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期工廠並不是天天開工,真正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搞了一段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後來幹脆既不批鄧,也不開工。廠裏經常發不出工資,領導就到省出版局要錢。即便如此,還真沒有拖欠過工人工資,境遇比現在的民工可是強多了。由於工廠沒什麽事,七六年底我去了一趟蕪湖,上海,蘇州。在當時,這絕對算是出遠門了。十六歲的我大開了一回眼界。先是在蕪湖,第一次吃春卷。我像個鄉巴佬一樣問姨媽是不是要先剝了皮再吃。然後到了上海,我簡直是兩眼圓睜看什麽都新鮮。最讓我受不了的是上海的年輕人,出雙入對,女的挽著男的胳膊招搖過市。按保定的道德標準,這簡直就是流氓行為。如此糜爛的資產階級作風,南京路上好八連怎麽也不出來管一管?我發現上海人喜歡早起,每天一早去菜市場買新鮮蔬菜,我想這是一種生活的品位和態度。就像廣東人要求海鮮之“生猛”一樣。不像我們河北人,儲存一百斤大白菜,一個冬天不愁吃,可以天天睡懶覺。所以上海女人都很苗條,我相信跟睡眠不足有關。從那以後,我喜歡從背後看上海女人,楊柳細腰。可是一旦回頭,動人的不多,並且臉上總帶有一點疲倦。所以我欣賞張藝謀的電影插曲:(上海)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啊,你莫回啊頭。我隨生長在北方,但從小聽父母在家裏講上海話,因而我也跟著講兩句,並且自認講得還不錯。到上海期間,我便時不時地講幾句上海話。有一次我用上海話向一個老太太問路。她看了看我,並不給我指路,而是說:儂瓦斯搡海寧(你不是上海人)。我問:儂哪能曉得偶瓦斯搡海寧(你怎麽知道我不是上海人)?她說:儂崗搡海矮屋像當尼個色本寧崗搡海矮屋(你講上海話像當年的日本人講上海話)。我差點沒背過氣去。從此絕對再也不敢講上海話。都說京油子嘴上功夫了得,有時候你還真不能小瞧了上海的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