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不可忘卻的曆史
——戰時新不列顛島中國抗日戰俘(三)
(續上期[二])
三、罄竹難書的苦工生涯
新不列顛島是典型的熱帶島嶼，植被茂密、地形複雜、瘴氣彌漫，也是戰時盟軍與日軍爭奪的重點之一。該島雖經德國人和澳大利亞人經營了幾十年，這隻是就點而言，但從麵的角度，總體來說還是處於原始狀態。1943年底盟軍登陸該島西部之後的半年時間裏，盡管擊敗了日軍在島西的守軍，但在向島東進攻的路上，所遇到的最大敵人，並非凶殘的日軍，而是殘酷的大自然，即島上的四大殺手：地貌、動物、疾病和天氣。新不列顛島上地形複雜，沼澤地密布、到處是紅樹林和熱帶雨林，林木茂盛水氣充沛，能見度往往隻有20米以內，一不留神就會迷路或陷入沼澤，而無回生之望；此外，島上蚊蟲、鱷魚、毒蛇、蜘蛛、蜈蚣、螞蝗、蠍子等動物和生物密布，傳播疾病、侵害人體，令人驚魂不定，時刻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再則，島上瘧疾、叢林熱、出血熱、斑疹傷寒、登革熱、壞血病橫行，奪人性命；再加上島上反複無常的熱帶氣候、雷陣雨、山洪、泥石流在雨季隨時爆發，防不勝防。這也是自1943年之後盟軍最終對亞包日軍也隻是采取圍困，越過這個重兵把守之日軍要塞，代之以跳島戰術直趨日本本土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中國戰俘所即將抵達的新不列顛島，除了麵臨日軍的凶殘和盟軍的圍困，也還有這無法想象的大自然惡劣環境。
1、酷役與虐待
1)、殘酷勞役，非人待遇
抵達亞包之後，這兩批分別來自南京和浙江的中國戰俘勞工，就被分散到不同的服務隊，在盟軍的炮火下為日軍服苦役。
中國戰俘中最大的一批，超過全部官兵一半以上，共829人，由吳棪中校領隊，被分到日軍第八方麵軍所屬第26兵站司令官廣田明少將所屬部隊和機構，擔任所有與軍事後勤相關的勞役。其餘的中國戰俘，則被打亂建製，分散到其它不同的地方，從事不同的勞役工作。甚至還有少部分人被日軍送往附近的島嶼，連同人數不等的其他盟軍戰俘，一起冒著盟軍的空襲轟炸，為日軍搶建和搶修機場及其它防禦工事等。[1]例如，一位名叫丁四蘇的幸存廣東平民勞工於戰後被解救之後所說，在俾斯麥海上的馬努斯(Manus)島，戰時他曾經見到過一隊約30人左右的中國戰俘勞工在那裏做工，但他們後來的結果如何，不得而知。[2]
當時，中國戰俘的待遇極低，食不果腹，病不得醫，被日軍槍殺虐待至死者，時有發生。1946年5月8日，朱雲少尉在致上官誌標的信函中報告說，他們“受敵所處之境，所遇之遭，能非筆墨可以言其形容。蘆葦為舍，食無近糧，且無蔽體之衣，側耳所聞異人言語，日未曉則出外，服役深夜仍不得休，較在本國工苦百倍。”[3]其後，在給國民政府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的信中，朱雲進一步指出，中國戰俘勞工到達亞包之後，“終月苦力操作，所處境遇壯者稍可擔負，弱者力不勝任者緊接死於非命。凡有病者、不能做工者，悉遭殺戮。食不得飽，寢不得安，衣不蔽體，其中非法加害者言之酸鼻。”[4]
據吳棪中校提供的證詞，被日軍役使做苦工的中國戰俘，每天要工作10小時以上，從未得到過休息，還經常要做工到深夜；而在此期間，盡管勞動強度如此之大，日軍卻不管中國戰俘勞工的傷病，不提供任何醫療。[5]
2)、糧食供應短缺
此外，吳棪中校還證實，當時所有中國戰俘的糧食理應都由日軍第八方麵軍所屬的第26兵站負責供應。但實際上，不僅僅是直接在該兵站管轄下做苦工的那829名中國軍人的糧食無法得到保障，餘下的那些分散到其它地方的675名中國戰俘的口糧就更是難以獲得；即使有時能發給一些所謂糧食，也都是日本人不能吃的已經生蟲黴爛變質的壞米。
日本兵拿生蟲黴爛變質壞米給中國戰俘並對他們無緣無故地毆打虐待的現象極為普遍，時常發生。呂克剛是第86軍第67師工兵連少尉，在戰後亞包戰爭罪行審判庭上作證時，就講述了這樣一件在亞包的日軍暴行。
1945年4月8日，第67師200團上等兵馮聲鳴正在廚房做工。日軍第26兵站所屬剛貨物廠管理隊的重田利雄軍曹來到廚房，將一包黴爛變質的壞米交給馮聲鳴，說這是發給中國戰俘的口糧。馮聲鳴見此米根本就不能給人吃，也深知這是日本人在戲弄中國人，根本就不把中國人當人看，故當場就拒絕接受。在這樣的情況下，惱羞成怒的重田利雄突然操起一根大棍棒，劈頭蓋腦地打向馮聲鳴，狠狠地擊中其頭部，馮頓時血流滿麵，重傷倒在地上。在現場的呂克剛因猝不及防，根本來不及阻止救援。而那位日本軍曹在打人後，卻旁若無人，丟下棍棒，揚長而去。事後，日本人對傷者根本就不給醫治，也不聞不問。要不是同隊的戰友們關心和照顧以及臨近解放，馮聲鳴也就可能跟其他被難的中國戰俘一樣，死在了亞包。[6]
作為四行孤軍被分散到其它勞工隊的田際鈿，在2000年接受記者的訪談時，他對50多年前在亞包的苦工經曆仍然刻骨銘心：
上島後，孤軍營的人被拆散，我等12人編入“中國軍人勤勞隊”，共有160名戰俘，其中包括新四軍、遊擊隊戰士。在島上一起服苦役的，還有英國、美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國戰俘。在“勤勞隊”服苦役的日子裏，我們簡直是過著非人生活，勞動十分繁重，生活極其艱苦。一天要幹十多個小時的笨重勞動，住的是岩洞，瓜薯當餐，有時還吃日本人丟下的豬牛內髒和骨頭。沒有醫療條件，如果患病拖不好就眼睜睜等死，經常看到殘忍的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戰俘用卡車運到深山裏去埋掉。當初160人的中國勞工隊，兩年多後隻剩下38人。3位蒲圻老鄉先後死在島上。[7]
2009年，施方舟在談到南洋的那段經曆時，也對在亞包的苦工生涯不堪回首，難以言狀：
中國勞工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挖山洞、儲存彈藥、建造軍事要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洋作為日本軍隊的後勤補給地。最開始一些勞工水土不服，再加上島上的蚊子很毒，將人咬得皮膚潰爛。另外，勞工們的居住環境很差，所謂的住房都是用樹枝搭建的，很多人因此病了。[8]
缺少糧食，在饑餓中服苦役，導致許多戰俘嚴重的營養不良，貧病交加，最後患上全身浮腫的腳氣病[9]等其它熱帶叢林病，不治而亡。這是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日軍俘虜的盟軍戰俘勞工普遍的遭遇，也是戰俘中死亡率高的一個原因。例如，盟軍戰俘在中國海南島的遭遇，[10]即是一個例子。鞠巧生個人及其難友的遭遇，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到了太平洋中的新不列顛島，被勒令在森林中開路，挖防空洞，築飛機場，每天做十多個小時的苦力，還要常常挨打受罰。在島上吃不飽，戰俘們隻能自摘野果充饑，1944年島被盟軍封鎖，日寇就不再給戰俘一顆糧食了，有些人吃了不易消化的野生動植物腹脹而死，還有些人受毒蟲叮咬，皮膚潰爛後死去。……1947年8月，鞠巧生才得以回國，已是傷痕累累，患過瘧疾、得過盲腸炎、瞎了一隻眼睛，而他同往的戰友，常熟的方友友卻永葬南洋了，南京同去的戰俘隻剩下四分之一。[11]
3)、被迫冒著盟軍空襲炮火做工
在遭受非人的待遇及殘酷繁重勞役之外，亞包的中國戰俘勞工麵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盟軍的空襲和例行轟炸。
1943年10月開始，美軍就對亞包進行了持續性的有規模的空襲。11月5日，上百架美軍飛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對亞包進行了大規模空襲。此後，隨著盟軍在南太平洋上跳島戰的推進，亞包已不在盟軍攻取的目標之內，而是被冷凍起來，即將其以盟軍海空力量緊緊包圍，並在其周圍海島構築眾多的機場，對亞包日軍重要設施及海軍目標實施連續空襲和轟炸。1944年3月2日盟軍對亞包實施的另一次大規模轟炸，更是持續了24小時，將亞包全城建築盡行摧毀，地麵的防空設施全部炸壞，許多日軍也被炸死。日軍由此將所有防空設施及武器轉入地下工事。[12]
在許多情況下，即使在空襲期間，日軍自己躲進防空洞掩蔽，卻不顧戰俘勞工的生死，仍然命令他們繼續施工，比如搶修機場跑道，搶救其它軍事和生活物資等等，因而造成戰俘勞工在盟軍空襲轟炸中大量死亡。除非當地土人在盟軍戰俘營附近燃起烽煙，讓盟軍轟炸機飛行員明白該處有盟軍戰俘勞工營地而繞過不予轟炸，[13]否則，盟軍飛機對所有日軍的陸地和海上目標，都會予以轟炸，一個也不漏掉。
盟軍空襲轟炸導致盟軍戰俘高死亡率的事例不少。比如，1943年，在所羅門群島中靠近布幹維爾島(Bougainville Island)南端，有一個叫巴拉爾(Ballale Island) 的小島，這裏是日軍的一個前沿空軍陣地，有517名英軍戰俘被日軍強行從新加坡運到亞包後，再轉運到這個地方，和其他來到該島的中國戰俘勞工一起，為日軍在此修築機場和防空工事。他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就是在美軍的不斷空襲中被炸身亡。[14]2009年，李煥文也談到，他與其他同時被俘的200人，曾被編成一戰俘服務隊，被日軍遣派到亞包之外的另一小島做苦工。待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該隊之幸存者被盟軍解救後輾轉送回到亞包中國官兵營地時，連他在內，僅剩下7人。[15]這種情況，與上述英軍戰俘在巴拉爾島的遭遇極為相似。
盧新芳回憶在亞包做苦工時，最令他難忘的，也是盟軍飛機的轟炸。2009年8月7日，他在接受筆者訪談時，談到當時的遭遇：
在戰俘營吃不飽睡不好，每天都做苦工，比如上山砍樹、挖壕溝、建碉堡。稍有不從或者因勞累走不動就被鞭打，甚至有難友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慘啊。而工作中經常遇有盟軍飛機掃射和轟炸，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比如有一天，我們8個人乘坐一部車，由兩個日本兵開車，上山拉木頭，途中正好遇上美軍飛機空襲掃射，我們趕緊跳下車，跑向壕溝隱蔽，結果是因為有人剛好趴到我身上，他被炸死，我頭部也因此受了小傷。在戰俘營生病了，日本鬼子也不給醫治，有些好不了又死不了的，或受不了虐待的，就跳海自殺。[16]
4)、殘酷虐待少年兵戰俘
1930年代，中國劇作家夏衍曾寫有一篇著名的報告文學《包身工》，揭露當時在中國的東洋紗廠裏，一些簽訂了“賣身契”的鄉下未成年女孩子悲慘的生活和超強度的非人勞動狀況。其中的“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義務服役，豬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踐踏”，是對日本在華壟斷資本對未成年的中國人殘酷剝削壓榨和無情虐待奴役的強烈控訴。這一作品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震撼著人類的良知。
而在亞包的中國戰俘勞工營地，日軍對於未成年人戰俘勞工的虐待奴役，更是有過之而不及。
根據吳棪中校戰後的證詞，在亞包的中國戰俘中，有30名當時年齡在13歲以下的少年兵，被編在他所率領的戰俘勞工隊裏，在日軍第八方麵軍所屬第26兵站管轄下的軍隊和機構做苦工。在中國戰俘抵達亞包被編組之後，盡管中國戰俘的帶隊軍官向日軍第26兵站司令官廣田明少將通告了上述少年兵情況，但廣田明卻絲毫不動心，仍然命令所有的這些未成年小兵與成年人同等對待，即他們要與成年人一樣，從事同樣的工作，而且工作時間也一樣，執行日軍為中國戰俘勞工製訂的同樣紀律。這些可憐的中國戰俘小兵，本來身體就贏弱不堪，不久之後，就有3人被日軍槍殺；2人因被日軍殘酷虐待，鞭打得奄奄一息，實在難以忍受而上吊自殺；另外20人則由於長期與其他成年戰俘一樣做工，加上長期病餓吃不飽，貧病交加之下，最終體力不支而死亡。總計這30名中國戰俘小兵，最後隻有5人熬到了日本投降，才獲得解救。從1946年在亞包待遣返中國官兵的名單中，我們可以找到幾位士兵，他們當時的年齡就是介於15-17歲之間。
另一個證據是，日軍對待其他從中國強征或強擄來的平民勞工中的未成年人，也同樣是違反人道，對他們殘酷迫害，毫不手軟。
1943年，被編組在日軍第八方麵軍所屬第26兵站管轄下做苦工的，還有一大群被日軍從中國廣東等地擄來的勞工。這些從廣東和香港擄來的勞工，後來被稱為“廣東民眾大隊”，於1942年10月被日軍從香港轉運到亞包做苦工，抵達時共有2380人。他們中的1600人，也被分到第26兵站所屬部隊和相關單位做苦工。在這些廣東平民勞工中，也有50名被日軍強擄或騙招來的未滿13歲的少年。日本人同樣對此全然不顧，仍要求他們與其他成年人一樣同工同時。麵對如此超長的工作時間和無休止的勞動強度，那50名體力不支的少年，僅僅在抵達亞包的頭三個月裏，就死去了40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戰爭結束時，隻剩下8人僥幸活了下來。而那1600人的平民勞工，在二年多的時間裏，也有1080人被日軍槍殺和虐待致死。[17]
5)、凶殘的台灣日本兵
除此之外，戰俘勞工們還要麵臨另一個凶惡的敵人——台灣日本兵，即戰時日本在台灣征召的軍夫。
在亞包的這些台灣日本兵是一群生於日據時代，說閩南語，讀日本書，精通日語的台灣本地人，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卻自視為大日本的“皇民”。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雖然他們中有相當多的人是被迫從軍，但更多的人則是以日本的臣民身份，滿懷激情地參與日本的“大東亞聖戰”。出於這樣的“理想”和“愛國情懷”，他們放下原先不錯的工作，自願加入日軍，成為台灣日本兵。到日軍在西南太平洋戰事緊張之時，他們中的一些人就以“台灣特設勤勞團“的名義，前來日軍在南太平洋的前線新幾內亞。他們許多人在日軍野戰醫院、救護所、甚至在日軍的戰鬥部隊服務。[18]實際上，早在1939年底，與日軍主力部隊一起侵入廣西的波田支隊，就是一支以台灣日本兵為主而組成的日本侵略軍幫凶；而著名的台灣高砂義勇隊，就是這樣一群在太平洋上與盟軍作戰剽悍凶猛的台灣日本兵。
在亞包，許多台灣日本兵後來又代替了日本陸軍和海軍人員，負責管理盟軍戰俘。如此，中國戰俘營地裏，自然也少不了他們的身影。雖然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但此時的台灣日本兵，許多人早已被日本人奴化，滿腦子都是忠於天皇的思想，認同的是日本，隻想著如何幫助日本打贏戰爭，故而自覺自願地成為日本人的幫凶。而且，為了顯示他們對日本人的忠誠，他們中有的人對待戰俘，尤其是對待同文同種的中國戰俘，甚至比日本鬼子還更為凶殘。[19]也正因為如此，一位取日名叫做誌村勇三的台灣日本兵，因其在戰時管理戰俘營期間積極協助日本兵殘殺中國戰俘和盟軍戰俘，於戰後被亞包戰爭罪行審判庭判處死刑。[20]戰後，這些台灣日本兵被判處戰爭罪行的數量之多，就很能說明問題。據統計，經亞包戰爭罪行軍事審判庭的審判，有26名台灣日本兵因於戰俘營虐待戰俘被判決死刑，而被審判有罪，判處數年不等監禁勞役者，數量亦不少，達175人之多。[21]
李維恂先生就為此舉了一個例子。有五位台灣日本兵，當時是負責吳棪所率領的那個戰俘勞工隊的監視員。一次他們聚在一起吃東西，此時正好一位姓張的中國戰俘勞工從他們旁邊經過，在這個過程中，他無意中擤了一下鼻涕。那幾個台灣日本兵看見了，就認為他是沒有教養，是在有意侮辱他們。於是，他們五個人不問青紅皂白，二話不說就將這位姓張的中國士兵一頓痛打，而且下手極狠，打得張姓士兵滿地打滾，連連慘叫，以致連當時擔任衛兵的日本兵都看不過眼，覺得這些台灣日本兵太過分。[22]
但至今還有一些人並沒有認識到或者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們的這種凶殘。在一些作者甚至學者涉及到這段曆史的書籍及文章裏，談到這些台灣日本兵，更多注重的，是他們因戰爭所遭受到的苦難，而不是導致他們參戰以及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的對日本的“大東亞聖戰”所作出貢獻的思想基礎。筆者個人認為，揭露因侵略戰爭而導致的苦難，這固然應該也很有必要，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是侵略戰爭的參與者，也同時是戰爭的受害者。但如果這些當事人，在戰爭結束60多年後，還不能反省日本發動那場侵略戰爭的根源，而是仍然念念不忘他們當年加入日本軍隊參戰時的“忠君思想”和“愛國情懷”，那麽，此時此刻去渲染他們返回台灣後種種遭遇的悲情，顯然是有失偏頗的，甚至也有可能是別有用心的。
同樣是那場日本侵略戰爭的親曆者、但卻是這些侵略者及其幫凶的受害者的回憶，卻與上述一些人的認識不一樣。至少這樣說，他們對那場戰爭的根源和性質有著清醒的認識。因此，2009年8月7日在高雄接受筆者訪談時，李維恂少校提起這些台灣日本兵，仍然隱掩不住內心的憤怒，實際上也是表達了他對這些台灣日本兵的認識：
問：你們有日本兵看管嗎？
答：有，但不多。我是軍官，也是管工，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管理，因為周圍都是海，想逃也逃不了；森林裏條件惡劣，逃進去也很難活。日本人對我們當然很不好，我們因病被日軍槍斃和活埋的有三批，每批20-30人。我這個隊的陳宇簧上校和張英夫中校都病死了。陳並不管事，而張是我們的大隊長。後來我負責中國隊。在南京集中營時，副排長以上的軍官不用去做工，但在亞包時，要和其他人一起做工。在我們剛到亞包不久，即盟軍空襲的間隙時間，日本兵曾組織我們幾個帶隊的軍官去亞包街上看了一下，去看了那裏的慰安所。
剛剛開始是日本兵管理我們，我們之間的溝通，最初是通過文字進行。後來，台灣人來了，由他們來與我們溝通，並最終由他們來管我們。
台灣人剛剛來的時候，也是與我們一樣編組。剛開始時，這些台灣人還好。我有一個弟兄是福建人，曾向我報告過，說這些台灣人很好。可是後來就覺得他們可怕了。他們穿的衣服上佩戴了“監視員”銘牌，對待我們也開始囂張了。其實他們在日本人眼裏，也比我們好不到哪裏去。有一個管我們的日本兵，以前在中國的漢口也管過戰俘，他曾對我說：他們隻是比你們好一點點。再過來一段時間，嘿，這些台灣人都改了日本人名字了，對我們的態度更惡劣，相比之下，日本兵的態度反而還好一些。他們對我們進行所謂監視，其實還有日本的衛兵，但日本兵相對寬鬆些，不像這些台灣人，對我們很不好。到日本人快投降時，這些台灣人(軍夫)也有等級了。他們當中待遇好的，主要是醫生之類的人，相當於尉官級別。這些台灣兵真的很壞，實際上2.28事件就是這批台灣兵有組織的行動。
6)、維護中國軍人尊嚴
當然，在繁重危險的苦役及日軍的殘酷虐待過程中，中國戰俘亦盡可能地維護自己的尊嚴，保持著中國軍人的氣節。這一點，與1957年英國拍攝的電影《桂河橋》中表現英軍戰俘極力維護自己的尊嚴是一致的。除了像上述吳棪中校和李維恂少校等所談到的，中國的軍官們盡其可能與日軍管理高層交涉，以改變戰俘局部的狀況；而其他的中國戰俘官兵，比如來自四行孤軍的官兵，仍然像在上海租界時期那樣，敢於與日本人抗爭，以維護和保持中國軍人的尊嚴和氣節。前述的田際鈿訪談，就談到了他在亞包與鬼子兵的較量，回擊鬼子兵對中國戰俘的挑釁和侮辱：
日軍經常欺侮中國士兵。一次，有個塊頭較大的日軍上士，看到我身體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們摔跤，你贏了，這條煙給你米西米西；我贏了，打你兩個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對方氣焰囂張，著實想教訓一番，我就點頭同意。日本佬猛撲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勢彎腰將手伸向對方襠部，用力一扳，將鬼子兵重重摔倒地上。旁邊的中國難友都向我投以欽佩的目光。[23]
2、日軍對待中國戰俘勞工的暴行
1)、屠殺生病戰俘
如果說，前述的幸存者回憶主要集中在中國戰俘勞工們在日軍淫威下所遭受的種種苦難以及非人待遇，那麽，更令人發指的是，日本人公然踐踏日內瓦戰俘公約，在集中營裏對中國戰俘肆意屠殺。
1946年1月，李維恂少校在給郭履洲將軍的信函中曾報告，中國戰俘甫抵亞包，就被日軍“登岸因病槍斃者2名”。[24]這說明中國戰俘甫一登岸，就開始麵臨著日本侵略軍的殘暴與屠殺。朱雲少尉1946年5月18日給上官誌標的信中也談到：中國戰俘“稍有染病，或因水土不服，即遭敵人戮殺”。[25]對於那些患病或者是他們認為不聽話犯了日軍所訂紀律的戰俘，據盧新芳訪談時所說，殘忍的日軍不僅僅將中國戰俘拉出去槍斃，而且還用刺刀刺殺或軍刀劈殺，甚至將他們活埋。[26]對此，施方舟也心有餘悸地回憶說：
“活埋的有24個！”施搖頭感歎道，為了節省供養，日本人逼迫勞工自己挖坑，將一些生病的勞工活埋。另外，一些難以忍受的勞工跳海自殺了。[27]
無疑，戰俘勞工是日軍固守亞包要塞的重要輔助資源，承擔了除戰鬥以外的許多戰地後勤事務與勞務。可是，在1943年開始，美軍在俾斯麥群島實施跳島戰，將亞包這個日軍重兵集結的南太平洋海陸軍要塞冷凍包圍之後，日軍的供應補給線以及與本土的聯係，就逐漸被切斷，因此，麋集該地10萬日軍的生存也就成為他們不得不麵臨的嚴峻問題。正如中國戰俘幸存者所提到的，1944年之後，日本人就基本上斷絕了對他們本來就微薄的糧食供應，他們隻好靠熱帶野果和其它植物生存。[28]之所以這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自己也沒有糧食吃了。[29]戰後澳大利亞戰爭罪犯審判庭在審判日軍罪行時，就曾提到過日軍在沒有糧食的情況下麻翻生病印度戰俘烹而食之的反人性戰爭罪行事實，由此而判決當事的帶隊日軍下級軍官死刑和士兵10年徒刑。[30]此外，在戰爭的後期，日軍因缺乏糧食吃，將戰俘殺死或將陣亡的盟軍屍體切割分而食之的事，也屢屢發生。[31]甚至在新幾內亞島的日軍第18軍的部隊，因為沒有糧食和彈藥補給，如果日本再晚投降一二個月，就有可能全部餓死於新幾內亞的茫茫叢林中。顯然，僅僅為了節省糧食給他們自己，凡是成為日軍累贅的戰俘，如生病無法為其工作者，就成為日軍屠戮的對象。[32]
1946年5月18日，吳棪中校在亞包戰爭罪犯審判庭上作證時特別強調，中國戰俘於1943年初抵達亞包之後，日軍第26兵站司令官廣田明少將就下令，凡戰俘生病三日以上而無法繼續工作者，一律拉出去槍斃。這條殘酷的命令由其下屬嚴格執行，一直延續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為止。因此，在二年半多的時間裏，他率領的這隊829人的中國戰俘勞工，有80人因生病被日軍殘忍地槍殺和砍頭。盡管這些人當時生的病並不是很嚴重，有些人所患者隻是熱帶常見的叢林病，如瘧疾或因營養不良而導致的腳氣病、或因沒有鞋穿引起的腳傷潰爛等等，僅僅因為他們無法工作，日軍就慘無人道地將他們殘殺。如果能稍稍給予他們適當的治療，他們是完全可以活下來的。
在吳棪的這個戰俘勞工隊裏，還有另外236名中國戰俘死於非命，最主要是由於糧食短缺，因饑餓貧病交加導致的死亡。實際上，幾乎所有的中國戰俘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營養不良病症，這主要是因缺少食物而又工作過勞、體力嚴重透支所引起。同時，日軍總是逼迫這些已經疲憊不堪體力不支的中國戰俘在盟軍的空襲轟炸之下工作，結果，也造成了他們極大的傷亡。這些死亡的中國戰俘，實際上也是廣田明上述命令的受害者。僅僅在廣田部隊的監管下，他這個隊就有316名官兵直接或間接地被日軍迫害致死。[33]
日本兵的確毫無人性，槍殺、砍頭、活埋是他們屠戮戰俘勞工和平民常用的手段。日本人喜歡將俘虜砍頭，如在1937年底日軍攻占南京後的屠戮競賽，以及太平洋戰爭初期攻占菲律賓後對美軍戰俘的肆意砍殺，都有許多照片成為日軍這種暴行的證據。在亞包，日本人也經常把這種手段施於中國戰俘身上。為此，基於上述日軍高層將領發布處置生病中國戰俘的命令，日軍在亞包地區肆意對戰俘進行斬首，甚至在許多中國戰俘駐紮的營地裏，就建有斬首池。
1943年，在現在的東不列顛省的首府科科坡(Kokopo)，日軍一次就將11名生病的中國戰俘和一名中國平民勞工拉出去斬首。[34]
日本人並不僅僅限於用斬首和用刺刀將中國戰俘勞工砍死和捅死，也以同樣殘忍的手段對待其他盟國戰俘，甚至規模更大。
前麵曾經提到，1942年末，600多名英軍戰俘被日軍從新加坡強運到亞包後，隨即將其中的517名轉運到巴拉爾島為日軍修築機場。隨著1943年2月日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的慘敗，以及4月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將在附近的布幹維爾島(Bougainville)上空被美軍飛機擊落斃命，1943年6月，駐守在巴拉爾島上的日軍，因恐懼美軍即將登陸攻占這個小島，以此作為其發起登陸布幹維爾島戰役的前進基地，就將幸存下來的100名左右的英軍戰俘全部雙手反綁起來，然後用刺刀和軍刀將他們全部捅死或砍死，無一幸免。[35]這場屠殺，成為日軍在南太平洋上殘酷虐待盟軍戰俘的最大慘案之一。
日軍殘酷對待中國戰俘勞工的另一項罪行是將他們活埋掉。前引李維恂少校的訪談回憶中，鬼子兵就先後將幾十名中國戰俘，每批20-30人，分幾批活埋掉，而且還是由戰俘們自己先將坑挖好，然後將他們推入活埋。還有一次，廣田明少將下屬部隊的日本兵將12名因生病不能工作的中國戰俘帶到一壕溝邊上，讓他們站成一排後就開槍射殺，讓他們直接倒進溝裏，然後再掩土埋置。在這些戰俘倒下後，日本兵就命令其他的中國戰俘鏟土撒到他們身上掩埋。當時還有一位被槍殺的中國戰俘尚未斷氣，就在溝裏竭盡全力大叫，我還活著！但殺人成性的日本兵根本不管這個，生生地將他活埋了。[36]
在亞包，像上麵提到的日軍隨意槍殺和斬首生病中國戰俘的事不斷發生，中國戰俘的死亡數量不斷增加。戰後，那些因反人性的戰爭罪行被起訴的日本官兵在接受審判時說，他們之所以殺害中國戰俘，是因為奉令行事；而第26兵站指揮官廣田明少將，甚至第八方麵軍司令官今村均大將，竟然抵賴道，他們的本意是要“更好地對待”那些生病了不能做工的中國戰俘，而不是將他們槍殺，而造成這樣的結果，是下級軍官和士兵曲解了他們的命令之故。日本高級軍官在審判庭上的自我辯護，實際上是赤裸裸的無恥狡辯，是在為他們的反人性戰爭罪行開脫。最終，在亞包的戰後戰爭罪行審判庭上，麵對著其下屬軍官田中中尉和軍曹相澤治索的當麵對質，證明是由廣田明親自下令槍殺生病戰俘一事，這個殺人成性的日酋才不得不低頭認罪。[37]
無論是哪一種理由，日本兵實際上就這樣按照日軍高層將領的命令，於1943年至1945年期間，將中國戰俘，主要是那些生病不能做工者，成批地或單個地予以槍殺。下麵是一些根據戰爭罪行審判庭的證詞，可以檢索到的日軍肆意殺害生病中國戰俘的記錄。
1943年1月29日，也就是中國戰俘剛剛抵達新不列顛島幾天，就有10名中國戰俘在亞包被殺害。[38]
1944年3月3日，日本軍曹山田兵太郎帶領他的士兵，在當地的其他7名日本武裝平民的協助下，將24名中國戰俘押到亞包一個壕溝邊，從後麵將他們推下去，然後將他們亂槍射殺；一個星期之後(3月11日)，還是這些日本人，又將另外6名中國戰俘槍殺。[39]
1943年4月，日本軍曹田島帶領他的士兵，在亞包將4名中國戰俘槍殺；在另一個地方將6名中國戰俘處死。此外，這些日本兵還在亞包另外的地方，將46名中國戰俘集體槍殺。[40]
在亞包背麵的塔笠瀝(Talili)灣，1943年4月29日，4名中國戰俘也因生病不能做工而死在了日本人的槍下。[41]
2)、蓄謀毒殺戰俘
不過，最駭人聽聞的是，日本人曾經計劃將在亞包的中國戰俘全部毒殺。隻是這個計劃最終由於形勢的變化，日軍沒有將其付諸實施，才使這些已備受摧殘無力反抗的中國官兵避免了如德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用毒氣虐殺大批猶太人那樣的慘劇。
1944年，日軍在南太平洋戰場上接連失利，節節敗退，亞包也在上一年的10月開始，便受到了盟軍飛機的持續性大規模空襲轟炸，到次年上半年，亞包要塞的日本海陸軍，在強大的盟軍空襲和圍困下，隻能轉入地下防禦；附近的布幹維爾島上的日軍也在上一年即1943年11月被美軍登陸圍攻，自顧不暇，困處一隅。到了1944年的8月，戰事對日軍更加不利。而美軍此時因跳島戰的成功，占領了所羅門群島、吉爾伯特群島、馬紹爾群島、馬裏亞納群島，已經能夠對日本本島實施大規模的空襲。種種跡象，使亞包的日軍時刻恐懼盟軍要向這個已成孤島的要塞發起進攻。
為了應付盟軍對亞包隨時可能的進攻，日軍督促和監視中國戰俘和平民勞工，在一個距離亞包不遠叫做納麻爾(Namale)的地方，掘建了幾條內部相通大而深的防空隧道，但隻留下一個進出口，隨之在洞口放置了一個儲藏著毒氣的大鐵罐。日軍的計劃是，一旦盟軍發起進攻並登陸亞包，就將全部的中國戰俘及平民勞工都趕進這個隧道，然後開啟洞口的毒氣罐，將這些中國人全部毒殺在隧道裏。[42]
日軍警衛隊隊長籟戶一貴中尉，當時擔負管理監視吳棪中校率領的中國戰俘營地的任務，從1945年1月起，就奉命負責看管這個毒氣罐。他接到第26兵站司令官廣田明少將的指令，隻要盟軍登陸亞包，就將鐵罐對著洞口，開罐毒殺全部中國戰俘。[43]
所幸的是，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盟軍也沒有打算強行登陸這個有10萬日軍重兵把守的要塞，中國戰俘才由此逃過了一場大浩劫。
但是，一直到太平洋戰爭臨近結束，日本快要投降的時候，在亞包的日軍高層將領也沒有放棄屠殺中國戰俘勞工的計劃。根據中國官兵戰後出席亞包的戰爭罪行軍事審判庭作證時披露出來的內幕，按照日軍的這個殺俘計劃，還不僅僅是中國戰俘，甚至包括全部在亞包的盟軍戰俘都將會被殺掉。
在吳棪中校率領被編組到廣田明少將下屬部隊的那隊中國戰俘中，有一位士兵名叫丁小鬆，[44]原隸屬國軍第86軍第67師201團，於衢州戰役中被俘。1944年3月6日，丁小鬆被廣田明少將從中國戰俘隊裏挑選出來，派到其軍官食堂裏幫廚，做廚工。同年的7月份，他隨廣田部隊從亞包附近搬到了前述的納麻爾，繼續以前的幫廚工作。
1945年5月1日，廣田明少將在其軍官食堂的餐廳與來訪的客人一起用晚餐。他的這些客人是三名駐守亞包的日本海軍高級將領，並且由三到四名日本陸軍高級軍官作陪。當丁小鬆將準備好的飯菜端進餐廳時，剛出現在門口，被那些海軍將領看到，就聽到其中一位客人向主人問道：“他是支那人，是吧？”廣田明點點頭並回答說：我一直極力主張將所有的戰俘都給殺掉，今村均司令官對此也極表讚同。但就是海軍不同意這樣做，謂此非明智之舉。隨後海軍將領說道：如果我們將戰俘都給殺了，那我們日本人就沒有勞工為我們幹活了。再者，我們不知道盟軍何時會在這裏登陸。如果這些戰俘被殺掉了，那盟軍登陸後一定會向我們索要戰俘，會追問他們到什麽地方去了。一旦我們回答不出來他們的去向，那盟軍就肯定知道，這些戰俘都被我們給幹掉了。這樣的結果可想而知，它會導致盟軍如法炮製地對付我們。
丁小鬆親耳聽到這些日本陸海軍高級將領在討論如何處置戰俘之事，不禁心驚肉跳。待那些海軍客人離開之後，便找到在餐廳裏伺候日本人用膳的一位名叫苦瓜(日本名：Abashi)的台灣軍夫，以確認他在一旁所聽到的日軍準備屠殺戰俘的計劃，與自己聽到的內容一致無二。三天之後，丁小鬆利用機會溜回中國戰俘勞工營地，將所聽到的上述內容如實告訴了帶隊軍官吳棪中校。[45]在這同一段時間裏，一些台灣軍夫也曾私下裏將日軍高級將領間有關屠殺戰俘的討論內容轉告了這位中國戰俘的領隊。[46]這一消息讓中國戰俘們提高了警惕，以應付隨時可能而來的生命危險。
也許是日本海軍的顧慮起了作用，也許是廣田明少將和日軍在亞包的最高指揮官——第八方麵軍司令官今村均大將這樣的藐視人權、強硬主張殺俘的死硬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也因亞包已成孤島、戰爭快要結束而顧慮到他們手下10萬日軍生命的安全；或者說，日本戰敗投降的時間超出了他們的預期；也許還有其它的原因，上述這一在日軍高級將領中多所議及之殺俘計劃，最終未能付諸實施。
但日軍的殺俘陰謀對中國戰俘勞工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也許當時中國戰俘獲悉日軍陰謀之後，可能就已傳播開來，並且由此產生了許多的版本；也可能他們曾暗中討論過如何做些準備以應對這隨時可能發生的災難，故戰後的中國官兵幸存者在其回憶中，仍對此心有餘悸，難以釋懷。例如，施方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曾回憶道：“3年後，日本投降，但島上的日本駐軍卻打算將山洞堵住，將勞工們全部活埋，多虧澳大利亞的軍隊及時趕到”，[47]中國戰俘們才終於獲救。施方舟的上述說法也許與事實相去甚遠，但卻說明了一個問題：在惡劣的環境下、在繁重的苦役中以及隨時會有生命危險中幸存下來的中國官兵，對日本人施加在中國戰俘勞工身上的種種迫害以及日軍時刻準備消滅他們這些戰俘的陰謀和行徑，印象太深刻了！那災難深重、九死一生的戰俘勞工經曆，慘絕人寰，不堪回首，他們怎麽能忘記！
事實也確實如此。據吳棪中校的統計，從1943年初抵達亞包，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短短的二年八個月的時間，分別來自南京和浙江，在上海登船而被押送來此做苦工的1504名中國戰俘，就有756人永葬南太平洋的茫茫大海和密密叢林之中。[48]換言之，其死亡率，占了全部中國戰俘勞工的一半以上。
上：亞包中國戰俘營斬首池遺跡，2009年4月筆者實地探訪時拍攝。
中：亞包中國戰俘幸存者盧新芳，浙贛戰役中被俘，當時軍階為上等兵，86軍67師210團士兵(浙江寧波人)；2009年8月在台灣高雄鳳山接受筆者訪談(時年88歲)，耳聾無法交談，隻能筆談，同年11月仙逝。
下：亞包中國戰俘幸存者李維恂，於日軍掃蕩上海城郊時被俘，當時軍階是少校，第三戰區淞滬挺進縱隊上海混城隊隊附(江蘇無錫人)，亞包解放後曾擔任中國軍人營地副主管官員；2009年8月於台灣高雄接受筆者訪談(時年90歲)時說：“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2010年底去世。
粟明鮮
2010年5月9日
於澳大利亞布裏斯本
[1] Peter Leggett, 前揭文；另見：Ken Wright, I have finally decided to kill myself… . Online: http://asopa.typepad.com/files/wright_i-have-finally-decided-to.pdf, accessed on 9 March 2010.
[2]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3] 《第一綏靖區司令部政治部呈請外交部設法將留澳四行孤軍接運回國》(民國35年8月9日)。
[4]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電請外交部向英方交涉代運留澳88師四行孤軍返國事》(民國35年8月14日)。
[5] AWM 54, 1010/4/153。
[6] [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of Sgt/Maj Murao Kamio and W/O Neda Jiro - ill treatment of Chinese at Rabaul, AWM 54, 1010/6/122。
[7] 餘瑋、吳誌菲，前揭文。
[8] 文峰、羅成康，前揭文。
[9] 腳氣病(beriberi)即維生素B1或硫胺素缺乏病(thiamine deficiency)，以腿腳麻木、酸痛、軟弱，或攣急、腫脹，或枯萎等為主要表現的疾病。
[10] 在海南島關押的澳軍和荷印軍戰俘大量死於腳氣病。參閱鬼穀雄風博客：《解救海南島八所盟軍戰俘(4)》(2007-11-03 06:55:24) 。 鏈接：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083/200711/2517.html。
[11] 張學群、餘菁，前揭文。
[12] 見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aedia: Rabaul。Online: http://pwencycl.kgbudge.com/R/a/Rabaul.htm, accessed on 3 March 2009。另見：Special Correspondent, “Horrors in Wrecked Rabaul”, Pacific Islands Monthly, October 1945。
[13] 據李煥文回憶，他是直到戰後，方知土著此舉是為了拯救盟軍戰俘。參閱高淩雲：“巴紐老戰俘 奴工歲月血淚斑斑”，《聯合晚報》網絡版2009.05.16 02:30 pm。鏈接：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27695。查閱日期，2009年7月28日。
[14] 詳見：Ken Wright, 前揭文。
[15] 高淩雲，前揭文。另據《前軍政部蘭嘉師管區步兵中校吳棪電請外交部設法撥船運送我國留澳官兵返國》(民國35年5月6日)，內有“前一月十一日，由紐幾尼歸來之戰前被捕軍人7名、平民13名“一語，與李煥文所述相吻合。
[16] 盧新芳先生訪談。訪談人：粟明鮮；訪談日期：2009年8月7日；訪談地點：台灣高雄鳳山。
[17] AWM 54, 1010/4/153。
[18] 參閱：劉香君：《那一年，我們為了日本而戰！》，載《Taiwan Panorama台灣光華》，2001年7月，第104頁。
[19] 編輯部：《歌聲漸稀——台籍日本兵的拉包爾之歌》，載《Taiwan Panorama台灣光華》，2005年8月，第80頁。
[20] “Prosecution ended of Jap commander”, The 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
[21] War crimes - Formosan war criminals, A1838, 1550/21。另參閱鬼穀雄風博客：《在新不列顛島的台灣日本兵》(2007-11-18 04:11:38)。鏈接：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083/200711/24041.html。
[22] 李維恂先生訪談。訪談人：粟明鮮；訪談日期：2009年8月7-8日；訪談地點：台灣高雄。李維恂特別強調，這些台灣日本兵較之小日本更凶狠，更令人憎惡。
[23] 餘瑋、吳誌菲，前揭文。
[24]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電國防部部長及外交部長請設法救濟留澳官兵並盡快接運回國》(民國35年9月11日)。
[25] 《第一綏靖區司令部政治部呈請外交部設法將留澳四行孤軍接運回國》(民國35年8月9日)。
[26] 盧新芳先生訪談。訪談人：粟明鮮；訪談日期：2009年8月7日；訪談地點：台灣高雄鳳山。
[27] 文峰、羅成康，前揭文。
[28] 張學群、餘菁，前揭文。
[29] 日本投降後，亞包日軍當局(第八方麵軍和南東方麵艦隊)在向盟軍提出的投降條件中，就特別提到，因為他們缺乏糧食，希望戰後將他們集中羈押時，要保證糧食的供應，並允許他們自辦農場以生產糧食。可見，日軍缺乏糧食供應已到了及其嚴重的程度。見：[Captured Japanese Documents:] Essential points for the local negotiation preparation between us and them, Special order no. 2 [File in Japanese] AJRP Sub-Series name: Post-surrender Rabaul material received from HQ 8 Military District. This item outlines the procedure for ceasefire. It stat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self-sufficiency in the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port food to the Japanese forces in New Guinea and Bougainville, due to their critical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repare detailed material regarding the POWs and third country citizens. AWM 82, 2/48。
[30] “Death for Jap who practised cannibalism”, The Canberra Times, 17 April 1946, p. 1。
[31] “Jap general on trial at Rabaul: cannibalism alleged among troops”, The Canberra Times, 12 April 1947, p. 1。
[32] “Atrocities report reveals many savage Jap crimes: murder, torture, and cannibalism”, The Argus, 11 September 1945, p. 5。
[33] AWM 54, 1010/4/153。
[34] 同上。另見：A471, 81653 Part A。
[35] 詳見：Ken Wright, 前揭文。
[36] “Jap commander faces atrocity trial against Chinees at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21 June 1947, p. 2。
[37] 詳見”Hirota declares lies told by subordinates”, The Canberra Times, 26 March 1947, p. 1; “Prosecution ends of Jap commander”, The 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 “General Takes Blame For Japanese Accused”,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9 March 1947, p. 4。
[38] AWM 54, 1010/3/15。
[39] “Death penalties for execution of war prisoners”, The Canberra Times, 21 April 1946, p. 1.
[40] “War trail today”,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9 March 1947, p. 5。
[41] A471, 81653 Part A。
[42] “Japanese plan to poison all prisoner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2 March 1947, p. 1。
[43] AWM 54, 1010/4/153。
[44] 在澳大利亞的檔案中，這個名字被拚成為Dju Shao Shen或Dju Shiao Shen或者是Dju Shao Shun。遍查亞包中國官兵幸存者的名單，隻有“丁小鬆”這個名字可以與之對應。而且其籍貫為福建，亦可從一個側麵說明，他能與台灣軍夫用閩語自由溝通。
[45] 詳見AWM 54, 1010/4/153。另見：”Jap commander faces atrocity trial against Chinese at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31 March 1947, p. 2。
[46] AWM 54, 1010/4/153。
[47] 文峰、羅成康，前揭文。
[48] AWM 54, 1010/4/153。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