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347)
2009 (550)
2017 (1)
2018 (5)
2019 (4)
2020 (2)
2022 (60)
2023 (92)
我的主張——焦土抗戰
李宗仁
目前中國所最迫切需要者，為整個民族救亡問題，為爭取中華民族自由平等，保衛中華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必須不許此不死不活之現狀，繼續下去，必須改變此苟安因循之現狀，尤必須發動整個民族解放戰爭，本寧願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複侵略者，表演中華民族自存自立之偉大能力與精神，然後中國始有生存可能，中日問題或亦可因之獲得和平希望。須知一國家橫遭侵略，即應堅決抗戰，以表現獨立自存之精神。何況日人侵我，得寸進尺，無有止境。觀於前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天羽氏之發表聲明，足知其侵略目標，固在整個中國。我國家民族既處於生死存亡之最後關頭，則此時隻當問應戰不應戰，不當顧慮有力與無力。且抗戰則存，屈服則亡，除堅決抗戰而外，更不容有徘徊餘地。明知戰固難免犧牲，然不戰之犧牲更大。不戰犧牲，其結果為國亡種滅，戰雖犧牲，尚可確立民族複興之基礎。且下抗戰決心，或可使戰禍消弭於無形，亦正未可知。能戰乃能言和，不然，步步屈辱，使民族意識日見消沉，國民精神，愈形委靡。而日人則運用“以華製華”毒計，將見在彼領導之下，漢奸勢力日益伸張，國土不斷淪亡。至國亡之最後階段，或亦有一部分國民，不甘為亡國奴隸，起而抗戰，然彼時戰爭，已變為國民與漢奸勢力之戰爭，非直接與日人戰爭。日人則於鷸蚌爭持下形勢，自為漁翁，完成其囊括全中國之目的，此誠古今曆史上最悲慘之事。若早日實行抗戰，則國民同仇敵愾之心，必油然興起，縱有甘心為漢奸者，亦將懾於民族精神之激蕩，而轉化為愛國誌士矣。就今日言，國中主張抗戰者，實居大多數；其意存依賴，或幻想國際戰爭機會之來臨，而主張不戰者，隻極少數人耳。
依賴及機會主義，最初以為純靠外力，即可阻止日人進侵，故以依賴國聯為唯一政策，意謂日俄戰爭，勢所必至，且為期不遠。而日美日英之太平洋爭霸戰，亦勢所難免。故不如暫時隱忍，俟國際戰爭起時，再相機收複失地，認為得計。殊不知此種機會心理，完全出於幻想。蓋日本當前目的，隻在侵吞中國，尚無對列強發動戰爭之必要。
先就蘇聯對日言：蘇聯政府上雖感受日之威脅，但尚非其政權致命傷。彼正埋頭建設，對外運用和平外交，其所利在資本主義國家間戰爭爆發，世界革命高潮到臨，然後起乘其敞。絕不願首先對日作戰，冒犯危險。加以德國希特勒虎視西方，更不容蘇聯專心對日。觀於出賣中東路，提議不侵犯條約，對日完全采取防禦姿勢力求妥協，足知其趨向所在。而最近之蒙邊糾紛，亦不過日本假裝反赤姿態，欲博英美同情，為侵吞中國煙幕。
次就英國對日言：英國雖深感日本政治經濟勢力之威迫，雙方對華政策，難求妥協，但英為工商業先進國家，利於保持國際和平原狀，以便支配廣大屬地，而運用經濟勢力，與世抗衡，漸求進展，彼雖不願削弱其在華之市場，惟首先對日作戰，恐尚非其時。加以歐洲糾紛日趨激烈，英國對遠東問題更無暇取積極政策。
更就美國對日言：美國對日經濟關係，更深於對華經濟關係，且其國民素來厭惡戰爭，惟求保持門羅主義，以外交手段，求對外經濟發展。觀其放棄菲律濱，足見無對日速戰之意。
是知蘇英美三國尚無對日作戰之決心，而聯合對日，亦因相互間種種矛盾，實現難期。故國際戰爭非無爆發可能；但何時實現，誰亦不能決定。我國若不實行對日抗戰，任日人步步進侵，則不獨他人援我無從，正恐國際戰釁未開，而我已成涸轍之魚，或為人之殖民地。反之，我能抗戰，必可轉移國際形勢，促使列強積極對日，屆時吾人始可乘機運用，以求民族生存。而摧毀遠東和平及陷中日兩國民族於永劫不複之域者，誰為禍首，固責有攸歸也。
至於不戰論者，以為日本國家，一切組織，以臻科學化，尤以軍事為最，無論戰艦，飛機，我不能望其項背，即巨炮槍械，我亦難與抗衡。他如經濟建設，交通機構等等，我無一不落彼後。以此而言抗戰，無異螳臂當車，敗亡立待。甚至有發為“三日亡國”之危言，以助長侵略者之氣焰，而毀滅民族自衛之精神。故主張寧可屈辱容忍，祈求妥協。此種以物質肯定一切成敗之論據，不但完全違背孫總理赤手空拳推翻滿清，暨民十五北伐勝利之曆史事實，且亦違背許多以缺乏物質而能戰勝強國之民族戰爭，蓋決定戰爭勝敗之因素，尚有種種，物質不過其中之一，使我能堅決抗戰，則日本軍隊之物質優點，必無以施其所長，而我國之弱點，卻可資以決勝。
先從軍事上言：日軍雖有現代優越之軍備，然以我國廣大之土地，眾多之軍民，兼以交通處處困難，資源全未開發，若能在同一戰線要求之下，廣大民族解放戰爭範圍，軍民合力，處處抵抗，節節抗戰，使敵疲於奔命，無法速結戰局，則以日本在國際之孤立，與國內政治經濟社會之矛盾，一旦戰爭亙於持久，前途喪失光明，其必自召崩潰毀滅，不待筮測。此種一時戰鬥幸勝，最後戰爭失敗之演變，是為暴力與正義，侵略與自衛戰爭之自然歸結，18世紀法國之拿破侖，及最近德國之威廉第二，即其先例也。
次從經濟上言：我國雖經濟落後，生產幼稚，然幅員遼闊，民多務農，並無經濟工業重心，一旦戰爭爆發，日軍雖可封鎖我海岸，與我鏖戰於沿海區域，然沿海多係通商口岸，並非生產中心，縱受糜爛，亦不足以斷絕我全民族之生命線。我則農民仍可耕種勞作，力求自足自給。以我國兵民生活之低，忍苦耐勞，是其素習，縱因戰爭而有所犧牲，亦必能奮勉持久。反之，日本雖為資本主義國家，產業發達，但近來經濟危機，愈形嚴重，赤字財政，超過8萬萬元，國債增加，亦將突破100萬萬元。他如勞苦大眾生活之艱難，軍需工業之偏在景氣，世界市場對日貨之排擠，燃料糧秣被服軍需品原料之缺乏，在在呈露危機。我若對之持久抗戰，不但彼因軍費支出浩繁，負擔無力，且因中國市場之破壞，及世界市場之被人占奪，致輸出銳減，生產衰落，農工生活痛苦日深，勢必釀成經濟大恐慌，促使其政治鬥爭之激化。
再從政治上言：日本法西斯，左傾思想，自由主義，三者間之衝突，日益尖銳化，其平日政局不安，已痛感難於調解。我若持久抗戰，其國內變化必愈激進，勢必爆發政治之紛亂，致戰爭不能進行。我則因被侵略之故，在整個民族解放戰爭中，國民必能一致團結，以鞏固政治組織之基礎。
更就國際上言，列強雖無發動對日戰爭之決心，但日本國際環境，已陷孤立。我若實行抗戰，自可取得列強之同情與援助；而日因戰我過久，實力衰弱，亦必易被列強乘其後，而受人製服。故從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國際上將敵我雙方，詳加比較，足知戰爭不獨無必敗之理由，且最後勝利必歸我國，可以斷言。
今為複興民族計，非抗戰難期實現。或謂戰爭結果，將毀滅文化，故寧忍辱屈服，非至最後關頭，不輕於抗戰者，此言如非別有用心，必係認識不足。蓋文化為民族生存命脈，一國文化之價值，視其能否保障民族之生存發展以為衡。吾國文化，已呈停滯狀態，促其改進，實為今日民族自救中之主要工作。而最有效之改進手段，則莫過於自衛戰爭，因戰爭最足以轉變民族生活故也。從積極方麵言，依“文化即生活”之義，則民族生活之轉變，亦即文化之轉變。考之世界曆史，凡戰爭最多之時代，即文化最激進之時代。遠之如我國之春秋戰國，及歐洲之古羅馬帝國；近之如19世紀之歐洲，皆其先例。反之，無力自衛之民族，亦即文化衰落之民族。如今日之埃及印度，可為殷鑒。
故發揚吾國固有之文化，與創造前進之文化，皆非於此時發動民族自衛戰爭不為功。從消極方麵言，一國文化之保持，必有賴乎國家政治之獨立與自主，古今中外，從未有失卻獨立自主之國家，而能保持其固有之文化者。吾國對日屈辱，無異自毀民族文化，而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付絲毫代價，毀我國家。古人雲“哀莫大於心死”，謂“戰爭毀文化”者，殆亦心死之儔與?
更為求中日問題最後和平解決計，尤非抗戰不可。吾人敵人為日本之侵略主義者，而非日本人民之全體。對同種同文之日本民族，及被現製度所壓迫之日本民眾，吾人固具萬分同情。對真正了解如何創造遠東和平之日本人士，及努力為其人民求解放之日本誌士，吾人亦深具敬意。但必須吾人能堅決抗戰，自立自存，並藉以促使能真正代表日本人民之日本政府出現，然後始能在平等互助原則下，確立兩國之合理關係耳。
由上之種種論列，可見中國之生死存亡，全係於中國本身之能否抗戰，而戰爭之勝敗，又在於精神力量之是否能充分運用，非純在物質力量之比較與追求，換言之，中國之興亡，全在我國大多數軍民之能否覺悟，與軍政當局之能否領導，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戰之精神，毅然決然為民族解放戰爭而犧牲奮鬥之一點而已。歐戰後凱末爾及其幹部以其卓越之革命精神，領導國民，為民族解放而犧牲，堅決奮鬥，卒能戰勝強敵，複興土國，自助天助，史實昭然，殊足發吾人深省也。
選自 全麵戰周刊社編：《焦土抗戰的理論與實踐——李宗仁言論集》，1938年出版
[說明：李宗仁上述言論最早發表於1936年5月，即在李與陳濟棠於6月份發動兩廣事變之前。]
讓當地民眾頻臨餓死情境下，自生自滅。
而如果這些苦難之眾，真能拖延了敵方，或者拖死了對方，自己好下山武力強奪江山！ 真把那些苦難大眾當成3歲小孩子們了。
曆史已經告訴了結果，後人也沒啥值得評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