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下午四點多鍾，張國華回來了。回來以後，他立即在小組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他說：“毛主席在下午兩點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組組長會議，決定停止討論和學習林副主席的講話，同時也要停止批判。現在會議已經發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寫信要把反對‘天才論’的人揪出來下放，說這樣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這個空氣太熱了，要冷下來。因此毛主席決定，休會兩天，換換空氣。關於設國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說他不當國家主席，林彪同誌也不當國家副主席。天才的問題也不準再提了。這兩天把會議的情況搞清楚，然後再開會。”
這真是風雲突變！我當時在心裏想：這個張春橋真有辦法，到毛主席那裏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過來了。現在情況完全變了，但是什麽情況還不清楚。帶著這樣一種心情，吃過晚飯，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處，想了解一些情況。葉群對我說：“林彪同誌到毛主席那裏開會去了，會議可能要休息兩天，不要緊張，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情況，你們沒有來過廬山，可以到外麵去玩一玩，散散心嘛。”葉群說的這些話，是在安慰我還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總之她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時間不長，林彪回來了。他一坐下就對我說：“毛主席的態度變了，不高興了。他批評了陳伯達，說陳伯達在華北組跳出來，起哄要揪人了。還說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這個情況，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緊張。”
這個事情，林彪對我說得很簡單，看來他也很沉得住氣，但我的心裏還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各組的匯報。在這個會上，康生他們又神氣十足起來，氣勢跟前幾天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毛澤東變過來了，站到他們一邊去了。在這個會議上，周恩來又一次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休會兩天，換換空氣。”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會休息兩天。這兩天裏，說是“換換空氣”，其實是充滿了一片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組長開會，反而把我們政治局委員們排除在外。這種情況是很不正常的。
在這兩天裏，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幫人也活躍了起來，他們拚命地做工作拉人，這兩天都是他們在活動。而我們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無所事事，不了解情況，也不好去打聽，隻有去找葉群問問。而葉群卻一再跟我們說：“沒有什麽事情。你們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陳伯達突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要我和李作鵬、邱會作一起到他那裏去一下。我們到了他的住處，見到他的心情很壞。他告訴我們：“這次找你們是經過毛主席批準的。你們幾個今後不要再同我來往了，不要互相打電話，也不要寫信了。”他的話音裏充滿了淒涼。我們很驚訝地問：“情況有這麽嚴重嗎？”陳伯達說：“毛主席批評我們有一個‘軍事俱樂部’，並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裏去承認錯誤，結果康生、江青他們把我罵了一個狗血噴頭，罵了一個晚上還嫌不夠。他們說我是叛徒，是叛變中央文革，出賣江青、康生、張春橋；說我投靠軍委辦事組，把林副主席綁在我陳伯達的戰車上，勾結軍隊想殺害他們；說我可恥等等，什麽話都罵盡了。”
聽到這些話，我們心裏都很氣憤，什麽“叛變”、“殺害”，話說得太過分了嘛！但同時，我們的心裏也感到很沉重，因為我們當時都感到，這樣的事情可能很快就會輪到我們的頭上。
陳伯達還說：“毛主席批評了我，說我自以為懂得理論，鼓吹‘天才論’，在華北組起哄。毛主席說我欺騙了你們，你們把我的語錄都燒掉吧。另外，毛主席還點了汪東興、陳毅、鄺任農的名，你們也要注意。”
陳伯達的這番話，使我們更加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陳伯達這個人膽子小，毛澤東一批評，再加上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跟著整了他一個晚上，這就弄得他非常緊張，也很害怕。我們就對他說：“不要怕，我們有難同當！”同時我們心裏也憤憤不平。
從陳伯達那裏出來，我們又到了林彪的住處，把陳伯達說的話告訴了他。林彪說：“毛主席是批評了陳伯達。”除此以外，他什麽都沒有說。……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剛剛起床就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叫我馬上到他那裏去一趟。周恩來找我，是要我寫一個檢討。他說：“你是辦事組副組長，組長沒有來，你們組裏出了事情，你應該主動承擔一點責任。還是寫個檢討，把問題說清楚就算了。” 他還告訴我：“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統帥’擔責任。你明白，問題是‘副帥’的講話引起來的。要保護‘副帥’，不然的話又要攻到‘副帥’的頭上去了。”
周恩來的講話把林彪稱作“副帥”這個我明白，一是不好點名，二是要我為林彪開脫一下，周講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於是我當即表示：“我一定寫這個檢討，但是怎麽寫，我覺得有點難。我想是不是檢討這樣一條，說林副主席的講話是我提出來要討論的，這樣做幹擾了大會的方向。”
周恩來聽了說：“好哇！你也應當替我擔一點責任。不然的話，是我主持會議，好像是我提出來要討論林副主席的講話的。這事是你提出來的，然後大家同意的。”我說：“我回去考慮一下，盡快寫出一個檢討，先請總理審閱。”周恩來還問我：“你們搞‘語錄’了嗎？”我回答說：“是我向陳伯達要的。他給我找了幾條‘語錄’，我打印了幾份，給了李作鵬、邱會作各一份。”
周恩來接著就要我把陳伯達搞的“語錄”拿一份給他。我回去後，.馬上叫秘書找了一份“語錄”送給了周恩來。後來周恩來又把這份“語錄”送到了毛澤東那裏。下午，周恩來又給我打一個電話，再次強調作檢討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副帥”，把事情平息下來。我表示：“請總理放心，一定按總理的意思辦。”
我想了一下，覺得這樣的事情還是應該請示林彪。晚飯後，我到了林彪那裏，林彪就對我說：“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約周總理到我這裏來了，說匯報你們幾個的情況。康生說，這次廬山會議的主犯有三個，一是陳伯達，二是吳法憲，三是汪東興，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還有陳毅跳出來。我對他說，我不同意這個意見，這個問題根據不充分嘛！說吳法憲造謠，八月十四日的爭論你也在場，怎麽是造謠呢？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聽他造過謠。再說陳毅和吳法憲、汪東興他們也沒有聯係。說到這裏，周總理解釋說，陳毅是跟著陳伯達來的，發言表示同意陳伯達的意見。我說，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後來周總理看到氣氛不好，就對康生說，我們走吧，副主席要睡覺了。這樣他們才走了。”
林彪說完，我才向他報告說：“周總理要我寫個檢討，主要的意思是為‘副帥’承擔一點責任。”林彪聽完馬上說：“你不要寫檢討！你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我解釋說：“總理的意思是要保護你。”林彪說：“要檢討你檢討。你的檢討我也不看，用你的名義上送。”看得出，林彪對我寫檢討是不高興的。
林彪還對我說：“我們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點，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過他們。這次不該講話。”我理解，.林彪這話的意思是，我們這些人打了幾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沒有心計，人家一講就當真了，結果上當了，在政治上我們搞不過張春橋他們那些文人。以後有人說：林彪這個話是想搞武裝政變，意思是搞文的不行就搞武的。這完全是顛倒了原話，斷章取義。當時會議絲毫沒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統帥，接班人的地位也還沒有任何動搖，有什麽必要搞武裝政變呢？林彪當時講話不是這個意思。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專門又告訴我：“毛主席又和我談了話，說對張春橋這個人還要看兩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時候我交班給你。”……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來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裏去，又談起我檢討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寫的《我的一點意見》拿給我看。……
看了《我的一點意見》，我心裏就在想：陳伯達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陳伯達這個人，我認識多年了。他為人膽小，處理問題不果斷，甚至有些懦弱，不過處事謹慎，書生氣十足，是個標準的文人。“文革”開始後，他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但在中央文革小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說了算。陳伯達在組裏沒有什麽威信。
據我所知，陳伯達從一九三九年起就開始給毛澤東當秘書， 三十年多來一直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幫毛澤東寫文章，為此他在延安就當了中央委員。解放後，在毛澤東“四大秘書”的班子裏，陳伯達是頭一個。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兩次出訪蘇聯都是陳伯達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劉少奇的鬥爭中，毛主席也是幾次借助於陳伯達，“四清”中的《二十三條》、 “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陳伯達搞的。毛主席還親自點名陳伯達任中央文革組長，而正是這個中央文革後來在黨內代替了中央常委辦公會。是毛主席把權力交給了陳伯達，陳伯達也是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現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見，一有了“錯誤”就說人家“三十年沒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這樣，那為什麽要把陳伯達一直留在身邊，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呢？這是怎麽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見，就算總賬，算老賬，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對彭德懷、劉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讓人心寒哪！
另外，說到這次廬山會議，毛澤東說的那些“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炸平廬山”等等，實際上都是不同意見的爭論，而這些意見都是公開的。我們與張春橋的爭論是八月十三日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爭論的繼續，這些情況周恩來都是知道的。再說，林彪的確事先請示過毛主席，毛主席也是點過頭的嘛！毛主席說不要點名，我們就沒有點名。這怎麽是“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呢？”
還有這次明明是林彪搞的“天才論”，陳伯達明明隻是擁護林彪的發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論”，卻又說：“我和林彪同誌一致認為。”怎麽是一致呢？這個“一致”是毛主席強加給林彪的。我心裏想，毛主席的點子真多，這個話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陳伯達，看來這次陳伯達是個犧牲品，可能還不至於搞我們。這樣，我覺得心裏有了點底。
在我看了這個材料之後，周恩來又對我說：“原來，毛主席還要把你搞的‘語錄’和陳伯達的一起批，是我親自對主席說，這個材料是吳法憲寫的，這樣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還是要檢討，要保護‘副帥’。”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林彪在他的住處召集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和汪東興開會。他對我們說：“下午到了毛主席那裏，毛主席指示，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要我和你們先打個招呼，和陳伯達劃清界限。毛主席說，要我先找你們開一個會議批判、揭發陳伯達。”
大約過了半小時，陳伯達來了。林彪主持會議，要我們批判陳伯達。我們和陳伯達的關係不錯，在這件事情上批他，一時轉不過彎子來。大家都不發言，會議冷了場。
最後還是陳伯達自己講開了，說：“我犯了錯誤，連累了你們，不該給你們搞‘語錄’，搞‘語錄’是欺騙了你們。”我說：“‘語錄’是我向你要的。我們看馬列的書少，所以要你來幫忙。”陳伯達說：“你們今後不要再同我來往了。”我們幾個都說：“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經常的嘛。”結果，大家說來說去就是這幾句話，批不起來。本來也沒有什麽可批的，因為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同陳伯達的意見都一致。會議的氣氛很沉悶，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我心裏想，主席說“陳伯達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來”，這是什麽理由嘛！其實陳伯達的威信一點都不高。在中央文革裏，他就像個受氣的“小媳婦”，康生、江青都是隨便罵他、諷刺他。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後來才逐漸向林彪和我們靠攏。為了這個，毛澤東在“九大”前就指責他是“本性不會改變，本質不會改變”。看來，毛澤東主要是不高興陳伯達同我們搞在一起。現在，林彪隻有按毛澤東的指示辦，把陳伯達甩出去救我們。實際上，這樣也根本救不了我們，反而讓毛澤東分而治之了。這樣的教訓簡直是太多了！當天晚上，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破例由林彪來主持，周恩來、康生和在廬山上的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各大組組長和各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都參加了。
大家到會後，林彪宣布開會，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陳伯達的錯誤。康生首先發言。他揭發陳伯達是假馬克思主義，自稱是理論家，實際上是政治騙子。他搞分裂活動，這次廬山會議是他第一個跳出來，分裂黨中央，搞宗派活動，參加“軍事俱樂部”欺騙工農幹部。把我們幾個人也拉上了。總之有很多嚇人的帽子，隻差“現行反革命”了。
康生發完言，就是我作檢討。我念完檢討後，表示要與陳伯達劃清界限。但關於“語錄”的問題，我說明這是我向陳伯達要的，錯誤在我，不能由陳伯達負責。
我說完後，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發言。這時候他們可神氣了，講話都是手舞足蹈，把陳伯達罵得一塌糊塗，說陳伯達背叛中央文革，挑撥離間、造謠哪……，一個比一個厲害，上綱上線。各省市的人很少有發言的，隻有王洪文等少數幾個人跟著張春橋一起表態。
會議進行中，我看見周恩來給林彪遞過一個條子，條子上寫了什麽我不知道。後來林彪告訴我，周恩來的這個條子是要他表揚一下張春橋。周恩來是一片好心，因為張春橋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隻批判了陳伯達，沒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但是林彪沒有采納周恩來的意見，一句話都沒有講。林彪對張春橋是很有數的。會議一直開了四個小時，到午夜才告結束，把陳伯達鬥了一頓。……
（九屆二中）全會閉幕的當天晚上，林彪帶著葉群去了江青那裏。這次我們打了大敗仗，對林彪來說，這是包括戰爭時期以來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裏是要緩和一下氣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體，林彪也告訴江青：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養養身體……。這些都是表麵應付，實際上林彪和江青關係早已經破裂了。回來以後林彪又要葉群帶著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到江青那裏去。這次來廬山後，我們這是第一次進江青的門。江青住的是廬山上最好的房子，原來是蔣介石住過的。這座別墅前麵的階梯較高，上去比較吃力，何況當時我們幾個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進門後，江青板起一副麵孔來同我們握手，一見麵就說：“你們不聽我的話，所以犯了錯誤。”
當時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過我沒有說話。我們在來之前統一了思想，這次來隻聽不說。葉群還特意囑咐我們不要說話，所以，我們隻是聽江青一個人訓話。後來，江青又追問我們：“你們向主席告過我什麽狀？”這話我一聽就明白了，肯定是說上次她在的釣魚台找我們談話以後，我們到毛澤東那裏告她的那件事。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別人是不會傳這個話的。一方麵毛主席要我們一定不要告訴江青，另一麵自己又向江青通風報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為什麽要這樣做！這一下我們隻有裝聾作啞，一言不發。
江青又說：“你們不聽老娘的話，吃虧了吧！要是早聽了我的話，就不會犯錯誤了。”在江青說這話的時候，我看見黃永勝和李作鵬兩個人雖然沒說一句話；可眼睛都鼓起來丁。為了緩和一下空氣，我說：“我這次犯了錯誤，對不起江青同誌。”
我作了檢討，大家作啞吧，就是江青一個人說話：“你們今後要接受教訓。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你們也許還要檢討。今後要多同我聯係，怎麽樣？”我還想說幾句，但黃永勝拉著我，不讓我說。這樣，我們沒有人表態，待了半個小時，就出來了。
回去的路上，黃永勝對我說：“這個時候你還說什麽，反正以後夠我們受的了，還不知道要檢討多少回呢！”李作鵬也說：“從此以後沒有完，一直到打倒為止。”這話讓李作鵬說中了。……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十九年後，我才有機會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後給我們定性的文件，說是我們進行地下活動，製造謠言，欺騙同誌，向黨發動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進攻，妄圖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黨中央奪權，其性質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變。這個結論未免太“高抬”我們了。我想這些應該是康生、江青、張春橋給我們下的“結論”。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以後，對我們的說法又改變了，說這次廬山會議是林彪、我們和康生、江青一夥相互勾結的“狗咬狗”的鬥爭。這樣，到目前為止，對廬山會議下結論都是為了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都未能客觀地反映真實情況。
實實在在地說，我們的動機既不是反黨，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對“九大”路線，我們當時的矛頭是對著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的。林彪一再說過，對康生不能點名，所以我們隻是想轟一轟張春橋、姚文元而已。所謂“天才論，”“設國家主席”之爭也是對著張春橋、姚文元來的，而決不是對著毛主席的。
我個人的感覺，林彪當時對毛主席是沒有“二心”的。不過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說張春橋、姚文元了。還不僅僅是林彪，我們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個人之間也有許多恩怨。在對待“文化革命”的問題上，當時中央政治局裏我們之間產生了一係列的嚴重分歧。從“九大”前後開始，在對待穩定全國和軍隊秩序的問題上；在繼續“抓革命”還是“促生產”的問題上；在對待文化藝術中是“樣板戲”一統天下還是“百花齊放”問題上；對待老幹部和造反派的問題上等等，分歧日益公開和加劇。
而這一切，當時周恩來和汪東興他們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問題我們都是及時向周恩來匯報，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讚成和支持我們的。因為周恩來掌握全盤工作，許多問題上無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他經常借重和依賴於我們去開展工作。因此，我們當時和周恩來之間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係列的問題上公開支持了我們而批評了江青。還有汪東興不斷地給我們打氣吹風，我們都以為這是毛主席的聲音，一些表麵上的假象造成了我們的一種錯覺。這正是我們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現。當然這裏也有個人恩怨，因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從“九大”以後就逐漸地把矛頭指向了林彪，但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堅決站在林彪一邊的，這也是在廬山會議上爆發激烈鬥爭的一個焦點。
我們當時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竟然會在最關鍵的時刻站在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邊。
現在想起來，毛澤東在廬山上搞我們，這裏麵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於“文革”的衝擊，所有的地方政權基本上癱瘓了。毛澤東決定軍隊以“三支兩軍”的形式，接管了各級地方政權。毛澤東靠軍隊穩定了全國秩序，從而使軍隊在國家事務中起了一種特殊重要的作用。這種情況是當時客觀條件造成的，當時如果沒有軍隊的介入，很難設想國家將是一種怎樣的情況。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占了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占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一番講話，整個全會一哄而起，連毛澤東都說這是“有黨以來從來沒有過。”毛主席數次說：“陳伯達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來。”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據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進言說：軍隊現在的勢力太大了，這樣下去是一個威脅……。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決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鏟除”的原因。下山以後毛主席步步緊逼也是由此而來。現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決地保衛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鬥爭，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決不會放過我們的。
毛澤東南巡
正當我們如墮五裏霧裏，認為：廬山會議的問題已經完了，全黨可以團結起來，為實現“九大”的任務而奮鬥的時候，毛主席又開始了南巡。這次南巡，是毛主席許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曆次毛澤東外出，我們都不了解情況。毛澤東的行蹤隻有周恩來一個人掌握，這是組織紀律。但是，毛澤東每次外出，都要派專機給他送文件、送東西、接送客人。這些派專機的事情，有時候是周恩來通知我，有時候是汪東興直接打電話要我辦理，所以毛澤東的行蹤我是知道一些的。這一次，毛主席在武漢等地不斷地派飛機接送幾個省、市的領導，這些情況我也是知道的。隻是我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是在搞串連，是在針對我們采取措施。他同當地領導人的談話的內容，對我們，包括林彪，都實行了極為嚴密的封鎖。……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在濟南保外就醫以後，才從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澤東這次南巡的情況和與人談話的內容。……
當我在事情發生十餘年後，看到他這些談話時，心情很不平靜。幾十年來，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光輝的形象，我始終認為，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我對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義的化身。遇到任何問題，都要想是不是忠於毛主席。但是看了這樣一個講話，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話來說：毛主席言行不一。
第一、毛澤東明明親口對我們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可到了下麵又說：“黃、吳、李、邱倒了你們怎麽辦？”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上，經毛澤東親自批準，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我們的“錯誤”作了結論。從那以後，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可他跑到下麵又說：“現在不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第三、明明我在廬山會議以後三次要求見毛澤東，都被他拒絕了，不見我。不僅是我，就連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見毛澤東也沒能見到。可到了下麵他卻說什麽“他們不來找我，我還是要去找他們……。”
第四，毛澤東經常親自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他自己有意見當麵不講，或者是隻講好聽的，卻跑到下麵去煽風點火，還一再對我們封鎖消息，不準參加談話的人把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他有意見可以擺到當麵來談嘛！他自己老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他自己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
看過毛澤東的這個“南巡談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這些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毛澤東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記得在毛澤東南巡前，他曾通過中央辦公廳，給每個政治局委員發了本名叫《何典》的書，這本書隻是薄薄的一本。當時我看了以後，隻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因為其中有幾句話特別耐人尋味。書中說：“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我曾覺得，這可能是指林彪，但當時又不敢多想，因為從紅軍長征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林彪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從未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誰能想到，毛澤東這麽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讓人寒心哪！
這真是風雲突變！我當時在心裏想：這個張春橋真有辦法，到毛主席那裏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過來了。現在情況完全變了，但是什麽情況還不清楚。帶著這樣一種心情，吃過晚飯，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處，想了解一些情況。葉群對我說：“林彪同誌到毛主席那裏開會去了，會議可能要休息兩天，不要緊張，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情況，你們沒有來過廬山，可以到外麵去玩一玩，散散心嘛。”葉群說的這些話，是在安慰我還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總之她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時間不長，林彪回來了。他一坐下就對我說：“毛主席的態度變了，不高興了。他批評了陳伯達，說陳伯達在華北組跳出來，起哄要揪人了。還說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這個情況，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緊張。”
這個事情，林彪對我說得很簡單，看來他也很沉得住氣，但我的心裏還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各組的匯報。在這個會上，康生他們又神氣十足起來，氣勢跟前幾天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毛澤東變過來了，站到他們一邊去了。在這個會議上，周恩來又一次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休會兩天，換換空氣。”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會休息兩天。這兩天裏，說是“換換空氣”，其實是充滿了一片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組長開會，反而把我們政治局委員們排除在外。這種情況是很不正常的。
在這兩天裏，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幫人也活躍了起來，他們拚命地做工作拉人，這兩天都是他們在活動。而我們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無所事事，不了解情況，也不好去打聽，隻有去找葉群問問。而葉群卻一再跟我們說：“沒有什麽事情。你們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陳伯達突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要我和李作鵬、邱會作一起到他那裏去一下。我們到了他的住處，見到他的心情很壞。他告訴我們：“這次找你們是經過毛主席批準的。你們幾個今後不要再同我來往了，不要互相打電話，也不要寫信了。”他的話音裏充滿了淒涼。我們很驚訝地問：“情況有這麽嚴重嗎？”陳伯達說：“毛主席批評我們有一個‘軍事俱樂部’，並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裏去承認錯誤，結果康生、江青他們把我罵了一個狗血噴頭，罵了一個晚上還嫌不夠。他們說我是叛徒，是叛變中央文革，出賣江青、康生、張春橋；說我投靠軍委辦事組，把林副主席綁在我陳伯達的戰車上，勾結軍隊想殺害他們；說我可恥等等，什麽話都罵盡了。”
聽到這些話，我們心裏都很氣憤，什麽“叛變”、“殺害”，話說得太過分了嘛！但同時，我們的心裏也感到很沉重，因為我們當時都感到，這樣的事情可能很快就會輪到我們的頭上。
陳伯達還說：“毛主席批評了我，說我自以為懂得理論，鼓吹‘天才論’，在華北組起哄。毛主席說我欺騙了你們，你們把我的語錄都燒掉吧。另外，毛主席還點了汪東興、陳毅、鄺任農的名，你們也要注意。”
陳伯達的這番話，使我們更加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陳伯達這個人膽子小，毛澤東一批評，再加上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跟著整了他一個晚上，這就弄得他非常緊張，也很害怕。我們就對他說：“不要怕，我們有難同當！”同時我們心裏也憤憤不平。
從陳伯達那裏出來，我們又到了林彪的住處，把陳伯達說的話告訴了他。林彪說：“毛主席是批評了陳伯達。”除此以外，他什麽都沒有說。……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剛剛起床就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叫我馬上到他那裏去一趟。周恩來找我，是要我寫一個檢討。他說：“你是辦事組副組長，組長沒有來，你們組裏出了事情，你應該主動承擔一點責任。還是寫個檢討，把問題說清楚就算了。” 他還告訴我：“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統帥’擔責任。你明白，問題是‘副帥’的講話引起來的。要保護‘副帥’，不然的話又要攻到‘副帥’的頭上去了。”
周恩來的講話把林彪稱作“副帥”這個我明白，一是不好點名，二是要我為林彪開脫一下，周講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於是我當即表示：“我一定寫這個檢討，但是怎麽寫，我覺得有點難。我想是不是檢討這樣一條，說林副主席的講話是我提出來要討論的，這樣做幹擾了大會的方向。”
周恩來聽了說：“好哇！你也應當替我擔一點責任。不然的話，是我主持會議，好像是我提出來要討論林副主席的講話的。這事是你提出來的，然後大家同意的。”我說：“我回去考慮一下，盡快寫出一個檢討，先請總理審閱。”周恩來還問我：“你們搞‘語錄’了嗎？”我回答說：“是我向陳伯達要的。他給我找了幾條‘語錄’，我打印了幾份，給了李作鵬、邱會作各一份。”
周恩來接著就要我把陳伯達搞的“語錄”拿一份給他。我回去後，.馬上叫秘書找了一份“語錄”送給了周恩來。後來周恩來又把這份“語錄”送到了毛澤東那裏。下午，周恩來又給我打一個電話，再次強調作檢討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副帥”，把事情平息下來。我表示：“請總理放心，一定按總理的意思辦。”
我想了一下，覺得這樣的事情還是應該請示林彪。晚飯後，我到了林彪那裏，林彪就對我說：“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約周總理到我這裏來了，說匯報你們幾個的情況。康生說，這次廬山會議的主犯有三個，一是陳伯達，二是吳法憲，三是汪東興，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還有陳毅跳出來。我對他說，我不同意這個意見，這個問題根據不充分嘛！說吳法憲造謠，八月十四日的爭論你也在場，怎麽是造謠呢？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聽他造過謠。再說陳毅和吳法憲、汪東興他們也沒有聯係。說到這裏，周總理解釋說，陳毅是跟著陳伯達來的，發言表示同意陳伯達的意見。我說，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後來周總理看到氣氛不好，就對康生說，我們走吧，副主席要睡覺了。這樣他們才走了。”
林彪說完，我才向他報告說：“周總理要我寫個檢討，主要的意思是為‘副帥’承擔一點責任。”林彪聽完馬上說：“你不要寫檢討！你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我解釋說：“總理的意思是要保護你。”林彪說：“要檢討你檢討。你的檢討我也不看，用你的名義上送。”看得出，林彪對我寫檢討是不高興的。
林彪還對我說：“我們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點，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過他們。這次不該講話。”我理解，.林彪這話的意思是，我們這些人打了幾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沒有心計，人家一講就當真了，結果上當了，在政治上我們搞不過張春橋他們那些文人。以後有人說：林彪這個話是想搞武裝政變，意思是搞文的不行就搞武的。這完全是顛倒了原話，斷章取義。當時會議絲毫沒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統帥，接班人的地位也還沒有任何動搖，有什麽必要搞武裝政變呢？林彪當時講話不是這個意思。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專門又告訴我：“毛主席又和我談了話，說對張春橋這個人還要看兩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時候我交班給你。”……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來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裏去，又談起我檢討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寫的《我的一點意見》拿給我看。……
看了《我的一點意見》，我心裏就在想：陳伯達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陳伯達這個人，我認識多年了。他為人膽小，處理問題不果斷，甚至有些懦弱，不過處事謹慎，書生氣十足，是個標準的文人。“文革”開始後，他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但在中央文革小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說了算。陳伯達在組裏沒有什麽威信。
據我所知，陳伯達從一九三九年起就開始給毛澤東當秘書， 三十年多來一直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幫毛澤東寫文章，為此他在延安就當了中央委員。解放後，在毛澤東“四大秘書”的班子裏，陳伯達是頭一個。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兩次出訪蘇聯都是陳伯達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劉少奇的鬥爭中，毛主席也是幾次借助於陳伯達，“四清”中的《二十三條》、 “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陳伯達搞的。毛主席還親自點名陳伯達任中央文革組長，而正是這個中央文革後來在黨內代替了中央常委辦公會。是毛主席把權力交給了陳伯達，陳伯達也是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現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見，一有了“錯誤”就說人家“三十年沒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這樣，那為什麽要把陳伯達一直留在身邊，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呢？這是怎麽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見，就算總賬，算老賬，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對彭德懷、劉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讓人心寒哪！
另外，說到這次廬山會議，毛澤東說的那些“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炸平廬山”等等，實際上都是不同意見的爭論，而這些意見都是公開的。我們與張春橋的爭論是八月十三日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爭論的繼續，這些情況周恩來都是知道的。再說，林彪的確事先請示過毛主席，毛主席也是點過頭的嘛！毛主席說不要點名，我們就沒有點名。這怎麽是“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呢？”
還有這次明明是林彪搞的“天才論”，陳伯達明明隻是擁護林彪的發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論”，卻又說：“我和林彪同誌一致認為。”怎麽是一致呢？這個“一致”是毛主席強加給林彪的。我心裏想，毛主席的點子真多，這個話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陳伯達，看來這次陳伯達是個犧牲品，可能還不至於搞我們。這樣，我覺得心裏有了點底。
在我看了這個材料之後，周恩來又對我說：“原來，毛主席還要把你搞的‘語錄’和陳伯達的一起批，是我親自對主席說，這個材料是吳法憲寫的，這樣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還是要檢討，要保護‘副帥’。”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林彪在他的住處召集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和汪東興開會。他對我們說：“下午到了毛主席那裏，毛主席指示，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要我和你們先打個招呼，和陳伯達劃清界限。毛主席說，要我先找你們開一個會議批判、揭發陳伯達。”
大約過了半小時，陳伯達來了。林彪主持會議，要我們批判陳伯達。我們和陳伯達的關係不錯，在這件事情上批他，一時轉不過彎子來。大家都不發言，會議冷了場。
最後還是陳伯達自己講開了，說：“我犯了錯誤，連累了你們，不該給你們搞‘語錄’，搞‘語錄’是欺騙了你們。”我說：“‘語錄’是我向你要的。我們看馬列的書少，所以要你來幫忙。”陳伯達說：“你們今後不要再同我來往了。”我們幾個都說：“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經常的嘛。”結果，大家說來說去就是這幾句話，批不起來。本來也沒有什麽可批的，因為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同陳伯達的意見都一致。會議的氣氛很沉悶，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我心裏想，主席說“陳伯達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來”，這是什麽理由嘛！其實陳伯達的威信一點都不高。在中央文革裏，他就像個受氣的“小媳婦”，康生、江青都是隨便罵他、諷刺他。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後來才逐漸向林彪和我們靠攏。為了這個，毛澤東在“九大”前就指責他是“本性不會改變，本質不會改變”。看來，毛澤東主要是不高興陳伯達同我們搞在一起。現在，林彪隻有按毛澤東的指示辦，把陳伯達甩出去救我們。實際上，這樣也根本救不了我們，反而讓毛澤東分而治之了。這樣的教訓簡直是太多了！當天晚上，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破例由林彪來主持，周恩來、康生和在廬山上的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各大組組長和各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都參加了。
大家到會後，林彪宣布開會，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陳伯達的錯誤。康生首先發言。他揭發陳伯達是假馬克思主義，自稱是理論家，實際上是政治騙子。他搞分裂活動，這次廬山會議是他第一個跳出來，分裂黨中央，搞宗派活動，參加“軍事俱樂部”欺騙工農幹部。把我們幾個人也拉上了。總之有很多嚇人的帽子，隻差“現行反革命”了。
康生發完言，就是我作檢討。我念完檢討後，表示要與陳伯達劃清界限。但關於“語錄”的問題，我說明這是我向陳伯達要的，錯誤在我，不能由陳伯達負責。
我說完後，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發言。這時候他們可神氣了，講話都是手舞足蹈，把陳伯達罵得一塌糊塗，說陳伯達背叛中央文革，挑撥離間、造謠哪……，一個比一個厲害，上綱上線。各省市的人很少有發言的，隻有王洪文等少數幾個人跟著張春橋一起表態。
會議進行中，我看見周恩來給林彪遞過一個條子，條子上寫了什麽我不知道。後來林彪告訴我，周恩來的這個條子是要他表揚一下張春橋。周恩來是一片好心，因為張春橋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隻批判了陳伯達，沒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但是林彪沒有采納周恩來的意見，一句話都沒有講。林彪對張春橋是很有數的。會議一直開了四個小時，到午夜才告結束，把陳伯達鬥了一頓。……
（九屆二中）全會閉幕的當天晚上，林彪帶著葉群去了江青那裏。這次我們打了大敗仗，對林彪來說，這是包括戰爭時期以來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裏是要緩和一下氣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體，林彪也告訴江青：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養養身體……。這些都是表麵應付，實際上林彪和江青關係早已經破裂了。回來以後林彪又要葉群帶著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到江青那裏去。這次來廬山後，我們這是第一次進江青的門。江青住的是廬山上最好的房子，原來是蔣介石住過的。這座別墅前麵的階梯較高，上去比較吃力，何況當時我們幾個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進門後，江青板起一副麵孔來同我們握手，一見麵就說：“你們不聽我的話，所以犯了錯誤。”
當時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過我沒有說話。我們在來之前統一了思想，這次來隻聽不說。葉群還特意囑咐我們不要說話，所以，我們隻是聽江青一個人訓話。後來，江青又追問我們：“你們向主席告過我什麽狀？”這話我一聽就明白了，肯定是說上次她在的釣魚台找我們談話以後，我們到毛澤東那裏告她的那件事。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別人是不會傳這個話的。一方麵毛主席要我們一定不要告訴江青，另一麵自己又向江青通風報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為什麽要這樣做！這一下我們隻有裝聾作啞，一言不發。
江青又說：“你們不聽老娘的話，吃虧了吧！要是早聽了我的話，就不會犯錯誤了。”在江青說這話的時候，我看見黃永勝和李作鵬兩個人雖然沒說一句話；可眼睛都鼓起來丁。為了緩和一下空氣，我說：“我這次犯了錯誤，對不起江青同誌。”
我作了檢討，大家作啞吧，就是江青一個人說話：“你們今後要接受教訓。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你們也許還要檢討。今後要多同我聯係，怎麽樣？”我還想說幾句，但黃永勝拉著我，不讓我說。這樣，我們沒有人表態，待了半個小時，就出來了。
回去的路上，黃永勝對我說：“這個時候你還說什麽，反正以後夠我們受的了，還不知道要檢討多少回呢！”李作鵬也說：“從此以後沒有完，一直到打倒為止。”這話讓李作鵬說中了。……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十九年後，我才有機會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後給我們定性的文件，說是我們進行地下活動，製造謠言，欺騙同誌，向黨發動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進攻，妄圖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黨中央奪權，其性質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變。這個結論未免太“高抬”我們了。我想這些應該是康生、江青、張春橋給我們下的“結論”。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以後，對我們的說法又改變了，說這次廬山會議是林彪、我們和康生、江青一夥相互勾結的“狗咬狗”的鬥爭。這樣，到目前為止，對廬山會議下結論都是為了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都未能客觀地反映真實情況。
實實在在地說，我們的動機既不是反黨，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對“九大”路線，我們當時的矛頭是對著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的。林彪一再說過，對康生不能點名，所以我們隻是想轟一轟張春橋、姚文元而已。所謂“天才論，”“設國家主席”之爭也是對著張春橋、姚文元來的，而決不是對著毛主席的。
我個人的感覺，林彪當時對毛主席是沒有“二心”的。不過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說張春橋、姚文元了。還不僅僅是林彪，我們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個人之間也有許多恩怨。在對待“文化革命”的問題上，當時中央政治局裏我們之間產生了一係列的嚴重分歧。從“九大”前後開始，在對待穩定全國和軍隊秩序的問題上；在繼續“抓革命”還是“促生產”的問題上；在對待文化藝術中是“樣板戲”一統天下還是“百花齊放”問題上；對待老幹部和造反派的問題上等等，分歧日益公開和加劇。
而這一切，當時周恩來和汪東興他們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問題我們都是及時向周恩來匯報，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讚成和支持我們的。因為周恩來掌握全盤工作，許多問題上無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他經常借重和依賴於我們去開展工作。因此，我們當時和周恩來之間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係列的問題上公開支持了我們而批評了江青。還有汪東興不斷地給我們打氣吹風，我們都以為這是毛主席的聲音，一些表麵上的假象造成了我們的一種錯覺。這正是我們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現。當然這裏也有個人恩怨，因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從“九大”以後就逐漸地把矛頭指向了林彪，但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堅決站在林彪一邊的，這也是在廬山會議上爆發激烈鬥爭的一個焦點。
我們當時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竟然會在最關鍵的時刻站在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邊。
現在想起來，毛澤東在廬山上搞我們，這裏麵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於“文革”的衝擊，所有的地方政權基本上癱瘓了。毛澤東決定軍隊以“三支兩軍”的形式，接管了各級地方政權。毛澤東靠軍隊穩定了全國秩序，從而使軍隊在國家事務中起了一種特殊重要的作用。這種情況是當時客觀條件造成的，當時如果沒有軍隊的介入，很難設想國家將是一種怎樣的情況。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占了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占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一番講話，整個全會一哄而起，連毛澤東都說這是“有黨以來從來沒有過。”毛主席數次說：“陳伯達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來。”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據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進言說：軍隊現在的勢力太大了，這樣下去是一個威脅……。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決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鏟除”的原因。下山以後毛主席步步緊逼也是由此而來。現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決地保衛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鬥爭，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決不會放過我們的。
毛澤東南巡
正當我們如墮五裏霧裏，認為：廬山會議的問題已經完了，全黨可以團結起來，為實現“九大”的任務而奮鬥的時候，毛主席又開始了南巡。這次南巡，是毛主席許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曆次毛澤東外出，我們都不了解情況。毛澤東的行蹤隻有周恩來一個人掌握，這是組織紀律。但是，毛澤東每次外出，都要派專機給他送文件、送東西、接送客人。這些派專機的事情，有時候是周恩來通知我，有時候是汪東興直接打電話要我辦理，所以毛澤東的行蹤我是知道一些的。這一次，毛主席在武漢等地不斷地派飛機接送幾個省、市的領導，這些情況我也是知道的。隻是我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是在搞串連，是在針對我們采取措施。他同當地領導人的談話的內容，對我們，包括林彪，都實行了極為嚴密的封鎖。……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在濟南保外就醫以後，才從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澤東這次南巡的情況和與人談話的內容。……
當我在事情發生十餘年後，看到他這些談話時，心情很不平靜。幾十年來，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光輝的形象，我始終認為，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我對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義的化身。遇到任何問題，都要想是不是忠於毛主席。但是看了這樣一個講話，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話來說：毛主席言行不一。
第一、毛澤東明明親口對我們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可到了下麵又說：“黃、吳、李、邱倒了你們怎麽辦？”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上，經毛澤東親自批準，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我們的“錯誤”作了結論。從那以後，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可他跑到下麵又說：“現在不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第三、明明我在廬山會議以後三次要求見毛澤東，都被他拒絕了，不見我。不僅是我，就連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見毛澤東也沒能見到。可到了下麵他卻說什麽“他們不來找我，我還是要去找他們……。”
第四，毛澤東經常親自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他自己有意見當麵不講，或者是隻講好聽的，卻跑到下麵去煽風點火，還一再對我們封鎖消息，不準參加談話的人把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他有意見可以擺到當麵來談嘛！他自己老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他自己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
看過毛澤東的這個“南巡談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這些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毛澤東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記得在毛澤東南巡前，他曾通過中央辦公廳，給每個政治局委員發了本名叫《何典》的書，這本書隻是薄薄的一本。當時我看了以後，隻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因為其中有幾句話特別耐人尋味。書中說：“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我曾覺得，這可能是指林彪，但當時又不敢多想，因為從紅軍長征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林彪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從未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誰能想到，毛澤東這麽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讓人寒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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