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許知遠
當京城的綠營兵在1894年秋天奉調至山海關時，人們有理由為大清帝國的未來表示憂慮。一位目擊者說，人與馬都很瘦小，還沒走出城南就已揮汗如雨，馬鞍上掛著鴉片煙槍，一些士兵手裏端著鳥籠，吐出嘴裏的食物喂鳥，另一些人則顯得又饑又渴，眉頭緊鎖。
創建於19世紀初的綠營直屬於兵部，創建者希望它能夠替代戰鬥力曾強大一時，但彼時日顯衰敗的八旗兵，但僅僅幾十年後，它就追隨了前者的腳印，不管是麵對外敵還是國內的叛亂，都不堪一擊。長期掌管著清國海關的赫德曾在1865年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帝國的軍隊隻有當叛亂者撤退後才敢前進，殺幾個農民謊報勝利。而杭州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編出了這樣的打油詩：賊至兵何在？兵來賊已空。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大清帝國，這個以暴力建立合法性的政權失去了力量。
沒人指望綠營兵能夠擊敗日本。當大清國與日本的衝突在1894年7月爆發時，人們都把希望寄托在李鴻章指揮的軍隊上，他們大都出身於湖南與安徽，在曾國藩與李鴻章的訓練下，士兵裝備了現代武器而非長矛大刀，通過對個人與宗族的尊崇，這些地方武裝擁有了令帝國嫡係部隊黯然失色的戰鬥力。而李本人一手興建的北洋海軍經過20年的經營，按照曆史學家唐德剛後來的計算，它的裝備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則排名第十三。它的指揮官們很多在英美受訓，與日本那邊的對手們曾是同學。1891年北洋艦隊訪問日本時，連日本的明治天皇也為艦隊的實力而讚歎。那正是一個美國軍事專家馬漢所說的“海權”決定國家興衰的年代。
2005年2月12日，我坐在劉公島上看著那些被打撈上的艦隊殘骸。整整110年前的今天，北洋水師最後殘存的武裝力量也投降了，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淩晨自殺。關於那場持續了7個月的戰爭，曆史學家已盡可能挖掘出了盡量多的細節。但僅僅重溫那段屈辱能給我們帶來什麽？曆史早已過濾掉複雜的情感，隻留下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與數字，如果簡單地重複它們當真就如黑格爾所說：“我們從曆史中所學到的惟一東西是，沒有人能夠從中學到任何東西。”
這場戰爭中充斥著太多的荒謬性。我不能假裝能夠理解為什麽葉誌超在並未戰敗時就匆匆懸掛起白旗；不知道1895年2月6日大敵當前時，“來遠”與“威遠” 的管帶邱寶仁、林穎啟為何仍能從容地上岸嫖妓；為什麽大清國將領最赤膽忠心的作為不過就是吞食鴉片自殺。在紫禁城內，沒有人真地在乎戰爭的輸贏，比起外敵，內部人的權力鬥爭才更關鍵。在這場戰爭悲劇性的高潮到來之前，那位當時最有權勢的女人決定挪用海軍軍款修建自己的後花園——宮廷內的個人喜好遠比什麽國家利益要重要得多；而對於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來說，戰爭根本就從未爆發，隻要給一些錢，老百姓就會歡天喜地給敵人帶路，他們頭腦中根本沒有國家這一概念， “中國”是外來者來稱呼我們自己，我們隻知道朝代的更替……
這些看似互不相幹的片段，最終都如磁場內的磁針一樣指向了同一個方向——帝國的潰敗。瑪雅文明為什麽消失？羅馬帝國為何衰落？文明與國家就像個人一樣，似乎逃避不了成長與衰亡的周期命運。即使到了現在，分析家們仍無法明晰這樣的複雜問題。盡管曆史的綿延感如此強大、充斥的變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確在某一時刻，我們會發現幾乎所有的變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傳染病在大規模爆發前的臨界點。甲午戰爭最終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崩潰的臨界點，它無情地證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國精英的努力不過是暫時延緩了它的壽命，而之後，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盡管做出了更富變革意義的舉措，卻最終證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敗的速度。而帝國最後的捍衛者們也被迫承認，日漸全球化的曆史已不能給予他們足夠的時間進行有步驟，但過分緩慢的改變，他們的命運不再僅僅由自己主宰，而必須與外部世界共同分享，遊戲規則改變了。
甲午戰爭提供了一塊再好不過的切片，讓我們能仔細觀察一個曾經強有力的組織如何退化及最終死亡。一切曆史最終都是思想史，單純的曆史事件不會重演，但是人們在應對挑戰與挫折時的反應，卻可能遵循類似的模式。自從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在150年來的努力可以概括為三方麵：消除外來的侮辱，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在全球市場上獲得匹配的地位；建構一個現代社會，它包括現代政治、現代經濟、現代組織與現代文化。
沒人比李鴻章的個人經曆更能代表中國在19世紀遭遇的挫折和嚐試擺脫挫折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23年，至少在表麵上，仍沒有外來者公然懷疑中國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國。18世紀的幾次征戰，使得清帝國的疆土幾乎擴大了一倍，它的勢力深入到了亞洲腹地。它的人口在100年中也增加了一倍，達到三億多，比包括俄國在內的整個歐洲還要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優越意識，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內，幾乎所有地區都是中國在某種意義上的附庸 ——中亞大陸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亞部分是它禮儀上的附庸，日本則是文化上附庸，而朝鮮幾乎在所有方麵都在匆忙地追隨中國的腳步。帝國對於海外的探險沒有興趣，當英國在印度的作為被傳到北京時，清王朝開始實行海禁，陌生的東西總令人不安，那麽就宣稱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麵，中國理應獲得這種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現代的標準，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續了2000年，它擁有一套不龐大卻行之有效的官僚係統，伏爾泰曾對此讚歎不已。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市場與國內貿易，以家庭與宗族為中心的社會組織形式非常穩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驅，而已延續了1000 多年的科舉製度實在是個偉大的發明，它為社會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動機會，使傑出人士有機會管理這個國家，教育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儒家經典為整個係統提供了一套意識形態，這套係統經曆過朝代更替、蠻族入侵，卻從未遭遇過根本性的挑戰。
是因為外來者到來，還是它自身的弱點，造成了中國在19世紀的悲劇性命運？按照哈佛大學的曆史學家約瑟夫·弗萊徹的分析，中國命運的悲劇性已蘊涵在18世紀，歐洲人的到來隻是其中之一，另兩個變化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它們就是剛才提及的領土與人口的倍增。
越來越寬闊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製難度明顯增加，中央極權式微；在馬爾薩斯為世界的未來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在18世紀末達到3 億之後，繼續馬不停蹄地增長到1850年前後的4．5億，這既說明了傳統體製的成功，刺激了消費與商業世界的生長，也說明它同時帶來了資源的明顯緊張感，更多的讀書人期待獲得官職，更多的農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飯、穿衣。當這些通道沒有同步拓展時，矛盾就開始積鬱了，而無論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還是改革者康有為與孫中山，都是在傳統的晉升之路被封死之後才去尋找新方向的。
在1895年前，帝國的大部分精英對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徹底崩潰。在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官員的成長過程中，他會目睹一連串帝國在外來者麵前受到的屈辱： 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1857—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71年俄國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奪取琉球；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戰爭，幾乎每隔十年戰事就會爆發。而帝國的基礎在1850年代就曾顯得脆弱不堪，歐洲的外來者不費多大氣力就能夠瓦解從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軍防線，一些最富洞察力的頭腦很快就發現，他們是中華帝國幾千年曆史上未曾遭遇過的強力；而一支用變形的基督教統一了思想的太平軍則占領了最富庶的長江流域，那裏是帝國財政與糧食的供給中心。
但接下來卻並非是帝國的崩潰，1860之後的30年是中國社會一個複興的時期，遠非今日我們想當然的黑暗歲月。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經崛起，在中央他們以恭親王與文詳為代表，能用更熟練的技巧處理對外關係；在地方他們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為代表，成功地鎮壓了太平天國等一係列的反叛。他們正直、勤奮、自我克製，重新樹立了道德的榜樣，他們大力挖掘人才，為官僚係統注入了生機；在外交上，總理衙門的引入讓中國在處理對外事務上逐漸專業化，並贏得了某種尊敬；在軍事上，更多的現代裝備被引入湘軍、淮軍，包括機槍與克虜伯大炮；在1860年代，隨著各路義軍的逐個消亡，農業生產逐漸恢複，新開墾的土地帶動了新的移民；洋務運動的倡導者開始著手建立現代工業，甚至中國商人在沿海貿易方麵也開始趕上外國商人；新思想也開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譯作品受到了手握政權的地方改革者的重視；被腐敗與戰亂所摧毀的地方行政係統重新運行起來，士紳再一次發揮起作用；教授傳統儒學的學校大批興建，繼續為帝國提供穩定的思想教育……在麵對中國社會的老問題上，改革派們的成效卓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新疆的平叛，讓帝國的光芒在西北地區重新閃耀；山東的丁寶禎治理了黃河及大運河的水患，加強了地方團練，改革了鹽政；李鴻章則建立了還算現代化的軍隊，創造了江南製造局。一位駐中國的外交官在1872年寫道，中國正在迅速地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對手；整個官僚階級都決心恢複中國的國際地位；兵工廠和造船廠的產量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國建造的軍艦不久就將達到歐洲的最高水平……
自1860年代開始的，被曆史學家稱之為“同治中興”的改革，在很多方麵，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時開始的明治維新一樣，似乎標誌著一個古老文明麵對現代挑戰的應變。中國和日本同為專製政體，改革同樣由精英階層自上而下地推動，而在才智上，李鴻章一代也絕不遜色於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1894年中日正式交戰前，這兩個國家誰的成功更顯著，似乎仍未有定論，一位觀察者在1870年代分別了考察了中國與日本之後，很確定地說，中國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這兩場變革的顯著區別是，當麵臨挑戰時，中國首先選擇的是從曆史中求諸答案，變革者們最主要的期待是恢複一個他們幻想中的樸實和穩定的農業社會。
在中國一代又一代人眼中，黃金時代總是存在於那個已經逝去的年代，他們采用的各種手段，不管是來自西方還是自身，都是為了保持原有的社會結構，原有的政治體製和原有的思維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著在內髒已經腐爛的身體上的光鮮皮毛，在任何一個考驗麵前，這種分離都如此明顯，對於中國政治係統的官員來說，中日戰場上的輸贏，其重要性遠比宮廷政治要小得多。改革雖然暫時扭轉了內部傳統部門的頹勢，但不過是加固了那些本應被改變的體製，它使一個王朝延續了更多的時間，卻沒有向現代國家方向演變。向它所期待的康乾盛世一樣，王朝或許可以擊敗來自內部的叛亂和來自中亞腹地的挑釁，卻對來自海洋那邊的挑戰無力抗拒。
當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對於那些受過教育的公眾來說，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對外戰爭的失敗都要大，過去被他們看不起的學生日本，在僅僅一代人之後，就無情地擊敗了自己的老師。這一事件幾乎徹底衝垮了中國人最後的信念上的優越感，而對於老一代官僚來說，他們終其一生的努力最終被證明不堪一擊，伴隨著他們相繼退出曆史舞台，官僚係統再次迅速地回落到無能、腐敗、道德崩潰的地步，從地方開始的振興活動，也促成了地方與中央的分離，並為後來的軍閥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甲午之戰的慘敗激發起了一場新的運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型知識分子，希望能在政治體製、社會體製本身上進行一場變革。但很快，這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發現，變革難度比他們想象的要大得多，他們需要得到來自最高權力的支持，他們在麵對傳統的官僚體製時需要更多的技巧，他們還發現廣大人民需要被喚醒，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國家與世界茫然無知、麻木不仁。這些變革者甚至意識到，他們還要創造一個“中國”的概念，然後去拯救這個被創造出來的概念。然而他們或許不知道的是，一個他們心目中的現代政體需要一個全國性的經濟環境與社會組織的支持。曆史課本早已將19世紀的中國描繪成半殖民地社會，但事實上，來自外部世界的改變仍舊很少，中國與外界最活躍的紡織貿易隻影響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97％以上的中國人仍在穿著土布織的衣服，農業與手工業在經濟中占據著絕對的主題；現代國家應該擁有的公共係統隻露出很少的跡象，更何談現代交通運輸、通信和教育係統；現代意識更是少得可憐，那些北京的改革者們的聲音最多能被幾萬名同道聽懂，對於廣闊的鄉村世界來說，生活仍如幾十年前一樣，暗淡、遲鈍地進行著，鴉片是對抗這種沉悶的最好方式……
中國的曆史太悠久了，幅員太遼闊了，它總能尋找到回避根本的變革的方式。當美國的“黑船”來到日本時，這個國家無處可躲，隻能正麵迎接變化；而在中國，即使八國聯軍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後仍可以相對從容地逃到陝西。帝國的惰性總是不自覺地拒絕變革，而變革發生後，它傳播的速度又過分緩慢。日本的曆史學家屋太一發現，一個組織患有絕症的原因有三個：一，功能體的共同體化，功能體是為了達到組織的外在目標，共同體是為了滿足成員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國社會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全部以追求自己狹隘的利益為出發點，而忘記整個組織的外在目標；二，對環境的過度適應；三，沉醉於成功的體驗。超過2000年的相對一致的曆史，使得中國人極度適應了自己的生存環境，即使當一些新挑戰到來時，他們也仍重複性地使用曾經有成效的老辦法，比如“同治中興”。
但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沒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維新是一個無所不包的“休克療法”，沒有得到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強的權力支持。雖然在義和團運動之後10年，清政府幾乎采納了百日維新的所有主張，但此刻，這個組織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後於它腐爛的速度，而且它最終發現自己已無力麵對層出不窮的危機。而且在20世紀初，中國已不具備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相對不受打擾的改革條件。更為徹底的國際競爭已經展開，國際環境的壓力對於中國的壓力更為顯著，中國固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與一個嶄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來越不可調和，不同背景、思維與利益的群體間越來越難以相處。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隻有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這場革命必須從一切方麵洗刷舊傳統……
－－原載：《經濟觀察網》，2005-03-08
http://www.eeo.com.cn/oldsearch/inner.jsp?newsid=12619
當京城的綠營兵在1894年秋天奉調至山海關時，人們有理由為大清帝國的未來表示憂慮。一位目擊者說，人與馬都很瘦小，還沒走出城南就已揮汗如雨，馬鞍上掛著鴉片煙槍，一些士兵手裏端著鳥籠，吐出嘴裏的食物喂鳥，另一些人則顯得又饑又渴，眉頭緊鎖。
創建於19世紀初的綠營直屬於兵部，創建者希望它能夠替代戰鬥力曾強大一時，但彼時日顯衰敗的八旗兵，但僅僅幾十年後，它就追隨了前者的腳印，不管是麵對外敵還是國內的叛亂，都不堪一擊。長期掌管著清國海關的赫德曾在1865年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帝國的軍隊隻有當叛亂者撤退後才敢前進，殺幾個農民謊報勝利。而杭州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編出了這樣的打油詩：賊至兵何在？兵來賊已空。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大清帝國，這個以暴力建立合法性的政權失去了力量。
沒人指望綠營兵能夠擊敗日本。當大清國與日本的衝突在1894年7月爆發時，人們都把希望寄托在李鴻章指揮的軍隊上，他們大都出身於湖南與安徽，在曾國藩與李鴻章的訓練下，士兵裝備了現代武器而非長矛大刀，通過對個人與宗族的尊崇，這些地方武裝擁有了令帝國嫡係部隊黯然失色的戰鬥力。而李本人一手興建的北洋海軍經過20年的經營，按照曆史學家唐德剛後來的計算，它的裝備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則排名第十三。它的指揮官們很多在英美受訓，與日本那邊的對手們曾是同學。1891年北洋艦隊訪問日本時，連日本的明治天皇也為艦隊的實力而讚歎。那正是一個美國軍事專家馬漢所說的“海權”決定國家興衰的年代。
2005年2月12日，我坐在劉公島上看著那些被打撈上的艦隊殘骸。整整110年前的今天，北洋水師最後殘存的武裝力量也投降了，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淩晨自殺。關於那場持續了7個月的戰爭，曆史學家已盡可能挖掘出了盡量多的細節。但僅僅重溫那段屈辱能給我們帶來什麽？曆史早已過濾掉複雜的情感，隻留下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與數字，如果簡單地重複它們當真就如黑格爾所說：“我們從曆史中所學到的惟一東西是，沒有人能夠從中學到任何東西。”
這場戰爭中充斥著太多的荒謬性。我不能假裝能夠理解為什麽葉誌超在並未戰敗時就匆匆懸掛起白旗；不知道1895年2月6日大敵當前時，“來遠”與“威遠” 的管帶邱寶仁、林穎啟為何仍能從容地上岸嫖妓；為什麽大清國將領最赤膽忠心的作為不過就是吞食鴉片自殺。在紫禁城內，沒有人真地在乎戰爭的輸贏，比起外敵，內部人的權力鬥爭才更關鍵。在這場戰爭悲劇性的高潮到來之前，那位當時最有權勢的女人決定挪用海軍軍款修建自己的後花園——宮廷內的個人喜好遠比什麽國家利益要重要得多；而對於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來說，戰爭根本就從未爆發，隻要給一些錢，老百姓就會歡天喜地給敵人帶路，他們頭腦中根本沒有國家這一概念， “中國”是外來者來稱呼我們自己，我們隻知道朝代的更替……
這些看似互不相幹的片段，最終都如磁場內的磁針一樣指向了同一個方向——帝國的潰敗。瑪雅文明為什麽消失？羅馬帝國為何衰落？文明與國家就像個人一樣，似乎逃避不了成長與衰亡的周期命運。即使到了現在，分析家們仍無法明晰這樣的複雜問題。盡管曆史的綿延感如此強大、充斥的變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確在某一時刻，我們會發現幾乎所有的變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傳染病在大規模爆發前的臨界點。甲午戰爭最終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崩潰的臨界點，它無情地證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國精英的努力不過是暫時延緩了它的壽命，而之後，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盡管做出了更富變革意義的舉措，卻最終證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敗的速度。而帝國最後的捍衛者們也被迫承認，日漸全球化的曆史已不能給予他們足夠的時間進行有步驟，但過分緩慢的改變，他們的命運不再僅僅由自己主宰，而必須與外部世界共同分享，遊戲規則改變了。
甲午戰爭提供了一塊再好不過的切片，讓我們能仔細觀察一個曾經強有力的組織如何退化及最終死亡。一切曆史最終都是思想史，單純的曆史事件不會重演，但是人們在應對挑戰與挫折時的反應，卻可能遵循類似的模式。自從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在150年來的努力可以概括為三方麵：消除外來的侮辱，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在全球市場上獲得匹配的地位；建構一個現代社會，它包括現代政治、現代經濟、現代組織與現代文化。
沒人比李鴻章的個人經曆更能代表中國在19世紀遭遇的挫折和嚐試擺脫挫折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23年，至少在表麵上，仍沒有外來者公然懷疑中國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國。18世紀的幾次征戰，使得清帝國的疆土幾乎擴大了一倍，它的勢力深入到了亞洲腹地。它的人口在100年中也增加了一倍，達到三億多，比包括俄國在內的整個歐洲還要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優越意識，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內，幾乎所有地區都是中國在某種意義上的附庸 ——中亞大陸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亞部分是它禮儀上的附庸，日本則是文化上附庸，而朝鮮幾乎在所有方麵都在匆忙地追隨中國的腳步。帝國對於海外的探險沒有興趣，當英國在印度的作為被傳到北京時，清王朝開始實行海禁，陌生的東西總令人不安，那麽就宣稱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麵，中國理應獲得這種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現代的標準，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續了2000年，它擁有一套不龐大卻行之有效的官僚係統，伏爾泰曾對此讚歎不已。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市場與國內貿易，以家庭與宗族為中心的社會組織形式非常穩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驅，而已延續了1000 多年的科舉製度實在是個偉大的發明，它為社會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動機會，使傑出人士有機會管理這個國家，教育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儒家經典為整個係統提供了一套意識形態，這套係統經曆過朝代更替、蠻族入侵，卻從未遭遇過根本性的挑戰。
是因為外來者到來，還是它自身的弱點，造成了中國在19世紀的悲劇性命運？按照哈佛大學的曆史學家約瑟夫·弗萊徹的分析，中國命運的悲劇性已蘊涵在18世紀，歐洲人的到來隻是其中之一，另兩個變化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它們就是剛才提及的領土與人口的倍增。
越來越寬闊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製難度明顯增加，中央極權式微；在馬爾薩斯為世界的未來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在18世紀末達到3 億之後，繼續馬不停蹄地增長到1850年前後的4．5億，這既說明了傳統體製的成功，刺激了消費與商業世界的生長，也說明它同時帶來了資源的明顯緊張感，更多的讀書人期待獲得官職，更多的農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飯、穿衣。當這些通道沒有同步拓展時，矛盾就開始積鬱了，而無論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還是改革者康有為與孫中山，都是在傳統的晉升之路被封死之後才去尋找新方向的。
在1895年前，帝國的大部分精英對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徹底崩潰。在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官員的成長過程中，他會目睹一連串帝國在外來者麵前受到的屈辱： 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1857—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71年俄國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奪取琉球；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戰爭，幾乎每隔十年戰事就會爆發。而帝國的基礎在1850年代就曾顯得脆弱不堪，歐洲的外來者不費多大氣力就能夠瓦解從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軍防線，一些最富洞察力的頭腦很快就發現，他們是中華帝國幾千年曆史上未曾遭遇過的強力；而一支用變形的基督教統一了思想的太平軍則占領了最富庶的長江流域，那裏是帝國財政與糧食的供給中心。
但接下來卻並非是帝國的崩潰，1860之後的30年是中國社會一個複興的時期，遠非今日我們想當然的黑暗歲月。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經崛起，在中央他們以恭親王與文詳為代表，能用更熟練的技巧處理對外關係；在地方他們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為代表，成功地鎮壓了太平天國等一係列的反叛。他們正直、勤奮、自我克製，重新樹立了道德的榜樣，他們大力挖掘人才，為官僚係統注入了生機；在外交上，總理衙門的引入讓中國在處理對外事務上逐漸專業化，並贏得了某種尊敬；在軍事上，更多的現代裝備被引入湘軍、淮軍，包括機槍與克虜伯大炮；在1860年代，隨著各路義軍的逐個消亡，農業生產逐漸恢複，新開墾的土地帶動了新的移民；洋務運動的倡導者開始著手建立現代工業，甚至中國商人在沿海貿易方麵也開始趕上外國商人；新思想也開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譯作品受到了手握政權的地方改革者的重視；被腐敗與戰亂所摧毀的地方行政係統重新運行起來，士紳再一次發揮起作用；教授傳統儒學的學校大批興建，繼續為帝國提供穩定的思想教育……在麵對中國社會的老問題上，改革派們的成效卓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新疆的平叛，讓帝國的光芒在西北地區重新閃耀；山東的丁寶禎治理了黃河及大運河的水患，加強了地方團練，改革了鹽政；李鴻章則建立了還算現代化的軍隊，創造了江南製造局。一位駐中國的外交官在1872年寫道，中國正在迅速地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對手；整個官僚階級都決心恢複中國的國際地位；兵工廠和造船廠的產量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國建造的軍艦不久就將達到歐洲的最高水平……
自1860年代開始的，被曆史學家稱之為“同治中興”的改革，在很多方麵，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時開始的明治維新一樣，似乎標誌著一個古老文明麵對現代挑戰的應變。中國和日本同為專製政體，改革同樣由精英階層自上而下地推動，而在才智上，李鴻章一代也絕不遜色於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1894年中日正式交戰前，這兩個國家誰的成功更顯著，似乎仍未有定論，一位觀察者在1870年代分別了考察了中國與日本之後，很確定地說，中國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這兩場變革的顯著區別是，當麵臨挑戰時，中國首先選擇的是從曆史中求諸答案，變革者們最主要的期待是恢複一個他們幻想中的樸實和穩定的農業社會。
在中國一代又一代人眼中，黃金時代總是存在於那個已經逝去的年代，他們采用的各種手段，不管是來自西方還是自身，都是為了保持原有的社會結構，原有的政治體製和原有的思維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著在內髒已經腐爛的身體上的光鮮皮毛，在任何一個考驗麵前，這種分離都如此明顯，對於中國政治係統的官員來說，中日戰場上的輸贏，其重要性遠比宮廷政治要小得多。改革雖然暫時扭轉了內部傳統部門的頹勢，但不過是加固了那些本應被改變的體製，它使一個王朝延續了更多的時間，卻沒有向現代國家方向演變。向它所期待的康乾盛世一樣，王朝或許可以擊敗來自內部的叛亂和來自中亞腹地的挑釁，卻對來自海洋那邊的挑戰無力抗拒。
當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對於那些受過教育的公眾來說，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對外戰爭的失敗都要大，過去被他們看不起的學生日本，在僅僅一代人之後，就無情地擊敗了自己的老師。這一事件幾乎徹底衝垮了中國人最後的信念上的優越感，而對於老一代官僚來說，他們終其一生的努力最終被證明不堪一擊，伴隨著他們相繼退出曆史舞台，官僚係統再次迅速地回落到無能、腐敗、道德崩潰的地步，從地方開始的振興活動，也促成了地方與中央的分離，並為後來的軍閥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甲午之戰的慘敗激發起了一場新的運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型知識分子，希望能在政治體製、社會體製本身上進行一場變革。但很快，這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發現，變革難度比他們想象的要大得多，他們需要得到來自最高權力的支持，他們在麵對傳統的官僚體製時需要更多的技巧，他們還發現廣大人民需要被喚醒，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國家與世界茫然無知、麻木不仁。這些變革者甚至意識到，他們還要創造一個“中國”的概念，然後去拯救這個被創造出來的概念。然而他們或許不知道的是，一個他們心目中的現代政體需要一個全國性的經濟環境與社會組織的支持。曆史課本早已將19世紀的中國描繪成半殖民地社會，但事實上，來自外部世界的改變仍舊很少，中國與外界最活躍的紡織貿易隻影響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97％以上的中國人仍在穿著土布織的衣服，農業與手工業在經濟中占據著絕對的主題；現代國家應該擁有的公共係統隻露出很少的跡象，更何談現代交通運輸、通信和教育係統；現代意識更是少得可憐，那些北京的改革者們的聲音最多能被幾萬名同道聽懂，對於廣闊的鄉村世界來說，生活仍如幾十年前一樣，暗淡、遲鈍地進行著，鴉片是對抗這種沉悶的最好方式……
中國的曆史太悠久了，幅員太遼闊了，它總能尋找到回避根本的變革的方式。當美國的“黑船”來到日本時，這個國家無處可躲，隻能正麵迎接變化；而在中國，即使八國聯軍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後仍可以相對從容地逃到陝西。帝國的惰性總是不自覺地拒絕變革，而變革發生後，它傳播的速度又過分緩慢。日本的曆史學家屋太一發現，一個組織患有絕症的原因有三個：一，功能體的共同體化，功能體是為了達到組織的外在目標，共同體是為了滿足成員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國社會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全部以追求自己狹隘的利益為出發點，而忘記整個組織的外在目標；二，對環境的過度適應；三，沉醉於成功的體驗。超過2000年的相對一致的曆史，使得中國人極度適應了自己的生存環境，即使當一些新挑戰到來時，他們也仍重複性地使用曾經有成效的老辦法，比如“同治中興”。
但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沒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維新是一個無所不包的“休克療法”，沒有得到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強的權力支持。雖然在義和團運動之後10年，清政府幾乎采納了百日維新的所有主張，但此刻，這個組織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後於它腐爛的速度，而且它最終發現自己已無力麵對層出不窮的危機。而且在20世紀初，中國已不具備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相對不受打擾的改革條件。更為徹底的國際競爭已經展開，國際環境的壓力對於中國的壓力更為顯著，中國固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與一個嶄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來越不可調和，不同背景、思維與利益的群體間越來越難以相處。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隻有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這場革命必須從一切方麵洗刷舊傳統……
－－原載：《經濟觀察網》，2005-03-08
http://www.eeo.com.cn/oldsearch/inner.jsp?newsid=12619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