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認戰犯 討還正義——《南太平洋祭》(38)

第四章 劫後餘生(續13)

六 討還正義

1、亞包審判

血債是要用血來償的。但在民主國家，一切都要遵循程序，要以事實說話，要重證據。法律是戰爭結束後對發動戰爭進行屠殺以及虐待戰俘等行為申張正義的一個途徑。早在二戰爆發前，國際上就已形成了公認的習慣法，特別是1929年簽訂的《日內瓦公約》，日本和盟國當時都是簽約國，其中就有關對待戰俘的條約有很好的規定，為此，所有簽約國都有義務遵守條約。日本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對國際法和習慣法的公然違反，因此，他的許多高級軍官甚至普通士兵都犯有戰爭罪；不僅如此，在戰爭中，日本軍隊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後來在南洋地區，對戰俘和非武裝平民施加的罄竹難書的虐殺戰俘、屠殺平民的行為，以及其它種種難以形容的不可計數的非人性罪行，是大大小小的日本戰犯觸犯戰爭罪的有力證據。

    日軍於1942年1月底占領亞包，到1945年8月投降，三年半多的時間裏，這裏及其周圍半島地區竟然麋集了11萬人的軍隊，大批盟軍戰俘被強運到此，百般淩辱虐待，甚至屠殺；當地華人也被關進了集中營，同樣被迫做苦工，服勞役；同時，為了滿足11萬日軍的性需求，日軍在這裏開有7家慰安婦妓院，強迫2000多名來自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的妓女，甚至也可能包括本地華人，日夜服務。而在各不同的集中營裏，日軍對婦女的性侵犯更是多不勝數。[1]太平洋戰爭時期，在新不列顛島，尤其是亞包地區，日本軍隊犯下了無數的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盟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對日本戰爭罪行審判的一個組成部分，澳大利亞負責對西南太平洋戰區中日本軍隊的戰爭罪行進行審判。為此，澳大利亞在戰區中的6個地方組織戰爭罪行軍事審判法庭，先後進行了260場審判，共有850名戰爭罪行犯被提交審訊。其中，1945年12月3日至1946年1月31日，在英屬馬來亞(現馬來西亞)的納閩(Labuan)進行了16場審訊，被指證的戰爭罪行犯共145名；194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澳屬新幾內亞的維瓦克(Wewak)進行了2場審訊，被指證的戰爭罪行犯共2名；1945年11月29日至1946年2月28日，在荷屬東印度(現印度尼西亞)的莫羅泰 (Morotai) 島進行了25場審訊，被指證的戰爭罪行犯共148名；1946年3月1日至4月29日，在澳大利亞北領地的達爾文進行了3場審訊，被指證的戰爭罪行犯共22名；1950年6月5日至1951年4月9日，在澳屬新幾內亞的馬努斯島(Manus)進行了26場審訊，被指證的戰爭罪行犯共113名。但實際上，以在亞包進行的審判規模最大，戰犯最多，審訊時間也最長。從1945年12月12日至1947年8月6日，在亞包共進行了188場審訊，共有390名被指證的日軍戰爭罪行犯受到了審訊，其中266人被確認有罪。他們當中，84人被處以絞刑，3人被處以槍決，8人被判終身監禁，2人被判25年監禁，49人被判11-24年不等監禁，22人10年監禁，另外98人被判10年以下不等徒刑。[2]

2、指認戰爭罪行犯

    在這一過程中，在亞包的原中國戰俘也積極參與了對日軍戰爭罪行的指證和審訊作證。中國官兵獲得解救後，一邊集中恢複並整訓，等待回國的安排；一邊就根據戰爭罪行軍事審判法庭的要求，要在對日本戰犯的辨認和審訊中，提供證據，讓日本侵略者得到應有的懲罰。

    根據報道，1945年11月24日，亞包駐軍就開始組織盟軍原戰俘營官兵指證日軍中的戰爭罪行犯。由於中國官兵缺乏翻譯，導致至少有120名有嫌疑的戰爭罪行犯無法得以指證，澳軍隻得將他們羈押起來，以便中國官兵能繼續指證。[3]實際上，不僅僅是因為缺乏翻譯，導致了中國官兵難以在戰爭罪行犯指證方麵獲得較好的表現，還因許多中國官兵盡管飽受日本人欺淩奴役，甚至親身經曆或目睹了日軍對中國戰俘的屠殺和其它暴行，也因不知道這些日軍的姓名及番號而難以舉證。澳軍因憤於日軍對他們的被俘官兵的虐待和屠殺，對於中國官兵所遇到的困難也極為同情，對他們說，不要緊，我們將他們帶到你們麵前，讓你們麵對麵地指證，不讓他們這些罪犯逃脫應有的審判。[4]為此，中國官兵得以積極參與，指證了許多戰時窮凶極惡的日本戰爭罪行犯。

下麵是一組澳大利亞檔案館所藏的曆史照片，反映1945年11月30日，由澳軍具體組織和安排，在亞包的卡拉維雅灣中國軍營進行的日本戰爭罪行犯指證活動。在這場活動中，中國官兵積極參與，行使正義之權利，指證戰犯，將那些曾殘酷虐待和屠殺中國戰俘的日本人(包括充當日本兵的台灣人)送上戰爭罪行審判法庭。

(照片來源：AWM 099179)

 1945年11月30日，中國官兵在卡拉維雅灣營區內列隊等候，準備指認那些虐待戰俘的日本戰犯。

(照片來源：AWM 099180)

 “終於等到了這一天！”這些中國官兵都是日本戰爭罪行的受害者或見證人，他們在嚴肅地等待澳軍把日軍戰爭罪行嫌疑犯押送過來，以便現場辨認指證。

(照片來源：AWM 099177)

 當天上午，澳軍便將那些有嫌疑的日本戰爭罪行犯帶到中國軍營內，讓他們列隊等候。先由澳洲與中國軍人負責登記這些日本兵的身份，然後再一一將他們帶過去，讓中國官兵指認。

(照片來源：AWM 099178)

 這是一位被指認的日本戰犯，在完成指證被確定為戰爭罪行嫌疑犯之後，由澳軍在日軍警衛人員的協助下被押送下去羈押。等待他的，將是即將到來的戰爭罪行軍事審判法庭的正義審判。為此，澳軍特地在第11師司令部附近搭建一個戰爭罪行嫌疑犯拘押所，關押這些戰犯。

(照片來源：AWM 099181)

 即使是在戰爭中負了傷，隻要曾經對占領地的盟軍戰俘與平民實施過非人性的戰爭暴行，也一樣逃脫不了法律的審判。這位斷腿的日軍官佐，此時就拄著雙拐，與其他戰爭罪行嫌疑犯一起，在中國軍營內列隊，等候中國官兵的指認。

(照片來源：AWM 099182)

 為使在中國軍營的指證活動順利進行，澳、中兩國軍官組成臨時的戰犯嫌疑指證指導委員會，圍坐在軍營的一張辦公桌邊，通力合作，認真處理日本戰爭罪行嫌疑犯的問題，並對每一次的指證予以核實確認，盡可能地不使一個戰爭罪行犯漏網。

(照片來源：AWM 099183)

為確保指證活動的順利進行，澳軍特派第11師第13旅所屬的第28步兵營，擔任現場警備以及作為押送日本戰犯的警衛部隊。

3、出庭作證

       1945年12月12日，籌備已久的亞包戰爭罪行軍事審判組織就緒。當天，由米立勤少校(E. C. Millikin)擔任主席的審判團，包括審判團法官莊士敦上尉(E. F. Johnston)、柯力亞上尉(E. A. F. Collyer)、湯普森中尉(G. J. Thompson)、以及擔任檢察長的艾世瑞上尉(Asprey)，在當地駐軍澳軍第11師司令部組成審判庭，由來自悉尼的芮勵(B. B. Riley) 上尉出任公訴人，以及為顯示公平正義，由同樣是來自悉尼的席克森(R. R. R. Hickson)上尉及來自日本東京的關山(Sekiyama)大尉，擔任被起訴的日軍戰爭罪行嫌疑犯的辯護律師，從而開始了長達18個月起訴日軍戰犯的亞包審判。[5]

 (照片來源：AWM 099394)

 1945年12月12日，亞包審判開始的第一天，在澳軍第11師司令部外麵，5名日軍戰犯正在等候傳召，進入戰爭罪行軍事審判法庭接受審判。

(照片來源：AWM 099396)

 在澳軍第11師司令部裏，上述五位審判團法官起立宣誓，宣布根據澳大利亞戰爭罪行法組成的特別軍事審判庭開庭，並履行他們審判日軍所犯之戰爭罪行的職責。

(照片來源：AWM 099397)

 在第一天的亞包審訊中，澳大利亞特別軍事法庭的辯護律師席克森上尉，在來自日本的辯護律師關山大尉及一名日語翻譯的協助下，在法庭上為二位被起訴的日軍憲兵軍曹作無罪辯護。這二位日本憲兵被控於1943年殘酷虐待一名華人婦女和她的5名子女。

    在涉及虐待和屠殺中國戰俘的審訊場合，中國官兵都盡可能地根據審判庭的要求與安排，出庭作證，為許多日本人在亞包瘋狂屠殺及殘酷虐待中國戰俘的慘案和事件提供確鑿的證據，使那些犯下嚴重的了非人性罪的凶殘日本兵，得到了法律的製裁，伸張了正義。

    比如，經中國官兵提供的有力證據，日軍一等兵田島和一名台灣軍夫，被證實於1943年4月槍殺4名中國戰俘，而被判處絞刑，他們二人的隊長田阪三越中尉則被判處終身監禁。[6]又如，1943年在科科坡斬首中國戰俘的日軍中尉，亦被證實有罪，判處絞刑。[7]再如，在審判日軍第8方麵軍第26兵站司令官廣田明少將的幾場審訊裏，中國官兵包括吳棪中校、陳國樑少校、李維恂少校、李偉寶上尉、李其榮上尉、丁小鬆上等兵等，都向法庭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8]雖然廣田明不顧事實，在法庭上百般抵賴，並將責任推到下級軍官身上，[9]但因法官仍然考慮到在1943年初至1945年期間，他對其部下屠殺和虐待中國戰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最終審判庭判決他7年監禁。[10]盡管這位日軍高級將領逃脫了嚴厲的懲罰，但他的部下相澤治索軍曹和台灣日本兵誌村勇三則受到了嚴厲的判決，被處以死刑，成了廣田明少將在亞包犯下的反人性罪的替死鬼。[11]

    可以說，中國官兵幾乎參與了整個亞包戰爭罪行審判期間涉及虐待和屠殺中國戰俘的審訊，為審判庭留下了許多日本戰爭罪行犯無可抵賴的證詞，將那些瘋狂屠殺和虐待戰俘的罪大惡極日本戰犯以及台灣日本兵幫凶，釘上了曆史的恥辱柱，伸張了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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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Hank Nelson, The Consolation Unit: Comfort Women at Rabaul,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 43, No.1 (2008), pp. 1-21。另見：Peter Cahill, Chinese in Rabaul - 1921 to 1942: Normal Practices, or Containing the Yellow Peril?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 31, No. 1 (Jun., 1996), pp. 72-91。

[2] D.C.S. Sissons, The Australian War Crimes Trials and Investigations (1942-51), p. 19。

[3] War criminals identified at Rabaul, The Argus, 24 November 1945, p. 3。

[4] 李維恂先生訪談，2009年8月7-8日，台灣高雄。

[5] H. A. Standish, War trials at Rabau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3 December 1945, p. 3。

[6] Death penalties for execution of war prisoners, The Canberra Times, 24 April 1946, p. 1。另見：[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by Military Court AWC 2915 Lt Tasaka Mitsuo; 2916 L/Cpl Tajima Moriji; 2682 Civilian Yoneda Susume,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five Chinese at Talili, 1943, AWM 54, 1010/6/49。

[7] [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by military court of AWC 2614 Lt Uetoge Konosuke, for the murder of Chinese at Kokopo - To suffer death by hanging, July 1946, AWM 54, 1010/2/29. Also see: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HIROTA Akira (Major-General) AWC 2120: Unit - 8th Army Group, Japanese Forces :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Rabaul, 19-21, 24-29 and 31 March, 3 April 1947], A471 81653 Part A。

[8] War trial today: four accused at Rabau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9 March 1947, p. 5；Jap commander faces atrocity trial against Chinese at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21 March 1947, p. 2；Evidence against Japs for cruelty toward Chinese in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22 March 1947, p. 3；Japanese plans to poison all prisoner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2 March 1947, p. 1；Dramatic development in trial of Japanese general at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28 March 1947, p. 3；General takes blame for Japanese accused,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9 March 1947, p. 4。另見：[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 Court No 114 - Accused Ayizawa Harumoto, shooting of Chinese at Rabaul, AWM 54, 1010/3/15；[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Treatment of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 statements by Lt Col Woo Yien of Chinese Army - Major Chen Kwok Leong and Chinese Civilians, 1946, AWM 54, 1010/4/153。

[9] Jap general denies war crime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5 March 1947, p. 4；Hirota declares lies told by subordinates, The 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

[10] Jap general sentenced gaol for seven year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4 April 1947, p. 4。

[11] Prosecution ended of Jap commander, The 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