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煦先生談亞包中國軍人墓地的知情者——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續45)

張榮煦先生談亞包中國軍人墓地的知情者

如前所述，亞包中國軍人墓地的具體位置，現在是找到了。有關詳情，請見尋找亞包死難中國抗日將士墓園——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續25)。可是，遷葬這些死難將士的資料，在澳洲方麵的英文資料，目前尚未能找到。那麽，與其相關的中文資料呢？8月份在台灣幾處檔案館的奔波，也一無所獲。

真的沒有任何與這些長眠在西南太平洋熱帶叢林中的抗日將士墳塋相關的中文資料留存下來嗎？

我曾經想，作為當時在亞包的中國官兵的負責人吳棪中校，對於其領導下的死難官兵及其埋葬場所，以及遷葬處理過程，應該是有報告的，無論是對國防部還是外交部，因為這是必要的程序。但在台灣期間，無論是在國史館，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室，以及國防部的檔案部門，都無法找到有關的記錄，哪怕是與此相關的蜘蛛馬跡。那麽，當時中國駐澳大利亞的外交部門呢，按照程序，也應該有報告提交給外交部主管部門啊。但我按照這樣的思維和邏輯推理，在台北卻沒辦法找到任何線索。及至到高雄見到了李維恂先生，也不得要領。李維恂少校是當年在亞包的中國官兵第一大隊的大隊附，屬於管理層的軍官，按理說，他應該知道這些，因為第一大隊是由日軍從南京老虎橋戰俘集中營挑選出來的中國官兵組成，原來有1000人，然而到1945年被解放時，隻剩下400多人了。換言之，從南京戰俘營出來的中國官兵，死亡率最高，超過一半以上。吳棪的第二大隊，原來有500人，到回去時，也隻剩下330人左右，死亡率也幾達三分之二。但他回答說，戰後這些死難者的遷葬事宜是由他的副官具體處理的，應該是由吳棪負責，他自己並未參與其間。盡管如此，他還是向我們證實了這樣的事實：澳軍的一位上尉來中國官兵營地聯絡遷葬的事宜，此事他知道，隻是具體事宜他未過問，故不知情。

可見，這在當時並不是一件小事。張榮煦先生當年是目睹過死難的中國軍人墓地落成情景的證人之一。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表示，他當年去看過這個墓地，就在澳洲進入墓地的左邊，當時每個墓都有牌子。而且後來當澳軍將死亡的澳軍將士墓重新砌碑時，他還曾問過，何以不將中國官兵的墓碑一並砌上？他得到的回答是，中國政府沒有付款給他們進行維修，因而他們無法顧及。張先生向我表示，他知道那幾年中國內戰，及至國民政府遷到了台灣，自顧不暇，哪裏會去關注此事呢。

但我們知道，在1975年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之前，這裏的與中國相關的事務，是屬於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管轄的範圍，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屬於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負責這裏的相關外交具體業務。我曾多次就此問題，跟張榮煦先生核對過幾次，即當地的華僑社團，戰後是否曾就中國軍人墓地之維修與維護問題，向中國有關部門提出來過？張先生每次都很肯定地說，在1970年代以前，每次中國有官員來訪，他們都曾將此問題提出來過，並且還帶他們去墓地看過。當然，他們作為當地僑團，是當麵向這些官員口頭提出來的。正常情況下，這些官員是應該就他們的訪問以及遇到的相關問題，向其主管部門提出書麵報告，而且，如果他們去墓地拜訪過的話，還應該附有照片。而在最近出現的沈克勤的回憶中（沈曾在1970年擔任中華民國駐布裏斯本領事館領事，曾經訪問過巴新，去中國軍人墓地看過），也證實了當地華人確實向國民政府官員報告中國軍人墓地之事（詳見：1970年代台灣準備修茸巴紐國軍公墓內幕——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續十四]）。

為此，張榮煦先生今天交給我一個名單，告知這是他記憶中，戰後代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到訪亞包的部分官員。這些人，亞包僑社都曾向他們提出過有關中國軍人墓地的問題，他們都應該對此問題有所了解。換言之，他們都是亞包中國軍人墓地的知情人。

張榮煦先生提供的到訪過亞包的部分官員名單

上述名單中，前二人（餘銘傳、林維棟）是國民黨駐悉尼總支部的代表，他們是國民黨在澳大利亞的代理人；中間二人（陶慶福、江季平）則是聯合國的專員；後三人（王良坤、劉渭平、郭泰祺）是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的外交官，其中，王是駐悉尼總領事，劉是悉尼副領事，郭應該是駐澳大利亞大使。

此外，資深外交家張歆海，曾在1950年代初，以聯合國代表的身份，訪問過亞包。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信以及沈琦大使，都曾訪問過亞包。他們都應該向有關部門報告中國軍人墓地之事，因為當地僑社都曾當麵向他們提出來了這個問題，並且帶他們去看過墓地。

顯然，與上述人士相關的檔案中，或許能找到與亞包中國軍人墓地相關的文件與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