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反宗教傳統

 任不寐

(節選)

⊙　“迷信”——作為偶像崇拜者的中國知識分子

　　在近代曆史中，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是最保守的力量。從信仰的角度來說，這是由於知識分子比一般民眾更驕傲，更自以為是，更不願意接受新事物和新觀念。大致說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反宗教傳統基於兩方麵的理由：一是既得利益，一是觀念上的衝突。我們先討論第一個問題。

　　知識分子在中國往往就是知識官僚，這不僅僅是由於知識分子對漢語知識的壟斷所決定的，更由於政治權力通過考試製度造成的。這種存在狀況事實上使知識分子成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和權力部門（市場化以後是“市場”）通過封閉的交易關係獲得回報。這種商業關係必須是排它的才可能獲得“利潤最大化”。這就意味著，必須排除任何對這種文化必需品獨家專賣的競爭者。特別是當中國知識分子所提供的精神產品缺乏競爭力的時候，一種生存危機或政治危機感就出現了，它使知識分子更瘋狂地要求驅逐競爭者，為達目的甚至不擇手段地在肉體上消滅闖入者。在動員專製權力清剿思想異端和鏟除宗教組織方麵，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得心應手。在這種意義上，這種迫害事實上是兩種既得利益集團的合作。幾乎出於同樣的目的，在敵視基督教這個問題上，儒
家知識分子以及今天的知識分子往往和佛教、回教和道教的知識分子同仇敵愾。

　　當代美國耶穌會士鄧恩神父（Ｇｅｏｒｇｅ　Ｈ·Ｄｕｎｎｅ，１９０５―１９９８）在分析沉傕反宗教的心理根源時談到：

　　“沈傕是官僚主義階層中的一員。這種官僚體製則是幾百年來各種勢力相互鬥爭而產生的結果。官僚階層在帝國中享有優越的地位。要想使這個階層的統治地位能夠繼續下去，就要依賴一套考試體係。而這種考試體係將學問限定在毫無生氣的對文學的淺嚐輒止的理解之中。也正是這種考試體係，使宋明理學日趨退化，走向衰敗。但在理性王國或是宗教領域，人們看到了新的地平線的時候，這個體係則麵臨著被打破的危險。反動的官僚們時刻提防著破土欲出的新思想。他們一直在奮力地維護宋明理學的虛幻的神話。……沒有理由懷疑這些官僚們在維護國家與社會利益上忠誠。而這一套利益是與一套思想體係相聯係的。他們則是這一體係的最大收益人。更沒有理由懷疑，為了維護這種切身利益，即使是下意識的，也是他們反對新生事物的內在動機。這一點可以通過事
例來證明。一般來說，在學者中，要數通過了秀才考試的年輕人最為保守。在通往仕途的成功之路上，他們過了第一道關卡，未來的名利與希望全部都寄托在這個封閉的教育體製當中。他們是在這個體係中受到熏陶的，一旦進入這個階層，就決心捍衛這個製度和他們的優越地位，由此導致了他們不可避免地卷入到這場保守的運動中來。利瑪竇起初在肇慶、後來在韶州所遭遇的一些侵擾，大多來自這些年輕秀才的煽動。”（《晚明基督會士：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餘三樂、石容譯，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

　　中國知識分子是作為中國人唯一的精神導師（上師帝王，下教百姓）而自我確認的，它不能容忍新的篡奪者，盡管後者可能根本缺乏這種“商業動機”。如果說今天某些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是最保守的力量的話，那幺學院派、體製內知識分子尤其如此。當然，麵向市場的知識分子也不乏楊光先之類的人物，他們同樣對科學一知半解，或對自由一知半解，但由於在唯物論世界的長期浸泡下缺乏自省能力或習慣、由於自以為采取民間姿態更為口含天憲、奉天承運，於是對完全不了解的宗教問題更願意妄加指責。這些知識憤青聞宗教就想摸槍。這是一個令人絕望的現實。

　　鄧恩先生的揭示也許還需要補充。麵對宗教的挑戰，中國士大夫所恐懼的既得利益項目不僅僅是仆從在王權之下的分贓利益或政治利益。同樣重要的是，宗教要剝奪他們“做男人的特權”。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都對一夫多妻製、童婚製、婦女纏足、祖先崇拜等問題提出了毫不妥協的批判，而顯然，在這些問題上，中國士大夫幾千年來一直“獲益匪淺”。與此相關的，中國士大夫階層千百年來一直把吃喝嫖賭、說謊使詐視為一種“階級特征”，但傳教士們對此提出了規勸和警告。也許宗教在個人道德上的這些“過高要求”，一直是包括今天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人反感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這種反感往往是下意識的或隱蔽的。

　　當然，中國知識分子的反宗教傳統更充分地體現在它的精神品質方麵。這個精神世界是由四部分內容組成的：儒家人本主義倫理、道家和佛教的虛無主義哲學、災民社會的實用理性（“災民理性”），還有，近代以來的唯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啟蒙理性”與晚清器物崇拜、當下製度崇拜的混合物）。

　　儒家的聖人學說（天子、君子悉歸此類）拒絕接受更高的精神存在，其仁學完全把意識投射到平麵化的人與人關係之中。在這一視野中，人與神的關係被視為虛妄，而“好人”或聖人構成倫理的頂點。道家和佛教由於不承認矛盾而否定了理性和邏輯的意義，這種觀念否認作為實體存在的絕對者，也使任何終極關懷消解在悖論之中。這是一種與任何宗教思想同歸於盡的想法，在這個世界裏，一切價值感覺都消失了，它無法為心靈提供安慰，它在否定生活的同時也消滅了自身，或者，它為信徒的為所欲為或無動於衷提供了精神庇護。當然，宗教在中國遭遇最強大的觀念是“災民理性”，這種精神文化和社會文化否認任何全能至善的存在，更否認人是被造的。它是一種徹底的實用主義和生活唯物主義——對它來說，力量就是上帝，而上帝不可能是力量。應當承認，在今
天，儒、道、釋似乎已經不是基督教的主要敵人了，至少表麵上如此。今天宗教信仰在中國麵臨的真正挑戰是“災民理性”背景下的“唯科學主義”，這種思潮的底色仍然是上麵的幾種觀念所積澱下來的，但它現在用“理性”和“自由”的名義把自己武裝起來了——由於對“現代性”或“後現代性”這種“政治正確”的迷信，知識分子當代的反宗教思潮表現得更為自負和狂妄。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不是本文的目的，事實上這個工作至少表麵上已經基本完成了。現在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深化在知識分子的“科學思想”和“民主思想”中，而後者，構成當代漢語神學主要的對話者。

　　新一代反宗教知識分子指控宗教的最大罪狀是“迷信”，他們在政治曆史中還找到宗教裁判和宗教戰爭這樣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關於後者我建議讀者參考拙文《如何看待教會曆史上的罪惡一文》（參見《災變論》，美國成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在這裏，徹底說明“迷信”的問題也許更為重要。我的基本觀點是，宗教是迷信的最後、最堅決的反對者，或者說，隻有基督教才是迷信的對立麵。正相反，一直宣稱“宗教等於迷信”的中國知識分子才可能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們甚至比中國普通民眾更加崇拜偶像。

　　什幺是“迷信”？迷信有兩種表現方式：第一，把受造者當創造者來崇拜，或者說，把次價值當最高價值來崇拜。這包括三方麵內容：

１、人類崇拜。如自我崇拜、假先知崇拜（所謂“個人迷信”、“理性的自負”等等）、多數崇拜（多數等於正義）、力量崇拜、祖先崇拜等等。２、精神偶像崇拜，如對民族、祖國、社團、政黨等“大義名份”的崇拜，還有圖騰崇拜。３、對自然的崇拜：金錢崇拜等利益崇拜，也包括所謂“寄情山水”、拜泥菩薩、對動物、植物、非生物的崇拜或關於萬物成神的觀念等等。

　　這一切存在都是被造的，而不是創造者；不是絕對者，而是相對者。相對者也有價值，但不具有最高價值。《聖經》在絕對者和偶像之間給人指明了一條中道，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走在這條中間道路上，他們以崇拜絕對者的方式崇拜各種被造者。

　　知識分子對理性的反省是一種當代成果，但這種反省隻有在上帝這一絕對者之下才有可能找到邏輯的起點。科學和民主同樣是被造的。科學是對造物主部分計劃的發現，科學不能創造規則，隻能發現規則。科學的存在是以規則的設計者存在為邏輯前提的。這就是為什幺牛頓晚年回到神的身邊，而愛因斯坦一生敬畏上帝的原因。——霍金的理論並沒有把上帝趕出宇宙，因為他無法回答宇宙為什幺偏偏要按他闡述的方式運行。科學永遠無法回答最後一個為什幺，對這種局限性的認識本身就是“科學精神”的內在要求，但這種精神是“科學主義”所拒絕接受的。

　　對理性的崇拜同樣是一種迷信。認識這點對自由派知識分子尤其重要。根據經濟學理性，完全可以推導出一個人選擇獨裁更可能符合“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同樣，對個體人權狀況的關心恰恰缺乏“經濟學理性”的支持——出於“經濟學理性”人們完全可以不關心李思怡之死，因為所謂“如果我們不關心她，災難也可能同樣落到我們身上”這一說法在邏輯上是不周延的。“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搭便車”避過同類災難。沒有對上帝的認信，自由主義者就不可能象說的那樣生活。這在中國當下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更重要的是，沒有上帝這一“公設”，起源於人的有限性的有限政府理論就缺乏哲學基礎。中國知識分子由於把被造的當創造的來崇拜，就陷入各種偶像崇拜之中。而這種崇拜最後集中表現為自我崇拜，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在這種自我崇拜的迷信狀態中，知識分子之間就進入戰爭狀態——由於都相信自己就是真理或絕對者，因此理論辯論完全被絕對者之間的戰爭所取代。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討論生活，這是任何誠實的觀察家都公認的。

　　第二種迷信是不承認“受造者”也是“被愛者”。這種迷信主要來自中國的一些教會。這些信徒以對絕對者的絕對順服的名義否認人的理性的相對價值，以人與神的縱向關係來否認人與人的橫向關係。他們專務靈修，完全在祈禱中等待恩寵。這種觀念消解了人的責任，而人的責任，恰恰是上帝賦予人類的，它說明著上帝對人的愛。神高於人。神的自由高於人的自由。但這不等於說神完全否定人的責任和人的自由。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教會往往授人以柄。這就是我所說的“宗教犬儒主義”，它忘記了做門徒的責任。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無神論者走的更遠，由於不相信最後的審判，由於聽不見“你的兄弟在何處”這一追問，無神論者更缺乏道德擔當和社會關懷。它沒有道德敬畏，因此最多把這種感情歸於“良知”或利益算計（所謂“市恩”）等方麵。事實證明，人的良知和利益考量都是最靠不住的。不相信最後的審判是一種自我迷信，它所謂的“大無畏”精神造成了“哪管洪水滔天”一類的經濟動物和政治惡棍。這種迷信事實上在此岸世界就已經受到了聖靈的懲罰——唯物論者並不喜樂和平安，象他們所標榜的那樣。“大無畏”這種迷信口號恰恰表達了一種更焦灼的大恐懼，它在說出來的同時就已經是恐懼了，而且是恐懼的絕望形式。遺憾的是，知識分子比一般民眾要狡猾，它會編出很多理由暗暗掩蓋自己的迷信和恐懼。唯物論是這方麵最體係化的理論。

　　《聖經》是一本什幺書呢？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人性與神性衝突的曆史記錄及其經驗總結。在人與神的衝突中，神所警戒和懲罰人的主要問題就是人的迷信或各種偶像崇拜。在這一連串的偶像崇拜者中，往往知識分子成為偶像崇拜者的代表。由於曆史原因，中國知識分子深陷在迷信的深淵裏而不能自拔，也正因為如此，《聖經》文化在試圖推倒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偶像的同時成為後者的敵人——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和馬相伯等人的存在表明神對背離者的眷顧，但今天似乎仍然不是收獲的季節。

　　東方的巴比侖，你要愚頑到幾時呢？！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星期一）

本文參考書目

１、《中國基督徒史》，（法）沙百裏（Ｊｅａｎ　Ｃｈａｒｂｏｎｎｉｅｒ）著。耿生、鄭德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２、《晚明基督論》，（意）柯意霖（Ｇｉａｎｎｉ　Ｃｒｉｖｅｌｌｅｒ）著，王誌成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３、《晚明基督會士：從利瑪竇到湯若望》，（美）鄧恩（Ｇｅｏｒｇｅ　Ｈ·　Ｄｕｎｎｅ）著。餘三樂、石容譯，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
４、《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英）湯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ｏｈｎ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著，王振華譯。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出版。
５、《利瑪竇中國紮記》、《中國基督教史略》（韓）李宣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