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參加民革回眸 / 李海

香港參加民革回眸

李 海

        全國軍民浴血抗戰八年，苦難深重，勝利後，國家和人民都需要休養生息。中國共產黨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由毛澤東與周恩來為代表，飛到重慶同國民黨和談，簽訂了“雙十協定”。協議停止內戰，成立聯合政府，建設國家。但是簽字的墨汁未幹，蔣介石就調兵遣將，部署內戰。與此同時，還由國民黨中央派人到各省市吹風，向國民黨高層人士傳達蔣介石的旨意。
        派到安徽執行這項特殊使命的是國民黨中央委員、CC幹將魏壽永。他於1945年11月中旬到合肥和李品仙(原第十戰區司令長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及國民黨安徽省黨部主委，抗戰勝利後專任省政府主席)在省黨部會議室密談。作為李品仙機要秘書，談話時我在座。魏壽永說：“‘雙十協定’是假的，因為我們調動部隊需要時間，不得不做個假象。總裁(指蔣介石)決心趁早把共產黨消滅掉，以免後患。”魏壽永咬牙切齒地說：“我們國民黨自孫總理領導革命以來，奮鬥數十年得來的江山，今天讓他們共產黨人來同我們組織聯合政府，平起平坐，哪有這樣便宜的事!”魏壽永建議李品仙根據安徽情況，進行必要的準備與部署，迎接全麵“剿共”。在聽完魏壽永的傳達後，李品仙顯得有些激動的樣子，他提高嗓門說：“我看共產黨的目的是要赤化整個中國，並不滿足於參加聯合政府。共產黨一向不守信義，如國軍遵令停戰，反而使共產黨得以趁機擴張。因此我完全讚同和擁護總裁的決策，趁早把共產黨消滅掉。”李品仙還表示將以實際行動貫徹總裁的指示。
        從這次密談中，我知道全麵內戰必將爆發，同時進一步認識了李品仙的反共決心，因而引起我思想上的不安。我認為國共合作抗日取得了勝利，理應繼續合作建設國家。我投筆從戎是為了抗日救國，現在剛把敵人趕走，就來同室操戈，實在不應該。想到我的廣西學生軍同學和省動員委員會同事大多數人在共產黨那邊，我怎麽能仍然站在國民黨一邊，去打他們呢?再說，我所認識的大多數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精英都在共產黨那邊，看來國民黨政權終將垮台，於是我開始萌發了投奔解放區，另找政治出路的想法，但一直苦於沒有機會。隨著內戰的全麵爆發，我和其他許多國民黨民主派人士一樣，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尋找政治出路的思想越來越迫切。
        機會終於來了。1947年6月，省保安司令部情報所長鍾其元送來一份要我轉呈李品仙密閱的“內部參考”，裏邊說國民黨民主派領袖李濟深在香港邀請何香凝、蔡廷鍇、彭澤民、朱學範、朱蘊山、李章達等人集會，醞釀實現“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和國民黨民主派其他人士大聯合，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實行孫中山三大政策，聯共反蔣。看到這個消息，我喜出望外，認為這是參加民主革命的好機會。於是我立刻去柳木巷找知心朋友王漢昭密談。王係廣西人，時任省保安司令部警保處少將處長，他也對內戰不滿，我們經常在一起議論時局。他聽到這個消息後，也認為這是參加革命的好機會。並說：“丘清英係19路軍舊部，向來對蔣不滿，現在19路軍負責人蔡廷鍇和李濟深一道站出來領導反蔣，他想必樂意參加。”丘係廣東人，原任立煌警備司令，抗戰勝利後，改任第八綏靖區司令部中將高參。我和他也很熟識。他也住在柳木巷，和王漢昭家不遠。我和王漢昭來到他家，他聽我講李濟深、蔡廷鍇等人在香港醞釀建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聯共反蔣時，立刻表示願意參加。根據丘清英的建議，次日我們三人在丘家共飲雞血酒，宣誓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反對內戰，投身革命，永不反悔，如遇患難，決不出賣同誌。大家推派我去香港聯係，並代表他們兩人申請參加革命組織。
        我原籍廣西防城，1937年“七七事變”後參加廣西學生軍出來，已經離開家鄉十年，請假回去看看，完全合情合理。我以回原籍探親為由，向李品仙請假兩個月。李不僅批準了我的假期，還批給部分路費，並親自書寫了一個條幅連同他的戎裝全身照一張交給我帶給父親。當時按規定，海陸空交通對現役軍人均有優待。我為節約旅費，特從省保安司令部張湘澤副司令那裏搞到一套美式軍裝和上校督導員胸章，打扮成一個軍官於1947年7月中旬秘密坐火車到上海後，轉乘飛機直奔香港。但我的差假證卻注明由合肥經武漢到廣州轉防城。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目的在於遮蓋“中統”、“軍統”特務們的耳目，並避免李品仙的疑心。
        路經上海時我住在鄭昭明牙醫診所裏。鄭係四川人，曾任李品仙私人醫師，他在香港有個朋友叫林煥民。他叫我到香港找人時可請林帶路，因此我一到香港首先去看林煥民。林係廣東人，時在香港某大學任教，對人非常熱情。他帶我去大廈企業公司看望陳樹渠和馮伯恒。陳係“西南王”陳濟堂的胞侄，我在廣州上學時和他認識。馮係廣東人，建國後曾任廣州市民革副主委。從他們那裏，我得悉朱蘊山住在七姐妹道繼園陳樹渠家裏。我在大廈企業公司稍坐片刻，陳樹渠就帶我去他家看望朱蘊山。朱蘊山是我在省動委會工作時的老領導，他見我來自他的家鄉，同時還代表另外頗有影響的兩個人來參加革命組織，非常高興，第二天就帶我去看望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人。李濟深對人慈祥和藹，何香凝住在山上，她拿出自己在屋後種植的炒花生來招待我們，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陳樹渠在他的公司裏設宴為我洗塵。李濟深、朱蘊山、馮伯恒等舉杯對我冒著生命危險，秘密來港參加革命組織，表示歡迎的情景，使我十分感動。隨後我又和李、何、朱、蔡等人多次會談，決定由我和丘清英、王漢昭三人組成三民主義同誌聯合直屬安徽小組(簡稱“民聯”小組，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後，改稱“民革”小組)，規定“民聯”小組的主要任務是反內戰、反獨裁，策動國民黨軍政人民起義，搜集軍事、政治情報，吸收國民黨民主派參加組織，積極吸收具有聲望的民主派人士成立豫鄂皖邊區領導機構。同時決定“民聯”小組由朱蘊山同我單線聯係。朱化名汶山，我化名李海(原名李榮康)，約定聯係地點在香港德輔道中國民行108號大廈企業公司，合肥柳木巷12號(這是省保安司令部情報所長鍾其元的住宅，可以萬無一失)。我根據會談決定事項，整理為備忘錄五條，寫在我的筆記本裏，請李濟深簽字，作為我們的行動綱領。
        我在香港逗留了將近一個月，除了和朱蘊山及其他有關人士敘談外，其餘時間多數是在旅館或書店貪婪地閱讀國民黨統治區不容易看到的各種進步書刊。李濟深和朱蘊山聽說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三代長輩都健在，勸我順便回家鄉探望親人。陳樹渠他們在東興置有寬敞的別墅，他寫信給管家叫我回到東興時可住在他們的別墅裏。但我通過看書學習以及同許多領導人的談話，思想覺悟和革命積極性有所提高，急於返回安徽開展革命活動。我把李品仙給我父親的條幅和相片等郵寄回去，雖然假期未滿，我於8月底就提前返回安徽了。以後我的三代長輩先後辭世，我也未能回去奔喪，深為遺憾!真是所謂“忠孝不能兩全”。
        為了進一步掩護這次到香港的秘密活動，路過廣州時，我曾去訪問廣東省政府主席辦公室，學習他們的機要秘書工作經驗，並索取有關資料帶回來，為此，李品仙還表揚我善於利用探親機會向別人取經。但他哪裏知道，我從此已經背叛他、背叛桂係倒向人民了。這叫做政治原則高於私人感情。
        回到合肥，我立刻向丘清英、王漢昭傳達香港會談的精神，並把“民聯”小組成立起來，隨後通過地下黨員鄭漢(建國後曾任安徽省委統戰部主任秘書)同中共中央華東局國區部上海工作組長方向明(上海工作組後來改為蕪湖工作組，解放後方曾任安徽省政協副主席)取得聯係，從而在地下黨和民革中央的領導下，我先後以李品仙和李宗仁(國民政府代總統)的機要秘書身份為掩護，從事地下革命工作。從此走上民主革命之路，開始了新的人生。

摘自：《文史春秋》200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