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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張——焦土抗戰
李宗仁
目前中國所最迫切需要者,為整個民族救亡問題,為爭取中華民族自由平等,保衛中華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必須不許此不死不活之現狀,繼續下去,必須改變此苟安因循之現狀,尤必須發動整個民族解放戰爭,本寧願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複侵略者,表演中華民族自存自立之偉大能力與精神,然後中國始有生存可能,中日問題或亦可因之獲得和平希望。須知一國家橫遭侵略,即應堅決抗戰,以表現獨立自存之精神。何況日人侵我,得寸進尺,無有止境。觀於前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天羽氏之發表聲明,足知其侵略目標,固在整個中國。我國家民族既處於生死存亡之最後關頭,則此時隻當問應戰不應戰,不當顧慮有力與無力。且抗戰則存,屈服則亡,除堅決抗戰而外,更不容有徘徊餘地。明知戰固難免犧牲,然不戰之犧牲更大。不戰犧牲,其結果為國亡種滅,戰雖犧牲,尚可確立民族複興之基礎。且下抗戰決心,或可使戰禍消弭於無形,亦正未可知。能戰乃能言和,不然,步步屈辱,使民族意識日見消沉,國民精神,愈形委靡。而日人則運用“以華製華”毒計,將見在彼領導之下,漢奸勢力日益伸張,國土不斷淪亡。至國亡之最後階段,或亦有一部分國民,不甘為亡國奴隸,起而抗戰,然彼時戰爭,已變為國民與漢奸勢力之戰爭,非直接與日人戰爭。日人則於鷸蚌爭持下形勢,自為漁翁,完成其囊括全中國之目的,此誠古今曆史上最悲慘之事。若早日實行抗戰,則國民同仇敵愾之心,必油然興起,縱有甘心為漢奸者,亦將懾於民族精神之激蕩,而轉化為愛國誌士矣。就今日言,國中主張抗戰者,實居大多數;其意存依賴,或幻想國際戰爭機會之來臨,而主張不戰者,隻極少數人耳。
依賴及機會主義,最初以為純靠外力,即可阻止日人進侵,故以依賴國聯為唯一政策,意謂日俄戰爭,勢所必至,且為期不遠。而日美日英之太平洋爭霸戰,亦勢所難免。故不如暫時隱忍,俟國際戰爭起時,再相機收複失地,認為得計。殊不知此種機會心理,完全出於幻想。蓋日本當前目的,隻在侵吞中國,尚無對列強發動戰爭之必要。
先就蘇聯對日言:蘇聯政府上雖感受日之威脅,但尚非其政權致命傷。彼正埋頭建設,對外運用和平外交,其所利在資本主義國家間戰爭爆發,世界革命高潮到臨,然後起乘其敞。絕不願首先對日作戰,冒犯危險。加以德國希特勒虎視西方,更不容蘇聯專心對日。觀於出賣中東路,提議不侵犯條約,對日完全采取防禦姿勢力求妥協,足知其趨向所在。而最近之蒙邊糾紛,亦不過日本假裝反赤姿態,欲博英美同情,為侵吞中國煙幕。
次就英國對日言:英國雖深感日本政治經濟勢力之威迫,雙方對華政策,難求妥協,但英為工商業先進國家,利於保持國際和平原狀,以便支配廣大屬地,而運用經濟勢力,與世抗衡,漸求進展,彼雖不願削弱其在華之市場,惟首先對日作戰,恐尚非其時。加以歐洲糾紛日趨激烈,英國對遠東問題更無暇取積極政策。
更就美國對日言:美國對日經濟關係,更深於對華經濟關係,且其國民素來厭惡戰爭,惟求保持門羅主義,以外交手段,求對外經濟發展。觀其放棄菲律濱,足見無對日速戰之意。
是知蘇英美三國尚無對日作戰之決心,而聯合對日,亦因相互間種種矛盾,實現難期。故國際戰爭非無爆發可能;但何時實現,誰亦不能決定。我國若不實行對日抗戰,任日人步步進侵,則不獨他人援我無從,正恐國際戰釁未開,而我已成涸轍之魚,或為人之殖民地。反之,我能抗戰,必可轉移國際形勢,促使列強積極對日,屆時吾人始可乘機運用,以求民族生存。而摧毀遠東和平及陷中日兩國民族於永劫不複之域者,誰為禍首,固責有攸歸也。
至於不戰論者,以為日本國家,一切組織,以臻科學化,尤以軍事為最,無論戰艦,飛機,我不能望其項背,即巨炮槍械,我亦難與抗衡。他如經濟建設,交通機構等等,我無一不落彼後。以此而言抗戰,無異螳臂當車,敗亡立待。甚至有發為“三日亡國”之危言,以助長侵略者之氣焰,而毀滅民族自衛之精神。故主張寧可屈辱容忍,祈求妥協。此種以物質肯定一切成敗之論據,不但完全違背孫總理赤手空拳推翻滿清,暨民十五北伐勝利之曆史事實,且亦違背許多以缺乏物質而能戰勝強國之民族戰爭,蓋決定戰爭勝敗之因素,尚有種種,物質不過其中之一,使我能堅決抗戰,則日本軍隊之物質優點,必無以施其所長,而我國之弱點,卻可資以決勝。
先從軍事上言:日軍雖有現代優越之軍備,然以我國廣大之土地,眾多之軍民,兼以交通處處困難,資源全未開發,若能在同一戰線要求之下,廣大民族解放戰爭範圍,軍民合力,處處抵抗,節節抗戰,使敵疲於奔命,無法速結戰局,則以日本在國際之孤立,與國內政治經濟社會之矛盾,一旦戰爭亙於持久,前途喪失光明,其必自召崩潰毀滅,不待筮測。此種一時戰鬥幸勝,最後戰爭失敗之演變,是為暴力與正義,侵略與自衛戰爭之自然歸結,18世紀法國之拿破侖,及最近德國之威廉第二,即其先例也。
次從經濟上言:我國雖經濟落後,生產幼稚,然幅員遼闊,民多務農,並無經濟工業重心,一旦戰爭爆發,日軍雖可封鎖我海岸,與我鏖戰於沿海區域,然沿海多係通商口岸,並非生產中心,縱受糜爛,亦不足以斷絕我全民族之生命線。我則農民仍可耕種勞作,力求自足自給。以我國兵民生活之低,忍苦耐勞,是其素習,縱因戰爭而有所犧牲,亦必能奮勉持久。反之,日本雖為資本主義國家,產業發達,但近來經濟危機,愈形嚴重,赤字財政,超過8萬萬元,國債增加,亦將突破100萬萬元。他如勞苦大眾生活之艱難,軍需工業之偏在景氣,世界市場對日貨之排擠,燃料糧秣被服軍需品原料之缺乏,在在呈露危機。我若對之持久抗戰,不但彼因軍費支出浩繁,負擔無力,且因中國市場之破壞,及世界市場之被人占奪,致輸出銳減,生產衰落,農工生活痛苦日深,勢必釀成經濟大恐慌,促使其政治鬥爭之激化。
再從政治上言:日本法西斯,左傾思想,自由主義,三者間之衝突,日益尖銳化,其平日政局不安,已痛感難於調解。我若持久抗戰,其國內變化必愈激進,勢必爆發政治之紛亂,致戰爭不能進行。我則因被侵略之故,在整個民族解放戰爭中,國民必能一致團結,以鞏固政治組織之基礎。
更就國際上言,列強雖無發動對日戰爭之決心,但日本國際環境,已陷孤立。我若實行抗戰,自可取得列強之同情與援助;而日因戰我過久,實力衰弱,亦必易被列強乘其後,而受人製服。故從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國際上將敵我雙方,詳加比較,足知戰爭不獨無必敗之理由,且最後勝利必歸我國,可以斷言。
今為複興民族計,非抗戰難期實現。或謂戰爭結果,將毀滅文化,故寧忍辱屈服,非至最後關頭,不輕於抗戰者,此言如非別有用心,必係認識不足。蓋文化為民族生存命脈,一國文化之價值,視其能否保障民族之生存發展以為衡。吾國文化,已呈停滯狀態,促其改進,實為今日民族自救中之主要工作。而最有效之改進手段,則莫過於自衛戰爭,因戰爭最足以轉變民族生活故也。從積極方麵言,依“文化即生活”之義,則民族生活之轉變,亦即文化之轉變。考之世界曆史,凡戰爭最多之時代,即文化最激進之時代。遠之如我國之春秋戰國,及歐洲之古羅馬帝國;近之如19世紀之歐洲,皆其先例。反之,無力自衛之民族,亦即文化衰落之民族。如今日之埃及印度,可為殷鑒。
故發揚吾國固有之文化,與創造前進之文化,皆非於此時發動民族自衛戰爭不為功。從消極方麵言,一國文化之保持,必有賴乎國家政治之獨立與自主,古今中外,從未有失卻獨立自主之國家,而能保持其固有之文化者。吾國對日屈辱,無異自毀民族文化,而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付絲毫代價,毀我國家。古人雲“哀莫大於心死”,謂“戰爭毀文化”者,殆亦心死之儔與?
更為求中日問題最後和平解決計,尤非抗戰不可。吾人敵人為日本之侵略主義者,而非日本人民之全體。對同種同文之日本民族,及被現製度所壓迫之日本民眾,吾人固具萬分同情。對真正了解如何創造遠東和平之日本人士,及努力為其人民求解放之日本誌士,吾人亦深具敬意。但必須吾人能堅決抗戰,自立自存,並藉以促使能真正代表日本人民之日本政府出現,然後始能在平等互助原則下,確立兩國之合理關係耳。
由上之種種論列,可見中國之生死存亡,全係於中國本身之能否抗戰,而戰爭之勝敗,又在於精神力量之是否能充分運用,非純在物質力量之比較與追求,換言之,中國之興亡,全在我國大多數軍民之能否覺悟,與軍政當局之能否領導,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戰之精神,毅然決然為民族解放戰爭而犧牲奮鬥之一點而已。歐戰後凱末爾及其幹部以其卓越之革命精神,領導國民,為民族解放而犧牲,堅決奮鬥,卒能戰勝強敵,複興土國,自助天助,史實昭然,殊足發吾人深省也。
選自 全麵戰周刊社編:《焦土抗戰的理論與實踐——李宗仁言論集》,1938年出版
[說明:李宗仁上述言論最早發表於1936年5月,即在李與陳濟棠於6月份發動兩廣事變之前。]
讓當地民眾頻臨餓死情境下,自生自滅。
而如果這些苦難之眾,真能拖延了敵方,或者拖死了對方,自己好下山武力強奪江山! 真把那些苦難大眾當成3歲小孩子們了。
曆史已經告訴了結果,後人也沒啥值得評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