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奇怪的時代。僅僅一個特別溫和的冬天，就足夠讓環境主義者（或環保主義者，environmentalists）和他們的追隨者提出激進的限製措施來改變天氣，並且馬上就要行動，而不顧整個20世紀全球氣溫隻上升了0.6度的事實。
去年，艾爾-戈爾（Al Gore，美國前副總統，民主黨）所謂的“紀錄”電影在全球影院上映，英國的（或多或少是通尼-布萊爾的）Stern報告出版，聯合國關於氣候變化的跨國組織（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推出第四個報告，八國集團首腦野心勃勃的宣布要對氣候采取行動。有理性的、熱愛自由的人必須作出回應。並不是曆史上第一次，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專製很嚴格，隻有那一個允許的真理被灌輸給我們。其他的說法都遭到譴責。
《恐懼之邦》一書作者Michael Crichton說的很清楚：“人類麵對的最大的挑戰是區分現實和想像、真理和宣傳（propaganda）的挑戰”。我有同樣的感覺，因為全球暖化歇斯底裏已經成為真理和宣傳對決的一個經典例證。反對“既有的”真理需要勇氣，盡管很多人－－包括頂尖的科學家－－對氣候變化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抗議那些支持全球暖化假設並把它和人類活動相聯係的人的傲慢。作為一個生命的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人，我感到有義務指出，我認為當今對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繁榮的最大威脅，在於野心勃勃的環境主義學說（environmentalism），而不是共產主義學說。這種理念妄圖用某種中央計劃（現在成了全球性的），替代自然而未經幹涉的人類演進。
環境主義者要求迅速的政治行動，因為他們不相信經濟成長的長線積極作用，既不顧後代子孫毫無疑問會享受的技術進步，也不顧已經被證明的社會越富裕環境質量越高的事實。他們是馬爾薩斯式的悲觀主義者（Malthusian pessimists）。
科學工作者應該幫助我們，並考慮到他們科學見解的政治影響。他們有職責告訴大家他們的政治和價值取向，以及這些因素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科學數據的選擇和解讀。
在我們的星球的以億年計的曆史上談論地球暖化有什麽意思？每個上學的兒童都被告知溫度的多變性，冰河期，和中世紀時期的暖和的多的氣候。我們都注意到就是在我們自己的一生中，都有溫度變化發生（向冷和向熱兩個方向）。
由於技術進步，可繼承的財富的增加，基本社會機構的理性化，和國家自我組織能力的增強，人類社會的適應能力已經急劇的增強了。這一適應能力還會持續增強，足以解決溫和的氣候變化帶來的潛在後果。
我同意麻省理工學院（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ichard Lindzen教授的看法，他說：“將來的人會充滿困惑的想，21世紀早期的發達國家因為全球平均溫度增加了零點幾度就陷入歇斯底裏般的驚慌，而且基於對極不確定的電腦模型結果的誇大，結合一連串漏洞百出的推理，就要把時間倒退到工業時代之前。”
全球暖化的問題，社會因素超過科學因素，關乎人類和人類的自由超過關乎全球平均溫度變化零點幾攝氏度。
作為一個當今世界性的關於氣候變化論戰的見證人，我提出以下建議：
- 微小的氣候變化不需要回應以激烈的嚴格限製
- 任何對自由和民主的壓製都該避免
- 與其從上至下安排大家的生活，不如讓每個人選擇自己的生活
- 讓我們反對把科學政治化，反對“科學共識”（scientific consensus）的說法，這種所謂“共識”總是由高喊的少數人而不是沉默的大多數達成
- 與其談論“環境”，不如在我們自己的行為上體貼環境
- 讓我們保持謙卑，同時對不需要幹涉的人類社會的演進保持信心。讓我們相信人類社會的理性，而不是排斥理性或把它引向其他方向
- 讓我們不要用大災難的預告來自己嚇自己，或者用這種預告來支持對人類生活的非理性的幹涉
英文原文：Freedom, not climate, is at risk
By Vaclav Klaus
The Financial Times, Published: June 13 2007 17:44
http://www.ft.com/cms/s/9deb730a-19ca-11dc-99c5-000b5df106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