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39年8月21日晚11點，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收到裏賓特洛甫從希特勒總統山莊打來的電話，聲稱德國將於8月23日在莫斯科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大驚失色之餘，大島浩當場提出抗議，並且不顧已經是深夜，立刻拜訪了德國外交次官維茨則克，要求德國方麵予以說明。8月22日，裏賓特洛甫在飛赴莫斯科途中於柏林機場會見了大島浩，聲稱“這次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是在緊急情況下作出，事先未能通告”，表示遺憾；同時表示“英法對德國的包圍政策，在最近的德國波蘭紛爭中表現得越來越強烈，德國已經不得不以你死我活的態度調整對英法抗爭的態勢”；進一步，裏賓特洛甫表示：“個人相信，德日蘇聯達成互不侵略協議是對英國最有力的對抗政策。......和蘇聯方麵的交涉中蘇聯也表示希望能夠和日本達成妥協。......如果有必要，德國樂於做中介。”
然而日方判斷，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毫無疑問將直接影響正在進行中的諾門坎之戰，同時解除後顧之憂的蘇聯將加強對華援助，使得侵華戰爭態勢對日本不利。雖然事後看來這些判斷並非完全正確，當時日本作如此考慮，合情合理。日本外交界一直有所謂的軸心派和英美派之分，這個情況下對德國的不信任感增強，英美“股票”也理所當然地行情上漲。8月28日，平沼內閣總辭職；30日，陸軍大將阿倍信行組閣。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3日，英法對德宣戰。9月4日，阿倍內閣即發表聲明，表示不介入歐洲戰火，“將專心解決支那事變”。為此，和德國關係相比，顯然調整同英法美蘇的關係更為重要。
9月25日，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珍珠港事件爆發時的日本駐美國大使）被任命為外相。野村曾長期擔任駐美國武官，在美國有不少關係，同時於日本經濟界要人也保持良好關係，被認為是親美派的外交人士。39年7月26日美國宣布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條約，按照條約規定將在半年後，也就是40年1月正式生效。這對於當時對美國進出口均占40%左右的日本貿易，毫無疑問是個重大打擊，必須想辦法挽救。野村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任外相。
野村外相就任後不久的10月4日，外務省就製定了一個《歐洲戰爭下的當麵對外施策》。首先表示對歐洲戰爭保持中立，按照既定方針利導國際局勢，推進“支那事變”的處理，強化國防力量，充實財政等等。在各國關係的處理上，第五項對於對美國關係做出了長篇規定，比如對於美國在華利益采取友好態度，保護在華美國人，緩和通商限製，迅速解決日美之間的懸案等，同時為了促進新條約的簽訂，計劃派出經濟使團訪美。與此對比，第六項的對於德意關係，卻僅僅有“依然保持友好關係，尤其是活用友好關係的同時要防止給外界造成日本同德意疏遠的印象”短短一句。日本在對美和對德意關係中作如何選擇，已經是一清二楚。
盡管如此，德國當然不能簡單坐視日本倒向英美。德國方麵最初的期待，在於利用日本防止英國參戰。9月3日英法同時對德宣戰，這個目的雖然已經失敗，但是在分散英國海軍力量，以及因為同英法宣戰正常貿易受到影響，不得不以從日本轉口的形式（東南亞 - 日本 - 滿洲國 - 蘇聯 - 德國）獲得部分戰略物資，同日本的關係依然有重大價值。當然，這時候的德日關係已經沒有任何當初的反共初衷，轉化為單純的利益相關。因此德國有意促進蘇日和解，在蘇德簽訂協議之前已經轉告了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9月5日，裏賓特洛甫在東部戰線大本營召見大島浩再度表達上述意見，並表示萬一德國敗北，英法美勢力將立刻轉向日本，對侵華戰爭妨礙最大的是英國，德國對英國施加壓力對日本也沒有什麽不利；日蘇關係，德國將毫不吝惜從側麵進行援助，如果日蘇之間能夠達成妥協，德蘇日攜手對抗英國，對德日相當有利等等。9月20日在東部戰線大本營，裏賓特洛甫和希特勒再度向訪問德國的寺內壽一大將表示了上述意願。盡管德國對德日關係仍然高度重視，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給日本帶來的衝擊，超過德國預計。英美“股票”壓倒德意的情況下，預定於10月1日簽訂的日德通商協定，在日本方麵的要求下被推遲；德國駐日本大使奧托給本國的報告中也提出，雖然一度抱有樂觀態度，進入10月份以後對於德日關係調整，論調悲觀，因此德日關係的改善，不得不期待日美關係調整失敗後再尋找合適時機。野村外相同美國的交涉，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11月，當美國駐日本大使格魯從美國返任後，野村外相立刻開始了同美國方麵的談判，表示希望能夠簽訂新的通商條約，如果美國方麵不同意，則希望達成暫定協議。同時，表示尊重美國在華權益，並準備開放揚子江下遊，積極推進日美關係。然而美國在“阿倍內閣在將日本的勢力推進到亞洲這一點上，並不亞於陸軍”的判斷下，一開始就排除了和日本在亞洲權益上妥協的可能，堅持門戶開放原則。為了貫徹美國原則，赫爾國務卿以及下屬官員一直把施加經濟壓力作為重要手段。對於日方的要求，當然予以拒絕。12月22日，交涉破裂。外務省對美外交工作沒有取得成績，導致日本國內經濟界以及親英美派的不滿，新聞媒體上也出現了“野村外交兩麵派”等激烈的措辭。另外，日本國內經濟狀況惡化，能源糧食不足，物價飛漲的傾向顯著，12月底阿倍內閣倒台的趨勢已經很明顯。12月31日，德國駐日本大使奧托給柏林的報告中即提到，
政府意識上的樂觀導致的初期對政府方麵的期望，隨著美國態度變化已經轉變為失望。......民心受到通商政策，以及由在中國戰爭引起的糧食以及其他物資供應狀況惡化，尤其是物價上漲和政府配給製度失敗的影響。一般預計，內閣將在1月中旬議會召開前總辭職。
然而奧托大使同樣提到，盡管阿倍內閣將倒台，日本對德國關係強化之時機尚不成熟。日本外交的根本轉變，還需要兩三個政府進行過渡。不出意料，阿倍內閣迅速倒台，原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於1940年1月16日組成了新內閣。米內本人自從36年的防共協定簽訂以來，一直被激進的陸軍視為“最不受歡迎”的人物。他能夠得到政界人物支持登上首相寶座，充分表明當時的日本政壇對於德國仍然抱有相當顧慮。
米內首相挑選了老搭檔有田八郎擔任外相，兩人在平沼內閣時代對於陸軍支持的防共協定強化之反對仍然曆曆在目。外相的人選，對於新內閣的外交方針是個明確的暗示。組閣當天，第三次出任外相的有田就表示將持續前內閣的“自主外交方針”（不會簡單去趟德國的渾水），對於德意，表示將維持原有的友好關係。有田同時表示，“在不抵觸東亞新秩序建設的限度之內”，願意同任何國家進行關係調整。39年9月底波蘭基本上被征服，12月爆發蘇芬戰爭，英法雖然對德宣戰，並沒有實際行動，形成所謂的“靜坐戰爭”。觀望形勢，並極力避免因為同德國關係強加刺激日美關係，對於希望將日美貿易關係拉回到正常軌道的米內內閣而言，是當然的選擇。後來日本駐德國大使來棲三郎對這期間德日關係也作了“日本消極，被動”的回顧。
然而有田外交的特色，一方麵在於調整同英美關係，一方麵在於建設“東亞新秩序”。毫無疑問，所謂的建設東亞新秩序，首先就要排除維持“舊秩序”的英美勢力。兩方麵同時追求的有田外交，一開始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方針。美國方麵對於日本的態度，也沒有緩和跡象。1月26日，日美通商航海條約正式被廢棄，日美兩國之間已經沒有任何重要的協議。40年3月30日，汪精衛偽政府在南京成立，美國再度指責日本做法，強調對蔣介石政權的承認，並且追加了對華援助款項，日本隨之作出“萬分遺憾”的表態。米內/有田外交表麵上雖然有親美的意向，事實上同美國利益衝突，自相矛盾的做法得不到任何回報，反而導致日美關係進一步惡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然而日方判斷，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毫無疑問將直接影響正在進行中的諾門坎之戰，同時解除後顧之憂的蘇聯將加強對華援助，使得侵華戰爭態勢對日本不利。雖然事後看來這些判斷並非完全正確，當時日本作如此考慮，合情合理。日本外交界一直有所謂的軸心派和英美派之分，這個情況下對德國的不信任感增強，英美“股票”也理所當然地行情上漲。8月28日，平沼內閣總辭職；30日，陸軍大將阿倍信行組閣。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3日，英法對德宣戰。9月4日，阿倍內閣即發表聲明，表示不介入歐洲戰火，“將專心解決支那事變”。為此，和德國關係相比，顯然調整同英法美蘇的關係更為重要。
9月25日，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珍珠港事件爆發時的日本駐美國大使）被任命為外相。野村曾長期擔任駐美國武官，在美國有不少關係，同時於日本經濟界要人也保持良好關係，被認為是親美派的外交人士。39年7月26日美國宣布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條約，按照條約規定將在半年後，也就是40年1月正式生效。這對於當時對美國進出口均占40%左右的日本貿易，毫無疑問是個重大打擊，必須想辦法挽救。野村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任外相。
野村外相就任後不久的10月4日，外務省就製定了一個《歐洲戰爭下的當麵對外施策》。首先表示對歐洲戰爭保持中立，按照既定方針利導國際局勢，推進“支那事變”的處理，強化國防力量，充實財政等等。在各國關係的處理上，第五項對於對美國關係做出了長篇規定，比如對於美國在華利益采取友好態度，保護在華美國人，緩和通商限製，迅速解決日美之間的懸案等，同時為了促進新條約的簽訂，計劃派出經濟使團訪美。與此對比，第六項的對於德意關係，卻僅僅有“依然保持友好關係，尤其是活用友好關係的同時要防止給外界造成日本同德意疏遠的印象”短短一句。日本在對美和對德意關係中作如何選擇，已經是一清二楚。
盡管如此，德國當然不能簡單坐視日本倒向英美。德國方麵最初的期待，在於利用日本防止英國參戰。9月3日英法同時對德宣戰，這個目的雖然已經失敗，但是在分散英國海軍力量，以及因為同英法宣戰正常貿易受到影響，不得不以從日本轉口的形式（東南亞 - 日本 - 滿洲國 - 蘇聯 - 德國）獲得部分戰略物資，同日本的關係依然有重大價值。當然，這時候的德日關係已經沒有任何當初的反共初衷，轉化為單純的利益相關。因此德國有意促進蘇日和解，在蘇德簽訂協議之前已經轉告了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9月5日，裏賓特洛甫在東部戰線大本營召見大島浩再度表達上述意見，並表示萬一德國敗北，英法美勢力將立刻轉向日本，對侵華戰爭妨礙最大的是英國，德國對英國施加壓力對日本也沒有什麽不利；日蘇關係，德國將毫不吝惜從側麵進行援助，如果日蘇之間能夠達成妥協，德蘇日攜手對抗英國，對德日相當有利等等。9月20日在東部戰線大本營，裏賓特洛甫和希特勒再度向訪問德國的寺內壽一大將表示了上述意願。盡管德國對德日關係仍然高度重視，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給日本帶來的衝擊，超過德國預計。英美“股票”壓倒德意的情況下，預定於10月1日簽訂的日德通商協定，在日本方麵的要求下被推遲；德國駐日本大使奧托給本國的報告中也提出，雖然一度抱有樂觀態度，進入10月份以後對於德日關係調整，論調悲觀，因此德日關係的改善，不得不期待日美關係調整失敗後再尋找合適時機。野村外相同美國的交涉，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11月，當美國駐日本大使格魯從美國返任後，野村外相立刻開始了同美國方麵的談判，表示希望能夠簽訂新的通商條約，如果美國方麵不同意，則希望達成暫定協議。同時，表示尊重美國在華權益，並準備開放揚子江下遊，積極推進日美關係。然而美國在“阿倍內閣在將日本的勢力推進到亞洲這一點上，並不亞於陸軍”的判斷下，一開始就排除了和日本在亞洲權益上妥協的可能，堅持門戶開放原則。為了貫徹美國原則，赫爾國務卿以及下屬官員一直把施加經濟壓力作為重要手段。對於日方的要求，當然予以拒絕。12月22日，交涉破裂。外務省對美外交工作沒有取得成績，導致日本國內經濟界以及親英美派的不滿，新聞媒體上也出現了“野村外交兩麵派”等激烈的措辭。另外，日本國內經濟狀況惡化，能源糧食不足，物價飛漲的傾向顯著，12月底阿倍內閣倒台的趨勢已經很明顯。12月31日，德國駐日本大使奧托給柏林的報告中即提到，
政府意識上的樂觀導致的初期對政府方麵的期望，隨著美國態度變化已經轉變為失望。......民心受到通商政策，以及由在中國戰爭引起的糧食以及其他物資供應狀況惡化，尤其是物價上漲和政府配給製度失敗的影響。一般預計，內閣將在1月中旬議會召開前總辭職。
然而奧托大使同樣提到，盡管阿倍內閣將倒台，日本對德國關係強化之時機尚不成熟。日本外交的根本轉變，還需要兩三個政府進行過渡。不出意料，阿倍內閣迅速倒台，原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於1940年1月16日組成了新內閣。米內本人自從36年的防共協定簽訂以來，一直被激進的陸軍視為“最不受歡迎”的人物。他能夠得到政界人物支持登上首相寶座，充分表明當時的日本政壇對於德國仍然抱有相當顧慮。
米內首相挑選了老搭檔有田八郎擔任外相，兩人在平沼內閣時代對於陸軍支持的防共協定強化之反對仍然曆曆在目。外相的人選，對於新內閣的外交方針是個明確的暗示。組閣當天，第三次出任外相的有田就表示將持續前內閣的“自主外交方針”（不會簡單去趟德國的渾水），對於德意，表示將維持原有的友好關係。有田同時表示，“在不抵觸東亞新秩序建設的限度之內”，願意同任何國家進行關係調整。39年9月底波蘭基本上被征服，12月爆發蘇芬戰爭，英法雖然對德宣戰，並沒有實際行動，形成所謂的“靜坐戰爭”。觀望形勢，並極力避免因為同德國關係強加刺激日美關係，對於希望將日美貿易關係拉回到正常軌道的米內內閣而言，是當然的選擇。後來日本駐德國大使來棲三郎對這期間德日關係也作了“日本消極，被動”的回顧。
然而有田外交的特色，一方麵在於調整同英美關係，一方麵在於建設“東亞新秩序”。毫無疑問，所謂的建設東亞新秩序，首先就要排除維持“舊秩序”的英美勢力。兩方麵同時追求的有田外交，一開始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方針。美國方麵對於日本的態度，也沒有緩和跡象。1月26日，日美通商航海條約正式被廢棄，日美兩國之間已經沒有任何重要的協議。40年3月30日，汪精衛偽政府在南京成立，美國再度指責日本做法，強調對蔣介石政權的承認，並且追加了對華援助款項，日本隨之作出“萬分遺憾”的表態。米內/有田外交表麵上雖然有親美的意向，事實上同美國利益衝突，自相矛盾的做法得不到任何回報，反而導致日美關係進一步惡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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