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程世清

(2007-08-05 12:28:45) 下一個
白首閑士

程世清同誌,1918年生於河南新縣,1929年參加紅軍,1955年授少將軍銜,原任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委革委會主任,中共九屆中央委員。因受林彪問題牽連,於1972-----1982年,被隔離、收押審查,實無大錯,作內部處理,撤消一切職務,但卻以很低的生活待遇,安置在福州養老至今。惜哉!
這裏,讓我們打開程世清的一段塵封了三十五年的曆史,奇特而苦澀,耐人尋味,令人感歎。
1971年8月31日,毛主席南巡從長沙到達南昌,駐“828”招待所。毛主席這次南巡,意在為最終解決廬山會議問題(實質是林彪問題),繼續做各地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當時毛主席把南昌作為這次巡視途中的一個節點,召許世友(南京)、韓先楚(福州)趕到南昌,對許、韓、程一起進行談話教育。
南昌“828”招待所在向塘機場附近,是在原空24師師部的住址上,仿照武漢東湖和杭州劉莊的“行宮”而新建的,環境和設施很好,宜於居住。所以,汪東興在九月一日晚餐時,對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說,這兩天,主席休息得很好,這裏的條件不錯,主席要在這裏多住幾天,你們多弄點野兔和斑鳩。程世清和江西的同誌聽了很高興,以此為榮,隨即對毛主席的生活保障事項作了相應安排。
九月一日下午,毛主席召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和汪東興開會,直指廬山會議問題,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曆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線。
毛主席的談話極大地觸動了程世清,當晚他徹夜難眠,聯係種種情況,反複思考,決心講清自己的問題,並突發奇思,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決定冒死向毛主席報告。
第二天(九月二日),程世清先麵見了汪東興,對汪談了他自己的問題和對林彪問題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並請汪東興代為向主席報告。汪聽後說,你說的這些,應當親自去向主席講,我不替你轉達。我剛從主席那裏來,他還沒有休息,你現在就可以去。隨後,程即到主席處,向主席講了以下內容: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麽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著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製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遊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製雲雀直升飛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八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隻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麽。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采訪,到過我家裏,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麽把她家裏的事情看得這麽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主席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朝鮮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程講完後,毛主席說,程世清呀,你說的這些隻能跟總理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講。
九月三日吃過中飯,大家剛躺下午睡,突然傳來命令,主席現在就要走,立刻啟動警衛和護路等工作。不一會,主席在汪東興和程世清的陪同下,從一號樓的內室來到門廳,與江西人員招手,登車而去。
過去,毛主席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規律的,保障工作依預案進行。這次卻很反常,突然決定離開南昌,經杭、滬返京。這是為什麽?,從邏輯上判斷,應當是九月二日毛主席聽了程世清的匯報,引起了深思長考,對林彪和四員“大將”的問題及動向,作出了新的判斷和決策,必須緊急返京,搶得先機,從容應對。實際上,正是毛主席的英明舉措,打亂了林彪一夥發動軍事叛亂的陰謀,最終徹底解決了林彪問題。
程世清“九。二”匯報的影響所及,還可以從其他方麵得到佐證。如,1971年11月,周總理在一次為查清洪都機械廠生產的七十多架強五飛機疏散問題,打電話給文道宏(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政委)說,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沒有問題,就好了。此事是韓先楚同誌向我提出來的,我不得不親自過問,望你們理解,不要有什麽壓力。這次解決林彪問題,你們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電話轉告程世清同誌。(總理的電話原本是打給程世清的,因程已下鄉,經總理同意由文接聽。)總理說的“起了作用”,無疑是指程世清九月二日在南昌向主席的匯報。又如,1972年3—4月,在中央為解決江西問題(主要是程世清問題)而舉行的有七位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上,程世清在檢討自己的問題時,講了當時在南昌向主席匯報的情況,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懷疑,並說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證。汪東興當即插話說,這個事是這樣的,你當時是把這些問題對我講了,我可以作證,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轉達,我說我不轉達,你應當直接向主席講,你是不是跟主席講了呢?我不知道,這個我不能作證。程世清接著說,我講了,當時離開你以後,我就到主席那裏講了。對於程世清講的這些情況,在場的十幾位中央領導及有關人員,都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就連陰險刁鑽的張春橋也沒有吭聲。這說明他們對此已心中有數。再如,80年代初,有傳聞說,周總理逝世後,在清理總理辦公室的文件資料時,發現在一個本子中,總理記載了主席談到程世清當時在南昌對林彪問題的匯報。若非重大而敏感問題,總理不會有這種記載。這也與當時毛主席對程世清說“此事隻能對總理講”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程世清在關鍵時刻,一語驚天,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為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果斷地解決林彪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功不可沒。憑心而論,茲人茲事,曆史應當書寫一筆,予以褒揚,以示公正。至於程世清最終未能免於被打倒的命運,則是另有孽緣,這是他的不幸,也是一個時代的不幸。
[ 打印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