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和周健在一起工作的時光 /齊英妹

回憶和周健在一起工作的時光

齊英妹[1]

記得在1991年的夏天，許多中國留學生參加澳大利亞-中國友好協會組織的Redcliffe海灘一日遊。當大家都在陪著孩子們戲水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一對青年夫婦相依著在遠處的海灘散步。當他們走近我們並看到孩子們的時候，他們那種難以形容的興奮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經簡單的自我介紹，得知他們就是剛從英國來到澳大利亞不久的周健和孫小依。原來他們的兒子和我們的兒子同齡，當時正在中國等待來澳的簽證，可想而知他們那種思念兒子的心情。在隨後的時間裏，他們和孩子們玩得非常開心，一起建沙山，一起戲水，同時和孩子們交談了許多關於這裏的幼兒園和學前班的情況。不難看出這對夫婦是多麽盼望自己的兒子能盡早來澳大利亞和他們團聚。

自從第一次相遇之後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我依然在昆士蘭大學讀學位，而周健和孫小依在昆士蘭大學醫學係工作。直到一年多之後，我才再度和周健及孫小依重逢，那是因為我的第一個博士後工作就是在Ian Frazer教授和周健博士的實驗室裏。記得當我看到那欄廣告時，我隻是覺得他們的課題新穎，有些技術和我的專業有關，故帶著很強的試試看的想法遞交了申請信。當得到麵試的通知時，我才再次細讀那欄廣告。當我看到周健博士的名字時，我還在懷疑他是不是我在Redcliffe見到過的周健啊？帶著了解更多關於Ian Frazer教授和周健博士實驗室情況的信念，我打通了周健的電話。電話那端宏亮而又熱情的聲音讓我馬上想起了那位曾經相遇但又不真正相識的周健。通過簡短的電話交談，我對周健的印象是，他非常珍惜時間，並試圖用最簡練的語言告訴對方盡可能多的信息。在那次麵試中，周健和Ian Frazer都問了什麽問題我已記不清了，但我的印象是，這是一個嚴謹的科研集體。我開始工作沒多久，就親眼目矚了周健和小依對待科研事業的積極和認真態度。在20多人的實驗室裏，他們總是最早來、最晚走的一對；周末來實驗室觀察試驗結果，對他們來說這已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他們這種兢兢業業的忘我精神，帶動了整個實驗室的科研競爭氣氛。

在我到周健和Ian Frazer實驗室工作不久，實驗室裏每月一次的科學雜誌學術研討會輪到我選材並講解。考慮到我工作時間太短，Ian Frazer教授向我介紹了幾篇前沿課題的文章，並極力支持我把我的主要研究課題放在“乳頭瘤病毒受體”方麵。為此，我選了一篇有關其他病毒受體的研究論文作為講解和討論的主要內容。但我反複閱讀這篇論文時，無論從技術和方法學角度，還是從理論的深度，我都遇到了很多難題。細心的周健，看出了我的困難，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了時間約我坐下來，並且為我詳細解釋這篇文章的背景、方法和結果。由於我是初涉這個研究領域，我當時提出的一些問題，都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但周健仍然非常耐心地為我解釋，並鼓勵我閱讀一些其他的輔助文章。通過這次研討會，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這兩位嚴師對待科研事業的那種一絲不苟的態度及對未來研究方向的預測。

Ian Frazer教授總是極盡全力地支持自己的科研人員到國際會議上去開開眼界擴寬視野。我有幸在5年中，參加了4次“國際乳頭瘤病毒年會”。1997年的“國際乳頭瘤病毒年會”是在意大利的西雅納舉行的，我與周健和孫小依及其他的博士生一起參加了這次會議。在Ian Frazer教授和周健的鼓勵支持下，我申請了在大會上宣講我的論文並得到了大會組委會的準許。這種難得的機會對我來說是第一次，所以即興奮又緊張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離開布裏斯本去意大利之前，我認為自己已作了充分的準備，但富有多次國際會議上宣講論文經驗的周健，對我的要求更高了一層。他利用會議期間有限的空餘時間，聽我給他預講，並指出需要修改的部分。這樣經過幾次反複，我們最後終於得到了滿意的宣講效果。

在曆屆“國際乳頭瘤病毒年會”上，周健總是忙得不可開交，這與他在這一科研領域的國際知名度的不斷提高是分不開的。周健在乳頭瘤病毒研究方麵的作品，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具有其獨特性和原創性。他對科研的投入，以及他思維和反應的敏捷，讓很多和他工作過的同事驚歎！雖然他的努力已開花結果——乳頭瘤病毒疫苗，但他的早逝乃是這一科研領域的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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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齊英妹博士，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生化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