兩大常見難點是病例不易湊足和時程太長。而中國ＳＡＲＳ病例曾經非常密集，激素的治療效果又隻用幾天便可見分曉（根據鍾醫生的報告）。這麽有利的科研條件下，卻拿不出像樣的對比數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隻能說明對科研本質的忽視。個人或一家的經驗不是完全沒用，但這正是中醫幾千年經驗仍不足以服人的欠缺之所在，也是鍾醫生的寶貴經驗不被作為科研結果發表的原因。

　　　　ＡＴＳ的主會講台上有請國人，史無前例。鍾醫生的報告也很吸引人。一場劫難之後，我們在乎的也不應該隻是失掉一次垂手可得的弘揚國威的機會。遺憾的是，設若薩斯再次殺來，沒有可靠的數據資料指導治療，人類仍然得摸著石頭過河從頭來，無章可循。這種薩斯科學應該有所啟發，中國科研的落後不是沒錢買機器，更需要有科研意識的科研人員，麵對問題必須能用現代專業方式思考，而不是沿用中醫習慣想當然。

　　　　沒有薩斯，就沒有薩斯勇士。做一個隻有中國人才有條件做的薩斯報告，這原本就已不是一個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光榮任務。前車已複，努力不要教後車再複才是最要緊。如今亡羊補牢尤未為晚，中國的醫學科學家仍可以詳細分析已處理過的病人的治療方案與療效，爭取總結出個有價值的報告。雖然回顧性研究的可信性要低於前瞻，但比什麽沒有還是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