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波
心如止水是一種境界，一種修煉，也是一種無奈與蒼老。不管年齡多大，經曆如何坎坷，有心如水，總是希望風兒吹過，帶起片片漣漪，湧起層層水濤，掀起滔天的巨浪，將那沉澱水底的淤積盡情宣泄...
我叫羅伯特·埃克斯，今年三十四歲，是契卡諾人。 兩年前，我離開了農場，因為我看到有必要改變加利福尼亞的現行製度，改變農業工人的生活。為此，我試圖組織一個全美農業工人聯合會，讓那些大財東們不要再自視高人一等。
（他的雙手布滿老繭，拇指指甲的樣子很奇特）
采收萵苣時，常在箱子上碰撞，拇指的指甲往往會掉下來。手也會腫的。這時，你若想慢一點兒也不行。二頭兒站在那兒，比別人慢那可不行，你最好是接著幹。然而，人們常會相互幫忙。假如你那天不舒服，那些興致高的人常會幫你的忙。不管是黑皮膚，棕皮膚，還是紅皮膚的人，所有受苦的人都得在一起苦熬，這不是由他們自己的意願決定的。
聽母親講，我是在地裏的一個棉花包上出生的，因為母親沒錢去醫院。小時候，我家常在加利福尼亞和亞利桑那兩州間搬來搬去。看到的五花八門的事構成了我的生活。那時，我們全家常外出去撿胡蘿卜，洋蔥什麽的。我們拚命在地裏扒尋，想以此獲得溫飽。盡管全家都在拚命，我還是時常看到父母因絕望而哭泣。那時的工錢是每小時六十二美分。 一年大概能掙到一千五到兩千美元。這是遠遠不夠的。 因而，時常需要孩子們幹點兒活兒作添補。那些年裏，農場主們常搞一種叫做“撿拾周”的活動。他們把這種活動搞得像公務事一樣。每當收獲高潮時，他們把所有季節工人的子女從學校招來，讓他們下地幹活。孩子們一周不上學，當再回到學校時，每人可得到一枚小金幣。
我們什麽都收過，萵苣，胡蘿卜，蔥頭，黃瓜，菜花，甘藍，西紅柿…， 凡是你能用來做色拉的菜我都収過。還有柑桔，西瓜，隨你點，我都幹過。時常，我們在薩萊納呆四個月，又從那兒到別的地方去摘柑桔。我們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動地點，兜著圈子。
父親死後，母親常回來。她進她的帳篷，我進我們的。帳篷很破舊，裏麵的東西也很不像樣。有時我到母親睡覺的帳篷去，常看到她在哭。問她為什麽，母親從不正麵回答，隻是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多苦多難，被生活壓垮了的母親，現在已辭工在家了。但母親始終保持著做人的尊嚴。遺憾的是，母親一直沒有看到好起來的那一天。
一次，母親急需用錢。在一家餐館做了臨時招待，上夜班時，我也去幫忙。那些農場主們見了哈哈大笑。對母親說些不三不四的話，要和她約會。看到這些，我常氣得跑出去踢打他們。母親勸我別理他們，說她能對付他們。但母親還是常常受窘，遭到侮辱。 為此，母親常常一個人哭泣。
母親是一位非常自尊的女人。她把我們一手帶大。沒求任何人，沒接受任何幫助。 母親的存在使家庭安穩。人們常說，一起祈禱的家庭相安共處，而我卻說，一起勞動的家庭才真正是相親相愛的家庭，是所遭受的苦難把我們連在一起。
母親英語講得不好，西班牙語懂得也不多。因此，她沒能上學。但母親知道一些禱文，她常讓我們朗誦，這當然是另外一回事。每當我看到這個世界，這個國家，這許許多多不平的事，我就恨不得把教堂砸個粉碎。有誰見過那位牧師到田裏幫助過人們？ 我也看不出今後他們會有這樣的打算。我所看到的，隻是他們不斷地從百姓那裏拿東西。
有一次，教堂搞了個集市。為了搞得成功，他們叫我們運些菜到集市上去。我們到那兒一看，唯一玩兒的痛快的是那些有錢人，因為他們是唯一買得起菜的人。
我常常赤腳去上學。糟糕的是，那些盎格魯孩子總嘲笑我。笑我帶煎餅和豆子做午飯，而他們則帶那種精巧結實的小飯盒，保溫杯裏裝著冷牛奶。他們笑我，因為我所有的就是那些幹煎餅。這還不算，他們常常尋釁打架。青腫著眼睛回家，在我來說是常有的事。
真正令人難忍的是當你不得不領取社會救濟金的時候，這種施舍是對一個人的人格的最大侮辱。常有一種罐裝食品，標簽上印著：“美國商品，不得專賣，不得交換。”用自己的錢買罐頭該有多驕傲啊！可這些又有誰知道呢？
我希望通過參加社會活動得到人們的認可。記得，六年級時，正是
無論何時，也不管是什麽人和我談論政治，人權等，我都不予理睬。這對我來說是件丟人的事。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往往表達不清自己。上課時，他們強迫我講英語。為此，我確實盡力了。我講西班牙語，他們聽不懂，為這，我們常常打架。放學後，我常常被留下來，作為對我不講英語的處罰。
我們住的帳篷是支在車上的。大部分季節，工人是住在農場事先搭在地裏的帳篷中。我們自己有帳篷，雖說是買的舊貨，可畢竟是我們自己的。每當我們結隊出來時，常要受到那些盎格魯人的嘲諷。他們大老遠地叫道：“嗨，狂歡節的隊伍來啦！”由於道路上滿是灰塵，肮髒不堪，我們很難保持衣著的整潔，其它東西也是一樣。我們經常駐紮在村鎮外麵。
我很不願意進城，這對我並不是一件好事。我們常到一些小商店去買東西，盡管所受的盤剝要多一些 。如去其它商店，他們經常用手對我們指指點點，譏笑我們。每隔兩周，我們進一次城購買所需的東西。因為害怕，人們常結隊而行。 閑時，我們常唱些歌子提提精神，對我們所處的貧困境地開開玩笑。如有個家夥要說：“ 我要有錢，我就娶個盎格魯女人。這樣，我就可以擠到那個社會中去了。”另一個就會說：“我要有錢，我就找個墨西哥女人，這樣，我就可以到你那個盎格魯社會中去，看看你因娶了個盎格魯女人而被他們吊死。”我們的生活是圍繞著土地的。
八歲時，我開始幹活。雖幹不了多少，但多少管點兒用。每當我睠臥在椅子後麵睡覺時，父母的胡蘿卜就會向我扔來。我常常做白日夢：“倘若我是個百萬富翁，我就買下所有大農場，將它們送給人民。”我常想像母親能永久住在一個地方，受到周圍人們的尊敬。往往這時我會被一塊狠狠砸在背上的胡蘿卜驚醒，整個夢都被打斷了，你就得起來幹會兒活，然後，回來接著做夢。
我們通常很早就起來幹活兒，大約在早上四點鍾，一直幹到六點。然後，跑回家，換上我們自認為幹淨點兒的衣服，一路跑著去學校。 要不然就遲到了。跑到學校時，全都累壞了，樣子別提多難看了。十一點左右，開始打瞌睡。為此，老師常常寫條子回家，告訴母親我們不專心聽講。各門功課中，我唯一成績較好的是拚寫，其它都不行，因為要下地幹活，我們時常不能做作業。這些老師是不知道的。在學校，我也是常挨打。
四點鍾放學，我們又衝回家，換上衣服，再到地裏去幹活，一直到晚上七點。有時是七點半。這還不算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們從早上四點半一直幹到晚上七點半。錢就是這樣掙來的。全家拚命地幹活，休息日也不休息。
我時常幫母親搬運箱子，用來碼放胡蘿卜，也時常幫母親再把胡蘿卜倒出來，將其按大小分類。我還常為母親送水喝。采摘西紅柿時，箱子格外沉重，大約有
最累的要屬用短把鋤間苗和鋤草了。地壟有半英裏長，一整天你都要彎著腰，曲著身子。有時趕上地硬，到家時雙手全是繭子，腰酸背痛，還常常吃不上飯。別的吃的也沒有，隻是回家睡覺，醒來再下地幹活。
記得，我們剛從亞裏桑那州來到加利福尼亞收胡蘿卜時，天氣非常冷。地裏風刮得呼呼作響，帳篷裏，我們四個孩子僅有一條又小又破的毯子。冷得有尾巴都要凍掉了。因此，我從農場主那兒偷來兩條嶄新的毯子。晚上鑽到毯子裏麵，真是再舒服不過了。不過，有人看見我拿了，第二天，農場主告訴我母親，除非主動把毯子消過毒交還給他，要不就把我們交給警察。所以，母親和我，還有弟弟來到河邊，砍了些木柴，生了個火堆，燒了些熱水，母親把毯子整個地刷洗了一遍，掛起來晾幹，又燙好，然後還給了那個農場主，為此我挨了一頓好打。
我還記得那個由城市經辦的勞動營。那曾是為德國兵辦的俘虜營。我們曾在裏麵住過。四周都是帶刺的鐵絲網。如果你夜間十點鍾後出去了，那麽，直到清晨四點半你是回不去的。我們不知道有這規矩，也沒人告訴我們。一次，我們出去看親戚，回來時大約十點半，他們不讓我們進去。沒辦法，我們睡在大門外的地裏。清晨，我們才被放進去，到家趕緊吃完早飯，又得到地裏去幹活。
有個農場主常把一個個家庭分開，希望他們之間相互爭鬥。他有三四個營地，他讓這個營地的人和那個營地的人為了工作而相互競爭。他總是把最好的作物交給他認為收摘最快的工人，用這種方法，使我們競爭，結果我們越幹越快，越幹越拚命。
十六歲時，我頭一次嚐到了做監工的滋味。看管那些從墨西哥來的季節工人。他們將這些人帶到這裏幹活，季節過後再把他們送回去。我的工作就是讓他們好好幹活，拚命地幹活。是的，我成了他們的人了。父母需要錢，我也想讓父母為我驕傲，而做監工是與眾不同的。那時，我真是太天真了。盡管我逼迫工人們幹活，但我還是知道他們的難處的。很多人不會寫信，我常代他們寫。領他們進城買衣服，而不在農場的商店買。我的工錢是每小時一美元十美分。那時，農業工人的工錢是八十二美分。但有些季節工人比我掙的多，他們幹的是計件工。我要求加點兒錢，場主說：“不願幹，你可以請便。”我辭了工，加入了海軍陸戰隊。
十七歲時，我加入了海軍陸戰隊。那時思想很混亂。我想成為一個頭等公民，想得到社會的承認。我對自己的軍服感到非常驕傲。初時，母親不願在征兵卡上簽字，但她知道我必須提高，改善自己，服役期間或許能受到教育。
我幹過很多種工作，我參加過文職公務員的考試。居然通過了，為此，我感到非常驕傲，因為其他人，大都是大學生。六十人當中，隻有三個奇卡諾人。我在一所國家監獄中作過正誤官。八個月後，我辭職不幹了，因為我沒法忍受我所看到的那些慘事。他們讓我用一種軟皮管抽打犯人。大部分是奇卡諾人和黑人。我下不去手，他們叫我“生著雞腸子的人。”從那以後，他們時常和我找別扭。並不是怕他們，我才辭職的，而是，他們要我做一個邪惡的人。這我是不能接受的。那是在蘇裏德國家監獄的事。
我開始看到這一切是多麽的不平。農場主能用複雜的供水係統灌溉他們的蔬菜，而工人們的住房卻連自來水也沒有。家畜有獸醫來照顧，工人們卻沒有必要的醫療保障。農場主的土地不種時可以得到補貼，而工人們卻沒有適當的事業補貼。他們對待工人就像對待一件農具。事實上，他們對農具到更好一些。家畜住的是有供暖設備的間隔圈室，而工人卻住的是完全沒有供暖設備，破舊不堪的工棚。
從事農業的得病率是從事工業的得病率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由於潮濕和寒冷，風濕病，關節炎很常見，腰傷很多，彎腰的工作對人來說是相當吃力的，結核病也不少。此外，由於大量使用殺蟲劑和農藥，農業工人患有多種呼吸病。
政府在加利福尼亞大學進行農藥和其它的化學實驗。為了獲得高產量，他們根本不關心需要采取哪些防範措施。一九六四年，一架飛機開始在地裏噴灑化學藥物，他們管這種飛機叫噴霧機。飛機飛得很低，輪子都碰得到鐵絲網了。完事後，那個飛行員站起身來，撣掉身上的灰塵，喝了一杯水，立時痙攣死了。由於飛行員身上沾有藥物，救護人員病得都很厲害。有個小女孩圍著飛機玩，舌頭碰到飛機上，即可也死了。
殺蟲劑通過呼吸係統對人產生危害。工人們勞動時吸入很多化學藥物，但根本得不到補貼。唯一能做的就是說：“我病了。”對病的起因，他們從不做調查。
我時常感到自己已經到了所能忍受的極限。站在樹蔭下四十幾度的高溫裏，望著那一行行沒邊沒際的萵苣，我感到陣陣腰痛…，有一種再也走不出地塊的絕望。我隨時準備躲過任何一個用鬥雞眼看我的監工，但直到兩年前，我所處的天地仍然十分狹小。
我經常閱讀報上有關凱瑟·舍伍茲的報道。我常常痛罵他，因為我仍懷有做一個頭等愛國公民的願望。在墨西卡利，有人常會給我一些傳單，這些傳單我是看也不看的，隨手扔在什麽地方。我從不參與任何事情，因為我是收萵苣的，那個拒絕收葡萄的運動對我影響不大。直到舍伍茲來到桑迪納斯，我才認識到他是一個多麽了不起的人，當時，我正在地裏幹活。我參加了那次集會，盡管那時我仍是監工，但有些事情，我也弄不懂，我總感到和農業工人們更親近些。農友們不會講英語，他們推舉我做他們的發言人來讚成罷工。當時我也不清楚，隻是緊緊地跟隨著這一切，有一種團結堅定美好的感覺。
清晨，當我看到警戒線上那長長的人群，一堆堆升騰的火焰，忙碌的人群在火上炒豆子，熱咖啡，做薄餅時，我產生了一種必須有所歸屬的感覺。這是我自己的人民，他們要求改變現狀。我意識到這正是我一直在追求的，隻是以前不明確罷了。
母親一直希望我能改變自己的地位和生活。為了母親，我也曾想有所改進。現在，罷工開始了。我對母親說，我要加入工會，參加這個運動，還告訴母親，我準備不要任何報酬地去工作。母親說，她為我感到驕傲。（他的眼裏放出光芒，停頓了很久很久。）是的，我對母親講，我要和自己的人在一起，如果我還是農場主的人，那麽什麽人也不會喜歡我的。而我，卻一定要有所歸屬，而這一切，現在就在這裏。母親對我說：“早先我督促你努力提高自己，好得到一定的社會地位。現在我知道，這不是你的向往與歸宿。去吧，孩子。為你，我將會永遠驕傲的。”
不僅僅是奇卡諾人，農業工人，包括各個種族的人，有波多黎各人，阿巴拉契亞人，阿拉伯人，日本人和中國人。是菲律賓人帶頭罷的工。 農場主曾一度讓我們相互爭鬥，現在他們辦不到了。這一次，把他們嚇壞了。他們能組織起來壓榨我們，而我們也就有權利組織起來改善我們的生活。這是凱瑟·舍伍茲告訴我們的。這在我們看來，理應是一回事。現在我們組織起來了，他們害怕了。
現在引進了機械，這需要懂得技術才能操作。不過，每個人都是能學會的。我認為季節工人應該得到這種機會。機器的種類很多，有采摘葡萄的，收萵苣的，還有摘收棉花的機器。這些機器從成千上萬個季節工人手中奪走了工作，失業的工人擠住在城市裏的猶太街區。他們的文化，家庭，集體統統被毀掉了。
我們一直尋求能在契約合同上做一些規定。沒有農業工人的同意，農場主們不得使用任何機械，這樣，我們就可以證實，那些被機器取代的人是完全能夠掌握這些機械的。
在田裏工作本身並不是什麽下賤的事。很累，這是真的。但若能有規律的時間，較好的報酬，像樣的住房，失業和醫藥補貼，以及退休保障的話，那我們心裏還是很適意的。
但農場主們並不把我們當人看，他們待你就像你沒長腦子一樣。現在我明白了，是他們沒長腦子，他們的腦袋裏隻長了一個錢袋。你越擠它，他們叫得越響。
如果我們能得到適當的補貼，那麽我們就無需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也不必隨著季節的變化到處飄移了。我們可以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安家，紮下根來。到處飄移，這使得家庭分裂，使你負債累累。當你工作一年離開這個地方時一文不剩，孩子是受害最深的。在一個地方讀了三個月的書，又得轉到另一個地方去，剛剛交上朋友，又要走了。就這樣，孩子們的童年被奪去了。因此，在他們長大時，他們就要找尋那失去的童年。
現在，你還能看到地裏結的冰， 我們整天整天地跪在哪兒幹活。生上一堆火，匆忙地烤上一下，就要趕快回去幹活。夏天，冒著四十幾度的高溫，在地裏采摘西瓜。當人們吃著西瓜，黃瓜，胡蘿卜或萵苣時，他們不會想到這是怎樣才到桌子上的，也不會考慮采摘這些蔬菜的人命運如何。假如我有足夠的錢，我就用車把這些人拉到地裏去，拉到勞動營。這樣，人們就會知道，那精美的色拉是怎樣才到桌子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