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起門來自己玩
老被磚頭砸碎玻璃，幹脆關起門來自己玩吧。自娛自樂，但是歡迎朋友。
其實我是想向大家推薦<<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
沒法想象，這種事現在還在中國發生著。。。觸目驚心啊！
<<中國農民調查>> 作者: 陳桂棣 春桃
第五-七節
這以後發生的事情，公開的傳媒至今沒有作過任何披露，所幸的是，偵破此案以後，有關方麵曾整理出一份內部的文字材料，在這次調查中，我們見到了這份充滿血淚與恐怖的“報告”。
派出所副所長彭誌中見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為什麽打丁言樂？”
丁作明解釋說：“我沒打，我從沒打過誰。”
彭誌中仍然還是那句話，隻是語氣變得更加嚴厲了。
丁作明再次申辯：“我從沒打過誰，你們可以到村裏去調查。”
丁作明覺得無須回答，這話彭誌中應該去問丁言樂。
“說！”彭副所長已經沒有耐心了，他銳聲喝道。
“你們這麽肯定說我打了丁言樂，有證據嗎？”丁作明忍無可忍地說，“如果那天在場的村民，哪怕是個小孩，隻要有人證明我打了丁言樂，我願承擔一切責任。”
彭誌中根本不聽丁作明的申辯，他提出了兩點處理意見：“一，你丁作明付給丁言樂二百八十元五角的醫藥費；二，在紀王場逢集時，你丁作明用架子車把丁言樂從醫院拉回家。”
這種顛倒是非充滿欺辱敲詐的處理意見，丁作明當然不可能接受，他當即反對道：“我沒打丁言樂，丁言樂不可能傷在哪；他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誌中一拍桌子說：“難道我的話就不算數？我現在問你，我的裁決已經下了，你出不出錢吧？”丁作明平日留心過一些法律方麵的知識，於是說道：“我沒有打丁言樂，你下了這樣的裁定，我可以上訴。
”彭誌中終於被激怒了。他指著丁作明大聲喊道：“我現在就可以把你關起來，你不信？”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說道：“即便按照你剛才的處理意見，我也夠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你對我‘刑事拘留’，也應該在二十四小時內說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誌中說：“那好，我告訴你，我可以關你二十三個半小時，放出去後不給錢，我再關你二十三個半小時，直到你出錢為止！”
彭誌中說到這，摔門而去，他喊來治安聯防隊員祝傳濟、紀洪禮和趙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關進派出所非法設立的“留置室”。所以說它“非法”，是因為國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廳，都分別於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兩次發文嚴令各派出所不得設立羈押場所。
丁作明當然聽不懂由彭誌中嘴裏說出來的這些所內平日的慣用語，三位治安聯防隊員卻是心知肚明。說丁作明“興”，是指他“不服氣”；所謂“加加溫”，就是要給丁作明一點顏色看，可以施以體罰、毆打，必要時，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總之，要被處理者招供認帳為止。
祝傳濟礙於曾是丁作明的中學同學，又是近莊鄰居，不便當麵下毒手，很快也就借故避開了。不過，一向善於察言觀色領會領導意圖又深得彭誌中歡心的祝傳濟，知道丁作明是個寧折不彎認死理的人，同時也看出“拿下”“拿不下”丁作明非同小可，他離開之前特地把紀洪禮和趙金喜喊出門外，交待二人不妨給丁作明“拉拉馬步”。
祝傳濟提到“拉拉馬步”四個字時，語調是十分平靜的，但在紀洪禮和趙金喜二人聽來，還是從這看似平靜的語調中感到了一種殺氣。因為這是紀王場鄉派出所最殘酷的一種刑罰了。
祝傳濟望著紀、趙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後院治安隊宿舍向王進軍傳達彭誌中的指令，要他也馬上趕過去，務必將丁“拿下”。
紀洪禮、趙金喜按照彭誌中和祝傳濟的授意，把丁作明從“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讓丁作明拉馬步，丁作明不依，就衝上去連推帶搡，逼著丁作明就範。丁作明雖說在學校讀了十二年書，卻也不是文弱書生，畢竟是在大田裏耕耙耬耨磨練過來的，累得紀洪禮和趙金喜上氣不接下氣，硬是無法將丁作明治服。
這時王進軍手拎一根桑樹棍進了門。
紀洪禮和趙金喜見王進軍拎著家夥前來增援，就謊稱丁作明動手打了他們。王進軍一聽指著丁作明厲聲喝道：“在這裏嘴硬沒你好果子吃！”說著就要丁作明拉馬步，丁作明依然執意不從。
王進軍嘴裏不幹不淨罵了一句，操起桑樹棍劈頭蓋臉就掄過來。丁作明左閃右躲，結果臂上、腰上連遭猛擊，每中一棍，都痛得他脫口喊出聲，但他就是不依從。
丁作明不拉馬步，王進軍就一下比一下更凶狠地掄著手裏的桑樹棍。
同樣也是農民的聯防隊員王進軍，為什麽對自己的農民弟兄做如此凶殘的事情？一個符合邏輯的解釋隻能是，人從爬行動物進化到今天，雖然創造出了最輝煌的科學技術和最燦爛的現代文明，但人性中那些最原始最殘暴的劣根性，仍會在有些人身上以“返祖”的現象出現，這說明人性進化的緩慢。此時的王進軍，就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發泄野性的異類。
據說，王進軍這已不是第一次獸性發作了，自從來到紀王場鄉派出所，幹上了治安“聯防隊員”，打人就成為他日常的工作。沒誰提醒過他不可以這樣做，倒是因為他敢於下手，而受到所領導的重用。
今天，他手中的桑樹棍不久就打裂了，又很快打斷了，但他仍然不罷休，抬起腳將丁作明跺倒，隨後改用電警棒，猛擊丁作明的雙腿，逼著丁作明跪到地上去。
就在丁作明已無招架能力，王進軍也打累了的時候，紀洪禮的獸性也開始發作了，摸起一根半截扁擔撲了上去。他同樣發瘋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一陣猛抽。
這樣沒過多久，丁作明就不再呻吟了，他對眼前的這一切顯然感到了震驚，也感到了恐懼。
他分明已經看出，他隻要不鬆口，眼前的這幾個家夥是會把他往死裏整的。可是，他依然沒有打算要向誰低頭，更不可能認輸。隻見他瞪大了眼睛，無比憤怒地喊道：“我告村鄉幹部加重農民負擔，違背黨的政策，竟遭這樣毒打，我不怕！就是你們把我打死，我也不服；變成鬼，我也還是要告！連你們一起告！”
紀洪禮碰到丁作明血紅的眼睛，揮起的半截扁擔嚇得掉到了地上。王進軍看紀洪禮手軟了，歇斯底裏地訓斥道：“你他媽的孬種，幹嘛要怕他？這是他嘴硬的地方嗎？”
於是紀洪禮拾起一根棍又凶狠地撲上去。趙金喜爽性找來一塊肮髒的手巾，將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來。
就這樣，王進軍、趙金喜、紀洪禮，三個喪失人性的治安聯防隊員，在丁作明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的狀況下，又輪番毒打了二十多分鍾。直到驚動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導員趙西印，發生在紀王場鄉派出所的這場暴行才算收場。
當清帳小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時，丁作明已是奄奄一息。他們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明是因為替大夥說了話才遭此歹毒的；有的忙到丁家去報信；有的，就指著派出所的警員發泄著憤懣：“你們公安不辦案，社會治安好一半！”
丁作明七十歲的父親丁繼營跌跌撞撞奔進派出所，看到兒子臉色慘白，豆大的虛汗順著兩頰往下滾，嘴唇顫抖著也不喊聲“疼”，一下就跪倒在兒子跟前。
就在這時，派出所副所長彭誌中回到了所裏，他是來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繼營聽說彭誌中就是所裏的領導，又聽說兒子是不願為副村長丁言樂付二百多塊錢的“醫藥費”才被打成這個樣子的，就還苦苦哀求彭誌中：“我向丁言樂賠禮，丁言樂的醫藥費我認了，明天把錢湊齊交給你，請你放了我的兒子吧！------”
彭誌中也沒想到聯防隊員這次下手這樣狠，丁作明被打得這麽慘，見丁繼營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勢揮揮手，巴不得趕快將丁作明抬走。不過他依然沒有忘了自己曾經作出過的處理決定：“我把話說清，明天一定得把要付的醫藥費送到派出所！”
丁繼營和查帳小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鄉醫院治療，後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厲害，鄉醫院的醫生不知所措，隻得連夜將他轉往利辛縣醫院進行搶救。
第二天上午八時，丁作明被確診為脾破裂大出血，醫院給丁作明緊急輸血，然而，回天乏術，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終於在搶救他的縣醫院的手術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繼營老人聽說兒子已死在手術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來。他拍打著牆壁痛不欲生：“兒啦，你咋這麽傻呀，你有理他們有權，你胳膊咋就想扭過大腿呢？------”
丁作明的愛人祝多芬更是難以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早哭成了淚人。她一邊哭，一邊喊：“作明呀，他們把你往死裏打，你咋就不認那二百塊錢呢！錢比命還貴嗎？你這樣撒手去了，撇下兩個渾身是病的老人，三個這麽小的孩子，大的剛六歲，小的才兩周------往後的日子叫我咋過呀？”
守在邊上的查帳小組的村民，好言相勸丁繼營和祝多芬不要太傷心，勸著勸著，忍不住也是淚流滿麵。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麽聰明，昨天為啥就那麽糊塗？他們這樣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聲呢？------”
丁作明帶頭向縣裏反映農民負擔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讓紀王場鄉的父老鄉親感到觸目驚心！
路營村村民憤怒了。憤怒的烈焰燒去了他們平日謹小慎微設置在心頭之上的樊籬，一個個無所顧忌地走出了家門，湧到丁言樂農舍的前麵，要丁言樂和她老婆滾出來。但是，直到這時，人們才知道，丁言樂聽到風聲，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營，此時已是人去屋空。
從那以後，直到我們走進路營，八年過去了，路營的村民再沒見到過丁言樂一家人。有人說他們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說他們去了海南或是深圳，總之，背井離鄉，在外靠打工謀生。
原本是路營村跺地地也會晃三晃的副村長，從此成了浪跡天涯、四處漂泊的可悲的遊子。
村民們在丁言樂家撲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頭湧向派出所。結果發現：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長彭誌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紀洪禮、趙金喜和王進軍，一個個也都各自躲藏了起來。
村民兩處撲空，情緒越發變得激憤，最後一合計，決定直接去縣裏。
就在路營村村民準備上路時，附近的路集、彥莊、李園、朱園、李樓、郭橋、常營村的村民，也聞訊趕來，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營村的上訪的隊伍。
顯然不堪重負，生活難以為繼的，並不僅僅是一個路營村。丁作明向縣裏反映的那些問題，提出清查村幹部帳目的要求，也同樣代表著他們的利益與願望，因此，對於丁作明的死，他們不可能袖手旁觀。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齊心協力奮起抗爭，明天他們就會有著丁作明同樣的遭遇！
於是這支由路營出發的上訪隊伍，頃刻就像被一隻巨大無比的手在冬日滾動著的雪球，其陣勢迅速在擴大，還沒抵達縣城之前，已匯集了三千多人。這隊伍，滔滔似水，浩浩蕩蕩，一路上揚起滾滾黃塵。黃塵滾滾之中，還夾雜著拖拉機、三輪車、農用汽車、牛車、人力車的引摯聲、喇叭聲、鈴鐺聲。
中國的農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善良、最聽話，又最能忍讓的一個特殊的群體，可是，一旦被激怒，又會驟然成為世界上最龐大、最無畏又最具有破壞力的一支隊伍！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發生在安徽省利辛縣紀王場鄉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會被將來撰寫《中國農業發展史》的學者專家忽略或回避，因為，丁作明是中國的九億農民之中，因反映農民負擔而被亂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輕的生命為代價，喚醒人們不應該那麽樂觀地忽略或回避中國農村中正在變得十分嚴峻的現實。
當時的利辛縣委和縣政府不敢怠慢，十萬火急地上路攔截，怕事態進一步擴大，以至失控，會被壞人利用，他們對這一事件沒有回避，處理得也還積極認真，隻是不希望鬧得一個地區全知道，對消息是實行了嚴密封鎖的。他們認為這樣的事傳出去，對利辛縣委和縣政府的任何領導都沒有好處。
報喜不報憂，這其實早已成了當今中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這事還是被傳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書記和省長都還不知情時，案件已經驚動了中央。黨中央和國務院許多領導，不僅詳細得知了這一事件的真相，並已在震驚之後迅速作出了明確批示。
將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華通訊社安徽分社記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為別的采訪任務去利辛縣的，獲悉“丁作明事件”之後，他深感震驚和痛心。當時他在安徽分社負責農村報道，自然會對發生在安徽農業上的一切新聞格外敏感，再說，一個中國最高新聞機關的記者，處理新聞稿件也不會像地方上的記者有那麽多的約束與忌諱。僅憑著社會的責任和時代的使命，他就覺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當今中國農村中太多的“社會信息”。更何況，減輕農民負擔，已經成為黨中央、國務院密切關注並已有了明確規定的一件大事，而紀王場鄉一個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農民，隻是依據黨的決定，向黨的組織提出了正當要求，並得到縣委的支持，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這一切還是發生在人民的執法機關！其性質的惡劣，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及典型性，都無不使他感到觸目驚心！
於是他迅速改變了采訪計劃，頂著一連串的壓力和幹擾，深入到紀王場鄉作了認真調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寫成一篇“大內參”，發往北京的新華總社。總社同樣很快地就將這篇調查報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動態清樣》上。
當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同誌接到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打來的電話，不禁呆住了。在這之前，無論是阜陽行署還是利辛縣政府，都沒有將這件事匯報上來，再說，上麵打來這樣急迫的電話，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曆史上還從來沒遇到過。
陳俊生劈頭就問：“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的青年農民丁作明，因為反映農民負擔被迫害致死，你們對這件事的處理情況怎麽樣了？”
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無法回答。那邊，陳俊生馬上又說：“處理情況隨時告訴我。中央幾位領導同誌都對這事批了字，十分重視，我在這裏隨時等候你們的電話。”
接著，陳俊生不僅留下自己辦公室和住宅的電話號碼，還把他在中南海內部的“紅機號碼”也提供出來；因為他當時正在一個會議上，並把他在會議期間的具體聯係方法也作了說明。
透過這一串電話號碼，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同誌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關領導聯係過後，就把電文發給了阜陽地委和行署。
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這時才知道，紀王場鄉的這件事“漏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與“農民負擔”有個因果關係，這問題就大了，紀王場鄉黨委政府有關的領導將會被追究責任，縣委也難脫幹係。雖然他調到利辛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前後也才一個月，許多情況還不是太了解，按說他在這件事情上所能承擔的充其量不過是“領導責任”，但接到省裏發來的緊急電文後，他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思想一下變得複雜起來。首先，他不希望這件事給自己帶來什麽麻煩，或是說，不希望因為利辛這件事影響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來，外地人都把安徽人當作“災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傳出去，安徽的農村還成了個什麽樣子？如此觸目驚心的事情發生在利辛，作為利辛縣委書記，他還有什麽麵子？
當然，戴文虎並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發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壽縣，也是因為農民負擔太重，引發了上萬人大規模地上訪，農民與警察發生了劇烈的衝突，憤怒的農民竟燒了警車。這事已使中央領導為之憂慮；緊接著，安徽這邊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關注安徽對這事的處理情況，不希望由此引發出更大的事端來。
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後還是采取了當今大家都早已熟習了的辦法：報喜不報憂，息事寧人。他認為隻要不把丁作明的死與“農民負擔”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辦。
在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利辛縣委、縣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寫出報告：丁作明的死，純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糾紛引發的，與農民負擔無關。
戴文虎絕然沒有想到，他的這個抱有僥幸的回複，竟斷送了自己本該擁有的錦繡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當然也是“與農民負擔無關”的結論。回複的電話當即打給了陳俊生。
誰知，陳俊生是個辦事一絲不苟的人，再說這事又有那麽多的中央領導批了字，盯著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這個結論，疑竇頓生：到底是新華社的記者“謊報軍情”，還是安徽省在“欺騙中央”呢？需要關心的，似乎已經不應該是這事處理的情況，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質了。
陳俊生把問題交給新華社回答。
新華社接到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的電話後，覺得事有蹊蹺。因為安徽分社記者孔祥迎的調查文章寫得已經十分具體了，那些事實不可能是坐在辦公室憑空捏造得出來的。但為慎重起見，還是把陳俊生的電話內容及安徽省報上來的意見，一並通知了安徽分社。
現場采訪和處理稿件一向認真嚴謹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對“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調查結論，十分意外。他感到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安徽的這種結論，無疑是對他了解到的事實的一種徹底的否定。他當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總社的態度十分堅定：為了澄清事實，請求中央直接派人調查。
一個由中央紀委執法監察室、國務院法製局、國家計委、國家農業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迅速組成，他們沒同安徽省的各級領導打招呼，從北京出發，就一路南下，直接開進了紀王場鄉路營村。
中央聯合調查組一杆子插到了案發現場，這使得安徽省阜陽地區及利辛縣三級黨委政府有關領導都大出意外。
調查組首先對丁作明的家人進行了慰問，然後就同路營村的村民們見麵、開座談會。可以看出，調查組的調查範圍顯然沒有也囿於一個路營村，還擴大到了附近的黃樓和彥莊。調查時，不讓地方幹部陪同，並對被調查人實施政治上的保護，於是乎，周邊的村民們也紛紛找上門，向調查組反映實情。
於是，京城下來了“包青天”，“微服私訪”的消息立馬傳遍了利辛縣。
二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裏，當了十七年省農經委副主任的吳昭仁，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外麵的走廊裏十分寧靜，寧靜得我們可以毫不費勁地分辯得出走廊上傳來的忽遠忽近的腳步聲，但是，當吳昭仁回顧發生在七年前中央調查組來安徽的那段往事時，周圍所有的動靜就全在我們的意識中消失了。
我們發現，退居二線，已經身為“安徽省人民政府谘詢員”和“安徽省農業經濟學會理事長”的吳昭仁，談起當年這個調查組的事，好像那一切就發生在昨天。他說，是他把聯合調查組一直送到北京的。他強調他同調查組的同誌踏上同一趟進京的列車，是因為他也正有事要進京，屬於“順便”；但他並不回避，當時的省裏領導確也極想知道這些同誌下到利辛到底調查到了哪些情況，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於工作上的關係，他至今還能說出國家農業部參加到調查組中去的兩位成員的名字，他們是合作經濟指導司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處處長李顯剛和副處長黃煒；黃煒是個十分能幹的女同誌，李顯剛曾是國務院副總理薑春雲的秘書。農業部分管“農民負擔監督管理”的正副處長一齊上陣，也說明了對這事的重視。
聯合調查組的負責人，是中紀委執法監察室的曾曉東主任。
吳昭仁告訴我們，曾曉東在談起利辛縣農民的生存狀況時，眼淚止不住地就流了出來。這個細節，給吳昭仁的印象可以說是刻骨銘心。一個身居高位的領導幹部，什麽場麵沒有見過呢？
謝謝有良心的記者，有良心的敢於伸張正義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