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屆五中全會前後的胡漢民與西南時局(上) /羅敏

四屆五中全會前後的胡漢民與西南時局（上）

羅敏

“矛盾政策”中找尋出路：四屆五中全會前後的胡漢民與西南時局* 

    近年來隨著海外所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的發現與利用，胡漢民晚年的相關史事漸為人所知。[1]已有研究循單一線索演進的模式，分別揭示了胡漢民與蔣介石、張學良、馮玉祥等人的關係，及胡之創建 “新國民黨”、“聯日製蔣”等若幹活動。在這一單向度的敘述模式下，各條線索雖條分縷析，但將每條線索相加重疊，所呈現的並非胡漢民晚年活動的“全景圖”。新近出版的《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使“重回”胡漢民晚年的曆史現場成為可能，同時也向學人提出挑戰。這批以信劄、函電為主的新資料不僅夾雜大量代碼隱語，內容龐雜無序，解讀起來有一定困難；最大的挑戰是，若幹史料價值極高的胡與其密友之間的信函，落款隻有日，缺失的年與月，須根據函中所提及的人物行蹤、史事內容，排比各種已刊、未刊資料，逐一核實判定。[2]正因前期“技術”工作相當繁瑣、費時，數年來潛心於此的陳紅民教授將之譽為“有待繼續開發的史料寶藏”，慨歎很多重要問題僅“露出冰山一角”。 

    本文試圖將散落各處的曆史“碎片”，以時間的原始邏輯連綴拚合，通過細察隱秘於史料“叢林”間時隱時現的人與事的內在聯係，勾勒出四屆五中全會前後胡漢民及其周圍相關人群的活動軌跡，呈現西南內部錯綜複雜的政治生態環境，力爭展示胡漢民等人在矛盾處境下的尷尬心境。 

對蔣無門 

    1932年胡漢民因“約法之爭”遭蔣囚禁，同年10月獲釋後，即由滬赴粵，定居香港，成為西南政治領袖。福建事變後，受西南內部因素的影響和南京內部迎胡倒汪活動的推動，西南與中央從對立走向交涉。經過一番折衝後，西南雖保有半獨立現狀，但從大勢看，已處於消極、被動的守勢。[3]麵對西南困局，胡漢民雖一麵感慨“支撐若幹時，終於不救，至於術數上之命運如何，蓋非所知也”；同時亦坦承“不能不作死馬當活馬（醫）之想”。[4]為應對西南不生不死的局麵，胡一麵力主采取攻勢，欲以攻為守；一麵順勢抬孫（科）倒汪（精衛），以求分蔣（介石），同時亦可藉此與中央保持聯係，為自己尋找出路。 

    福建事變後，中央方麵欲借“地利”、“人和”之機，積極推進統一進程。一時鄂、湘告急，紛紛遣使南來。胡見事有可為，1934年4、5月間，主張由兩廣提召西南國防會議，“為對內對外預占地步”。胡漢民認為：蔣介石之為人“究竟不出欺善怕惡”，“我人既知一味敷衍示弱不能了事，即不能不於政治、外交等事，以攻為守”，而“提出國防，可以作士氣而得人心，且即因此而啟釁，亦非無價值之犧牲，勝於一味退膺者實多也”。[5]胡此時可能受湘、鄂代表“組府”“出兵” 等請求的影響[6]，一時心血來潮，重又提及開府問題。胡雖認為局勢剛有起色，便談及開府，“言之似過早”，然“凡事豫則立”，“開府之著，恐終不可少”。[7]

    胡漢民雖從戰略大勢，為西南局勢的發展，積極籌劃伐交伐謀之策，然落到實處，則因陳濟棠“不敢為天下先，遂至著著失先”[8]。麵對湘、鄂危情，陳不為所動，欲以不變應萬變。李宗仁則力主出兵，再三勸之，問何時可發，並退而求其次表示“但得有期，稍遲無礙”。李雖力主出兵援湘，期待時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鍵能夠成為當年響應北伐的第二個唐生智，但因經濟上受製於粵，不得不惟陳是瞻。 

    鑒於粵陳、桂李態度緩急不同，胡漢民、蕭佛成轉向後者，欲桂先當其衝。蕭甚至突發奇想，認為“軍事則最宜由桂先發，粵暗助以餉，而為武裝調停之形勢，不可能時，則合力以向門神（蔣介石，作者注）”。[9]在李不得不以兵寡餉乏的實情相告後，[10]蕭隻得麵對現實，承認“真無辦法”，“桂誠力薄，不足以有為，隻可設法再咻某兄（陳濟棠，作者注），使之助餉，而桂得增兵，或尚有希望”。[11]看到陳濟棠既無決心又舍不得錢的“老毛病”再犯，胡亦隻得慨歎道：“今但冀其在程度上稍過得去耳”，“鳴翁（蕭佛成，作者注）所主張真是要著，若連此無之，他人隻有望之而去。唇齒相依者尚如是，其他更談不到矣”[12]。 

    胡漢民籌謀軍事倒蔣的同時，卻通過時任立法院長的孫科，與蔣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孫科是南京政府內部迎胡排汪的主要力量之一。據時任中央黨部秘書的王子壯觀察：“孫（科）與汪同來京合作，行政院長既不得不去，於是遲疑甚久，始就立法院，其目的蓋欲為梁寒操、馬超俊等謀一二闊部，如鐵道、交通是也。在汪方始僅得一實業部，後則鐵道、外交及教育相繼攫得，而孫無所獲，於是銜汪甚”。[13]胡之所以借重孫科，是欲抬孫來倒汪，以達分蔣的目的。關於這一層意思，陳濟棠和鄒魯有過精當的表述。陳雲“對寧必須設法搗亂，一法不成，再設一法”。鄒謂“攻汪之意，實在對○（蔣介石，作者注）”。胡認為這兩種意見皆“極中肯綮”，“我人宜本此宗旨做去”。[14]

  除抬孫倒汪這出公開上演的舊戲外，此時胡又欲通過孫秘密串演“出洋”的“新劇”。“出洋”是當時政治人物以退為進的慣用手法之一，官場上失意的時候低調出洋，休養生息，一旦時機成熟，便在國內政壇的“千呼萬喚”聲中高調回國，東山再起。關於胡漢民的出洋，當時政壇屢有傳聞。此類傳聞有時是胡漢民方麵為了試探南京政府對自己的態度，有意傳播，但大多情況是南京政府內部排汪勢力故意製造的政治宣傳，借以迎胡排汪。成就“出洋”的關鍵要素，一為名分，二為經費。經費尚可自行勉籌，而名分則萬萬不可“自封”，還須“名正”方能“言順”。為此，胡指示親信李曉生向孫科轉達“條件”：“須有常委授權，須汪、蔣親筆書來，有所表示，須秘密進行，須多籌費用等等”[15]。 

    胡籌劃出洋一事，進行得極為機密。從胡與各方往來函電看，知曉此事的隻有陳融、蕭佛成和李曉生。胡在將相關進展情況通報陳、蕭後，必在函中叮囑“閱後付丙”。胡對“多疑多賴”、“我人之受教訓已多”的陳濟棠自然秘而不宣，因其有意“出洋”，在某種程度上便是因對陳極度失望，轉而他圖，為自己找出路。胡在致陳融的私人信函中，坦率承認“此與某種事件實相矛盾”。從上下語境看，“此”應指通過孫科與蔣疏通，而“某種事件”則指運動西南倒蔣。在胡看來，通過孫科與蔣疏通一事，“不怕其假”。胡意擬候孫科等來，“有相當之程度，然後提出西南問題，看能負責否，看門等說什麽話。如果仍說‘安內攘外’、‘要求統一’則可拒絕之。或裝假話以愚我，則將來可並責其無信而討之”，因此“都不與某件矛盾”。胡漢民真正擔憂的是，蔣介石暫不用武，忍至年底，用代表大會輕輕解決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兩機關，使西南失其政治立場。若事情發展到如此地步，陳濟棠“隻求自保”，李宗仁則因“勢孤”，亦無能為力，於是“某件遂無由成立”。鑒於此，胡認為“吾人須於兩個矛盾政策中”，“找出辦法”。[16]

     “新劇”尚在串演中，作為“主演”的孫科忽遭家事、國事雙重“失意”，欲出國遠行。家事的麻煩是其借口，真正原因是遭蔣冷落。原來蔣每次返京，必尋孫密談，這次則一反常態。蔣於6月15日返抵南京後，孫曾三次謁蔣，而蔣卻“未嚐來訪”。[17]政治高層人物間的一“謁”一“訪”，決非日常的禮尚往來可比，而是寓意著彼此間關係的親疏遠近。孫科失意之餘，隻得借口家事，遠赴檀香山。[18]

    孫科失意後，“出洋”一事落入汪精衛的掌控中。27日，汪向蔣通報稱：“頃哲生兄偕馬超俊、李曉生來談展堂赴歐美、日本事，一希望中政常會給予一函，授以全權往歐美、日本，其任務於函中列明。二、此行帶秘密性質，表麵隻稱養病，不受政府任何名義，對外純用個人資格說話。三、經費15萬至20萬元等語。”汪因不知蔣對此事態度的深淺，以“此事似屬利多弊少，尊見如何”相詢。蔣回複稱：“未知其所稱任務如何？性質如為聯絡各國則較相宜，經費可由中央撥給也”。同時為表示對汪的推重，蔣以“未知尊意如何”相複。[19]

    一經汪精衛插手，麻煩便接踵而至。首先胡漢民出洋的消息開始見諸報端。胡對此似並不在意，認為“上述空氣製造與堯翁（李曉生，作者注）等之往來未必無關，虛虛實實，亦無大妨礙”。其次，胡漢民與上海方麵的聯絡出現“遲延”。6月28日，李曉生電胡稱：“容甫（汪精衛，作者注）接洽甚妥”，至7月3日，則電胡謂“門無複電”。這兩則電報皆一周內才到達。孫科手下馬超俊懷疑汪精衛從中“作梗”。有鑒於此，胡漢民電告李曉生：“料彼等終無誠意，可不再談”。[20]

    交涉雖停止，風波卻乍起。7月14日，南京方麵的中央通訊社，突然發表消息稱：“胡展堂先生即將出洋視察黨務。”汪精衛亦發表書麵談話，證實其事。[21]空口無憑，查無實證，何所畏懼！胡應對起來鎮定、從容，措詞“正大而容易”。他致函陳濟棠、李宗仁解釋稱：寧方造謠“謂弟出洋一節”，“料其與宣傳西南統一同一作用，意欲內外人受其欺，為籌款借債計也”。[22]回複黔方的問詢則謂“謠言不足信，其作用卻甚顯明：一粉飾欺人，為籌款借債地步；二分化西南，冀搖動革命之戰線也。”[23]胡之出洋的“新劇”因汪的橫生枝節而草草收場。[24]

轉向借日[25]

    在對蔣無門的情形下，胡漢民轉向借助日援，欲通過解決金融問題，一舉解除力扼西南發展的“瓶頸”。福建事變後，日本的華南政策發生變化，轉向通過經濟援助，扶植中方親日勢力，擴張日本在華商權。日方的經援工作由台灣軍司令官鬆井石根、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的陸軍武官和知鷹二等具體負責策動。[26]來自日方的經援，對處於“財政與金融之艱澀”中的西南，極具誘惑。[27]隨著五全大會的日漸臨近，無論屆時助桂出兵還是自行開會，“所感最困難者，厥為財政問題耳”[28]。為濟眼前一時之急需，西南方麵開始與日方交涉籌組“華僑銀行”。“銀行政策”的提議者為胡漢民本人。1934年6、7月間，胡先後兩次向日方相關人士提出由日本幫助設立西南貿易銀行的要求。日方對此反應積極，專門擬定了《對於中國西南經濟援助的文件》，稱日本對胡漢民的要求將“以好意對待之，並為其實現而提供必要的幫助”[29]。 

    胡漢民的“銀行政策”是一著險棋。胡本人為不落痕跡，即使私人信函中，對此事也諱莫如深。但從具體負責落實此事的蕭佛成的疑慮中，可感知胡當下的兩難處境。1934年8月3日與7日，蕭佛成兩次致函胡漢民，坦陳自己的擔憂與不解。一則稱： 

     至於弟個人愚見，則懷疑慮，誠以矮子久蓄誌侵吞整個中國，何獨愛於西南？縱謂吾人在此環境之無從發展，不妨暫假其力量以倒門。但倒門之後又將如何？吾人將與矮親善而放棄華北主權、東北失地及承認偽國乎？如其不然，則孟趙所貴，趙孟能賤。矮子又何難勾結其他方麵而與吾人為難，使我國永無寧日？不寧唯是，在此不久之將來，太平洋之大戰決不能免。戰事發生，中國決無中立之可能。但如我與世仇之矮子合作，與歐美為敵，不但為義所不許，亦且必歸於失敗。此就其大者言之。至其小者，如對彼借款以組銀行，彼必設一監視用途之機關，及推擴其在華南之商務，皆為其題中必有之文章。苟若是，則門未倒，而吾人已為天下集矢矣。總之，此事關係極巨，想先生必已籌之熟矣。[30]

再則曰： 

    弟對於先生之銀行政策，自當絕對服 [從]，惟對於日○方麵則仍懷懷疑未已。因彼已深恨門之反複，且失民心，亦何所憚而不敢以重力加壓，而必需於我之倒門，且彼方某派已利用東亞有事，造成非常時期，得以操縱其朝野，則何以肯助我之得人心者以握中央政權，使東亞得無事？故弟疑其欲分我國之南、北、中為三，而彼居高在上，操縱其間。然果如此，於我不生不死之西南局麵，計亦良得，但視吾人能否善為應付耳。尤望先生深加以注意也。[31]

    以胡之政治曆練，對蕭的上述疑慮不可能未嚐慮及，肯定是早已深思熟慮過。之所以決定鋌而走險，一方麵實出於迫不得已，若任西南不生不死的局麵繼續發展，終將是一盤死棋；同時也是出於“知彼”，方有膽量出此奇招。在胡看來，日本國內對華政策堪稱“多門”、“多方”。少壯派誌在“鋤”蔣，外交派則意在“保”汪，“少壯連惟在攻門不擇手段，獨和記（和知鷹二，作者注）似知過度之行為，愈生中邦人之惡感，而為合作之梗”。[32]胡還通過專責對日事務的陳中孚和王季文了解到，此時日方之事“俱受和記等穿插把持”，外交派“將就和記等甚，凡三易粵領，今新來者乃和之同鄉、同學，又屢與有吉（時任日本駐華大使，作者注）衝突者”。[33]“和記路線”既然在日本頗受重視，而“和記”本人又誌在倒蔣，且行為有度，何不暫時引為奧援，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奮鬥呢？ 

    實力派對借助日援態度不一。李宗仁自始至終非常主動，積極促成此事，希望借機以解燃眉之急。陳濟棠初則先冷後熱，後又忽冷忽熱，令人無從捉摸。這其中最感為難的，應是夾在中間、進退維穀的蕭佛成。盡管自己對日疑慮重重，但因見陳濟棠 “恐矮言不可靠”，遂不得不根據胡所示“六要點”，違心為之解釋：“在此情勢之下，歐美已不足靠，而門又決計以華北媚日，得專力以圖西南。吾人自救、救國之道，隻有此一著”，“彼方倒門派望我甚殷，我若遲疑，使彼失望，彼必走扶門派一路，且將轉而圖我矣，請以速為妙”。蕭欲速決，陳主緩定，認為“此事當漫漫斟酌之”。在蕭看來，其實陳“意似已動，不過欲謀由己出，故貌為持重而已”。揣摸過陳的用意後，蕭的擔憂由對日，轉向對內。為防範內部的“掣肘”於未然，蕭不顧先前對日的疑慮，不禁大膽“妄擬”：若陳濟棠“遲疑不決，則莫如由先生負責與和○等密商，先交三四百萬樹立銀行基礎，使紳（陳濟棠，作者注）深信吾人確有辦法，則彼自當孰範。”[34]

    8月7日晚，陳濟棠與和知麵談後，態度轉趨積極。李宗仁於是催促蕭佛成起草銀行組織法，以便呈胡核定。陳愈積極，蕭對之愈加防備。[35]為防範內、外兩方，蕭想出了“兩點最要辦法”：“一、借款還借款，銀行還銀行，否則倒門不知何時。而我設立銀行，勢必有日○人參加，麵上不好看，事亦不好辦，故銀行宜在借款外另為一事，我人自辦之，不必牽涉對方。二、借款事，兄宜獨作，對方現時最要是日人之信任問題，既認定兄之下有兩粵，則此問題當然解決，故如借款、簽約等事，正不必有不（李宗仁，作者注）、紳等參加。”[36]

    8月12日，和知擬好的相關文件，由胡漢民通過蕭佛成轉送陳濟棠與李宗仁。蕭看後，認為“某件所定各條，於我方實占便宜，似無修改之必要”。[37]但粵陳之態度，有如“廣東氣候，倏寒倏燠”，雲“其中尚有疑慮數點，茲事體大，必須大用腦力，非得數天靜思不可”。[38]蕭見粵陳反複如此，隻得勉為其難，長函致書，力為解釋。[39]截至8月20日晨，“和事”依然前途未卜，蕭佛成還因陳濟棠態度冷熱不定，懊惱地向胡漢民抱怨稱：“截至今晨，仍未見複，想係腦力未複之故”，“若循自然而為寒燠，則吾人尚有克服自然之希望，倘因有所為而故為寒燠則真倒黴矣”。[40]但至當日西南執行部例會後，陳濟棠突然召集李宗仁、蕭佛成，“表示讚成”。並將和知起草的草稿“略加修改”[41]，自行擬定原則[42]。對於陳濟棠態度的一日三變，蕭佛成深感茫然，隻得致函胡表示“今日突然有此現象，或者紳士之腦力已複，抑吾人能克服自然，均未可知，後事如何，且看後回分解耳”[43]。 

    陳濟棠態度明確後，“和記事項”，“大體已定直捷進行”。隻是關於“時期問題”，“任何方亦不能確定”。[44]因西南方麵須視其與中央關係發展的具體情形而定，而和知方麵也須待本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最終決定。 

身不由己 

    既欲從軍事上攻蔣，又想向蔣找出路；既思倒蔣以抗日，又欲假日以倒蔣。胡身處矛盾之中，一籌莫展。從謀略的角度，胡亦知欲“便宜”成事，“並非兩個極端，拉其一即須打其他”，相反，可施合縱連橫之手段，“使兩方俱有所顧忌也”。[45]然而欲如此，首先須有說一不二的實力，否則隻能受製於人，處處被動。隨著五全大會的臨近，胡不甘心西南局麵於被動中束手就擒，決定轉移其方向於“黨”，從“黨”找辦法。 

    8月3日，胡漢民對北平法聞報記者發表對國內外政治之談話時，公開表明自己對五全大會的態度：“在南京軍權統治下所召集之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我人將堅決反對之。因南京現時之一切措施，皆違反孫逸仙博士之遺教。我人要於該時期中，作極劇烈之反對運動，以維護黨之真精神，使不為軍閥所假借利用。”[46]但空言反對容易，落實起來希望渺茫。 

    在胡公開高談要“作劇烈之反對運動”時，其所倚重的文臣武將卻都對前景深表擔憂，甚至悲觀。[47]從當時西南所處的內、外環境看，胡的談話有放言高論之嫌，倒是蕭佛成、李宗仁等人的憂慮更為切近實際。西南局麵開展之初，陳濟棠對以胡漢民為首的元老派一直是“尊而不親”。陳對胡等人的主張雖暗中掣肘，但麵子上還算過得去，用陳自己的話說：“以彼等年逾六七十歲，行將去世，如與難堪，反與大局不利。”[48]但自1934年7月，驅逐中山縣縣長唐紹儀事件發生後，雙方矛盾公開化、表麵化。 

    7月3日，中山縣民請願團數百人前往西南政委會集會，控訴了唐禍邑殃民的“十二大罪”，要求撤換縣長唐紹儀。[49]蕭佛成認為“此事甚為棘手”，“人民之意似非去唐不可，一由唐治理不善，一由有力者嗾使，未知將鬧至何種程度”。[50]正當蕭籌謀應對之際，4日，作為黨報的廣州《民國日報》突然發表題為《如此模範縣長！》的社論。該社論在讚同驅唐的同時，將矛頭直指“元老”，謂：“吾人誠尊重元老，惟吾人更知尊重黨紀與法律。在黨紀法律之下，無所謂元老，斯無所謂情麵。”[51]

    看過忽從天降的社論後，蕭知此事“於西南大局極有關係”，不禁致函胡漢民感慨稱：“長此不變，花樣無窮，吾人真難與共事矣”。[52]即晚，蕭於燈下致函陳濟棠，首述“控唐” 一事對西南時局的影響及自己的考慮，繼則借批駁黨報社論之機，痛快淋漓地發泄了一番心中久積的憤懣： 

    今日社論有所謂元老派及實力派如何如何者，乃反動派之反宣傳，欲以離間我忠實同誌之團結耳。廣州民國日報為西南黨務最高之機關，乃其言一則曰“吾人誠知尊重元老”，再則曰“無所謂元老”，果胡為者！使唐氏在黨有深長之曆史，在國有偉大勳勞，足膺“元老”之徽號，則今因一縣政而得罪，應按春秋議功議親之條，何至不稍存其麵目？如其非也，何必故作此說，予反動者以話柄？且黨報不勉當局效法總理之偉大，而冀其步武專製魔王之希德拉，抑希德拉以酷辣手段對付政敵之國社黨耳，非對其本黨也。高級黨報而為此，實令人不寒而栗。[53]

    見蕭怨氣衝天，陳當麵示軟，向蕭表示：對於報紙之社論表示極度不安，欲親詣唐寓道歉。蕭謂：“唐已離省且無日複返矣，吾人僅對事而言，並非對個人，故道歉與否絕無問題。若要補救黨報之錯謬，唯有使該報社長負責登報聲明取消前日之社論，或可稍寬其咎耳。”[54]陳當即答稱：“此文發表後銷紙多逾二千，此告白萬不能發，隻可另作一文以為轉圜。”可誰知陳出爾反爾，“第二篇發出，竟是多打一拳，並未見有甚轉圜之處”，卻振振有詞稱“此文即是認罪”。蕭見狀，“懊惱殊甚”，當即詰問陳關於驅唐一事的“種種困難問題”。陳“無以答”，隻得搬出胡漢民作擋箭牌，稱可請胡對唐解釋。目睹蕭、陳之爭的一幕後，陳融向胡漢民評價稱：“無賴至此，真令人作嘔。”[55]

驅唐一事發生的背後深層原因，是西南內部對廣東當地政治資源的爭奪。蕭佛成致函胡漢民稱：“此次三藏（唐紹儀，作者注）事件之發，雖由一群小妖作怪，然主其事者，乃爵紳（陳濟棠，作者注）之介兄也。彼等懷恨三藏久矣，且涎其寺產之豐富，故必去之而後快。”但經“此回之興妖作怪，不直於社會，故暫取鎮靜態度”。[56]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粵垣政海，波瀾迭興。15日，粵省參議會正式成立。18日晨，陳忽然召集常務會議，采用突然襲擊的辦法，提出改組省政府案，將省府高級長官大事調遷。[57]

    對陳之所以“急急成省、縣參議會”，蕭觀察稱：“自謂為對門之好武器，即以為將來兩機關雖廢，而執此參議會尚可操縱一省政權，亦即欲以此會而代兩機關者也。”[58] 當時媒體更“預為臆斷”：“最近省參議會選舉結果，議長一席，複為林翼中氏叔父所占有，異日省長選出之時，即為元老派之林雲陔下台之日”。[59]廣東高等法院院長兼最高法院西南分院行政事務陸嗣曾的辭職，打破了陳融主持20餘年的廣東司法係統。“好好先生” 廣東省政府委員許崇智被免職，有些出人意料。當時媒體探訪所得，是因為許氏“反對學校讀孝經所致”，“尤以許氏反對讀孝經之文章，不在別項刊物發表，而在某元老主編之三民主義月刊發表，致有此累雲”。[60]

    宦海人情，至無定向。看過陳濟棠突然“內定” 改組省府的一幕後，身為省主席的林雲陔已感岌岌可危，私下向元老同仁表示“不願多作傀儡”，[61]並懷疑陳此舉背後“另有作用”，“引以為隱憂”。蕭隻得無奈地勸解，“此無他，不過為欲清一色之作用耳”，同時不無自我安慰意味地表示：“吾人不妨多耐數個月之時期，看其如何動作耳，再定行止。苟有利於黨國，固不妨枉身為道；苟不然者，潔身而去未晚也。”[62]經曆這番刺激後，林日漸消沉，累對蕭嗟歎謂“看透為軍佬者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現在即非門，其實亦與門無異，將來得意，亦是門耳。究無甚意味，雖有新聞，我亦不甚願聽也。”[63]

為爭奪省內的政治資源，元老派與實力派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由原先向中央暗爭，轉為對內明奪。西南內部“相煎”正急，外部環境更是險象環生。繼滇、黔告急後，蔣有事於川的消息日漸證實。[64]對蔣之“謀川”、“謀黔”，西南方麵喜憂參半。所喜的是，蔣若攻川，則川、滇、黔西南諸省共同抗蔣局麵，成功有望。[65]所憂的是，在具體應對上，元老派與實力派又出現分歧。蕭、鄒等欲借援川，向外拓展。[66]陳濟棠對元老們的“宏圖偉業”不屑一顧，稱：“我意欲不求甚遠，隻要鞏固我西南基礎。現時，我認為跟我走者惟一湖南，此是可決的，惟萬不可枝枝節節，至到攪壞渾水。”[67]

    對蔣無門，日援可望不可及，“內憂”（對實力派而言）相煎益急，“外患”（對蔣介石而言）又侵逼不已，胡漢民於重重矛盾環繞糾纏中，身不由己。 

初伸“虎頭” 

    西南局麵因係遵依粵四全大會決議所成立，因此，從法理上言，隻有五全大會方有權決定其最終歸宿。按照黨章的規定，五全大會本應於1933年11月召開。但因西南方麵的反對，已經展期一次，據慣例，再無延期之可能。西南諸元老，身處內外夾攻的逆境中，多視五全大會的召開為不祥之兆，已欲屆時“潔身而去”。8月初，胡漢民振臂高呼要“作極劇烈之反對運動”，西南方麵卻沉寂無聲，陳濟棠的態度於此可見。直至寧方促粵選派代表出席五全會的“巧電”到粵後，8月20日，陳濟棠才首次公開與元老麵商五全大會事宜。元老方麵顯然有備而來，鄒魯先將胡之電文示人，但“各人均無附和者”。因陳不表態，雲“仍須用腦”，會議了無結果。[68]

    28日，陳濟棠就全會問題再次與元老進行磋商。陳開門見山說：“關於此事，對外仍不宜有所表示，蓋不宜使對方知我人的意思也。”在陳濟棠看來，在此情形之下，西南執行部和政務委員會兩機關“當是安然無恙”；其所“最擔心者”，是目前西南軍隊的編製“最難想得出必要存在之理由”，“蓋在軍製內講話，不易善為說辭也”。為此，陳欲與李宗仁商一電稿，以“勿開此會”相要求，試探寧方的態度。此時，元老方麵不僅要暗防陳濟棠以軍難政易為辭，撇開元老派單獨與寧方妥協[69]；更令他們擔憂的是，素來“倒蔣之誌極堅”的李宗仁，近來對粵陳也有所遷就，“不似向來之強毅”[70]。對李宗仁近期的種種“軟化”表現，胡漢民分析：“當由預備未完成，恐遂以此挑戰，則樂得將順紳意，免其藉口撒賴，徒失交情，而趁此分些實惠，謂之手腕亦無不可。”[71]

    陳濟棠因與蔣“交換條件未議妥”，故“對於五全會應付辦法，至今尚未決定”；李宗仁則因與日方接近，“沾其實惠，故對於外交多不欲涉及”。[72]此時西南的政治氣候，如8月間的嶺南天氣，悶熱難耐。密雲不雨之中，胡漢民感受實力派方麵吹送的一絲“涼風”：粵陳“果能使門又來一個緩期亦好。……在我方則亦算減些麻煩也”。但又慮涼風過後，驟雨不至：“門於大會有大欲存焉，……我人若毫無準備，臨時益僵”，“專望某一著棋以求和局，而全不算及對方之攻勢進行，若何招架？高棋者必不如是也”。[73]胡之“高棋”是，“既作講價地步，則不妨定價稍高”，否則“對方還價不值幾何矣”。[74]

    正當胡漢民猶豫難決之際，時局急轉直下。9月3日，駐粵中委於中山大學石牌新校舍開會，商議如何應對五全大會。此時由於寧方在閩、湘方麵增加重兵，陳濟棠認為寧方的意圖在威脅兩廣，於是對五全大會的態度轉而積極，斬釘截鐵地表示：兩廣武裝同誌唯知正義之所在，決不為利誘威脅。惟對於黨政之進行，則請諸中委發揮意見。黃季陸當即提議：在參加五全會之前，西南應將所主張者先行電寧及國內外各黨部，如寧方拒絕西南主張，則西南可以不派代表出席。於是“眾皆讚成”，特聯署具函，推黃赴港向胡請示。看到陳濟棠的態度忽然由陰轉晴，一向消沉的蕭佛成也禁不住興奮起來，謂：“此舉乃出討價還價之外，乃進而為下戰書之作用，無論對方如何應付，我方已先占大便宜矣。”[75]對粵陳態度突變，胡仍心存疑慮：“何以忽能一鼓作氣，豈真見門最近諸多掣肘不甚足畏，而敢於為此耶？抑仍是講價還價之說耶？”但不管原因為何，結果皆大歡喜，“吾人與其進也，不問其將來”，“就事論事，則惟有迅速執行，使不至夜長夢多”。[76]

    為防止粵陳態度生變，9月8日，西南方麵提案一經簽署，未及留滬中委列名，便急速發表。“齊電”發表後，陳融致函滬方解釋道：“此間提案本應待滬委電來加入方發表，但粵中天氣冷熱不齊，寒暑表易升亦易降，一經某某簽署，即不宜稍擱，以免有夜長夢多之患，故即日對海內外及寧方全數發表。”[77]為事後彌補，陳融電請留滬中委聯名通電加入。此時，西南駐滬代表劉蘆隱、李曉生等，因未知粵中局勢已變，受滬上空氣的影響，正極力主張“聯孫攻汪”[78]。西南局勢好不容易才初伸“虎頭”，怎可在任其成“蛇尾”呢？蕭、鄒二老嚴詞反對：“此時正欲大刀闊斧，此問題似不合時宜。將來為蛇尾與否未可知，此時總宜為虎頭也。”[79]

    “齊電”雖將矛頭直指蔣、汪，要求“問責”、“清黨”，觀其言辭，聲色俱厲，似有與中央決裂之口吻，實則不然。胡判斷寧方斷不會因此而與西南決裂，“果有此虞，紳士必不冒昧，不亦並不願一觸即發，當由紳講價未妥，不可無小劇以示威，兩方為難，渠又可從中說話。門輩當略洞其情，我方所持理由甚正，為門方計，隻有避重就輕，答應增加議題而酌改用語（即議題字眼），再俟開會時施其手段耳。”[80]由此可見，“齊電”之發，雖屬偷機成功，但並非孟浪行事，其用意還是欲以攻為守，借此造就一盤和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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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次發表在本所的青年學術討論會上，承蒙評閱人金以林先生直言不諱地批評，令筆者深受啟發。在修改過程中，得到王奇生、徐秀麗、謝維、劉巍、黃道炫等諸多師友的幫助與指正，特此致謝。

[1] 相關成果有：楊天石《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氏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30年代初期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抗日潮流》、《李濟深與胡漢民》、《張學良與胡漢民》、《馮玉祥與胡漢民》、《曹任遠與胡漢民的“新國民黨”》、《1935年國民黨內的倒汪迎胡暗潮》（均見氏著《海外訪史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陳紅民《函電裏的人際關係與政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

[2] 最早利用這批史料的楊天石教授已破譯其中關鍵人物的代碼，“隨著化名的破譯，有關函電的內容也就豁然貫通。終於從這批函電中發現了一個迄今為止不為人知的秘密——胡漢民曾幾次準備發動軍事起義，推翻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政府。”（楊天石《海外訪史錄》，第694頁）緊隨其後的陳紅民教授更是再接再厲，“利用各種可能的線索，開足想象力，苦思冥想，終於破解出了絕大部分的代號。”（陳紅民《函電裏的人際關係與政治》，第32頁）

[3] 詳見拙文《從對立走向交涉：福建事變前後的西南與中央》，《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2—53頁。

[4]《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4月）1日（括號內日期為筆者推定，下同），《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下文簡稱《函電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冊第14卷，第5件。原函記有“敏記之行，非我代表”等語。鄒敏初於3月下旬赴京，故判定該函日期為1934年4月1日。陳融為胡漢民的妻兄，時任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之職。胡在陳融的這封長函中指出，西南被動局麵的成因在內。已故西南元老古應芬降乩所雲陳濟棠之“觀望”、“將領不一致”二語“說得貼切”，同時密友蕭佛成所謂陳之“賺錢貼錢兩種心理”，亦是“根本之談”。胡私下曾表示“悲觀已遲，樂觀太早”，但為對外號召，“以肥者應客之意義（客指從北方來），則姑作樂觀耳”。為了不使西南重蹈閩方的覆轍，胡漢民認真思索“閩事”以資“取鑒”，認為“平時政治施設已使民心怨望，臨時政治主張更使軍心動搖，此為最重要之一點”。反觀西南現勢，“今民心要如何挽回已屬不易，而平時主張未嚐貫徹，所部一種遊移態度，無以振作士氣，臨時縱決心抵抗，必是形見勢絀。遇著三軍未動金錢先行之門神（蔣介石，作者注），當有摧枯拉朽之象。”胡雖見微知著，但為不招陳之惡感，“又不便以筆墨”與粵陳深言，隻能通過李宗仁婉轉“提撕而拯救之”。

[5] 《胡漢民致陳融函》，原函無日期，《函電稿》，第6冊第16卷，第5件。國防會議之說於1934年5月見諸報端。（見《西南與中央謀一致對外，擬請召開國防會議》、《西南執行部推粵陳桂李負責規劃國防軍備》、《粵軍事會議決討論國防設施》，1934年5月8、9、10日《北平晨報》，第3版）；《申報》“15日香港電”有“是日陳濟棠臨時中止召集國防會議”之說。（轉引自廣東資料選輯編輯組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第14輯，廣東省檔案館1996年版，第42頁）

[6]《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5月31日，《函電稿》，第6冊第18卷，第2件。

[7]《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5月）31日，《函電稿》，第6冊第18卷，第16件。

[8]《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5月）26日，《函電稿》，第6冊第16卷，第4件。函中有“昨早已晤鄂之代表，約今日再談”等語，可推定該函日期為5月26日。

[9]《陳融致胡漢民函》，原函無日期，《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42件。

[10] 李宗仁解釋處境之艱危道：“從前門神給剿共費三省共五十萬，桂得五份之一，皆某兄（陳濟棠，作者注）經手，後某減去閩之五份一，乃並桂之五份一而減之，經許多唇舌，今始爭回，因此望粵助餉之說，其難一也；桂共十六團，除了剿共四團，實得十二團，而係三三製，兵少若此，足發難耶？其難二也。”見《陳融致胡漢民函》，原函無日期，《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41件。

[11]《陳融致胡漢民函》，原函無日期，《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41件。

[12]《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6月）3日，《函電稿》，第6冊第18卷，第19件。

[13] 《王子壯日記》第2冊，1934年1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版，第8—9頁。

[14]《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3月）25日，《函電稿》，第5冊第14卷，第12件。據函中所記鄒敏初行蹤判定此函日期為3月25日。

[15]《李曉生致胡漢民電》，原函無日期，《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38件。據函中“昨見超俊，藉知蔣定寒日飛京”等語，推定該函日期為1934年6月14日之前數日。

[16]《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6月）21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33件。函中，胡借用處理國際關係時常用的“多元外交”來解釋自己的處境：日俄戰爭以前，桂太郎當國，使伊藤聯俄，林董聯英，以便兩者之間擇其一，其後乃召還伊藤，而訂立日英同盟。胡認為自己此時正須行“多元外交”之策，但“今之為難乃是一身而兼伊藤、林董兩種工作耳”。

[17]《李曉生致胡漢民函》，（1934年）6月23日，《函電稿》，第13冊第40卷，第19件。

[18] 蔣介石其實是有意冷落孫科。其一，與日方的通郵談判正進行中，蔣須借冷落孫科來籠絡汪精衛；其二，蔣已委派蔣鼎文、薛嶽、何鍵等軍方人物，前往廣州，與兩廣實力派疏通，因此有必要冷落一下孫科與元老派之間的接洽（詳見拙文，《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8—59頁）。

[19]《汪精衛致蔣介石函》，1934年6月27日，台北“國史館”藏，《蔣總統特交文卷·親批文件》，第34冊，2458。 

[20]《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7月）12日，《函電稿》，第6冊第19卷，第6件。

[21] 社論：《胡先生問題，兼論汪兆銘談話》，1934年7月19日《香港中興報》，第1張第3頁。

[22]《胡漢民致陳濟棠、李宗仁函》，（1934年7月）22日，《函電稿》，第6卷第19冊，第4件。

[23]《鄭先辛致胡漢民電（內附批注）》，1934年7月28日到，《函電稿》，第9冊第28卷，第98件。

[24] 胡之出洋，最終於1935年6月9日正式成行。本文敘及胡的出洋，隻是為了引出胡對蔣政策之矛盾這一現象。關於胡漢民出洋的前因後果、曲折經過，本人將另文詳論。

[25] 陳紅民先生的《“抗日反蔣”與“聯日製蔣”：胡漢民與兩廣的“抗日”口號與實踐》（見氏著《函電裏的人際關係與政治》，第262—304頁）一文利用《函電稿》，係統論述了胡漢民及兩廣方麵的“抗日”口號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本文擬通過還原胡漢民及其左右與日方交涉成立“華僑銀行”的具體過程，揭示胡等諸人在這一矛盾政策下的兩難處境。值得注意的是，不僅胡漢民及兩廣方麵的“抗日”口號與實踐之間存在矛盾，其公開對日主張，也並非一成不變。通過考察胡在《三民主義月刊》所發表的相關文章，可以看出，胡漢民公開對日主張的變化軌跡。其一，從橫向看，《什麽是我們的生路？》、《從日本現勢說到對日抗戰》、《為蔣日妥協正告友邦書》、《英美俄協調與遠東問題》、《論中日直接交涉》、《從國際現勢觀察遠東問題》、《華北之前途》等文章，多從世界大勢，遠東國家關係的角度，探討中日問題的解決之道；而較少直接針對日本，謹慎避免與日直接交惡。其二，從縱向看，以塘沽協定為界，胡的對日主張經曆了從主張直接對日宣戰到間接攻擊蔣日妥協的變化。塘沽協定以前，胡漢民公開宣稱：“唯有對日抗戰，是我們的生路”。在《三民主義月刊》前五期裏，胡漢民等人從國際關係、世界經濟的總體形勢，乃至日本的內情上，反複曆陳中國應該對日抗戰的理由。《塘沽協定》後，當中日關係現狀已通過條約形式確定後，西南方麵宣傳的重心發生變化，由主張對日宣戰，轉向攻擊蔣日妥協，並進而強調“討蔣即所以抗日”。至此，“討蔣”與“抗日”在邏輯上已一致了。 

[26] 臧運祜：《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華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8—70頁。

[27] 福建事變後，廣東發生擠兌風潮，財政金融大受打擊。為解決財政危機，1933年底至1934年初，西南方麵有意向日借款。胡征引孫中山當年處理溫樹德、陳策謀搶北洋海艦時所定“成功則政府承認，否則汝等自承為海盜”的原則，表明自己的看法，謂“外交無定則，惟視本身利害如何而定”。為確保西南自身利害，胡認為在處理對日問題時，應以福建事變時陳銘樞等“未食羊肉先惹一身臊”為鑒，所持方針為：“不可遂失政治之立場一也”；“不可上當如跛哥（陳銘樞，作者注）二也”，“粵與英密切，不使猜疑而敵視三也”。（見《胡漢民致陳融函》，原函無日期，《函電稿》，第5冊第12卷，第17件）胡又進一步指示：“無論如何，仍抱定收複失地之議，而地方局部之接洽。”（《胡漢民致陳融函》，原函無日期，《函電稿》，第5冊第12卷，第19件）胡並通過陳融，轉告專責此事的廣州市市長劉紀文，稱“其無條件而可為物質之大助者，自不妨與之斟酌也”。西南方麵與日接洽借款的經過，據劉紀文告知陳融稱：此事起於桂，因“涎其可借款”。經過接洽，日方表示“可借六百萬，以銷煤及士敏土為條件”。陳融觀察稱：大抵此事，劉僅與日方“一談，後未有進行”，陳濟棠雖“急欲有所得”，但林雲陔（時任廣東省主席）“主張甚硬，恐稍鬆則上當”，劉紀文則“不欲斷其路，以待必要時為之”。陳融還借用北洋海艦故事，戲言曰：“某兄盡有做小偷之身手，林、劉恐俱無做海盜之魄力耳”。（《陳融致胡漢民函》，3日酉，《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搞》，第10冊第30卷，第28件） 

[28]《蕭佛成致陳濟棠函稿》，（1934年8月17日），《函電稿》，第10卷第32冊，第316頁。原函無日期，通過與8月20日的《蕭佛成致胡漢民函》（《函電稿》，第11卷第33冊，第18件）對讀，可判定該函日期為8月17日。

[29] 臧運祜《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華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70頁。

[30]《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3日，《函電稿》，第11卷第34冊，第26件。

[31]《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7日，《函電稿》，第11卷第34冊，第27件。

[32]《胡漢民致蕭佛成、陳融函》，14日，《函電稿》，第6冊第19卷，第33件。

[33]《胡漢民手跡》，《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14件。

[34]《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7日,《函電稿》，第11卷第34冊，第27件。

[35]《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8日，《函電稿》，第11卷第33冊，第17件。

[36]《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8日，《函電稿》，第9卷第29冊，第46件。參見：《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8日，《函電稿》，第11卷第33冊，第17件。

[37]《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13日，《函電稿》，第11卷第33冊，第27件。

[38]《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電稿》，第11卷第33冊，第18件。

[39]《蕭佛成致陳濟棠函稿》，（1934年8月17日），《函電稿》，第10卷第32冊，第313—317頁。 

[40] 《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電稿》，第11卷第33冊，第18件。

[41]《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電稿》，第11卷第33冊，第19件。原函無日期，但該函內附錄 “寧方來電”，抄呈日期為“廿三年八月廿日”，故此推定該函日期為1934年8月20日，亦可同後注陳融函對讀。

[42]《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4件。函中所列具體原則如下：（一）決定幹；（二）兩方不宜有所泄露，如“革新勢力”之字樣可不用；（三）須要防彼方複雜，大約如軍事人材參加革命之類刪去；（四）三時期每期若幹要確定。

[43]《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電稿》，第11卷第33冊，第19件。

[44]《蕭佛成致胡漢民、陳融函》，（1934年）8月23日，《函電稿》，第11冊第34卷，第29件。

[45]《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6月）21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33件。

[46] 胡漢民：《為五全大會告同誌》，《三民主義月刊》第4卷第4期，1934年10月15日，第10頁。

[47] 8月1日，李宗仁致函胡漢民稱：“五全代表大會轉瞬即至，仁估計某兄態度，積極做法固不敢行，即消極之進行，亦尚無一定之方策，殊為可慮耳。”（見《李宗仁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1日，《函電稿》，第12冊第36卷，第22件）兩天後，蕭佛成也因陳濟棠態度曖昧不明，悲觀地表示：“近日弟常舉五全代會問題以促之，見渠態度涼淡，似不如前此之緊張，弟意紳或者又與門敷衍，請其緩辦，或即使開會，亦當留粵方中委地位，以為苟且之計，亦未可知。總之，弟個人去留已預定，得一日且盡一日之責。如果真到無可為之時，則唯有潔身而去焉耳，斷不長久嚐此苦味也。”（《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3日，《函電稿》，第11卷第34冊，第26件）

[48]《楊永泰致蔣介石電》，1934年6月12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粵桂政潮》第33卷。

[49]《中山縣民請願撤換縣長唐紹儀》，1934年7月4日《廣州民國日報》，第1張第4版。

[50]《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7月3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22件。

[51] 《如此之模範縣長！》，1934年7月4日《廣州民國日報》，第1張第3版。

[52]《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7月5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8件。

[53]《蕭佛成致陳濟棠函》，（1934年）7月5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9件。

[54]《蕭佛成致胡漢民函》，《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10件。

[55]《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7月）7日，《函電稿》，第10冊第32卷，第32件。

[56]《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7月9日，《函電稿》，第11冊第34卷，第5件。

[57] 該案主要內容是，廣東高等法院院長兼最高法院西南分院行政事務陸嗣曾呈請辭去本兼各職，由謝瀛洲（原教育廳長）代理；兼廣東建設廳廳長林雲陔呈請辭去兼職，派何啟澧（省府秘書長）代省委兼建設廳廳長；派黃麟書代理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廣東教育廳廳長。廣東省政府委員許崇清應予免職。見《西南任免本省高級長官》，1934年7月21日《廣州民國日報》，第1張第4版。

[58]《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6月22日，《函電稿》，第13冊第40卷，第33件。

[59]《五全代會西南提案》，1934年9月8日《北平晨報》，第4版。

[60]《五羊城裏宦海升沉記》，1934年8月11日《北平晨報》，第5版。

[61] 《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7月）18日，《函電稿》，第13冊第40卷，第26件。

[62]《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7月20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30件。

[63]《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8日，《函電稿》，第10冊第31卷，第34件。

[64]《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13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27件。函中，蕭稱：“前日桂方得上海情報，謂寧方派胡宗南、楊虎臣（城）分道入川，而鶴、毅（陳群、何世楨，西南駐滬代表，作者注）來電，又言蔣籌款對舟（龍雲，作者注）等事，似蔣將有事於川，已無疑義，即不然亦必入滇、黔，以搖我後方。” 

[65] 在陳濟棠看來，“門一打四川，即是我們好機會，且此機會萬萬不可放失”，“若我之意見，則以為對滇、黔、川宜即速設法聯絡，其目的要達到三省共同抗門。我聯絡之而三省能聽我話，則西南之局成矣。”（《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16晚，《函電稿》，第10冊第31卷，第33件）蕭佛成“更恐蔣氏對於西南有所顧慮，而中輟攻川之舉”，因此，慫恿陳濟棠應蔣之邀，“遣使麵蔣，表示無他，以堅其攻川之心”（見《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18件）。

[66] 鄒魯認為“現在我們工作宜注意陝、川、黔三省，三省能為我聯合，再加以山西，則局且偉大而形勢亦可觀”（見《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16晚，《函電稿》，第10冊第31卷，第33件）。蕭佛成也主張：“援劉之道，惟有效圍魏救趙之法，出兵長嶽，號召天下，以誅討獨夫。計各省必有起而應者……若此者，不但可以救川省而安西南，並可收倒蔣之效，而安中國矣。”（《蕭佛成致陳濟棠函稿》，（1934年8月17日），《函電稿》，第10卷第32冊，第316頁）。

[67] 《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16晚，《函電稿》，第10冊第31卷，第33件。

[68] 《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19件；《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4件。

[69]《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8日，《函電稿》，第10冊第31卷，第34件。函中，鄒魯對陳濟棠軍難政易的說辭頗持異議，認為“此問題總之亦連帶關係者”，“能通則無樣不可通，門神殊非講法，而名目尤其次者”。陳將鄒的看法歸為“政治眼光觀察”，而“軍事觀察則有不同”，“用軍事眼光觀察，最近則不能不注重此點”，“且此名義國際上亦大有關係也”。

[70] 《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23日，《函電稿》，第11冊第34卷，第29件。李宗仁態度的“軟化”，在其準備提交五全大會的“提議稿”中表露尤為明顯。胡漢民對李稿非常不滿，批評道：“不稿措辭和緩亦未可非，惟太鬆疏，如對法西斯無一言，對外交亦無一言，則孫哲生（孫科，作者注）之流優為之，不待西南發言矣。故萬不得已而必須用不稿，亦非加以補充不可。” 胡漢民之意，如果能用蕭等之稿，“固大佳，否則兩稿並提（亦指既修改之後）”，“亦有講價還價之作用”。若不然，胡欲不顧一切，獨上“梁山之頂”，“臨時作一宣言發表”，“不慮觸起兩方之戰端，令人於預備未完時棘手”（見《胡漢民致陳融函》，《函電稿》，第6冊第16卷，第20件）。蕭佛成知李頗深，分析認為：李對法西斯不欲言者，是因李曾雲，“藍衣是秘密性質，舉而攻之何以證實？”；對外交問題避而不談，是鑒於西南對日交涉，“尤不願提出對門攻擊”。陳融巧妙化解上述疑慮，指出：第一點空講造黨毀黨，不提出藍色名目；第二點可攻擊其以前之失敗，似乎無礙（見《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30日，《函電稿》，第10冊第31卷，第13件）。李之所慮果如蕭之所料，李隻得含糊表示“似此則無不可”（見《陳融致胡漢民函》，《函電稿》，第10冊第31卷，第14件）。

[71]《胡漢民致蕭佛成、陳融函》，（1934年8月）31日，《函電稿》，第6冊第16卷，第21件。

[72]《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1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16件。

[73]《胡漢民致蕭佛成、陳融函》，（1934年）9月2日，《函電稿》，第5冊第15卷，第5件。

[74]《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9月）3晚，《函電稿》，第6冊第19卷，第5件。函中，胡開列的條件為“補上外交，而立憲問題依‘建國大綱’，先求省憲之實現，亦複可從”，鄒魯“反對寧方憲法草案當亦無礙”，“其為我聲援、助我台麵之華僑黨部”“更可開價大些”。

[75]《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4日，《函電稿》，第10冊第32卷，第1件。

[76]《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9月7日，《函電稿》，第6冊第16卷，第22件。

[77]《陳融致何世楨、陳群、劉蘆隱、李曉生電稿》，（1934年9月8日）齊申，《函電稿》，第10冊第32卷，第309頁。

[78] 《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9月）10日，《函電稿》，第6冊第16卷，第25件。函中，胡漢民認為西南駐滬代表劉蘆隱等之所以主張“聯孫攻汪”，是因為劉蘆隱“行時看不到紳士等等忽能興奮，而滬上則時時看得倒容甫易於倒門神”。

[79]《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11日，《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7件。參見《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13日，《函電稿》，第11冊第34卷，第30件；《鄒魯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12日，《函電稿》，第11冊第35卷，第62件。

[80] 《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9月7日，《函電稿》，第6冊第16卷，第22件。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