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昌華
蘇張雙璧
雲幕低垂，冷雨敲窗。殯儀館內，一片森然。
她靜靜地躺在靈堂裏。沒開追悼會，沒放哀樂，沒有花圈和挽聯，沒有上峰和友朋，當然也沒有悼詞。膝下眾多兒孫中，隻來了五位。他們緩緩地從她身邊走過，瞻仰她的遺容。幾分鍾後，她便被推入火海，化作了一縷輕煙……
她叫蘇青。曾與宋美齡、張幼儀、胡蝶、阮玲玉、王映霞等同被稱為“十個女人的上海灘”之一的蘇青。
20世紀40年代，人們稱蘇青、張愛玲為上海灘女作家中的“雙璧”。她倆畢竟是有瑕疵的玉，滄桑幾度，塵封入土。直至“三十年河西”，“考古隊員”柯靈的一篇《遙寄張愛玲》，使張愛玲複活。俄頃，張愛玲的大小雜著像零珠碎玉，奪目於書肆坊間。猶如一枚紀念章的背麵，好似一部書的封底的蘇青，也隨之躍入人們的視野。
張、蘇，這兩株“孤島時期荒蕪文壇上並列的奇葩，”緣觀點、旨趣趨同成為至交。若就當年影響說，蘇青不在張愛玲之下，故時稱“蘇張”。蘇青的《結婚十年》、《浣錦集》較張愛玲的《傳奇》、《流言》還要暢銷。僅《結婚十年》截至1948年，重版就達36次之多！《雜誌》 (1945年第14期16卷)推出的《蘇青張愛玲對談記》，編者謂她們是“當前上海文壇上最負盛譽的女作家”，把她們的盛名推到了極致。
這對文壇姐妹，相互欣賞，相互支持，沒有同行相嫉，同性相妒的惡習。無論私下或台上不時互為捧場。蘇青當著媒體的麵聲言：“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大看，隻看張愛玲的文章。”“我讀張愛玲的作品，覺得自有一種魅力，非急切地看下去不可。……它的鮮明色彩，又如一幅圖畫，對於顏色的渲染，就連最好的圖畫也趕不上，也許人間本無此顏色，而張女士真可以是一個‘仙才’了，我最敬佩她，並不是瞎捧。”張愛玲評說蘇青也不諱言：“如果必須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麽，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隻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你唱我和，愉己悅人。
她們的交情始於《天地》。它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個名副其實的由女性創辦的媒體。
1943年蘇青創辦《天地》時，張愛玲已在文壇嶄露頭角。蘇青親函張愛玲“叨於同性，希望賜稿”。張愛玲欣然應允，將《公寓生活記趣》、《談女人》、《私語》、《我看蘇青》和《封鎖》等佳作發在《天地》上，一段時間，《天地》期期都有張的文章。張愛玲為《天地》增光添彩，蘇青自然投桃報李，在編者按上對張其人其文大加褒揚，還登張的玉照。胡蘭成正是先讀張的小說《封鎖》後睹其玉照而一見鍾情的，由蘇青搭橋而使他們出演了傳奇的“亂世之戀”。
張愛玲也坦言她與蘇青的異同：“我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個性的關係。”不同在張愛玲習“雅”，孤芳自賞，處世不免做作、拘泥，有時不近人情到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蘇青，從平民生活泥塘中滾爬出來的小女子，從“俗”，熱情率真、大氣自然。閱曆上較張愛玲博雜，充任家庭婦女、作家、社會活動家和出版人多種角色。
私人化寫作的蘇青，筆下流淌的都是家長裏短、婆婆媽媽和己身訴求。她寫婚戀家庭時，喜用性心理剖析，妙論女人有時大膽到一絲不掛：“婚姻雖然沒有意思，但卻也能予正經女人以相當方便。一對男女再沒有情義些，同睡在一張床上，總不能相安事實吧！”“一個男子對一個女子的愛情應該先是挑逗的，然後當慢慢地滿足她、安慰她。”蘇青語驚天下，斷言“虛偽是女人的本色”，“我敢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女人不想永久學娼婦型的！” “四五十年光陰守著一個丈夫或妻子，試想這是什麽味兒？”她在《結婚十年》中竟大膽地自露：“我需要一個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裏偎著我並頭睡在床上，不必多談，彼此都能心心相印，靈魂與靈魂，肉體與肉體，永遠融合，擁抱在一起。”因此，她被人謔稱“文妓”。而蘇青的這種“粗俗”，張愛玲也能“雅納”：“聽上去有些過分，可笑，仔細想起來卻也是結實的真實。”蘇青具有強烈的反封建意識，逆風反俗。她肖虎，頗有虎氣。某年滬上發生一命案，罪犯詹周氏殺夫碎屍。因其夫詹某是個吃喝嫖賭的無賴，敗光家產，還虐待妻子。周氏絕望，殺之，被判死刑。社會輿論沸揚，蘇青拔劍為周氏鳴不平，寫了篇《為殺夫者辯》，此舉招來非議和人身攻擊。蘇青不屈從輿論重壓，又寫《我與詹周氏》抗爭。蘇青為人爽直、幽默，口無遮攔。《秋海棠》作者秦瘦鷗體胖，她見之就說，你不是叫瘦鷗嗎，還那麽胖？她送他個諢號“肥鴨”。同為女作家的潘柳黛，蘇青有點看不慣其作派，此姝腰身又粗，蘇青當友人麵笑謔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為何叫柳黛呢？”
成敗在己
蘇青(1914—1982)，生於浙江鄞縣。名和儀，典出“鸞鳳和鳴，有鳳來儀。”抗戰勝利後筆名改用馮允莊。其父馮鬆雨，庚款留學生，哥倫比亞大學經濟係畢業。學成回國，在上海某銀行任經理。生活失檢，英年早逝。蘇青高中在浙江省立四中讀的。她愛好文藝，常在校刊上發表習作，又會吹簫，被同學稱為“天才的文藝女神”。她愛國也不落人後，“九•一八”事變，她與同學們一起上街遊行，發傳單。淞滬戰後，國事蜩螗，便埋首讀書，泊於國事。
蘇青在中山公學(初中)時，同窗李欽後長相英俊，外語好，家境富裕。一次他們同台演出莎翁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滋生了愛情。李家來說親，時值蘇青的父親已過世，家境拮據，便同意訂婚。1933年蘇青蟾宮折桂，考入中央大學外文係，溫州地區所轄六縣唯一的一個。李欽後考入東吳大學法律係，他大概擔心這位“寧波皇後”在中大讀書會有情變，提出結婚。蘇青不願，但在母親的苦勸之下，於1934年成親。(這段曆史諸多版本，說法不一，筆者擇善而從)
婚禮是隆重的，中西合璧。蘇青在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中，有精彩的描述。但花好月不圓，蜜月不蜜。蘇青是帶著李家的“喜”被迎娶的，但她發現丈夫並不怎麽體貼她，倒對表嫂瑞仙含情脈脈。蘇青怏怏不樂，婚後，便返中大上學。可“喜”在一天天變大，“醜”便欲蓋彌彰。校紀難容，蘇青不得已退學，在家待產。李家一心以為蘇青能生一脈延續家族香火，孰料產下的是個女兒！李家上下臉色嘩變。一想到丈夫的不忠，公婆的不屑，小姑的齷齪，蘇青算是初嚐到人情冷暖。她曾到一小學任教，與她搭檔的是年輕帥氣的男性，便有人饒舌。人言可畏。她幹了三個月便辭職，回家做少奶奶了。
1935年秋，蘇青、李欽後築巢上海。她從幽居深閨中來到了燈紅酒綠的十裏洋場。李欽後還在讀書，蘇青一人在家，實在無聊透頂。無聊到用模擬獨幕劇劇中的人物自己和自己對話，打發寂寞。那時錢是他們最大的難題。丈夫認為既已結婚，就無臉向家中伸手。總是寅吃卯糧，往往為錢鬥嘴。一次蘇青向丈夫要錢買米，李欽後竟然摑了蘇青一耳光，還說：“你也是知識分子，可以自己去賺錢啊！”她五內俱焚。就為這一耳光，為爭取在家庭中地位，她要找工作，掙錢。每天《新聞報》一到，蘇青專看招聘廣告，然後寫信自我推薦。一份份求職信，像一隻隻放飛的野鴿子，杳無音訊。日坐愁城。她想學外語會話，好謀職，錢哪來？想想每天為小菜錢向丈夫要還要費口水，再向丈夫要學費她更覺自討無趣了。罷。
那時，上海灘雜誌出版業繁榮：《論語》、《人間世》、《宇宙風》、《文飯小品》等等。尤以《論語》影響最大。蘇青忽然想到，何不向雜誌投稿，賺點小錢貼補家用？加之，蘇青剛生了個女兒，正受丈夫、公婆的白眼，怨鬱在胸，需要宣泄。於是她以自己的切身感悟，寫了篇短文《產女》，寄給《論語》。編輯陶亢德慧眼識金，欣賞這篇自發來稿有股英銳氣，且切中時弊。該文開首寫道：
古國古禮，無子為七出之一，為人妻者，無論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樣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兒子的話，按理據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蕩”，不忍逼令大歸，你就得趕快識趣，勸夫納妾圖後，自己卻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著眼淚看丈夫和別的女人睡覺。反之……
陶亢德將篇名易為《生男與育女》，刊在1935年6月16日的《論語》上。首發即中，蘇青十分興奮，還得了五元錢稿費。她自信大增，“女人也能用自己的智慧賺錢”，而且體現了自身的價值。接著，她又在《論語》上發表了《我的女友們》，剖析自己婚前婚後的心態變化，感歎：“女子是不夠朋友的。無論兩個女人好到怎樣程度，要是其中有一個結婚的話，‘友誼’就進了墳墓。”她的觀點，受到年輕讀者的追捧。蘇青從《論語》起步，邁上了文壇。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蘇青在《生男與育女》中寫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強，三女四女就夠惹厭，倘若數是在‘四’以上，則為母者苦矣！”真是報應，蘇青後來一拖拉子連生了四個女兒(一夭)，到老五，才是兒子。
一連四女，丈夫怒目相向，公婆橫眉冷對，蘇青唯有忍氣吞聲。產女的大潮，衝擊著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堤壩。1938年李欽後的弟弟李欽若因事到上海，暫住哥哥家。李欽後整日在外花天酒地，跳舞找女人，蘇青寂寞時找李欽若說話，久而久之，叔嫂兩人關係有點曖昧起來。偏逢李欽後不擇手段把鄰居、作家徐的太太趙璉花到手，證據確鑿。蘇青忍無可忍，提出離婚，維持十年的婚姻，一朝便煙消雲散了。事實證明，李欽後不是良民。解放後，他在法院工作，因貪汙罪，被政府處決。離婚後的蘇青也曾想重組家庭，曾結識一位頗為富有的對象。有一次當她與男友吃飯時，三個孩子站在門口張望不敢上前。蘇青十分傷感，她怕再婚後，兒女們會受苦，堅持不再婚，克盡為人母的責任。
在婚姻上，蘇青是個失敗者；然而，在事業上她是一個勝利者，她以十年痛苦婚姻磨難為代價，寫出了《結婚十年》，一舉成名。
毀譽由人
蘇青雖說與張愛玲齊名，但她的《結婚十年》和《浣錦集》究竟有多高的文學價值？“喚醒了往古今來無所不在的妻性母親的回憶。”(張愛玲)“不但在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傳統的束縛，沒有一點做作。”(胡蘭成)“倘若能看清蘇青，大約便可認識上海的女性市民。”(王安憶)時下，尚未見權威人士的評論。新近有研究者認為，蘇青在那個時代是一位“堪稱‘前衛’的女性意識”的作家。(毛海瑩)“是一個對事業、對精神生活有所追求的女性”。(王一心)
蘇青做人的瑕疵，我們當然是不能漠視的。
陶亢德是她在文學道路上的恩人。蘇青與大漢奸周佛海和陳公博的相識也是陶亢德介紹的。說蘇青走紅是《古今》捧的，不無道理。她在《古今》上發的第一篇文章是《論離婚》，堪稱絕妙，受到時為上海市長的陳公博的欣賞。該刊創辦者朱樸，是汪偽交通部次長。朱樸點撥蘇青，希望她寫文章奉承一下陳公博。蘇青可能考慮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護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陳公博一番。忠奸不辨，這實在令人心痛。(也許她已有所察覺，在後來出版的四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投桃報李，陳公博給蘇青介紹工作：一是做他的私人秘書，或者任市政府專員。大概蘇青敏感怕陳公博有所圖，選做專員，混入官場。盡管她隻幹了三個月，但代價是慘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漢奸嫌疑”，這頁曆史是抹不去的。此時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給她一張十萬元支票，蘇青曾猶豫，猜想是陳送的，但信封上無寫信人的地址。恰那時蘇青要養全家老小五口，日子實在不好過，她就饑不擇食，收了。生活有所改善後羽毛漸豐的蘇青，不甘寂寞，想出人頭地地幹一番事業。她審時度勢，決定辦刊物。刊名定為《天地》，取談天說地、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意思。這油然令人聯想到是延續《古今》的餘緒。一指時間，一指空間，故有人認為這是“天造地設，妙古絕今，可謂巧合之至。”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陳公博的資助下，蘇青的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160號601室掛牌開業。
蘇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壇的名流拉來寫稿，作者隊伍陣容顯赫：周作人、陳公博、周佛海父子、胡蘭成、譚正璧、秦瘦鷗、朱樸、張愛玲、紀果庵、柳雨生等。
蘇青不僅有溫州人的能幹，又有上海人的精明。她單槍匹馬經營的《天地》，創刊號竟一炮走紅，脫銷後立即加印。她經營有道，馬上實施雜誌預訂，八折優惠客戶。新年出“特大號”加質不加價。她向周作人討張簽贈的全身照，登在雜誌上，既做廣告又討周作人歡心。還別出心裁舉辦“命題征文”。總之，花樣不斷翻新。為爭得發行折扣，她不怕丟人現眼，不怕吃苦，親自扛著《結婚十年》到馬路上販賣，與小販“講斤頭”。聾啞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為一個寧波女人，比男人還厲害！”還寫打油詩調侃她：“豆腐居然吃蘇青，血型猶太賜嘉名”，因而得了個“猶太作家”諢號。蘇青寸土不讓，寫文反駁，斥責他多管閑事，並反唇相譏：“你耳聾，一張嘴又說不清楚。”以周耳聾為題諷刺挖苦，筆墨官司俗到與罵街無二了。蘇青說：“情願不當什麽女作家，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張愛玲說蘇青的特點是“偉大的單純”。
受人惠，必還人情。在《天地》創刊號和第四期上發表的署名為“周楊淑慧”的《我與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兩篇文章，實質上是由蘇青代筆的。
這時的蘇青，已成了社會活動家，出席了一些有親日行為的不光彩的會議，還任過“中日文化協會的秘書”。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馬文森編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列出張愛玲、張資平、譚正璧等16位文化漢奸，蘇青亦在其中。張愛玲沉默。蘇青在《關於我》一文中辯誣：“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的這個黃道吉日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麽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賣文不賣文，而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夫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就如此苟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不覺得愧怍。”她後來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當時的真實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純粹是為了需要錢！”“而且我所能寫的文章還是關於社會人生家庭婦女這麽一套的，抗戰意識也參加不進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終未曾歌頌過什麽大東亞一般。”“蘇青從來沒有寫下一個字替敵偽唱讚歌。”(謝蔚明)對“文妓”、“性販子”和“漢奸文學”的指控，時下也有不同的聲音：季廣茂在《義旗下的哭泣》中談到蘇青在40年代那段辯白時指出，“(淪陷區的人民)他們被自己的政府遺棄在固有的土地上，他們有權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則生活在灰色地帶之中，他們隻能生活在夾縫之中，忍氣吞聲”。江榮在《拂去塵埃讀蘇青》中說：“40年代前期的上海，時代特殊，環境複雜，在那個環境下活動，若無清明的國家、民族意識，若無堅強的意誌以及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很容易沾上腥氣。”戴錦華認為：“(蘇青)隻是在一種男性行為的壓抑之下，在一種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種幾近絕望的自虐自毀性的行為。”柯靈也說：“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
又據台灣燭微先生披露：當時的中國政府未正式調查她(蘇青)、檢舉她、將其視為漢奸逮捕歸案，以致後來還有某大報編輯請其改換筆名編副刊。(《世界日報》1987年2月)
無論客觀如何，蘇青當年與周佛海、陳公博之流的瓜葛，是蘇青人生冊頁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筆。她隻能毀譽由人。千秋功過，留待曆史評說。
生死順天
天變道亦變。
新中國成立後，文學提倡創作為工農兵服務，像蘇青這樣以寫青衫紅粉、家長裏短為主題的作家是無法上陣的。當年的老朋友張愛玲、徐都遠去海外，蘇青顯得格外的寂寞、苦悶。更為難堪的是生活無著。一輩子為錢發愁。1949年底，蘇青由九三學社吳藻溪介紹，加入婦女團體“婦女生產促進會”，但一時也沒找到工作養家糊口。正一籌莫展時，朋友告訴她，香港的《上海日報》想請當年走紅的老作家寫稿撐門麵，於是蘇青寫了《市婦運會請建廁所》、《夏明盈的自殺》等寄去，可非但沒有收到分文稿費，反受有關部門一頓批評。
時值1951年，市文化局戲劇編導學習班招生，蘇青報名，沒有錄取，後由夏衍出麵，才被批準。畢業後，她分到由尹桂芳任團長的芳華越劇團工作。為配合“三反”、“五反”運動寫了幾部劇本，但都未獲成功。後來，她改編郭沫若的《屈原》，為此專程進京向楚辭專家文懷沙請益。1954年5月，由蘇青編劇的《屈原》首演，反映頗好。在參加華東戲曲會演時，佳評如潮。演員獲獎了，音樂獲獎了，偏偏一劇之本的劇本沒獲獎，其根子是蘇青有“曆史問題”。蘇青感到不解、不平。她隻能忍氣吞聲。那段日子，最開心的是，由她編劇的《寶玉與黛玉》在京、滬連演 300多場，創下劇團演出的最高紀錄。倒黴的是，她在改編曆史劇《司馬遷》時，為塑造好司馬遷的形象，她寫信向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討教。完全是一封純學術探討的信。不料，1955年胡風事件，賈植芳被打為胡風分子，被判刑，有關部門在抄賈家時，發現了蘇青的那封信，蘇青也就被打成胡風分子，關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也有人認為，蘇青被捕是潘漢年、楊帆案所牽。1957年6月27日蘇青被“寬大釋放”。蘇青出獄後，又回到劇團。一時無事可做，看劇場大門。自己創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頭換麵竊去。1959年芳華劇團去福建，蘇青不願去，被安排在黃浦區文化局下屬的紅旗錫劇團當編劇，兼配角唱戲，還要負責字幕很是辛苦。她也配合政治寫過《雷鋒》、《王傑》，但無影響。
1966年“文革”，蘇青家被抄，人被鬥。令她憤怒的是工作也被錫劇團辭退，生活更困難。1975年，蘇青從黃浦區文化館退休。退休證上寫明：原工資61.7元，按7折計算，實發退休費：43.19元。
蘇青的晚年極為淒涼。她原住市區瑞金路，和鄰居共用廚房、衛生間，經常受人欺負。迫於無奈，和郊區人家調換住室，以求安寧。她與已離婚的小女兒李崇美和小外孫，三代人住在一間10平方米的房子裏，相依為命。基本斷絕與外界往來。唯與王伊蔚老大姐(抗戰前《女生》雜誌主編)有所過從。她在致老友的最後一封信中說：
成天臥床，什麽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隻求早死，死了什麽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兩不知”的時期也不遠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災多難的蘇青，順天命而去。終年69歲。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關於馮和儀案的複查決定》，內稱：“……經複查，馮和儀的曆史屬一般政治曆史問題，解放後且已向政府作過交代。據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將馮逮捕是錯誤的，現予以糾正，並恢複名譽。”遲來的公正，蘇青死了已兩年了。
蘇青病危時，很想看看她的《結婚十年》，家中沒有。後來成為其女婿的謝蔚明，輾轉托人找到一本。因那時此書還未開禁，書主人提出速閱速還。謝蔚明為安慰病中的蘇青，出高價複印一冊送她。蘇青做夢也沒想到，她死後不幾年，社會日漸祥和、開放。蘇青複蘇了。她的《結婚十年》、《浣錦集》等陸續再版，研究關注她的人也越來越多：《蘇青傳》(王一心)、《亂世佳人蘇青》(李偉)以及《尋訪蘇青》(毛海瑩)也相繼問世。人們沒有忘記當年上海灘的蘇青！
花落人亡有人知！
□ 《人物》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