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9月18日

       9月18日在中國是個敏感的日子，是中國的國恥日，一直期待能在這個日子到沈陽聽聽那低沉淒厲的警報聲，更希望在這個日子全國的警報器一齊拉響。“勿忘國恥”  紀念隻在民間，隻在地方，雖說有了“抗戰勝利日” 有了“南京大屠殺紀念日”， “九一八”這個日子永遠是不可替代的。每年製造這個恥辱日子的民族都要紀念核爆受害者，而被這個民族踐踏的國家不知還在忌諱什麽？

第一次聽到《鬆花江上》這首歌是在上初中的時候，當時雖然不太懂什麽，但那發自心底之痛譜寫出來的曲調讓人震顫，特別是聽到那近似哀嚎的“爹娘啊，爹娘啊，什麽時候……” , 眼淚奪眶而出。每逢9月18日就會聯想到這首歌曲，就會反反複複聽幾遍，冷卻的血液也會重新翻騰起來。隨著憂憤哀傷的曲調，想到低聲哼唱黃河之濱的父親，想到舅舅講述圍攻日本炮樓的神情，想到老家村邊那一個個戎馬生涯葉落歸根的墳頭。

心潮起伏，難以落筆，節錄一段過去寫過的東西，告慰父親，告慰舅舅，告慰那些不在鮮活的前輩們。

一個民族的失憶真的很悲哀，並不是去強調什麽仇恨煽動什麽報複，隻是不要忘記。盡管有人有意去淡化這段過去，理由是要向前看。但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精神，不能對過往的捐軀不敬，主義之爭的犧牲是為了各自的信仰，民族存亡的犧牲是真正的血灑疆場。靖國神社的參拜，強調的是那個民族自己的精神，也是那個民族傲視東方的基礎。我們自己都不尊重自己，打掉牙往肚裏咽。一個鷸蚌相爭的故事講了上千年，卻在近代上演了真實版。雙雙放棄自己應得的東西，換來的卻是更加的輕蔑，不知道維護應有的尊嚴，不知道如何才是代表百姓的利益，被別人輕看那是很自然的。知恥而後進，忘記就是背叛，近代中國自1840年被西方列強幾艘艦船上的大炮轟開國門後幾遭屈辱，可是能有那段曆史像這一段這樣的慘痛這樣的貼近我們，很多親身經曆的人至今還好好地活在我們身邊。

母親的話我會謹記；“ 我一看到膏藥旗，渾身就哆嗦。” 這是中日建交後， 母親看到日本國旗時的感言。還是兒童的母親親眼目睹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木棒下變得血肉模糊，擊碎的腦漿四處飛濺，那掛著頭皮纏繞著頭發的木棒使母親渾身發抖。

父親的話我會謹記；“ 我們弟兄三個跟著部隊走了，回來時就剩下我一個，你二伯犧牲時才十七歲”。父親的爺爺，每到夜半聽到有部隊從村子裏經過會一咕嚕爬起來，站在村口不斷地在問；“你們認識XX嗎？ 你們聽說過XX嗎？” 無冬無夏，一直到他再也爬不起來。這個我從未謀麵的老人擔心孫兒的安慰，隻為了得到一個口信，寒風中，夜站村頭的蒼老身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

忘不了，母親的二叔叔被打得渾身是傷又被扔在鹽水缸裏，由此受了驚嚇一生不能自理，孤獨一人到死。每次見到他，總是拿著一個手鋤蹲在地下鋤那未曾有過的草。

忘不了，一位至今健在的老人脖子上那紅紅的傷疤，當我的手觸到那道疤痕時心裏種下了一種使命一種責任。老人被日本兵在後脖頸連砍四刀，倒在血泊中，竟然奇跡般地活了過來，沒有留下任何毛病，自此人送外號“鐵脖子四”。

忘不了，太多的忘不了，隻恨自己筆拙，寫不出心中想要說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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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剛剛收到老舅（妻舅）寫的家史，節錄幾段有關日本侵華的片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初試牛刀，以閃電戰之勢迅速攻占了東北。先是煽動培植反動分裂勢力建立了所謂滿蒙五族共和，於1932立滿清廢帝溥儀為偽滿洲國皇帝作傀儡，並宣布脫離中華民國實行獨立，完全印證了日本“田中奏折”所言;“征服中國以及中小亞細亞與印度南洋獨霸亞洲，直至征服世界”的言論。

據父母回憶，在淪陷區內文化設施被打壓鉗製，語言文學被替代被消滅。“王道樂土”讕言甚囂塵上，偽教科書大量散發，大肆宣揚“中日親善”，“大東亞共榮圈”，對國人強製洗腦。凡寫有“孫文學說”，“三民主義”等書都被禁止講授，強行增添日語並定為學生必修課。

在偽滿時期，日軍會隨時叫住路人詢問“是哪國人”，如回答“中國人”，便會遭毆辱，必須承認自己是滿洲人方可；日軍士兵常常光顧學校，讓師生同呼“滿洲國萬歲！”。一天，有一學生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便被立即拉出學校槍斃。

而國內，國民黨呈分裂之勢，以汪精衛（汪兆銘）為領導的部分人在廣州自建“國民政府”，與南京政府分庭抗禮，而在江西瑞金，中共舉行蘇維埃代表大會並進而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加強政治攻勢和軍事行動，使國民政府腹背受敵。而早在民國成立之初更有沙俄煽動外蒙，英國唆使西藏鬧獨立等多項外族挑動的事變，種種紛擾使國家處於迭蕩起伏風雨飄搖之中。國步艱難。“國肇於家”，“唇亡齒寒”，“皮之不存，毛將附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些成語都從不同角度說明了國家、社會和家庭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作為一個普通的國民和百姓，我們的家也承受著國家和社會的脈動。25年至36年恰逢我的父母北赴哈爾濱工作生活時期，我們既享受到了國家舉步向前，而得以休養生息時的小康生活，也遭受了日寇侵華做亡國奴的痛苦，更在這一時期又遭到子殤的大不幸和打擊。作為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作為一個無法接受日本奴化教育，無法忍受日本人鉗製壓迫的剛正之士，我的父母心懷國家故土，心懷他們學習成長的故都北京，終於依依不舍地告別了他們生活了十多年的第二故鄉，告別了友人和學生，告別了曾和兩個愛子一起歡樂的家，告別了埋著兩個愛子的傷心地，離開偽滿義無反顧的回到自己國家的懷抱，回到了闊別了多年的北京。

但回到北京後的1937年，我們家和每一個中國人又遭受到了盧溝橋事變，一場倭寇發動的更大的浩劫和災難。父母回到北京僅僅半年，1937年7月7日，日軍公然在中國土地盧溝橋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並謊稱演習遭到中國方麵的射擊，聲稱一名士兵不知去向，硬要到宛平城搜查，遭到守軍嚴詞拒絕。日軍8日淩晨遂向我守軍開火，挑起了近代史上著名的《盧溝橋事變》。經多方和平方法解決失敗後，日寇侵華滅華的真麵目頓現，對我華北守軍采取大規模的進攻。7月1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廬山發表講話，號召全國軍民“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擊敗日寇之神聖責任”，被迫應戰。自此，我國軍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同胞同仇敵愾抗擊日軍的侵略，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正式打響。

戰爭開始以後，我軍奮起應戰英勇殺敵，日寇遭受重創，敵軍采用飛機、重炮、重型武器以閃電戰占據優勢，我二十九軍在平津戰役中，傷亡五千餘人，軍長佟麟閣、132師長趙登禹二將軍壯烈成仁；很快戰火漫延至上海、南京、武漢、並延至全國；為堅持抗戰，保存實力，蓄力反攻，中央政府遷往大後方，暫將首都從南京遷往重慶。

此時，我的父母、姐姐再度淪落於日寇的鐵蹄之下，整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過著暗無天日的亡國奴生活。

由於父親在校學的是英文，從教的又是英文，而英文是日本敵國英美兩國的語言文字，加上父母讀的是美國人的教會學校，信的是基督教，因而被視為異己分子危險分子，成了重點監視和管控對象。又由於父親秉性剛直不服貼日寇在校的強化奴化教育，不聽任擺布，又與同事學生一起發表過評論時弊的言論並不脛而走，傳到了日本特務耳中，再加上我的老舅是加入晉察冀邊區的赤色分子，因而父親被多次投入監牢，飽嚐鞭打、灌涼水、壓杠子等多種酷刑的折磨。聽母親憶述，在我兩三歲時，見到剛從監獄出來蓬頭垢麵的父親，竟把父親錯當沿街叫賣的焊洋鐵壺的匠人，嚇的嚎啕大哭。

那時，日本占領當局為了鉗製國人，防止反抗，對每人的口糧實行配給製，並用發黴的糧食、米糠、花生皮等相摻的混合麵充數，而真正的糧食，哪怕是玉米高粱之類的粗糧，都被日軍掠奪充作軍糧；平日在街巷裏經常會見到全副武裝的倭兵，母親都會拉住姐姐和我堵上嘴，背過身慌忙躲避。那時常會聽到同胞毫無因由地被罵“巴格鴨路”，被打嘴巴或拳打腳踢。在日軍占領時期，我們中國人可算是受足了氣，吃盡了苦。

九一八，國之殤，國之痛，勿忘國恥。



日機轟炸後的上海南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