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冰》連載一個偷渡女和大學教授的愛情故事108

121

 

桂花和景凱的故事我可以暫告一段了。現在我要為讀者回到朱向才重審案這件事上來了。這案子最要緊的人證是於平。不用說，我們已經找到了他。正如朱向才所預料的那樣，於平不肯出庭為他作證。

“沒關係，”安迪生輕輕笑著說，“我們可以把他列入指定的證人裏，通過法庭傳票。對於法庭所指定的證人，他就是不願意也得來，他總不能觸犯法律吧？”

朱向才的那件血衣經過法醫的檢驗，和安迪生希望的一樣，在那衣服上沒有找到陳阿大的血跡，那上麵所有的血跡全是朱向才自己的！這是多麽值得慶幸的結果啊！根據開槍距離判斷，凶手身上是不可能不沾上血跡的。

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由於那些肌膚皮屑和朱向才的腳印，經過再次化驗後，它們確實屬於朱向才的。因此，檢察官湯姆·貝利認為朱向才仍然具有很大的嫌疑，至少在案發那段時間的前後，他不可能不在現場。彼德甚至認為，距離贏得這場官司還有很遠的路要走。為此，他再次提出第二個凶手的看法，並且改變了上一回的說法。這是因為在我第二次打電話給朱向才時，這位死囚說他曾經聽陳阿喜說過，陳阿大坐輪椅隻是為了弄張醫療卡。

“如果有人能證明陳阿大的腿不是完全癱瘓的話，”彼德說，“那麽，一種可能就是，也許陳阿大就是謀害陳阿喜的人，他弄死了老婆，然後自己自殺了。根據他對陳阿喜的痛恨來看，這不是沒有可能的事。又因為他的那把駁殼槍掉進了水裏，所以他隻能用另一把女式手槍，而這把槍也許正是他老婆用來和他打鬥時所用過的。這個設想的唯一漏洞就是，警察發現那把女式手槍時，它並不在陳阿大屍體旁邊，而是在一個牆角。其實這個漏洞是可以彌補的。因為這很可能是朱向才在惶恐的跑動中，把槍踢到了牆角。”

“另一個可能是，”彼德十分得意地坐在一把轉椅裏，晃著他的二郎腿說，“有人預謀先和陳阿大一起害死了陳阿喜，然後再打死了同謀。因為根據存在兩把手槍的情況看，也許陳阿大原本也想打死另一個人，隻是在他開槍之前，那個人搶先一步，把他打死了。但是由於朱向才和陳阿喜有著情人關係，所以這個人肯定不會是朱向才，而是另一個痛恨陳阿大的人。至於誰是宏運裏最痛恨陳阿大的人，這個我們隻要聽一聽吳胖或者費南多的證詞就可以知道了。”

“嗬嗬，”安迪生笑著說，“彼德，你是在寫推理小說吧？”這位久經法律沙場的老板，用他的派克鋼筆在辦公桌上輕輕敲著說，“既然湯姆·貝利拿準了肌膚皮屑和腳印這兩條證據，為什麽我們不就這個，來個針鋒相對呢？隻要有證據證明朱向才有暈血症，腳印的事就可以推翻。而這一點我認為並不難。所以，我們實際上隻剩下了肌膚組織的事。至於找吳胖作證，這個我也讚成。可他不見得肯。”

重審法庭設在聖康坦監獄裏，距離關押朱向才的死牢不太遠。我們一直等到九月，這個舊金山海灣區最炎熱的季節，才接到開庭的日期。再也沒有比這更簡陋的法庭了。

朱向才走了進來，身後跟著兩個身材魁梧的警察。從他的神色看上去，他有足夠的自信心。他的臉上長滿了青春痘，這說明監獄裏油膩的夥食讓他相當滿意。唯一使他不夠耐煩的是他的手和腳，因為它們被腰裏的鎖鏈鎖住了。

前一天，彼德已經和他談過了，要他什麽都照實說。在誠實的前提下，什麽是他應該說的，什麽是他不應該說的，該說的怎麽說，不該說的又怎麽回避，這些基本常識也都一一對他說了。幸好他的智商並不低。

女法官一陣風似的進來後，由彼德傳出了我們的第一個證人於平。由於他是被法庭指定的證人，所以昨天，他在接受彼德的談話後，也接受了我們的對手，檢察官湯姆·貝利的談話。

“請您指認一下，”彼德單刀直入地問於平，“您錄像帶裏所出現的人當中，是不是有一個，現在正坐在法庭被告席上？”

“是的。”於平伸出胳膊指著朱向才說，“就是他！他叫朱向才。”

這位證人的身體被筆直地憋在西裝裏，炎熱使他一臉醬紅，不住地淌著熱汗。所以他又擦了擦額頭。

“請您為法庭說說您是怎麽把他錄進去的。”

“我當時正拍著錄像，”於平說，“看見有人從鏡頭前方的一簇虎刺梅裏走出來。我就忽然來了靈感，我想，如果在這部作品裏當場加進一個鬼頭鬼腦的第三者，必定能夠使它更為真實化。於是我就把朱向才拍進來了。”

“您和被告說話了沒有？”彼德把他的一條胳膊架在證人席的擋板那裏。

“說了。”

“說了什麽話？”

“我說，朱向才，你跑到那片荊棘叢裏幹什麽去了？弄得滿臉是血。別是摔著了吧？”

“被告和你說過話嗎？”

“說過。”

“說過什麽？”

“這個我記不清了。朱向才當時匆匆忙忙地要走，好像不願和我多說似的。”

“那麽，你的錄像帶是怎麽到了景凱的手裏的？”

“當我發現我在無意中把朱向才也給拍進去後，我就把這盤錄像寄給李先生去看。據李先生說，二零零四年初景凱曾經打電話向他詢問唐桂花的事，後來過了一天又到他那去為唐桂花拿過一隻滾輪箱。就是這一次，李先生給景凱看了這盤錄像帶。”

“那麽，請問您為什麽把這盤錄像帶放了那麽久才拿出來？”

“這是因為我一拍完錄像就交給了我的經紀人。我不知道他會拖那麽久，直到今年年初才還給我。”

“難道你事先沒有看過這盤錄像帶嗎？”

於平眨了幾下眼睛說，“我搞行為藝術這麽多年來從來不看，也不剪輯，我每次都是一拍完就送交我的經紀人，我認為作品越剪輯越糟糕。”

檢察官湯姆·貝利對彼德的問話始終漠不關心，甚至放棄了對於平提問的機會。

“那好，”女法官拿起法桌上的那個小錘子重重地敲了一下說，“退庭！”

法庭的窗戶被打開了，一道陽光射了進來。在下午的證人中，檢察官找的是做肌膚皮屑化驗的驗屍官皮拉爾。當他問完後，彼德對他提出了他的問題。

“您在屬於朱向才的那些皮膚末裏發現血跡了嗎？”

“沒有。”皮拉爾轉著胖胖的臉說。

“任何人的血跡都沒有嗎？連被告本人的血跡也沒有嗎？”

“沒有。誰的血跡都沒有。那肌膚皮屑裏根本不存在有血跡的化學反應！”

哈！我在心裏暗自叫著，這都是安迪生的意思。如果皮屑裏不存在血跡，又怎麽解釋朱向才的臉一定是陳阿喜抓破的呢？我向湯姆·貝利看去，這位一貫昂著腦袋的檢察官先生，現在麵色正呈現著鐵灰色呢。我再次意識到安迪生對我說過的話，任何案子除了確鑿的證據，剩下的就是律師和檢察官的較量了。我相信彼德此刻一定也有同感，因為我看見他正得意地在證人席前走來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