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三變當然是宋朝一個才華橫溢的文人，他的作品也是阿筍最喜歡之一，特別是《雨霖鈴》和《鳳棲梧》更是膾炙人口，就是這首《鶴衝天》也是朗朗上口，阿筍不以為然的當然不是詞的水平，而是柳三變的心態跟詞的內容並不相符，當時他寫《鶴衝天》的時候還是一介白衣，還有他在寫之前已經參加了三次科考落第，這樣看來，三變是絕不是一個甘於拿“浮名”來換取“淺斟低唱”的人，他也絕未達到這種境界，這應該是他在屢次不第之後的一種發泄。為什麽敢這樣評論他，就是因為他在寫了《鶴衝天》之後還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一直到47歲的時候才考取進士，一個願意滿足於“淺斟低唱”的文人就不會對“浮名”這樣苦苦追求而弄得“為伊使得人憔悴”。
其實，柳三變的行為並無可厚非，隻因“浮名”太有魔力了，沒有超智慧的聖人是不可能超越的，芸芸眾生之中，能有幾個喬達摩.悉達多？又有幾個妙善、幾個李修緣？被譽為聖人的孔子也是在出仕重挫之後才周遊列國，靜下心來整理《論語》、著作《春秋》。
在俗人之中，眾所周知的“不為五鬥米”折腰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我覺得也不例外。因為往事已經是往事，不可能再來一個改變，所以我們苟且來個假如，假如陶淵明的俸祿不止五鬥米，假如他在任上不需要向權貴折腰，他是否會辭官？
再來說李白，他滿腔熱血來到都城長安，其目的就是為了施展才華，說到底也就是奔著“浮名”而來的，假如他不被唐玄宗當做取樂的文匠而是付之實權，假如他不被雞奴羞辱刺激他是否會發出“安能催眉折腰侍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呐喊而黯然離開長安？
就是唐伯虎，戲台的唐伯虎風流倜儻、逍遙自在，其實這都是大膽的文人在戲說而已，真實的唐伯虎一生中潦倒的日子比得意的時光多多，他不是不願意入仕，而是在官場的不得意。“揚州七怪”、“竹林七賢”大致也是如此。
周朝武則天任用周興、來俊臣等酷吏，采用“望風而參”的手段對官員大加殺戮，但赴考的仕子卻前赴後繼；明朝朱元璋洪武中末年大肆誅殺官吏，讓官員朝不保夕，然“如伴虎”者還是願意隨“伴君”側。
就是明朝禦史王獻臣歸隱蘇州園林，自命為拙政園，以築室種林為樂也是在仕途失意之後。
古代的例子舉不勝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名為名，名及利，名可以光宗耀祖！古代如此，當今呢？更是如此！隻因為當今的社會，當官最威風，當官者有權，有權就有錢，有錢就有美酒、鮮花、掌聲和女人，也就是有權就有了一切，如果沒辦法擁有這一切，不是說明權不好使，隻是說明你手中的權不夠大，或者權用得不夠好！古代的柳三變想“淺斟低唱”還要“忍把浮名”來換，當今的官員卻因為擁有了“浮名”就可以日夜“淺斟低唱”，甚至是“狂吼豪飲”，這就是社會的進步，中國人畢竟是從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經過了無數次的“革命”才擁有當今的世界，就理所當然要有這些“天之驕子”來享樂。
年年腐敗年年反，年年反腐年年腐。社會的貪官層出不窮，每一個被揪出來的貪官背後都有無數的金錢和有數的情婦，這就說明了“人民的公仆”已經翻身做了人民的主人，可以攫取“老主人”的血汗了。這就是權力的魔力。這樣的“浮名”，在當代更是國人謀取的對象，擁有的人也就絕不會去“換了淺斟低唱”的。
社會現象令人哀歎，但社會不會因為小人物的哀歎而改變，既然改變不了，空哀歎也隻是讓自己過得更辛苦，阿筍就試圖用“幾分清醒幾分醉”去看待社會貪的人和貪的事，這樣果然好理解多了，覺得當前這個社會已經進入了人人皆貪（有些過分）的程度，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太多正常事務中需要額外付錢，孩子讀書需要、家人看病需要、尋找就業需要，還有調遷、升職、經商、辦廠等等、等等都需要，除非自己沒有渠道摟錢，否則不摟些錢進來，那有多餘的錢去辦理自己跟家庭所必須辦的事？不管這事是正當的還是非正當的。所以就會拚命去爭取“浮名”，守住“浮名”。話雖如此，阿筍還是覺得有一些貪官也確實太貪了，貪得無道德，貪得變成“狼”（婪）。
寫到這裏，阿筍突然產生一個想法：假如柳三變生活在當今，是不是會用“浮名”來出換？假如陶潛、李白見到當今有權者的生活，是否會變得願意折腰而擁有“浮名”？
夢醒時分，有時候阿筍會回想這些年所經曆的一切變化，不禁會捫心自問：假如阿筍還擁有“浮名”，是否還會為著這“淺斟低唱”而放棄呢？
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說說容易，行動起來就不容易了，不管是古代還是當今。不知道這是社會的進步，還是社會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