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參考》第八期
瞿獨伊，瞿秋白的獨女。瞿秋白去世時，她隻有14歲。從5歲見到父親，到14歲從報紙上得知父親被殺害的消息，她在父親身邊隻生活了短短的4年。然而這段充滿父愛和親情的時光，卻給她留下了刻骨銘心的人生記憶。
如今，89歲的瞿獨伊獨自生活在北京，回想起自己漫長的人生，她想說的還是“好爸爸”的溫暖。
采訪列寧
我雖然不是秋白的親生女兒，但是他對我比親生的還親。我母親楊之華1900年出生於浙江蕭山，是個家道中落的紳士門第小姐，被人稱為有“超群的美貌”，人家喊她“小貓姑娘”。二十歲出頭的時候，她和我的生父沈劍龍相愛成婚。我生父不願意吃苦，有點兒少爺的樣子，經不起上海十裏洋場燈紅酒綠生活的引誘，墮落了。
我原名叫“曉光”，有點天剛破曉的意思。後來改名獨伊。因為我的生父對我母親不好，她心中怨憤，決定隻生我一個孩子，因此改名叫獨伊。我現在就一直叫這個名字。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秋白和母親在上海結婚，沈劍龍還親臨祝賀。他們此後成了好朋友，經常書信來往，寫詩唱和。
在認識母親之前，父親曾以北京《晨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采訪列寧，是最早向中國係統地報道俄國十月革命後社會狀況的新聞先驅。
1921年6月2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父親采訪報道了這次大會的盛況。7月6日，父親在安德萊廳看到了列寧。他在當日就興奮地寫下新聞報道，最早向中國人描述了列寧的形象。
他說，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語和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自然流露出政治家的誠摯果毅，他的演說常常被霹靂般的鼓掌聲所吞沒。
讓父親記憶深刻的是，他在會場的走廊上追訪列寧。列寧停下來與他進行了簡短的交談，指給父親幾篇有關東方問題的材料讓他參考，然後說了幾句話，便道歉忙碌去。
1922年12月21日，父親應陳獨秀邀請，回國主編《新青年》季刊，結束了第一次蘇俄之行。這時，他才24歲。
蘇俄生活
1928年4月30日，父親第二次動身去蘇聯，籌備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親帶著我，與羅亦農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也秘密來到莫斯科。
“六大”在中共曆史上很特殊，會址不在國內而在國外。我去了沒多久，“六大”就開了，開會時我還記得，是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羅德鎮附近的一座鄉間別墅——銀色別墅舉行的。
由於當時沒有找到幼兒園，李文宜阿姨就帶著我，她當時是列席代表。現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經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開會情況的人了。當時我天真活潑，每逢休會，我常常給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現在我還喜歡跳舞，我跳舞喜歡找最好的舞伴跳。
中共“六大”後直至1930年7月，我們一家共同在蘇聯工作和生活，在那片赤色的土地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回憶。
1929 年初春，父親的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去馬林諾的列寧療養院修養。在這個鄉村療養所，父親愛上了滑雪，後來回到莫斯科，他還去滑過雪。
在這分離的一個多月裏，父母之間多次通信，有時一天甚至寫兩封。父親經常在信中提及我，他說：“獨伊如此的和我親熱了，我心上極其歡喜，我歡喜她，想著她的有趣齊整的笑容，這是你製造出來的啊！之華，我每天總是夢著你或獨伊。” 父親還給我寫信，信裏說，“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那時由於沒有幼兒園，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兒院，我很不願意在那個孤兒院裏呆，老是哭。但是沒辦法，爸爸媽媽要我在這裏念書。爸爸來看我的次數比較少，媽媽來的次數多一些，李文宜阿姨來的次數最多。每次他們來我就哭，說不在這裏呆了。他們走了之後，我一遍遍地坐他們坐過的地方，走他們走過的路。你不能理解，我是那麽的那麽的想他們。
我喜歡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親從共產國際下班回來，路過商店總不忘買一些帶到孤兒院給我吃。我當時也不知道秋白不是我的親生父親，就以為他是我的親生父親。
後來我轉到了依凡城一個森林學校，實際上叫兒童療養院。在森林學校，為了講究衛生，無論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頭。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頭發，很不喜歡。父親為了安慰我，給我寫信。
獨伊： 我的好獨伊，你的頭發都剪了，都剃了嗎？哈哈，獨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頭發長長了，卻不是大和尚了。你會不會寫俄文信呢？你要聽先生的話，聽媽媽的話，要和同學要好。我喜歡你，乖乖的小獨伊、小和尚。
我叫他“好爸爸”，因為媽媽喜歡他，讓我叫“好爸爸”，所以他每次簽名都是“好爸爸”。但是我在森林學校時，父親沒時間來看我，大概來了一兩次。
他們有一次冬天來看我，我坐在小雪車裏，爸爸拉我，假裝跌一下。我就笑他，說：“爸爸那麽大都跌跤，我都不跌跤你還跌跤。”他喜歡畫一個滑雪板，或者是一個兔子，我爸爸多才多藝，一筆一劃就畫出來了。
再後來，我到了國際兒童院了。國際兒童院裏有來自幾十個國家的孩子，我們大孩子常去幼兒班，帶那些不同國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種遊戲。
1930年，父親從蘇聯回國主持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母親也要一起回國，我還留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臨行前，他們對我說，有事要去南俄，也就是現在的烏克蘭，很快就回來。我沒能與父親再見上一麵。我當時發燒在醫院裏，母親回國前一天去醫院看我，我還責怪媽媽不遵守時間。我根本不會想到，父親這次回國就是我們父女的永別。
秋白之死
1934年初，父親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蘇區，而母親則留在上海。博古隻叫我父親去，不叫我母親去，借口說母親的工作沒有人能代替，就是有意讓他一個人去。
1934年秋，中央紅軍在倉促中決定進行戰略轉移，父親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根據張聞天的回憶，中級幹部是由他決定誰留誰不留；高級幹部是由周恩來、李德、博古最高“三人團”決定的。得知此消息後，毛澤東兩次找到博古，要求帶父親走，卻遭到拒絕。博古以父親患病為借口，說：“不帶，留著。”父親當時聽說要留下來，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還是服從組織決定。那時候博古是最高領導，他犯了兩次錯誤，一次是不讓母親去蘇區，一次是不讓父親參加長征。如果我母親去了，對父親的身體健康和工作都會有很大的幫助，也不至於在蘇區艱苦條件下拖著病體生活。當然我也不恨他，因為這是曆史造成的。
第二天，陳毅看見我父親還在就很詫異，問他怎麽還不走，陳毅說，“我的馬比你的馬好，你趕緊騎上去追上隊伍”。父親說，“我要留下來的。”陳毅說，“怎麽要留下來了？”父親說，領導決定的，要我留下來。陳毅覺得很不公平，但也沒辦法。
中央紅軍出發那天，父親把自己的一匹好馬送給了長征隊伍中最年長的徐特立，讓馬夫跟著徐特立上路。
大概在1936年，父親犧牲以後，廖承誌跟博古看到我父親犧牲的報紙。博古感慨地說：“如果他跟我們一塊兒走，就不至於犧牲。” 博古對我父親之死是有責任的，他說這話的時候臉紅了。廖承誌看出來他很內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紀念館的時候，我把這個事說了出來，在場的很多人都流淚了。
“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不顧事實，硬把我父親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淩辱。槍斃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證，我父親絕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兒曾經去問過他一些事，宋希濂說父親就義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神態從容。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著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複查組則以更多的材料證明，“四人幫”強加給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沒有一點根據！
雖然宋希濂是親手殺死我父親的人，我們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尷尬。他說，我對你們怎麽說，就對紅衛兵怎麽說。他很坦率地說：“我看了瞿秋白《多餘的話》，沒有什麽叛變自首，沒有出賣誰，也沒有出賣組織，不過有一點消極的情緒。”他都看得很清楚，我們自己人卻看不清楚。
莫斯科的兒童瘋人醫院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們在烏克蘭參觀休息。看到一份《共青團真理報》，報上詳細報道了我父親於6月18日犧牲的消息，並附有一張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驚呆了，隨即失聲痛哭起來，後來我就暈倒在地。
我休克了，不能說話、不能動，還在哭，但是我能聽到別人說話。有人說，她是不是死了？我想說我沒死，但是又說不出來。老師就拿一瓶香水擦我全身，這樣我才能動了。
當時特別難受，就想媽媽以後怎麽辦，以後一定很痛苦。我就一直哭，吃不下飯。回到國際兒童院，我到晚上不能睡覺，得了失眠症，也影響到孩子們的休息。
老師就把我送到莫斯科的兒童瘋人醫院。和我較好的一個日本小朋友知道老師要送我去那，就說，“他不是瘋子，她就是想她爸爸。”在這個兒童瘋人醫院，有些小孩把大便抹在牆上。在那裏待了一個月，沒有人管我，也沒有人來看我，隻有那個日本朋友給我來信，安慰我。
父親犧牲後，母親第二次來蘇聯，參加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她就把我從瘋人醫院接了出來。母親當時在國際紅色救濟會做中國部的委員。她那時候很痛苦，因為父親剛剛犧牲。晚上母親拿出父親寫的信和文章看，他倆感情很深，這些信寫得很熱情，他說我又夢見你了，夢見你和獨伊，我很想趕緊回來，回到莫斯科，看看你，擁抱你。母親在台燈底下，一邊看一邊掉淚。我就說媽媽你不要哭，爸爸已經過世了，你不要哭，我給你唱歌，我就一首歌一首歌地唱，唱了《馬賽曲》、《兒童進行曲》等好多俄文歌給她聽。
從新疆監獄到秦城監獄
1941年9月，蘇德戰爭爆發三個月後，我和母親啟程回國，途中被新疆軍閥盛世才軟禁。
那時，我們還沒有受到什麽虐待，院子鎖著，沒有自由，但是房間沒有鎖門，大家可以互相來往。中間搬了好幾次，最後一次是在第四監獄，待的時間最長。吃飯是一天兩頓，一桶沒有一點油水的爛白菜湯，放一點鹽，然後一木箱饅頭，饅頭裏麵摻了沙子，吃起來哧溜哧溜響，饅頭不限製，隨便吃，但是沒什麽營養。
剛進監獄時，我們帶了一些衣服，我還帶了溜冰鞋，托看守幫忙變賣，買了一點羊尾巴油，吃饅頭的時候抹一點，就有油水了。我們還買了葡萄幹和牛肉幹，牛肉幹舍不得吃，一年四次節日的時候，我們趁機給男監的同誌，一人送5、6個牛肉幹。我們自己主要是抹點羊尾巴油，吃點葡萄幹。
一共有150人被關押在那裏，除了我們這些蘇聯回來的路過人員，還有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我們呆了4年，出獄時隻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犧牲了（毛澤民、陳潭秋、林潔如三位同誌就被殺害），或者早就叛變了。1946年6月10日，經過黨的營救和張治中將軍的努力，我們才獲得自由，分乘 10輛大卡車奔赴延安。7月10日到延安時，受到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領導的接見。
說實話，在新疆監獄裏，女同誌沒有受刑，也沒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獄友，沒有死在新疆監獄，後來卻死在了“文革”監獄裏。我沒想到中國人是如此的獸性，說她是叛徒，嘴裏塞布，手腳綁著，頭朝下，一上一下倒插進農村的茅坑裏，慢慢給弄死的。
我也蹲了10年的牛棚，每天吃一個窩頭，5分錢的菜，一個月12元錢。那時說我們都是叛徒，我則是“叛徒、軍統特務、蘇修特務、國民黨員”，說我們集體叛變、做了很多壞事，但是也具體說不出我們做了什麽壞事。我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裏上班，先被關在一個辦公室裏，上廁所，要敲門叫人來開門。有人就開，把我押到廁所去，回來再鎖上。沒人就得忍耐。我在牛棚裏蹲了十年，筆紙都沒有。睡在溫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飯以前要請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後可以吃窩窩頭和五分錢的菜。
我沒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國民黨整我們還厲害。很多新疆監獄的人在“文革”的時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親，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母親解放後先在婦聯國際部工作，然後擔任婦聯副主席，全國女工部部長，“文革”被逮捕以前在檢察委員會工作。她身體一直不好，關在秦城監獄裏。母親在監獄裏沒有名字，隻有一個號碼，在新疆監獄的時候我們還有自己的名字，還有人格，但那時母親已經沒有了。我去看她的時候，叫了她的名字，她說，“你叫了我的名字？”我說，“是啊，不叫你的名字怎麽來看你？”她說，“這下糟了，他們知道我是誰，對我更不好了。”
我給周總理寫信，請求讓我母親保外就醫，但是保外就醫隻有三天，她就去世了。
父親和魯迅的知己之交
父親和魯迅交往密切。魯迅贈給父親一句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是他認識父親之後不久寫的，因為我父親非常理解魯迅，思想跟他一致，寫了1.7萬字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魯迅看了以後說：“你寫得太好了，好像從沒有人寫我是從一個進化論者到一個革命者。”
據母親回憶，父親與魯迅的第一次見麵在1932年的夏天，父親在馮雪峰的陪同下拜訪了魯迅。父親跟魯迅認識的時間並不長，他們見麵以前就很熟悉了，互相通過看文章了解了對方。1931年9月1日，魯迅一家三口，為了避免特務盯梢，冒雨來看父親，父親喊魯迅為“大先生”。
在上海，父親三次在魯迅家裏避難。1932年冬天，母親被特務盯梢，父親立即轉移到魯迅家裏，魯迅這時去北京探望母親，隻有許廣平和周海嬰在家；1933年2月，父親又有危險，再次轉移到魯迅家中避難。1934年父親去蘇區前，上門向魯迅辭行，魯迅和許廣平堅決要睡地板，把床鋪讓給父親。
我父親被捕以後，身份還沒有暴露，就給魯迅寫信，暗示他原來是國民黨的醫生，被俘虜以後給紅軍當醫生，想通過一個假口供讓魯迅想辦法營救他。魯迅籌了50大洋，準備保釋。但是這個事情還沒有來得及做，叛徒就出賣了我父親。
許廣平回憶說：“秋白逝世以後，魯迅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悲痛不已，甚至連執筆寫字也振作不起來。”魯迅親自編輯出版父親的譯文集《海上述林》，這成為魯迅生命最後時間裏的一項重要事情。這讓他備感寬慰，十幾天後便溘然長逝了。
口述：瞿獨伊 撰文：周海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