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還很年輕的時候，從一本書上看到“法國哲學家盧梭患有抑鬱症”這樣的話，當時看過也就過去了，根本沒有意識到“壓抑症”患者的痛苦。
前幾天，在國外遇到一位認識不是很久、交往也不是很密切的朋友，見他精神有些憔悴，一問才知道他患了神經係統方麵的疾病，是焦慮、是壓抑、是恐懼症？他自己也說不太清楚。
精神障礙大多來自壓力和多思，思該思的、思不該思的；思有用的、思沒用的，思得心煩意亂、思得夜未能眠而誘發。
有神經方麵疾病的人都很可憐，因為他們有壓力、還會自我去擴大這個壓力，讓已經承受不了的自己更加難於承受，他們為藥廠生產的“百憂解”、“阿西替林”等等打開了銷路、創造了利潤，而留給自己的隻是萎靡不振的外表和內心的煎熬。
對於上麵的藥物，本人並不陌生，因為我也吃過，為自己的多思付出了代價。
國外的環境很自由、很開放，國外的風景也很美麗，但對我這樣一個人到中年、囊中羞澀的新移民者來說，庸俗的錢就顯得要比自由的言論、美麗的風景重要多多。因為我不是財大氣粗的投資移民、也不是嬌生慣養的出國留學生，隻是一個尾隨著老婆技術移民出來的。雖說技術移民在臉麵上有些些的光澤，但相比腰腋藏著、捏著黑的、白的，還是灰的資金投資者就黯然失色了。
在我剛到國外初始，也到語言班就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20幾個人，錢袋跟我差不多癟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跟我一樣名字的老師“MAKE”，我取“MAKE”是為了自己能記住自己的名字，他也取“MAKE”是為了讓我這樣的學生不至於叫錯他。名字是相同的、移民的途徑也一樣的，所不同的是，他是主申請人，我是主申請人的家屬，所以他在上麵講課，我在下麵聽他講課。回去之後躺在床上也想著同樣一個問題，隻是我想得比他多，想得比他煩，因為他講課有收入，我聽課為學校增加收入。所以他在繼續講著課、我卻中途退學繼續在想心事。
我白天想、晚上還在想，想得多也就睡得少，睡得少也就煩惱多，一直想到找醫生要來了“百憂解”，“百憂解”一吃就解了百憂，解憂後我懂得了“在家思不如出去做”的道理，所以就去做了。
做什麽？做生意，沒資金；打工、有（語言）障礙打不了，沒有（語言）障礙的工就不是我一個“鞏（漢林）式身材”的人所能承受，最後我找到了一份既沒有（語言）障礙、又能發揮自己身材優勢的工——送廣告，因為我體輕腿長走得快，因為我性子急躁、風風火火有效率，這樣幹了倒也爽快，有了收入也有了睡眠，可惜我走了好長好長的路換來的收入卻一次性繳還給了政府，因為在一個“偏愛”自己汽車的攝像機裏頭留下了來回兩次“倩影”，超速被罰了400元外幣，這個時候我就想到國內的好——可以趕快找朋友關照。
一個中年人千裏迢迢來到人家的國家吃福利畢竟是一件丟臉的事，正當不想丟臉的我為生活問題再一次“勤思”莫展的時候，一貫小鳥依人的老婆找到了工作，一份收益越來越不錯的工作，我也就不用再勤思了，也就不憂的告別了“百憂解”。
“人不能不思、人不能太多思；無益不思、思之無益；凡事多順著自然，遇事處之多些泰然；天既造人，天就不滅人，天下就沒有絕人之路！”這是我把自己在近幾年生活中悟出的道理轉告給這位朋友，希望他早日告別“百憂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