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清沉浮錄

李意根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縣人，建國後曾任軍委裝甲兵司令部幹部部部長、政治部主任、第26軍政委、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江西省委書記、江西革委會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係列重大事件的見證人：鄧小平、陳雲等被“流放”江西時，他正任江西省革委會主任，與鄧、陳有過來往；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他曾斡旋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澤東報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賊船”受到審查和逮捕，而後又被免於起訴，在孤獨和落寞中度過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訃告寥寥數語無評價。
　　
　　從“紅小鬼”到高級將領
　　
　　程世清幼時由於家庭貧寒，隻上過兩年私塾。1928年6月，工農革命軍第7軍(後改為紅11軍31師)在他的家鄉河南新縣柴山堡開辟革命根據地。 1929年他剛滿11歲時，就參加了紅軍隊伍，被編入光山縣獨立團當傳令兵。年輕的程世清頗有文藝天賦，能吹笛、吹簫，拉二胡、拉手風琴等，也能表演快板、活報劇等。1931年10月，他被編入紅25軍73師267團宣傳隊任宣傳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被提升為宣傳隊分隊長。後參加了雙柳樹、潑皮河、英山、固始等戰鬥。
　　1932年夏，國民黨向鄂豫皖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圍剿”，紅四方麵軍在反“圍剿”鬥爭中失利轉移外線西征。根據規定，年齡太小的兒童團和傷病員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於是程世清便被疏散回家。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省紅安縣檀樹崗召開了軍事會議，決定重新組建紅25軍。聽到消息後，程世清便來到檀樹崗投奔。師長徐海東看他機靈，留在了身邊。就這樣，程世清歸隊的第一天就和人稱“徐老虎”的徐海東結了緣，成了徐海東身邊的小馬夫。不久程世清的文藝才華逐漸顯露出來，徐海東便把他安排到軍政治部宣傳隊任宣傳員、分隊長。在這期間，他和寫標語的宣傳科科長、後來成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成了患難與共的戰友。
　　1934年11月，他隨紅紅25軍主力北上長征，翌年初到達陝南並創建鄂豫陝革命根據地。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長征到達陝北後，紅25軍、26軍、27軍合編為紅15軍團，程調任78師政治部宣傳隊隊長。1936年夏，參加了東渡黃河搶占離石戰鬥。
　　抗日戰爭開始後，程世清任八路軍115師688旅687團宣傳幹事，參加了平型關戰鬥。翌年夏，升任旅政治青年股長。1939年後，先後任688旅獨立團1營教導員，冀魯豫支隊2大隊宣傳股長、政治處副主任，新四軍3師8旅23、24團政治處主任，轉戰在蘇北、淮安等地。1943年2月，程世清與新四軍3師彭雄、田守堯等11名團以上幹部赴延安學習。行船到小沙東時被日軍發現，日軍的巡邏艇立即靠了上來，日軍小隊長帶著翻譯官登船檢查。化裝成船老大的程世清將剛跨上船的敵人推入水中，並迅速將藏在袖子裏的手榴彈投向甲板上的敵人，炸死炸傷多名日軍。戰鬥中，程世清作戰十分勇敢，是幸存的5名團以上幹部之一（1955年授銜時1人被授予中將、4人被授予少將）。同年11月，程世清等一行人曆經艱難來到延安，進入中央黨校學習。
　　1945年8月，日軍投降後，程世清奔赴東北，奉命組成長白支隊，負責接管長春到白城子一線的安廣、大來、前郭旗、扶餘和農安等縣偽滿政權，組建了一支2000餘人的武裝部隊，至1946年8月部隊發展到一個建製團，程世清任團長兼政委。以後曆任黑龍江軍區慶安第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西滿軍區獨立師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戰軍132師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參加了四平、遼沈、平津、廣州等戰役和佛山、英德、韶關等地區剿匪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程世清任軍委裝甲兵幹部部副部長、部長，裝甲兵政治部主任。1963年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6軍政治委員。
　　
　　誣告許光達大將,進入林彪的視野
　　
　　程世清在任裝甲兵政治部主任期間，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為涉及到他的頂頭上司、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
　　原來1963年夏，公安部給裝甲兵政治部發出一份絕密通報，內容是許光達之子與蘇聯駐華大使館人員有往來之事，程世清按照組織程序將這份通報的內容報告給了中央軍委負責人賀龍、羅瑞卿（林彪此時因病請了長假休息）。不久，程世清調任濟南軍區26軍政委，離開了裝甲兵。然而世事難料，文革還未開始，羅瑞卿就被打倒（1965年底），林彪重新主持軍委工作。1966年8月，程世清前往青島參加濟南軍區黨委擴大會，會上傳達了中央軍委文件，號召給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提意見。濟南軍區首長指名讓程世清提意見，曾為軍委裝甲兵政治部主任的程世清便與濟南軍區裝甲兵政委羅通一道上書給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和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舊事重提，揭發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與蘇聯人員交往密切及仿效蘇聯實行一長製事，稱許光達“與蘇修有勾搭，有聯係，有裏通外國之嫌疑”，“時機一成熟他就會出來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締造的人民江山變成修正主義江山”。根據當時規定，凡寫給軍委首長的信，均應抄送林辦。這樣，林彪處也就有了程世清和羅通聯名信的抄件。
　　客觀地說，程世清第一次報告是出於組織程序，也是他的責任所在；而第二次舊事重提，還斷定許光達會將“人民江山變成修正主義江山”，則有投機、誇大和捕風捉影之嫌，事實上給許光達帶來了巨大的傷害。
　　
　　據劉秉榮著的《賀龍姐弟》記載：1966年9月8日，林彪在軍委常委會議上，誣陷賀龍“要奪取政權”，說“賀龍想利用許光達控製總參”。以林彪的“指示”為依據，1967年3月6日，裝甲兵機關開始著手組織批鬥許光達。5月11日，裝甲兵向“全軍文革”報告：“請示審批將許光達、張文舟作為重點批判鬥爭對象。”7月5日，成立“鬥許、張專案組”。8月，在“中央文革”一次碰頭會上，康生提出對許光達有懷疑，葉群當即說：“程世清給林彪寫了一份檢舉許光達的材料（即程世清、羅通1966年8月寫給軍委的檢舉信），林彪很賞識。”根據葉群的說辭，8月12日，許光達被隔離關押審查，後來慘遭迫害致死。
　　可以肯定的是，程世清因這封信得到了林彪的賞識，從此開始進入了林彪的視野，開始了他後來廣受詬病的“輝煌人生”。然而，許光達事件也是程世清後來獲罪的最主要依據。文革後期程世清被捕，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發出的（82）軍檢免字第7號《免予起訴決定書》指出：“被告人程世清，誣陷許光達同誌，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已構成誣告陷害罪。鑒於被告人程世清犯罪情節較輕，根據《刑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決定免予起訴，予以釋放。如果不服本決定，可以在七日內向本院申訴。”
　　接到《決定書》以後，程世清沒有提請上訴，當即被釋放。
　　
　　江西“支左”：平息武鬥、恐怖“三查”、辦汽車廠
　　
　　文革開始後，江西的造反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1967年1月26日，在“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員會”頭目萬裏浪、塗烈的策動和挑撥下，各造反派組織嚴重對立，武鬥事件不斷發生。同年4月，在萬裏浪一夥策動下，數百人強行衝擊江西省軍區，搶走省軍區黨委會議記錄本、軍用地圖和大批機密文件，14個軍管單位的軍代表被趕走。6月1日，造反派將受周恩來的委派來到江西“三支兩軍”的福州軍區第二政委劉培善綁架，強行押到北京批鬥。6月29日淩晨起，萬裏浪一夥先後奪了工廠民兵的槍，奪了軍分區哨兵的槍，奪了人武部的槍，奪了軍區政治部的槍，奪了警衛團的槍……從此，全省各地奪槍不止，共有8.5萬支槍、子彈1524萬發被搶。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緊急調時任濟南軍區26軍政委的程世清帶領26軍76師和坦克團到江西製止“武鬥”。當時的決定是這樣說的：一、江西省軍區及部分軍分區的某些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支持了保守派，鎮壓了革命派。為此，中央決定改組江西軍區，任命程世清為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楊棟梁為江西省軍區司令員，並調溫道宏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省軍區司令員吳瑞山等應對所犯錯誤作認真的檢查。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支左部隊正陸續進駐江西各地，中央號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進駐江西的支左部隊。軍區及軍分區廣大指戰員，要主動地同進駐江西的兄弟部隊緊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壞人挑動宗派情緒，挑動部隊之間的鬥爭、製造事件的陰謀。三、中央決定成立以程世清為主要負責人的“三結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四、鬥爭的大方向是把矛頭對準中國的赫魯曉夫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對準省內方誌純等走資派。
　　由上可見，當時的江西非常混亂，各類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支彈藥，省軍區軍隊幹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兩派爭鬥之中，局麵基本已經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謂是“臨危授命”。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極大的挑戰。8月23日，撫州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流血事件。這一事件以後被毛澤東、周恩來定性為“軍事叛亂”。當時，程世清等人派26軍76師部分部隊組成“支左”解放軍宣傳隊進駐撫州，目的是收繳被搶去的槍支彈藥。
　　誰知撫州軍分區負責人夏紹林拒絕“支左”部隊進入撫州，竟指揮軍分區部分軍人和基幹民兵武裝伏擊了“支左”部隊，當場打死5人，打傷57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隊表現出來極大的克製，沒有反擊。程世清請示周恩來後，又派飛機去散發《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的傳單，撫州軍分區的軍人竟向飛機開火，居然將飛機的機身打了兩個洞。受到撫州軍分區負責人夏紹林支持的一派群眾組織還公開宣布他們控製了臨川、金溪、資溪、南城、南豐、黎川、宜黃、崇仁、樂安等9個縣，不經允許任何部隊不準進入。
　　麵對這樣的局麵，程世清沒有以“武力”強行開進，而是專門把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上的批示“此件看過照辦”當做“最高指示”，通過各種渠道向撫州地區宣傳。撫州軍分區政委王玉義在聽到毛澤東的批示後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過去自己受騙了，在緊急關頭堅決反對再向“支左”部隊開槍。王玉義站出來後，撫州地區對抗“支左”部隊的的力量開始分崩離析。王玉義的這個行動後來得到毛澤東的專門表揚。
　　程世清對對抗“支左”部隊的群眾組織沒有報複，而且還注意了“一碗水端平”。從1967年9月開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聯合籌委會）要大舉報複，從南昌去贛州串聯的5個“造反派”頭頭，煽動贛州造反派抓捕了一批各單位的“保守派”（聯絡總站）頭頭遊街，並竟然當場槍斃了一個廠的武裝部長，聲言還要槍斃一大批。如何處理這5個“造反派”頭頭，當時贛州“支左”部隊有些畏難情緒，害怕背上打擊“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則毫不手軟，他說：“這有什麽可怕的呢?他們(指殺人的造反派頭頭)就像紙老虎，你軟他就硬，你硬他就軟。……我命令立即把那幾個槍斃人的造反派頭頭拘留起來，不得有誤。”程世清這樣的做法在當時是得人心的。
　　從8月到10月的兩個月內，江西“支左”部隊在程世清領導下，收繳上來了5萬多條槍，初步穩定住了江西的局勢。
　　9月17日，毛澤東接見江西省革委會籌備小組成員時，對程世清領導的支左工作進行了表揚。不久，中央文革小組也發來賀電：“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五個省和一個市回到北京後，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傳達江西問題時，說江西搞得很好，應該表揚。”
　　然而，程世清這樣理智穩妥的做法並沒有維持多久。時間進入到1968年，程世清已經在江西站穩了腳跟，開始以“階級鬥爭”開路，實行“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上演了一段極為恐怖的“大屠殺”。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開了省革委三次全會。會議決定，在全省開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大搞階級鬥爭，掀起一個新的對敵鬥爭的高潮。此次會議結束後，各地迅速行動，立即掀起“三查”運動的高潮。在這一背景下，江西出現了濫捕濫殺的“大屠殺”局麵。據不完全統計，開展“三查”運動才一兩個星期，全省“自殺”的人數就超過5000人。有的自殺場麵極為慘烈：一個鬥爭對象被鬥得走投無路，就在辦公室的走廊裏，拿菜刀將自己的腹部剖開，而後將腸子掏出來，用剪刀一節節地剪斷，邊剪邊喊：“請大家看看，我的心腸到底是紅的還是黑的？”圍觀的人都被驚呆了，沒有一個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殺者在把腸子剪了十來節，在走廊裏走了十來步以後，終於倒下了……
　　江西開展“三查”運動的影響，還波及到了國外。1968年9月7日下午，中國駐剛果(布)大使館給外交部去電：駐在江西的水電部×工程局派有一個工程隊幫助剛果(布)建設一水電站。最近，這個工程隊不少人(大部分是技術人員，也有工人)到大使館反映，國內親屬來信說他們被群眾揭發有嚴重問題，有的是曆史問題，有的是現行反革命，已沒有資格援外，要他們自動申請回國，接受群眾審查，否則從嚴處理。中國駐剛果(布)使館人員說，剛果(布)與剛果(金)(即現在的紮伊爾共和國)隻相隔一條剛果河，遊泳就可以過去。而剛果(金)與台灣建立了外交關係。如果問題處理不好，當事人隨時可能遊過剛果河，到東部的剛果 (金)申請避難。外交部把情況報告周恩來總理，周恩來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調查處理。後將該工程局革委會的全體成員集中到南昌辦學習班，才將這個問題解決。
　　
　　更恐怖的事情出現了，瑞金縣發明了一個新名詞：“民辦槍斃”，就是把殺人的權力下放到大隊幹部一級。9月22日，瑞金縣召開了各公社專案組長會議，強調深入開展“三查”，大反右傾，學習全國其他一些地方的“經驗”，權力下放，搞“民辦槍斃”，拿出成績來向國慶節獻禮。會議結束後，23日上午，律陽公社就殺了7個人。殺戒一開，公社、大隊幹部可以隨便殺人，他們想殺誰就殺誰，不要立案，不要證據，不要審批。如此一來，瑞金縣各公社僅從9月23日起至10 月7日，就殺了177人，年齡最大的70歲，最小的隻有11歲。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農的子女，50多人是貧下中農出身，其他都是所謂“四類分子”。他們都是以“現行反革命”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被殺的。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殺死後，推到懸崖下，連屍體都找不到。以後根據可靠統計，各地開展“民辦槍斃”以來，僅興國縣就殺了270多人，瑞金縣殺死了300多人，於都縣殺了500 多人。
　　直到此時，程世清感到局麵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亂殺人。程世清對江西“三查”運動中的恐怖罪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程世清在搞階級鬥爭的同時，還大抓了工業戰線的突破，產品要創新，要出新玩意兒。當時出於備戰的需要，程世清把突破口選在汽車工業上。
　　1967年、1968年時，程世清將江西汽車配件廠改名為井岡山汽車廠，生產的汽車仿製蘇聯嘎斯。1968年，這個廠做了500輛井岡山牌汽車，程世清對這件事大力宣揚。1969年《紅旗》雜誌上曾有篇文章，刊登在非常顯要的位置，大標題是《一個小廠一年也能幹出500輛井岡山汽車》，引起了全國震動。由於當時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代表的是黨中央聲音。

　　主管汽車工業的一機部壓力非常大，上麵問：“你們抓經濟怎麽抓的？搞了半天也搞不出名堂來，人家程世清一搞就是500輛。對這樣的汽車廠，你們要重點支持啊。”於是，時任一機部汽車局副局長的胡亮帶了一隊人到江西省考查。江西省領導帶他們把所有汽車廠都看了一遍，江西省除了井岡山汽車製造廠外，還有5 個重點，都是程世清親自命名，用的是井岡山的五大哨口，如撫州的黃洋界汽車製造廠、新界縣的桐木嶺汽車製造廠，還有雙馬石汽車廠等。這些汽車廠都需要國家投資。實際上所產汽車質量並不好，到處拋錨。
　　胡亮考察後覺得行不通，認為相對於另外5家地市汽車廠而言，還算井岡山汽車廠條件較好，如果集中到一家，中央應該能給予支持和投資。因此，他們就跟江西省機械廳和井岡山汽車廠商量，想重點扶持井岡山。但機械廳不敢做主，因為程世清要“遍地開花”。
　　考察組的意見還沒來得及跟程世清溝通，井岡山汽車廠的負責人就秘密向程世清匯報：“胡亮那個工作組來考察，他們反對遍地開花，反對我們五大哨口的其他廠，說要搞隻能搞井岡山汽車廠。”
　　程世清大發雷霆。後來胡亮一行見到他時，他大拍桌子，把胡亮等人大罵一通：“我不要你們的臭錢，你們給我回去！”他根本就不聽胡亮的匯報。
　　
　　緊跟林彪，“改造”井岡山曆史
　　
　　程世清與林彪關係到底如何，這是很難說清楚的：他一方麵對林彪大捧特捧，另一方麵又和林彪毅然決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在一段時間內，程世清是緊跟林彪的。
　　程世清原是林彪四野的老部下，但是由於當時程世清並不是一個高級軍官，林彪是否熟悉他不得而知。兩人關係被廣為人知，始於1967年七八月間《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長文——《親切的關懷，光輝的榜樣——記程世清同誌到林副主席家裏作客》，據傳這篇文章是程世清自己寫的。文中極力吹捧林彪艱苦樸素、平易近人，給林彪、也給程世清臉上貼金。此文發表後，國內許多報刊紛紛轉載。如果說程世清第二次揭發許光達才被林彪注意的話，那麽這篇文章就使程世清和林彪的關係公開化，程在人們心目中成為林彪線上的紅人。
　　1968年，為了突出林彪，程世清下大力進行井岡山形象改造。當年春，根據他關於“位置不能一個個去擺，不能平分秋色，曆史得為現實服務”的指示，由福州、長沙、南昌、洛陽等地軍事院校的黨史教員們搞出了井岡山博物館新的陳列方案。在新方案裏，“井岡山革命鬥爭博物館”更名為“毛主席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紀念館”；陳列的指導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澤東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統帥；陳列的內容由過去的以曆史為線索，改為專題組合：黨的建設，軍隊建設，根據地建設……貫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於是，“八七會議”的轉折意義不提了，南昌起義的巨大功績抹煞了，有關紅 5軍的內容全部撤銷了……
　　紀念館裏有一張1929年1月紅4軍關於向贛南閩西進軍的布告，落款處署有“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如何處理掉“軍長朱德”這4個字，被列為幾個重大疑難問題之一，提交紀念館領導小組會上商議。有人提出將這4個字折掉，然後翻拍成照片展出，因過於露骨未被采納；有人建議用香火燒去，隻要動作徐緩、細致，燒出來的小洞，頗像被蟲子蛀出來的。此建議立即引起與會者的興趣，有人補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燒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觀眾的過分好奇，造成一種整張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實感。領導小組決定采用此種“技術處理”後，向程世清匯報，他當即表態：“這樣處理好！”朱德的扁擔，實物被撤走了，換成一幅油畫，挑糧的毛澤東、林彪在黃洋界的那棵槲樹下小憩。由此，“林彪偷走了朱老總的扁擔”成為笑談。
　　油畫《井岡會師》，是紀念館陳列的十餘幅大型油畫之一，由於其現實意義，更被擺放在異常突出的位置：遠景是青蔥的峰巒，歡騰的河水，盛開的杜鵑，悠悠的白雲。兩支部隊在擁抱，歡呼……近景是在一麵閃動陽光的紅4軍軍旗下，走來身穿一身藍布軍裝、風華正茂的毛澤東，稍後是眉清目秀、神情謙恭的林彪。據說，一次中央軍委常委在京西賓館開碰頭會，會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來幾張這幅印製好的油畫。老帥們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著，像看一幅華君武或是丁聰的漫畫，一個個不約而同地笑出聲來。陳毅則突然站了起來，將畫往地板上一摜，“這算啥子井岡山會師？分明是紅衛兵會師嘛！”江青氣得扭頭就走。
　　程世清還下令將茨坪紀念館（即後來的井岡山烈士陵園）大門兩邊改裝成火炬燈，並在黃洋界上立起了高達20餘米的火炬亭，亭頂有一個耗資數萬元的大火炬，外殼是紅色有機玻璃，內以鋼片支撐，下麵是一個六角亭。南山山頭也被削平，修整為有幾個籃球場麵積大的航船形狀，船頭位置，準備建一座毛澤東與林彪並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計劃在九一三事件後作罷），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4個火炬亭，周圍的欄杆花紋也由無數的小火炬組成，象征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1968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羅浮棋羅坳的牌樓，上麵有1962年3月朱德上井岡山時的題詞——“天下第一山”。炸毀的還有“黃洋界保衛戰勝利紀念碑”，這11個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專程去北京請朱老總題寫的。
　　與此同時，山上、山下發動幹部、群眾進行“獻忠”勞動。在林彪上山前的8個月裏，整個井岡山成了一塊大工地，開山聲，引擎聲，攪拌機聲，敲石子聲，不絕於耳，通宵達旦。
　　1969年9月，林彪偕同葉群、吳法憲、林立果等人來到井岡山，在茨坪費去半個小時參觀完紀念館後，林彪對程世清說：“這個館裏的陳列是全國第一流的。”
　　來到黃洋界上，林彪先在火炬亭外麵徜徉良久，又在裏麵仔細地看了一遍，一連說著“好，好，好！”不知是舊地生情，還是稱道這個造形別致的建築物。當林彪走進火炬亭的休息室，程世清忙趨身上前，躬身說：“請林副主席為黃洋界題字。”
　　林彪頷首而笑，走到早已鋪好宣紙的桌前，提筆寫下了“黃洋界”3個字。
　　這時，葉群在亭子外照完相，走了進來。程世清不失時機地說：“林副主席題了字，請葉主任也題個詞。”葉群一聽，眉開眼笑，吩咐工作人員拿來一本《毛澤東詩詞》翻了翻，想了一下，提筆抄了半闋《西江月·井岡山》：“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誌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林彪一行下井岡山不久，黃洋界上樹起了新的紀念碑，正麵即是林彪題寫的“黃洋界”3字，背麵則是葉群書寫的半闋《西江月·井岡山》。
　　從此，坊間又有議論：“林彪偷了朱德的扁擔，又偷了黃洋界。”
　　
　　與下放到江西的鄧小平、陳雲的關係
　　
　　1969年林彪關於緊急疏散的“一號命令”發布後，鄧小平、陳雲、王震被下放到江西。在鄧小平、陳雲二人的傳記或講話中都提到過程世清，而《王震傳》中則沒有涉及。
　　鄧小平到江西之前，周恩來親自打電話到江西省革委會，說鄧小平夫婦馬上要疏散到江西。接電話的是江西省革委會辦公室主任程惠遠，周恩來特意交代說： “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說過嗎，鄧小平的問題和別人不同，他下去是到農村鍛煉。當然，這些人（還有陳雲和王震）也不能當全勞力使，也是60多的人了，身體也不好，收房費也要照顧一點……我最後還要強調一下，這些首長下去，你們要多幫助，要有人照顧他們。你報告程世清同誌之後，馬上研究出一個具體意見。”
　　接到周恩來電話後，程惠遠片刻不敢耽擱，趕緊連夜驅車350多公裏，向在婺源的程世清匯報。知道是周恩來的交代後，程世清說：“我堅決擁護中央的這一英明決定，堅決貫徹落實總理指示，歡迎陳雲、王震同誌及鄧小平夫婦來江西蹲點、勞動。他們什麽時候來都可以，來了之後先安排在濱江招待所（省委招待所），然後將鄧小平夫婦安置到贛州去。至於陳雲、王震到什麽地方，可同他們倆作具體商量後再定。不管他們住在哪兒，我們都負責裝上暖氣……我們一定保證他們人身安全，不準造反派和紅衛兵衝擊揪鬥他們。但有兩個問題要請示一下中央，一、鄧小平夫婦來後，他們住在一起是否合適？二、陳雲、王震來江西，我們想派人去北京接他們是否可以？”

　10月19日，周恩來接到江西省革委會電話時，原則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對鄧小平的安排，認為去贛州不合適，說：“那裏離南昌市太遠，是山區，交通又不方便，條件很差。他已經是六十幾歲的老年人了，得個病怎麽辦？我的意見應該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於照顧。最好讓他們夫婦住一棟兩層小樓，樓上他們夫婦住，樓下是工作人員住。當然了，最好是獨房獨院，還能在院裏做些活動，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見轉告程世清政委。”
　　根據周恩來指示，程世清將鄧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縣的原福州軍區南昌步兵學校校長的住所（人稱“將軍樓”），並安排鄧小平夫婦到離此處23華裏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
　　據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回憶：鄧小平到南昌步校後不久，程世清便代表江西省革委會、江西省軍區前來看望。對於鄧小平，程世清雖然沒有當麵嚴厲地斥責這個 “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是卻擺出了一副盛氣淩人的架勢。一次，程世清連稱呼都沒有地對鄧小平說：“你來江西七八個月了，有什麽體會呀？”鄧小平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昨天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寫了一封信，請他轉交毛主席。我的情況全在信裏講了。”程世清自討沒趣兒，便調轉話題，大談特談文革後江西“飛躍的變化”，以及他在江西的“政績”。但是自始至終，鄧小平一言不發。談完了自己的功績，程世清又問：“你還有什麽要求，我可以幫助你。”鄧小平還是剛才那句話。程世清又羞又惱，尷尬地對陳昌奉說：“那我們走吧。”整個見麵過程，還不到10分鍾。程世清離開時，和他一起來的陳昌奉看見門口有站崗的，便指示：“門口不要站崗了，改坐崗。”以後，院外的一個班，隻在暗處負責監管，明眼看不見了。
　　在江西省革委會的指示下，鄧小平參加勞動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的黨總支書記兼革委會主任的羅朋要求：確保鄧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新建縣委也作出了周密的安排：嚴格規定任何組織、個人不準幹擾這個廠，縣有關部門見到有黃文華（江西省革委會派出“明保暗監”的鄧小平的管理秘書）落款的條子，需要什麽就立即給什麽。由於采取了比較周密的“保護”措施，鄧小平自己除了一次在勞動中暈倒外，沒有受到任何衝擊，基本上實現了程世清對周恩來的承諾——“我們一定保證他們人身安全，不準造反派和紅衛兵衝擊揪鬥他們”。
　　在這一時期，鄧小平的幾個子女至少是在程世清的默許下，進入了江西的高校就讀，成為大學生。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雲是另一個下放到江西的中央級領導。
　　初到江西，根據程世清的指示，陳雲被安排到了省委招待所——濱江賓館三號樓。這是一座園林式賓館，毛澤東來到南昌時，總是住在這裏。後來陳雲自己要求遷出，住到了南昌市南郊青雲譜的省軍區幹休所。
　　由於陳雲和鄧小平的情況不同，是屬於疏散的中央領導，而不在被“打倒”之列，因此，程世清對陳雲還是比較尊敬的。鄧小平、陳雲來到南昌後，程世清先見了陳雲。不知是出於表功還是表態，程世清見到陳雲後，就開始大吹特吹起來，說：要在江西掀起一個大躍進和工業革命，讓江西這個工業基礎較差的省份一年生產六七萬輛汽車，還要做到每年上繳國家100億斤糧食；並說陳雲領導中央經濟工作時的1963、1964年發展速度太慢。
　　不過，在程世清眼裏，陳雲畢竟是來此“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因此除了禮節上的尊敬外，並沒有特別熱情的交往，有一次遇到了還避而不見。那是1969年 11月13日，陳雲到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16日，程世清為了某種武器的製造和生產到該廠視察金工車間。很巧，陳雲也正在金工車間。廠領導請示程世清見還是不見陳雲，程世清很幹脆地表示不見。於是，廠領導趕緊派人把工作人員喊來，要他設法使陳雲“暫避”程世清。工作人員很為難，無奈之下，請陳雲上樓休息，領進一個小房間。這時，程世清才走進了金工車間……
　　程世清在江西的所作所為，給主管經濟的陳雲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1970年，程世清在江西農村推行“八字頭上一口塘，兩邊開渠在山旁，中間一條機耕道，新村建在山坡上”的所謂“新村圖”。該政策的具體做法是：在“八”字形的山穀上端，建一個小水庫—“一口塘”，用於蓄水，“一口塘”的下邊，是按照大寨的標準一層層的修建梯田，在山坡上蓋起了一些簡易農舍，強行把一些農民搬遷到那裏，而後就是等待上級的“檢查驗收”。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圖行事，要把農房全部搬遷上山。然而，倉促建起來的“一口塘”工程質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於蓄水過多排泄不及導致垮堤，數萬勞力大幹30天“旱澇保收”的“梯田”還有新農舍被洪水衝了個精光，農民又回到了他們祖居的地方……陳雲從《江西日報》看到這一消息後，就批評說：“程世清呀程世清，看你將來怎樣向江西人民交代。”
　　1979年，陳雲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再次批評了程世清：“‘文化大革命’中的軍管時期，將軍們管經濟，有些人經驗少，膽子大。像程世清，全國那時年產六七萬輛汽車，他說江西也要搞六七萬輛，哪有那麽多鋼板？全國進口糧食的任務，他要江西包下來。過去，江西長時期每年隻上繳15億斤糧食。那時，全國每年進口糧食107億斤，江西全年隻產197億斤稻穀，折合133億斤大米。他把全國進口糧食都包下來，江西老百姓隻剩下90億斤稻穀，那還不造反？這些人膽子大，他們說搞什麽就搞什麽。”
　　
　　廬山會議——毛澤東語“炸平廬山”及林彪的變卦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九屆二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55人，候補中央委員100人。為了確保此次會議的安全，程世清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還是出了紕漏，引出了當代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為做好大會安全保衛和接待服務工作，成立接待委員會，由程世清、楊棟梁、文道宏、陳昌奉、馬誌勇組成。下設6個組，交通組、警衛組、物資組、秘書組、醫療組、通信組。
　　根據程世清要求，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時，一般提前兩個小時戒嚴，並在45分鍾前派出一輛檢查車，巡邏檢查哨位，實行單線行車。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上下山時分段戒嚴，實行半單線行車。毛澤東上山時，從九江火車站到威家一線全長20多公裏，定了350個哨位，布上406名戰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100 個哨位，布上200名戰士。此外，為加強上山車輛和人員的控製，上山汽車一律由交通組發放統一通行證。山下人員確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賓館由九江地區保衛部開具證明，方可到車站購票上山。由南昌運往大會的物資，指定運到威家，然後由物資組派生活專用車到威家轉運上山。凡家庭、社會關係和個人曆史複雜的人員，統統舉家遷往山下安置，牯嶺東穀機關單位和居民全部搬遷到西穀，定點、定時、定人設立哨卡，確保大會絕對安全。
　　對於程世清這一親自設計並監工、幾乎一隻野兔也溜不過去的無形巨網，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卻看出了一個天大的漏洞。
　　廬山會議前幾天，汪東興到廬山，看到安排給毛澤東的住房上邊，正轟隆隆地炸石頭。汪東興當即問程世清，這是在搞什麽？程世清回答說，在修飛機場。汪東興不解，怎麽能在這裏修飛機場？程世清解釋道：這塊地方大，直升機降落比較安全。汪東興又問：你們在這裏修機場，經過哪裏批準的？程世清說，是軍委批準的。汪東興緊追不舍：什麽時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汪東興馬上到現場去看了一下，飛機場已經快修好了。他告訴程世清，這個機場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麵，會影響主席休息和辦公。程世清問：那怎麽辦?汪東興當時沒有答複。
　　回到杭州後，汪東興將修機場的事報告了暫住在此的毛澤東。毛澤東馬上問道：誰下的命令呀？汪東興說不知道。毛澤東說你打電話問問總理，看他知不知道。周恩來也不知道。汪東興在這頭電話上感歎：這可就麻煩了，你也不知道！
　　周恩來馬上詢問已由廣東調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黃永勝說：因為有些老同誌要上廬山，坐汽車走盤山路身體受不了，坐飛機又快又安全，空軍就準備了幾架直升機。周恩來問，你這麽決定，報告中央了嗎?黃回答，報告了林副主席。於是，周恩來給汪東興回電話，是林副主席批準的。汪東興當即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沒再說什麽，隻是點了一下頭。
　　程世清沒有料到，這個直升機場本是由中央首長專機師師長時念堂和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兩位一起勘察地形後定下的，江西方麵不過是組織施工而已，但經汪東興這一報告，卻在毛澤東心裏刻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作為全會文件，印發與會人員和高級幹部。文章指出，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這個材料，“沒有馬克思的話”，“隻找了恩格斯一句話”，因此，“欺騙了不少同誌”；批評陳伯達和他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從來沒有配合過”，而且這一次“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在9月6日全會的閉幕式上，講到廬山會議的這場鬥爭，毛澤東又提到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澤東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借助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就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
　　次年毛澤東南巡，在長沙時對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等人談話，提到廬山上有人搞突然襲擊時，又再度點到：有幾位大將，起先那麽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忙收回記錄……
　　本打算修建好後由幾架伊爾—14和雲雀直升機來值班的廬山小機場，對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說“炸平廬山”的影響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說出這句話，肯定是受了修建小機場炸山的影響。
　　1970年廬山會議，沒有像希望的那樣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毛澤東和林彪的矛盾開始公開化。
　　作為東道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的壓力非常大。廬山會議最後一天晚上，程世清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主席匯報了有關疑問，特別是他對葉群的一些疑惑：葉群常以為林立果找對象的名義，派人在各大軍區亂竄，實則是與各大軍區拉攏關係。程世清特別向毛澤東講到林立衡在1969年同遊井岡山時告訴他，林彪家裏有三派——林立衡說自己屬於中間派，林立果和葉群是右派，林彪是左派。最後，程世清建議毛澤東留下，到南昌住幾天，再和林彪談談。毛澤東聽後對他說：“林彪啊，還是要保的。”並同意在南昌住下來，找機會和林彪再談談。
　　程世清當晚立即就去了林彪下榻的304別墅。想不到在304別墅先遇見葉群，她正在手忙腳亂指揮著工作人員清理東西。林彪靜靜地坐在自己的臥室裏，看見程世清進來，點點頭。程世清焦急又耿直地對林彪說：“林副主席，廬山問題沒有完，搞不好會涉及黨內一大批人。主席同意在南昌休息休息，江西已經將主席和您住的地方都搞好了，是不是在南昌休息兩天，和主席談一談?”林彪點頭表示同意。程世清立刻把這個情況連夜匯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那好。”
　　可是翌日(9月7日)一清早，秘書就火急報告，林副主席馬上下山，要回北京。程世清帶著夫人劉秋萍趕緊前去，一見到林彪，就問道：“林副主席，什麽事情急著回北京，昨晚不是講好到南昌去休息休息嗎?”葉群聽到說話聲，從隔壁的房間走進來，把門一摔，說：“林副主席要馬上走，不能在南昌停留。”程世清啞口無言，隻好再次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說：“變化這麽快?”
　　上午8點30分，林彪離開廬山。林彪從防彈車中探出頭來，頻頻向人們揮手致意，濃眉肅目，臉白得沒有一點兒血色。後來，程世清一直為當初沒有留住林彪感到惋惜，他對采訪他的人說：“如果那天林彪留下來就好了！”
　　
　　九一三事件前對毛澤東一語驚天：“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和林彪蜜月關係的結束始於九一三事件前夕。
　　1971年8月30日晚9時許，毛澤東南巡從長沙到達南昌，駐八二八招待所。南昌八二八招待所在向塘機場附近，原是空24師師部，後仿照武漢東湖和杭州劉莊的“行宮”而建，環境和設施很好。9月1日晚餐時，汪東興對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說：這兩天，主席休息得很好，這裏的條件不錯，主席要在這裏多住幾天，你們多弄點野兔和斑鳩。程世清等人聽了很高興，隨即作了相應安排。
　　毛澤東這次南巡，意在為最終解決廬山會議問題（實質是林彪問題），繼續做各地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當時毛澤東把南昌作為這次巡視途中的一個節點，召許世友（南京）、韓先楚（福州）趕到南昌，對許、韓、程一起進行談話教育。
　　當天（8月30日）在車上，毛澤東就找程世清等人談了話。會談直指廬山會議問題，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曆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線。在與程世清談話時，毛澤東問他：“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係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趕忙對毛主席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毛澤東並未繼續深問，接著就把話頭轉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澤東的談話極大地觸動了程世清，當晚他徹夜難眠，聯係種種情況，反複思考，決心講清自己的問題，並突發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決定冒死向毛主席報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麵見了汪東興，說：“我有些很重要的問題，要親自報告主席，但怕主席沒有時間，是否先同你談談，而由你轉告主席。”接著便對汪東興談了他自己的問題和對林彪問題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並請汪東興代為向主席報告。汪東興聽後說：“你說的這些，應當親自去向主席講，我不替你轉達。我剛從主席那裏來，他還沒有休息，你現在就可以去。”
　　隨後，程世清即到毛澤東處，向毛澤東講了以下內容：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麽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著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製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遊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製雲雀直升飛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8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隻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麽。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采訪，到過我家裏，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麽把她家裏的事情看得這麽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澤東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朝鮮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
　　程世清講完後，毛澤東說：“程世清呀，你說的這些隻能跟總理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講。”
　　程世清在回憶錄中（秦城監獄中所寫）記述了他匯報完後的心情：“當時我覺得壓在我心裏將近一年之久的大石頭，終於掉下來了，我感到非常的輕鬆和快活。 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當夜我睡得非常好。一個共產黨員總算是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聽了程世清的匯報後，9月1日毛澤東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見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過中飯，大家剛躺下午睡，突然傳來命令，主席現在就要走，立刻啟動警衛和護路等工作。不一會兒，毛澤東在汪東興和程世清的陪同下，從一號樓的內室來到門廳，招招手，登車而去。
　　過去，毛澤東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規律的，保障工作依預案進行，這次卻很反常，突然決定離開南昌，經杭、滬返京。這是為什麽？從邏輯上判斷，應當是9 月2日毛澤東聽了程世清的匯報，對林彪和四員“大將”的問題及動向，作出了新的判斷和決策，必須緊急返京，搶得先機，從容應對。程世清在關鍵時刻，一語驚天，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為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果斷地解決林彪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論，茲人茲事，曆史應當書寫一筆，以示公正。
　　此事還有一些後續情況：
　　1971年11月，周總理在一次為查清洪都機械廠生產的70多架強五飛機疏散問題，打電話給文道宏（江西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政委）說：“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沒有問題，就好了。此事是韓先楚同誌（時為福州軍區司令員，江西省當時歸福州軍區管轄）向我提出來的，我不得不親自過問，望你們理解，不要有什麽壓力。這次解決林彪問題，你們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電話轉告程世清同誌（總理的電話原本是打給程世清的，因程下鄉，經總理同意由文接聽）。”總理說的 “起了作用”，無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澤東的匯報。
　　1972年3—4月，中央為解決江西問題（主要是程世清問題）舉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上，程世清在檢討自己的問題時，講了當時在南昌向毛澤東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懷疑，並說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證。汪東興當即插話說：“這個事是這樣的，你當時是把這些問題對我講了，我可以作證，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轉達，我說我不轉達，你應當直接向主席講，你是不是跟主席講了呢？我不知道，這個我不能作證。”程世清接著說：我講了，當時離開你以後，我就到主席那裏講了。對於程世清講的這些情況，在場的十幾位中央領導及有關人員，都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就連張春橋也沒有吭聲。
　　曾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的張耀祠在《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一書中，也證實了程世清向毛澤東匯報一事。
　　
　　鋃鐺入獄10年，臨終身份證件皆無
　　
　　有關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幾天的情況，程世清在其回憶錄有如下的說法：
　　9月19日晚上10時許，總理來電話（保密機）通知我說，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並說，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報告的事，主席曾要你親自報告我，對別人都不能說是嗎？我對總理說，我準備在這個月底到北京單獨向您報告，總理說：“事情現在已明了，主席要我打電話感謝你。”聽到總理的電話後，我的心情完全平靜下來，並且感到了一種從未有的高興。
　　此後數日，奉毛澤東命，許世友要程世清到南京，拿一份絕密文件，送到福州韓先楚處，又從福州乘坐“有生以來第一次享受的高級專列，頂著星光返回南昌”。然而，程世清後來回憶道：“事情也不知為什麽那麽巧，回到南昌，我剛進家門不久，汪東興就打來電話對我說：要我到鷹潭一個倉庫去，動員周赤萍（時任福州軍區政委）到北京去。我問他，這是誰的意見呢？他支吾了一大陣子，才說是總理的意見。我對他說：軍區那麽多的人，我憑什麽本領，能把那個大政委送到北京呢？我幹脆回答說，另選高明吧。汪又接著說，主席在南昌同我的講話他沒有作筆記，讓我追補回憶，把主席的講話整理出來，交給他。我當時回答，我那時根本就沒有作筆記，現在更無法追憶整理。我堅決拒絕了他的要求。我曾想：你那個專管的大主任，怎麽想得出要我來辦這無法做到的事情呢？真不知為了什麽‘打算 ’。”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程世清繼續做他的省委書記。半年後的1972年4月27日，中央下發中發[1972]17號文件，給了程世清這樣一個定性：“程世清同誌就上了賊船，並且製造謠言。篡改黨的曆史，積極吹捧林賊，散布謠言。”這時的程世清仍然被稱為“同誌”，省委書記的職務也沒有撤掉。直到當年6月 28日，程世清才被隔離審查。個中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文革結束後，1978年10月23日，程世清被正式逮捕，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
　　在秦城監獄期間，程世清蟄居鬥室，伏案寫成了30萬字長篇小說《柴山堡故事》，原稿以圓珠筆芯裹膠布書寫，字密如麻。書中故事源於他兒時家鄉生活原型，上百人物如郭永泰、趙文品、李嬸、甜妹子、郭不理、郭二皮、陳六祖、陳四瘸子、汪老虎、王文煥、小寡婦、包大腳、石杆子、楊萬油、扁擔老人、羅六姑、路走高、胡裹糊、白梅香、丁四苗子等，維妙維肖，鄉土氣息撲麵而來。1981年三、四月間，程世清寫就了關於廬山會議的回憶錄，成為研究這一段曆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1982年1月，坐牢3年多的程世清收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向其宣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82）軍檢免字第7號《免予起訴決定書》。該《決定書》宣布：“被告人程世清，男，現年六十四歲，河南省新縣人，漢族，小學文化，一九二九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五年三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原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因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有牽連，於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逮捕，現在押。被告人程世清一案，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偵查終結，於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移送本院，提請免予起訴……”
　　有意思的是，程世清因為被稱為林彪集團在江西的代理人而備受指責，甚至鋃鐺入獄，而在這份《免予起訴決定書》中卻根本沒有提到程世清參與了“林彪反黨集團”的“篡黨奪權陰謀”，也就是說，沒有這樣的事實存在，因此程世清不能夠算做是林彪的死黨。更有意思的是，80年代中期，有關部門曾對受九一三事件牽連的人和事進行過一次“清理”，程世清不在“落實政策”之列。比起曾被算做是林彪死黨的其他人來說，程世清以後的境遇要差很多，1988年中央軍委特授 “紅旗勳章”時，林彪係很多人都在其列，但沒有程世清。
　　程世清與“四人幫”關係並不好，也看不起他們。有3件事可以說明。其一，據著名傳記作家吳東峰2002年10月20日在福州對程世清本人的采訪：在廬山會議期間，陳雲發言論及生產。王洪文聽了很不滿意，批評道：“老右派要翻案。”程世清當時非常生氣，斥責王洪文說：“新兵蛋子懂個屁！”其二，林彪線上的另一紅人——空5軍政治委員、浙江省委書記陳勵耘後來回憶，1970年“廬山會議”初期，林彪集團策動了對張春橋的批判。以後毛澤東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華東大組再開討論會的時候，原來積極發言批判張春橋的空5軍政委陳勵耘隻好檢討。那次華東大組會議江青也參加了。陳勵耘還沒講完，張春橋指著陳勵耘的鼻子說：“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也插話：“你不聽主席的話，就聽陳伯達的！”此時參加會議的人都噤若寒蟬，不敢吭氣，程世清卻站了出來打抱不平：“這個會議是黨的會議。黨員有意見，應該在黨的會議上講。如果有話不能在黨的會議上講，不讓他在黨的會議上把話講完，以後誰還敢在黨的會議上講話？應該讓人家把話講完。”程世清這一番話算是把江青、張春橋得罪到家了。其三，在秦城監獄期間，程世清與姚文元、劉豐、王秉璋同居秦城監獄一室。程世清曾對傳記作家吳東峰說：“（姚文元）隻知道看書，有時也下下棋，但什麽話也不說。他是個書生，不是搞政治的人，主要是聽了康生、江青的話。”
　　1982年3月21日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程世清退出現役，每月發200元生活費，政治、醫療按師級幹部待遇轉地方安置，11月6日受到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
　　轉業後的程世清居住在福州北大路某院內，其院名“半野軒”，為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紹良故宅，程世清居一角，取名“野半廬”。晚年的程世清有兩大愛好，一是潛心學畫，他作畫時喜歡以白布代紙，經常畫些奇鬆怪石、飛禽走獸等等，據看過的人說畫得很不錯；二是特別喜歡喝酒，60歲每日1斤，70歲每日半斤，80歲每日仍3兩，而且喝的都是竹葉青等烈酒。
　　程世清雖然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無論他在福建還是在江西期間，地方官員都對他非常敬重。1992年2月，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賈慶林來到“野半廬” 探望；作為曾於1969—1971年下放到一機部江西奉新“五七幹校”勞動的賈慶林，對當時主政江西時的程世清記憶猶新。他和程世清憶及當年時說：“聽將軍作報告，手不拿稿，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滔滔不絕數小時，誰能信您隻讀過一年私塾？”1996年3月，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來到“野半廬”探望。 2003年10月，江西省南昌市委書記餘興榮、南昌市市長李豆羅來到程世清在南昌的住所看望。
　　2008年4月29日下午16時49分，因病醫治無效，程世清在南昌逝世，終年90歲。
　　由於當年程世清不願回江西安置，一直留在福州，由當地部隊代管，身份問題一直掛著難以解決，臨終前沒有居民身份證，也沒有軍官證和離退休等證件。
　　程世清逝世後，在家屬的努力下，總政幹部部承認程世清享受地、師級待遇，並同意由屬管單位在江西和福建兩省的有關報紙上刊登訃告。9月初，經主管單位同意的家屬刊登的訃告文字內容如下：“中國人民解放軍七三八八一部隊訃告：程世清，1918年7月出生，1929年7月參加紅軍，1935年3月入黨的中共黨員，2008年4月29日病逝於南昌，享年90歲。”落款為“劉秋萍（程世清夫人）攜家人”。

文史精華 200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