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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忘卻的曆史
——戰時新不列顛島中國抗日戰俘(四)
(續上期[三])
四、戰後獲救與遣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太平洋戰爭以盟軍全麵勝利告終。但因新不列顛島日軍需要等待東京的指示以及處理相關投降的談判,直到9月10日,澳軍才登陸亞包進行接收並解救盟軍戰俘。7天之後,即 9月17日,澳軍才正式報告在亞包找到並解救了幸存的748名中國戰俘,[1]並由外交部正式通報中國駐澳機構。[2]
1945年9月17日這一天是遠在這個西南太平洋海島上的中國官兵值得紀念和高興的日子:經過二年多被日本人奴役的戰俘苦工生涯,終於迎來了揚眉吐氣勝利的一天。因此,當這一天澳軍代表前往中國戰俘的Kumuia Yama營地慰問時,剛剛接近其駐地,就看到有20-30名左右的中國軍人,精神抖擻地整齊列隊站在營地門前等候,並且在營門口插上了他們保存已久的中國國旗,還變戲法似地拉上了一大條橫幅,以表達他們對戰勝日本的慶賀以及對盟軍解救的感激之情。條幅上麵用英文寫著:“勝利之路,成功抵達;恭迎勝利來訪的友邦澳大利亞帝國軍隊袍澤!”[3]
解放了,在亞包的中國官兵之盟軍戰俘身份得到確認,待清點其總人數之後,他們就被從原來各自的營地迅速地集中到位於亞包和科科坡之間卡拉維雅灣(Karavia Bay)的營地裏。這裏距離亞包市區不遠,原來也是日本人羈押中國戰俘的其中一個營地,隻是現在則成為所有被解救的中國官兵集中等待遣返回國的新營區。澳軍在9月17日正式報道中國官兵獲救並走訪他們的營地時,就已任命了麥添強先生為翻譯。據張榮煦先生說,與麥先生同時被任命為中國軍人營地翻譯的,還有一位擔任隨軍牧師的澳大利亞人James Ferguson先生,他有個中文名字,叫孫信生,戰前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傳教工作多年,會講很好的中國話,因在上海多年,可能也能說些上海話。2009年,李維恂少校在接受訪談時也提到,他仍然記得這位當翻譯的孫牧師,並說他的國語很好。[4]
集中起來的中國官兵,實際上被分為兩部分。最初在亞包解救出來的中國官兵總人數為746人,其中於衢州戰役中被俘的504人,幸存下來330名;而從南京來的1000名戰俘,則隻剩下416名。[5]以後又從亞包附近海島上陸續解救出來10幾人,最後的總數為762人。[6]於是,以南京來者幸存下來的官兵為主,編為中國留澳屬新不列顛島官兵暫編第一大隊,由李維恂少校擔任大隊長;而以浙江來者幸存下來的官兵為主,編為中國留澳屬新不列顛島官兵暫編第二大隊,由吳棪中校擔任大隊長。[7]另外,二部分的中國官兵總管即大隊長則為吳棪中校,李維恂少校為大隊附。[8]至於那些中國廣東來的平民勞工,則編為“廣東民眾大隊”,由羅汝初擔任大隊長,何永擔任副大隊長。鑒於中國官兵和平民此時之集結和分營而居,旨在甄別和待命,皆有待於中國與澳大利亞二國政府協商待機被遣返回國,且皆由澳軍提供生活等各方麵援助接濟,因吳棪中校為當地中國軍民中軍階最高者,故廣東民眾大隊亦交由其節製,以便於管理。[9]
實際上,中國駐澳公使館自獲悉新不列顛島有中國戰俘獲救後,就已經開始采取積極措施,與國內相關機構如軍政部和外交部等聯絡,並商洽澳大利亞軍方和航運部門,尋找船隻,推動遣返工作的進行。但在亞包的獲釋中國官兵並沒有如同盟國其他的被釋戰俘一樣,於該年年底前被各自祖籍國政府派船從亞包接運回國,而是一直等到1946年底,第一批中國官兵339人,與廣東民眾大隊的800名幸存者一道,才乘坐澳大利亞運輸艦瑞奈拉(Reynella)號,於1946年12月21日離開亞包,次年1月9日抵達上海。[10]
導致這些中國官兵遣返遲滯一拖再拖的原因是中國當時無船可派,因為戰時中國海軍已經全軍覆沒,根本沒有了艦艇。雖然戰後中國政府在中國戰區接收了日軍支那方麵艦隊的艦艇,但因戰時日軍早已將大型艦艇抽調南洋與盟軍作戰並損失殆盡,此時連一艘像樣的驅逐艦都沒有留下,隻剩下一些小型不堪使用的淺海船艦,根本沒有遠洋航行的能力。[11]另一個原因是盟軍之相互推諉。中國外交當局曾多方聯絡美軍和英軍,希望利用其強大的海運能力,將這些曆盡艱辛的中國官兵運載回國,但奔走大半年無果。最終是得到澳大利亞的相助與配合,才得以成行。而澳軍方之出手相助,實因其急於擺脫由於獲釋中國官兵與平民在新不列顛島滯留太久而導致的財務和防務等方麵的負擔,才極力促成了首批中國官兵的遣返。[12]
在首批被遣返中國官兵離開亞包之後,尚留下約420名被釋中國官兵等待第二批的遣返。但這些剩餘下來的中國軍人,又在亞包滯留了7個多月,才於1947年8月2日,乘坐澳大利亞軍方所雇傭的的另一艘商船羅門河號輪(River Norman),離開亞包,10天之後抵達香港;他們隨即在九龍轉乘廣九線火車,回到廣州。[13]
至此,自1945年9月澳軍重新占領亞包,將762名幸存下來的中國戰俘解救出來,再經過將近二年在這個西南太平洋的海島的焦急與漫長的等待,並以等待遣返期間10人死亡的代價,於1947年8月全部回到了中國。
以上的闡述表明,在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中,不僅有大批被俘的抗日官兵被強運到日本做苦工,即便是在日軍鐵蹄肆虐東南亞及南太平洋的過程中,還有一批人數高達1500多的中國抗日戰俘被強運到西南太平洋的熱帶海島上,強製為日軍服苦役,死傷慘重。隻是因為日本的軍事侵略機器在盟國的強大打擊之下,最終難以運轉,而不得不無條件投降,那些幸免於難的中國戰俘才獲得澳軍解救並最終返回中國。這是一段塵封的曆史,但也是一段血與火的曆史。雖然他們的這段史實以前不為人知,但他們卻實在是中國抗日戰爭這部波瀾壯闊偉大曆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些中國戰俘盡管是戰敗被俘,但他們是中國人民抵禦外強侵略的鋼鐵長城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同樣也是英雄,中國人民不應該忘記他們。而他們,也和所有抗擊過凶殘日軍的中國軍隊及盟軍將士一樣,應該得到所有中國人民的尊敬。
上:1945年9月17日,亞包中國戰俘營的官兵得知日軍投降、盟軍到來解救他們之後,在營區門口列隊相迎。下:被解救的中國戰俘手持中國國旗特寫。他們是因堅守上海四行倉庫而聞名的國軍第88師“孤軍營”的三名官兵。
粟明鮮
2010年5月9日
於澳大利亞布裏斯本
[1] “Chinese troops among Japs on Gazelle peninsula, The Canberra Times”, 19 September 1945, p. 1。
[2]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實際上。澳軍在此前並不完全了解新不列顛島上除了美、英、澳及荷印軍等盟軍戰俘之外,還有中國戰俘,盡管當時中國也是盟國。當澳軍於 9月10日登陸亞包接收時,已經知曉當地有中國戰俘,並第一時間通過軍部知照了中國駐澳軍事代表機構。隻是因為要核對幸存中國戰俘人數並將其集中起來,才於一個星期之後,將此信息正式知照中國外交當局。
[3] 橫幅上原文為:”The road to victory was success. Welcome victory for our friends of the Australian Imperial Forces”。見”Chinese troops among Japs on Gazelle peninsula”, The Canberra Times, 19 September 1945, p. 1。
[4] 李維恂先生訪談。訪談人:粟明鮮;訪談日期:2009年8月7-8日;訪談地點:台灣高雄。
[5] 《前軍政部蘭嘉師管區步兵中校吳棪電呈外交部在澳被俘我國軍民名冊並請盡速派員運送回國》(民國34年12月24日)。
[6] 《駐澳公使鄭康祺電請外交部撥還澳政府代墊製作我國留澳官兵服裝費及生活費》(民國35年7月10日)。
[7] 《第一綏靖區司令部政治部呈請外交部設法將留澳四行孤軍接運回國》(民國34年8月9日)。
[8]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電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請設法救濟留澳改變並盡速接運回國》(民國35年9月11日)。
[9] 《駐澳公使鄭亦同電外交部為澳政府接收之我國軍民急需救濟及遣返》(民國34年10月30日)。
[10]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the Territory of Papua and New Guinea, A518, MX112/1。
[11] 張曉言:“美國海軍與國民政府中央海軍訓練團”,青島檔案信息網,鏈接:http://www.qdda.gov.cn/front/zizhengcankao/preview.jsp?ArticleID=12593123412961197001&subjectid=12259375799211842001,查閱日期,2010年4月12日。另見中國軍艦博物館:《接收日本在中國戰區投降的艦艇》。鏈接:http://60.250.180.26/war/3101.html,查閱日期,2010年4月12日。
[12]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4144, 387/1947。
[13] 《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郭德華電陳外交部關於留澳官兵回國情形》(民國36年8月13日);《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郭德華電陳外交部關於由澳返國抵港轉穗經過情形》(民國36年8月22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