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父親在台灣上書蔣中正總統一封密函，其中有這樣一段：「抗戰勝利後林彪竄擾東北得蘇俄接濟占據東北戰略要點四平街國軍久攻不下職奉鈞座命令前往四平督師三日而攻克之當時我統帥部曾獲諜報蘇軍約六千潛留長春故密令國軍不準渡遼河職當時身臨前敵關於匪情比較清楚故本上級指揮官企圖曾獨斷下令嚴飭杜總司令韋明率部越過遼河追擊攻占長春吉林匪所部死傷慘重潰不成軍確已失去戰鬥能力若照職原定計劃繼續窮追本可將其消滅於東北境內以免該匪後來在東北接受蘇軍繳獲日本關東軍五十萬人之優良裝備為我第一勁敵同時我可將東北國軍精銳調進關內形成重點使用剿匪軍事或可改觀無奈馬歇爾將軍受匪共欺蒙左袒毛匪強迫東北國軍停止追擊遂使林匪坐大反噬養虎遺患往事追維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
同年十二月，蔣中正的《蘇俄在中國》在台灣出版，這時距 「四平街會戰」已有十年。蔣中正與父親，兩位「四平街會戰」的主事者，在十年後，各自追憶起這一段國共鬥爭的曆史關鍵，同感「痛心疾首」。蔣氏悔恨當初錯下第二次停戰令，父親則痛惜蔣中正未能及時采納他的建議，徹底消滅東北共軍，以致林彪部隊坐大反噬。
父親一向冷靜沉著，喜怒輕易不形於色，但不止一次，我親眼看到他晚年在台灣，每提起這一段往事時，猶自扼腕頓足，憾恨之情，溢於言表。我很少看見父親論事如此激動，即使論到「徐蚌會戰」另一個與他糾葛甚深的戰役，他也沒有像對「四平街會戰」，感到如此痛心惋慨。「四平街會戰」，最後竟功虧一簣。一棋錯，滿盤皆輸，這是父親一直耿耿於懷，到他晚年亦常引以為憾的一件恨事。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替父親做口述曆史訪問，從一九六三年起，共訪問了一百二十八次，共五十二萬言，可惜還未及談到國共內戰。一九六六年，父親遽然逝世。因此，來不及論到一九四六年的「四平街會戰」，但即使如此，父親的「訪問紀錄」中，竟有四處提到這一個他始終未能釋懷的戰役：
（一）第四十七次訪問，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訪問者：陳三井，頁四五七──九。
「先是共匪林彪為匪偽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統率匪軍十萬之眾，於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蘇聯紅軍撤出東北時，由紅軍之手接收得關東軍軍械五十萬枝，乘國軍未開到之前，襲占四平街，終與國軍相持不下。當時我奉命至四平街督戰，並迅速將林部擊潰，繼占長春、吉林，本可就此乘勝追至佳木斯或滿洲裏，將林部殲滅或驅出東北境外，以永斷禍根。而中央忽令軍事歸杜聿明指揮，且軍隊不準越過遼河，理由為長春有六千便衣紅軍，若我軍越過遼河，恐引起衝突。當我一到四平，下令繼續追擊時，杜聿明即出示此一命令予我，我說：『即是我下命令追擊，責任當由我負。』當時我一麵去電向當局報告，同時乘飛機返京向蔣先生麵陳雲 『戰勝則當進，或追出國境，或予以殲滅，蓋匪已倉皇撤退，全無鬥誌矣！』蔣先生道： 『據報長春有六千便衣紅軍，萬一肇事起衝突，怎樣？』我說： 『匪已潰退，多六千紅軍亦不濟事。』蔣問：『若紅軍再來，如何？』我答曰： 『此非我人之責任，按撤兵規定，紅軍應已撤回，若紅軍再來，此乃聯合國之問題。』委座聽罷，當場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機將行，蔣先生因重視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馬歇爾專機直飛瀋陽轉長春 （當時軍隊已到長春），委座一見前方軍事進展順利，極為愉快。當時我即建議繼續追擊，亦表示說，若東北剿赤完畢，可以少數部隊布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裝備師於華北助北平行營剿匪，待事畢再調回。蔣先生說：『六月一 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杜聿明去做。』我說： 『委座在此，我也在此！』他當即說：『你在此，若馬歇爾問你是否要繼續追擊，你不好說話；你回去，我在這裏，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還是回去。』此來，我隻得返京就任國防部長。
其後，馬歇爾八上廬山，壓迫政府下停戰命令。杜聿明於哈爾濱停頓攻勢整編軍隊，予共軍以喘息與反攻機會，大局逐漸予我不利。當時若長驅北進，直下東北，消滅林彪之大患，而後抽兵入關內，如此於戡亂大局或稍可改觀。」
（二）第一百零五次訪問，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訪問者：陳存恭，頁八一五──六。
三、民國三十五年健公到東北督戰，此事請健公詳述。
答：共軍得了關東軍槍械，守長春、四平街，杜聿明攻打未下，蔣主席急了要我去東北。我到了以後，部署一下，打了三天，把四平街打下了（按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收複四平街）。這時中央得了一個情報說有六千俄國紅軍便衣隊在長春支持林彪，下命令給杜聿明：打下四平街後，不準過遼河，不準過公主嶺。我看林彪部隊在四平街打敗，在白天撤退的，臨退把十六個列車炸毀了，如此狼狽，喊杜聿明追擊，杜說：「中央有命令不能過遼河」。我說：「甚麽原因？」他說：「長春有六千紅軍便衣，紅軍在哈爾濱朝發夕至。」我說：「我有計劃，我負責任。」我當他麵向上麵一個報告，上麵下命令：「繼續追擊。」我連夜趕回向蔣主席報告：「要取長春。」他很沉重的樣子，我說：「打了，少六千敵人，他再進兵來是聯合國的事。」他「唔！唔！」連聲。第二天，我要飛東北，他說：「我們一起走。」我們一起到瀋陽吃午飯（此日為五月二十三日），飛機一下來，知道我們戰車已到長春，蔣主席高興極了，說：「吃了飯，我們到長春。」 我主張取了長春攻哈爾濱，直取佳木斯，主張編三百萬民團自動保護地方，我希望在東北負一些責任，而蔣主席硬要我向南京就國防部長職。」
（三）第一一四次訪問，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訪問者：陳存恭，頁八六五。
「九、健公常講大陸丟了，健公等負方麵重責者有責任，當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是方麵大員，但有人認為大陸之敗，非戰之罪，軍事失敗不過原因之一，此外像經濟、政治、教育等的因素也很重要，甚至因此而影響了軍事之敗，互為因果，健公對這種說法認為如何？
答：我不以為然，最重要的還是軍事，軍事逆轉，經濟亦逆轉，大陸才崩潰下來。三十五年，關外有五個美械軍，四平街一仗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長春，如果我們一直打，打到哈爾濱、滿洲裏、佳木斯，把他們打完了，把東北民眾組織起來，把頭一等的軍隊調回關內打聶榮臻，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戰爭，戰事好轉，其他一切也不致於崩壞下去，可能就獲得了勝利。
（四）第一一八次訪問，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訪問者：陳存恭，頁八七三四。
「美國素來主張國共和平共處，馬歇爾等很天真，中了俄共中共之計，認為中共不是共產黨，是土地改良派。??馬歇爾本這決策親自來華調解，要我們組織聯合政府，所以在戡亂期間，我們四平街打勝了，我主張一直打過去，蔣主席一定要我回南京就國防部長職。蔣主席對我說：『怕馬歇爾不高興。』馬歇爾壓力大，我們在長春、吉林停止了，而林彪在佳木斯，滿洲裏整理，再行反攻。」
「馬歇爾要我們實行民主政治，要我們成立聯合政府，認為我們是大黨，不能壓迫小黨，實際上都是拿他們的標準來衡量我們，不知共產黨的厲害。當然我們在大陸之敗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總是不行的，鬧翻了臉不接濟我們，我們就不能解決難題。而馬歇爾沒有遠大政治家眼光，無軍事家眼光，處理中國事務犯了大錯，事實上要負很大責任。」
綜觀父親這些有關「四平街會戰」的言論，可以歸納成幾個要點：
（一）父親認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首敗在軍事，而軍事失敗，又以「四平街會戰」沒有徹底剿滅共軍，而讓林彪部隊坐大反噬，「養虎遺患」，最為關鍵。在這點上，父親與蔣中正看法相同，皆認為「四平街會戰」功虧一簣，不僅影響東北得失，甚至決定整個內戰的勝負。
（二）父親亦不便點明蔣中正下停戰令之錯誤而歸咎於馬歇爾的壓力及其對中共認識不清。但父親接說「當然我們在大陸之失敗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總是不行的。」言下之意，也認為蔣當初不應過份依靠美國，受馬歇爾左右。父親曾向蔣建議，馬歇爾責怪，可以將繼續追擊的責任推到他身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父親一再向蔣中正請命，讓他留在東北，完成徹底剿滅林彪部隊的計劃，蔣始終不許，強令父親返南京。所以父親反覆說蔣主席「硬」、「一定」要他回南京就任國防部長。父親大概對這件事始終耿耿於懷的。
（四）父親不僅力主乘勝追擊林彪潰敗部隊，攻下哈爾濱、佳木斯、滿洲裏等北滿主要城市，父親更建議清除東北共軍後，馬上組織三百萬民團以鞏固確保地方治安，再抽調五個美式械備師，到關內幫助北平行營在華北剿共。
（五）父親往東北督戰，四平街攻下後，父親下令繼續進攻長春，杜聿明出示中央命令，因得密報長春潛伏有六千蘇聯紅軍，令國軍不準越過遼河。父親判斷林彪部隊已經潰敗，應乘勝追擊，乃獨斷下令，嚴飭杜聿明繼續追擊，往長春挺進，並連夜飛返南京向蔣中正報告事情經過。這一段史實，在杜聿明的回憶：「國民黨破壞和平進攻東北始末。」一文中，並沒有記載。讀杜文，令人得到的印象是四平街攻下後，杜聿明積極要下令進攻長春，反而是父親遲疑不決，杜極力說服父親，父親才同意追擊。我記得父親對當時的情況曾有這樣說法：父親的確三番四次詢問杜聿明，國軍是否有把握攻下長春，當杜保證有把握後，父親乃下令進攻，並對杜說，南京中央方麵，由他去負責。杜文中完全沒有提六千蘇聯紅軍潛伏長春，中央下令國軍不可越過遼河之事。既然父親於一九五六年上呈蔣中正的密函中，鄭重提起這段曆史，尤其突出他「獨斷下令」的事實，蔣應完全了解當初情形，當以父親的說法可信。杜聿明的回憶文章是被俘後在大陸所寫的，他隱去這一段，而且顛倒了一些事實，可能也有政治的考慮。但杜聿明這篇文章非常重要，研究這段曆史的學者多所引用，所以應該澄清其錯誤的地方。事實上當初父親見機獨斷下令追擊，十分重要，因此國軍攻克四平後，才得以馬上繼續追擊，在公主嶺趕上林彪部隊，將之擊散。中央的命令，杜聿明不敢違抗，但父親是蔣中正特派到東北督戰的大員，才有獨斷行事的可能。
父親於五月十九日連夜返南京向蔣中正報告四平街戰況後，便於五月廿三日急趕回東北。父親在「訪問紀錄」所載，蔣似乎是臨時起意要與父親一同赴瀋陽的，但既有宋美齡、張嘉璈等人偕往，可見蔣在那兩三日內已經決定要親自赴東北主持大計的了。他曾在給宋子文的函中說過：他去東北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避開馬歇爾逼他停戰的壓力。事實上他赴東北親自指揮國軍追擊，反而更坐實馬歇爾說他有意拖延停戰的指責。其實當初的上策應該是，既然父親往東北督戰已獲大勝，理該讓父親獨自再返瀋陽繼續主持國軍北進攻擊計劃、蔣自己留在南京與馬歇爾周旋，試觀日後蔣能讓馬歇爾八上廬山，為了調停疲於奔命，他在南京再應付馬歇爾兩三個星期，應該不成問題，正如父親所提，可以將責任推到父親身上。蔣與父親同赴瀋陽後，父親又數度向蔣請命，希望留在東北，完成肅清共軍的任務，如果蔣允許父親所求，東北的情況應該完全不同。
蘇聯撤軍後，「四平街會戰」國共雙方展開主力大戰，東北的問題已由國際外交轉成以軍事為主了。這時，東北的軍事主持人地位日顯重要。持平而論，杜聿明在國軍將領中，算是一位相當傑出的將領，後來因為東北戰爭失敗，徐蚌會戰全軍覆沒，而遭受到各種攻擊，且被美國人在白皮書中斥為「庸將」，但他的老上司關麟徵說了公道話，他稱讚杜聿明精明強幹，「論學術能力，均不失為是一個好將領。」
但他也認為杜作戰經驗不足，指揮大兵團與共軍作戰的經驗尤其不足，「一個隻能挑一百斤的人，卻要他去挑一千斤，這又焉能不垮不倒？」中共方麵既然打出共軍中第一張王牌林彪來，國軍也應該推出一位與林彪旗鼓相當的將領與之對抗。而且杜聿明與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因派係不同，熊為政學係，二人意見相左。杜時時受掣於熊。如果父親能留在東北主持軍事大計，這些都不成問題了。父親是國防部長，職位高於熊式輝，而且北伐時，父親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指揮過熊。如果讓父親坐鎮東北，指揮杜聿明下麵廖耀湘、陳明仁、孫立人這些國軍中的虎將，以當時國軍之氣勢及軍備優勢，「將林部殲滅或驅出東北境外」的可能性極大。父親一定會命令新一軍繼續追擊，攻下哈爾濱，再取齊齊哈爾、佳木斯、滿洲裏等北滿城市，將共軍徹底趕出戰略地區。或謂共軍善於遊擊戰，精於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但遊擊戰的首要條件是具有廣大農村人民的支援。但一九四六年的夏天，共軍並沒有這個條件，林彪部隊還來不及在東北建立根據地，幹部組織的群眾運動還未能深入。共軍當時，並未得到東北人民的支持，而且北滿地帶苦寒，如得不到蘇聯的援助，共軍很難生根。
軍事平定後，父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治理東北的計劃，那就是「編三百萬民團、自動保衛地方。」父親本來就反對戰後貿然裁軍，尤其反對解散各地方遊擊隊及偽滿軍。父親這項組織民團的計劃，一定會將東北地區的遊擊部隊及偽滿軍統統收編。後來陳誠下令解散東北三十萬偽軍，這些訓練有素的軍隊投到林彪部下，共軍如虎添翼，是後來共軍在東北得勝的主要因素之一。父親在三零年代治理廣西時，便以訓練廣西民團著名。父親又當過八年軍訓部長，練兵有豐富經驗。如果讓父親在東北組織訓練一支三百萬的民團，這些民兵深入東北各地農村、保護地方，對付共產黨的遊擊隊，將是一股勁敵。而且共軍幹部下鄉展開土改、組織農民，也將遭遇這些民兵的抵抗。父親計劃中的三百萬的民團，將是穩定東北的一股重要力量。後來東北國軍漸漸被孤立，最後困守在幾個大城，被共軍包圍吃掉，就是因為國民黨在東北的行政係統未能夠組織動員東北人民，輔助國軍。軍事與行政係統，各行其事，不能相輔相成。父親建議組織民團，是頗有遠見的一項計劃。
父親下一步計劃是，東北情況穩定後，抽調五個美械裝備師，入關幫助北平行營打華北聶榮臻部下的共軍，形成重點使用，父親認為如此「戡亂大局或可改觀。」
當然，這一切假設端看蔣中正當時是否願意讓父親留在東北支持大計，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李宗仁對這段曆史有這樣的看法：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會戰的主要劃策人，林彪敗退之後，白氏即主張乘勢窮追，縱不能生擒林彪，也須將共軍主力摧毀。當時負責東北軍事指揮的杜聿明雖同意白氏的主張，但未敢專斷，陳明仁則認為戰事瞬息萬變，時機稍縱即逝，應立刻揮軍窮追，結果乃聯銜電蔣。不意所得覆電竟是『暫緩追擊』，共軍因此能從容北撤。前敵將領得此覆電，無不頓足浩嘆，白崇禧亦頹然而返。
其時縱是嫡係將領如陳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輝，均不了解蔣先生不許乘勝追擊，任林彪所部安然脫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數而暗笑。我知道蔣先生不是不想殲滅共軍，而是討厭這主意出自白崇禧，縱可打一全勝的使，他也寧可不要。
蔣先生就有這樣忌賢妒能，寧饒敵人，不饒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說出去，一般人是不會相信的，但追隨蔣先生有年的人一定會拍案叫絕，認為這是一針見血之談。」
李宗仁對這段曆史的看法可能有偏頗，論述細節也有錯誤的地方，但他認為蔣中正對父親有所顧忌，不願意授權父親在東北主掌大局，是極有可能的。這又牽涉到蔣氏與父親多年來一貫錯綜複雜的關係模式了。蔣氏相信父親的軍事才能，所以才會派他去東北督戰、處理危機，但一旦父親在東北指揮蔣氏最心愛的黃埔係王牌軍得心應手，打了大勝仗後，還想留下來，總攬東北大權，這恐怕就不是蔣氏心甘情願的了。蔣極重視東北，所以才會派他至為親信但才能膽識皆屬平庸的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對他忠貞不貳的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熊、杜等人對蔣自然言從計聽，不敢有所違抗。父親就不那麽好駕馭了。父親「獨斷下令」，進軍長春，是有違中央蔣中正的命令的。父親返南京向蔣報告下令進軍長春這件事時，蔣「當場不置可否」，「很沉重的樣子」，「『唔！』『唔！』連聲」，蔣這些反應似乎有點不悅，他對父親一向敢作敢為的獨斷作風，恐怕並不很欣賞。蔣不放心讓父親一個人回轉東北去繼續指揮，所以才與父親同往瀋陽，而且將指揮軍隊的大權拿了過來，親自指揮國軍北進。由父親的「訪問紀錄」中看來，父親自與蔣中正同赴東北後，東北的軍事大計，父親似乎就無權作主了。父親在長春向蔣請命，希望留在東北，繼續指揮國軍北進，蔣吩咐父親：「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蔣的言外之意是否在告訴父親：東北的軍事已有杜聿明負責，不必你越俎代庖了。
一九四七年夏秋之交，林彪部隊早已坐大反噬采取攻勢，幾度南下攻打四平、吉林、長春，東北國共雙方形勢優劣逆轉，熊式輝在東北人士攻擊下，勢在必撤。蔣中正一度有意要李宗仁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因李宗仁先前曾向蔣請假赴美就醫，當時蔣的方案是：李宗仁調任後，先派父親代理東北行轅主任兩個月，以便李赴美就醫。李宗仁以東北形勢仍照當時辦法甚難挽回，固辭不就，因而改派參謀總長陳誠就任。
當時蔣中正一定已經看出當初沒有接納父親的請求：讓父親在東北徹底剿共的錯誤，希望父親再度出馬挽救東北局麵。陳誠上任後，共軍一連發動攻勢，國軍吃了幾個大敗仗，使吉林長春四平街完全陷於孤立。父親看見東北形勢急速惡化，乃向蔣中正建議：應及早放棄吉林長春，而將東北國軍主力集中於瀋陽以南，打通營口及錦州之線，使國軍補給不致中斷，而進攻退守，亦可運用自如。但蔣氏又未接納。翌年，東北各孤立據點遂為共軍個別擊破，最後四十七萬國軍精銳盡喪敵手。
一九四八年元旦，國民黨中央政府頒給父親「二等寶鼎勳章」，褒獎父親： 「抗戰甫告勝利，共匪盤踞東北蔓延滋長，杜總司令聿明所部奉令剿伐四平街林彪匪部，旋於三十五年冬銜命親赴前線督師，一舉掃盪四平街匪軍，繼進軍長春吉林，餘匪望風披靡，漬不成軍，於卅七年元旦奉頒二等寶鼎勳章。」
這枚遲來的勳章，事後看來，對父親幾乎是一種諷刺。蔣中正終於認清父親在「四平街會戰」立功的重要性了，但已太遲。
父親在一九五六年上蔣中正的密函中，形容當年在東北沒有追擊林彪部隊，任其坐大反噬，是 「養虎遺患」，其為患之烈，恐怕沒有人比父親體驗得更深刻、更痛切了。林彪在「四平街會戰」戰敗後，嚐到慘痛教訓，利用停戰得以喘息的機會，馬上改弦更張，以哈爾濱、佳木斯等地為根據地，重新整軍練兵。一九四六年底共軍已增至三十六萬，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勢前後：增至五十萬，而至一九四八年冬「遼瀋決戰」前，因收編偽滿軍，暴增至一百多萬 。「遼瀋決戰」，林彪部隊將國軍四十七萬最精銳的軍隊，全 部吞噬。擄獲國軍美式軍備二千輛卡車、一百五十輛裝甲車，七十六輛坦克車，還有數量龐大的槍枝彈藥。得到這些美式優良軍備，林彪的部隊已經脫胎換骨成為一支強大無敵百萬之眾的「四野」了。「遼瀋決戰」後林彪統率「四野」迅速入關攻打平津，傅作義不戰而降，一九四九年，一月卅一日林彪軍隊入北平。四月，林彪率部沿平漢路南下，當時他身任中共華中軍區司令員，兼華中局書記。同時，父親亦任職華中剿匪總司令，坐鎮武漢，與林彪再度交鋒。三年前，「四平街會戰」，林彪是父親手下敗將，而今卷上重來，而且剛剛在「遼瀋」、「平津」兩大戰役大獲全勝，其氣勢自不可同日而語，而國軍「徐蚌會戰」慘敗，六十萬大軍覆沒，共軍渡江，上海南京相繼陷落，國軍士氣已經全麵崩潰。父親華中的守軍約二十五萬人，此時又因蔣中正下野，將國庫黃金運往台灣，軍餉困難，而且黃埔係的將領如宋希濂之流，驕兵悍將，竟不聽指揮。父親此時，左支右絀，情況至為窘迫，自然無法抵擋林彪強勢部隊的進攻，五月十七日武漢失陷。父親率軍入湖南，節節抵抗；七月，因程潛、陳明仁叛變投共，長沙陷落，父親的軍隊退守衡陽，在衡陽附近青樹坪父親布下埋伏，林彪五萬軍隊中了陷阱，大敗而退。這便是國軍的「青樹坪大捷」，也是「徐蚌會戰」後國軍最後的一次勝利，衡陽因此得防守三月，但共軍攻勢，終不可擋，林彪部隊直下粵、桂，十月十四日占廣州。父親率領他幾個廣西子弟兵團回家鄉做最後抵抗，但此時早已軍心渙散兵無鬥誌了。十一月廿二日桂林陷落，十二月四日，南寧失守，父親撤離大陸，飛往海南島，手下全軍覆沒。翌年四月，林彪軍隊攻占海南，大陸淪陷。
父親身經北伐抗日，屢克強敵，贏得諸葛盛名，但最後竟敗在林彪手裏。而這一場慘痛失敗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當初「四平街會戰」，蔣中正肯接納父親建議，徹底剿滅林彪部隊。父親追憶這段曆史，能不「痛心疾首」。一九四八年冬，東北最後決戰是由蔣中正親臨指揮的，他眼看林彪部隊將他最心愛的數十萬國軍精銳一一吞噬，他心中的感受恐怕與父親一樣痛切，所以才會得出他親自頒發的第二次停戰令是「東北最後失敗惟一關鍵」的結論來。
結論
東北戰爭的勝負，對整體內戰的影響是有決定性的。首先國軍方麵在東北被困住四五十萬軍隊，因東北地區偏遠，軍需補給，消耗驚人。戰後國民政府的支出，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是用於軍事，而軍事預算中，東北戰爭消耗了大半。最後長春等城市被圍，隻有靠空投救援。一九四八年當時行政院長翁文灝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說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都用到東北去了。戰後國民政府的經濟危機本來就很大，東北戰爭的消耗，火上加油，是促使國民政府經濟崩潰的直接原因之一。又因四、五十萬最精銳的國軍困守東北，華北的軍隊不敷使用，防務空虛，等到林彪部隊一入關，華北守軍便無法抵擋，平津遂告陷落。東北戰略經濟地位如此重要，而國軍又全力以赴，必欲得之，最後竟全軍盡沒。東北戰爭的失敗，對當時全體國軍軍心士氣震撼至钜，發生骨牌效應，林彪大軍一入關，也就是國軍全麵崩潰的開始。林彪部隊能夠長驅直入山海關，一直打到海南島，席卷大陸，成為國軍第一號勁敵，亦就是國軍東北敗守的結果。
「四平街會戰」後，約有四個月東北國共軍之間，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在這個期間，如果東北行營，能夠勵精圖治，以政治輔助軍事，組織民眾、建立地方勢力，如父親所建議，組編三百萬民團，以保地方，如此亡羊補牢，最後國共兩軍開戰時，國軍或許不致陷於孤立，而被共軍各個擊破。當然這些措施的首要條件就要看東北行營是否領導有方，組織健全了。答案又是否定的。
曆來檢討國民黨在東北失敗的文獻，國共雙方多有論述。國民黨方麵，尤其是東北人士，大都認為東北行營的領導人一開始便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戰後東北軍事、政治、外交各種情況複雜，領導東北行營的人選，或在軍事上應是一位能夠運籌幃幄，精通韜略而又聲威服眾的上將人材，或在政治上能夠號召東北人民，喚起群眾組織群眾的領袖人物，或在外交上通曉國際事務，尤其能對付俄共，能知進退的外交家。這樣的人選，本來難尋，而蔣中正卻偏偏選中了政學係要角的熊式輝。熊氏本身並不具備這些條件，因被磯為「不文不武」。熊氏雖然出身保定、日本陸大，早年參加北伐，但並無顯赫戰功，在國軍中聲望不高，東北黃埔係的將領並不服他。尤其他親自指揮五十二萬之第二十五師攻打本溪，損兵折將，大敗而歸，這是他唯一一次親自指揮的戰役，卻栽了跟鬥，杜聿明等頗為鄙夷。政治上，熊氏除了就任十年江西省主席，亦無過人政績，尤其對東北人民，完全缺乏號召力。抗戰期間，熊氏曾出任軍事代表團團長，派駐英國，熊氏英語不精，與國務院甚少接觸，後又因公開演講指責美國未實踐援華諾言，引起美國政府不快。當時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蔣中正麵前還曾告了熊一狀。熊氏的外交才幹，由此可見，後來在東北應付蘇聯紅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遂一籌莫展。據說當初是由於政學係領袖張群的大力推薦，熊式輝才得到東北行營主任的職位。國民黨內政學、黃埔、CC的派係鬥爭，又在東北重演，熊式輝對黃埔係的 「天子門生」既無法控製，又排斥搞黨務的CC人員。於是弄得黨、政、軍三頭馬車，各不相屬。熊式輝在東北主政近兩年，在這段關鍵時刻，奠基工作沒有做好，所以才給予共產黨可乘之機。連在江西受過他照顧的東北外交特派員蔣經國也批評熊「頭腦頑固」，認為他是「一個老官僚」。當時中央黨務特派員，東北人上齊世英，亦遭到熊的排擠，他對熊有這樣的批評：
「我看熊式輝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聰明，善耍把戲，對東北根本不了解。那時中央調到東北的軍隊，除孫立人而外都是驕兵悍將，熊一點辦法都沒有，而熊又不能與杜聿明、孫立人合作。中央派到東北去的文武官員驕奢淫逸。看到東北太肥，貪贓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對東北人還有點對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聲載道。」
東北情況惡化，熊式輝窮於應付，受到東北人士猛烈攻擊因而求去。陳誠繼任，意氣至豪，聲言不許共軍有第六次攻勢。陳雷厲風行，極思有所作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尖軍心民心。」
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死守四平街有功，國民政府頒以最高青天白日勳章。陳明仁卻以大豆案被陳誠撤職查辦，據說陳明仁返南京將軍服焚掉，聲言要去國府路擺攤販賣青天白日勳章。陳明仁立大功而遭懲罰，對當時軍心打擊甚大。陳誠任內，一九四七年共軍發動秋、冬攻勢，國軍一連大敗，損失十萬人，陳誠下台。一九四八年四月間，南京開國民代表大會、東北代表群情激憤，要求蔣中正主席效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以謝國人。陳誠在參謀總長任內所做影響極大的一件事，便是解散東北三十萬偽滿軍，共軍將這些訓練有素的軍隊收編後，如虎添翼。論者多以為戰後不收編東北偽滿軍善加利用，是國民黨一大失策。東北人士多持此論，例如曾為東北國大代表的於斌主教，便有這一段沉痛的檢討：
「我們在大陸的失敗，始於東北的失敗，而東北的失敗則非純國軍在戰場的失敗，實為接收失敗。日本竊據東北十四年，曾訓練不少偽軍，其在日本控製時，固為偽軍，當其回到祖國時，則為愛國青年，在光複之初，一心等待收編，為國效力，結果卻大部為共匪裹脅而去，本已被國軍擊潰的林彪匪部，得此補充力量，加以蘇俄移交之日軍裝備，短期內即匯聚成一大股有力匪軍，數量遠過國軍，人少力分之國軍，縱勇敢善戰。至此已無能為力。東北失敗後，匪軍源源入關，遂導致整個大陸的淪陷，??」
東北籍立法委員齊世英也有相同的結論：
「中央在東北最大的致命傷莫過於不能收容偽滿軍隊，迫使他們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東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蘇軍俘來的日軍和偽軍的武器組成第四野戰軍，一直從東北打到海南島。據說一直到現在，湖廣一帶的地方官不少是東北人，都是第四野戰軍。我們的人自己不用給人用，說來實在痛心。」
一九四八年二月，衛立煌臨危受命勉強上陣，但東北大勢已難挽回。而衛立煌與蔣中正對於東北國軍的戰略又有嚴重的分歧。衛主守，蔣主攻。一九四八年秋，最後「遼瀋決戰」林彪大軍南下，「錦州之役」，蔣中正親往東北指揮，下達命令，衛立煌竟抗拒不從，兩人發生矛盾，上級意見不一致，前線指揮官無所適從。先是，十月十四日，錦州陷落，東北剿匪副總司令範漢傑以下七萬人被俘。蔣中正嚴令衛立煌反攻，但衛認為錦州已陷，派軍往救，恐有被共軍圍剿的危險，兩人曾為攻或守發生爭執，最後終於派廖耀湘兵團由瀋陽西進，但旋即廖兵團被圍，十餘萬人覆沒。同時被圍困半年的長春亦因滇軍第六十軍叛變，十月二十七日，另一東北剿匪副總司令鄭洞國以下六萬餘人被俘。十一月二日，瀋陽不守，衛立煌出走，東北全部盡入共軍手。
東北三任行營主任，都未能做到軍政統一，上下齊心，開創出一個振奮局麵來。
父親曾在三個不同的階段向當局提出處理東北問題的全盤戰略計劃：剛勝利時，父親建議，先固平、津而後出兵關外，既已出兵，父親則讚成乘勝追擊，徹底剿清共軍，最後良機已失，敵軍坐大，父親則建議放棄長春、吉林，將國軍撤至瀋陽以南，據錦州而守。可惜父親的建議都未受蔣中正采納，以致最後東北局麵進退尖據，該攻的時候不攻，該守的時候不守。蔣氏在處理東北危機上，竟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猶豫不決，舉棋不定，而終誤大局。
反觀共軍方麵：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在四平街大敗後，竟能在半年多的期間，恢複元氣，重整旗鼓，於翌年初一月便開始反攻，「一下江南」，越過鬆花江，襲擊國軍。共軍能於如此短期內恢複戰鬥力，亦是證明其韌性之強。
一九四六年「四平街會戰」後，中共東北局於同年七月馬上召開會議檢討得失，並訂立影響重大的 「七七」決議，製定東北長期鬥爭方針。「七七」決議的重要措施便是建設根據地，立即派遣一萬二千幹部下鄉，展開群眾運動，實行清算地主，重分土地。中共在東北本來並未獲得人民支持，東北局檢討四平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共軍在東北尚未建立根據地。中共本來擅長組織群眾，在短期內，便能控製住東北廣大農村的人口，建立起根據基地來。由此，林彪部隊的兵源人力，才可由東北農村取之不盡。林彪部隊在兩年多期間，竟能數倍成長，即由於大量吸收東北農村子弟，而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野戰軍。
四平戰敗，彭真被清算，失去了東北局書記職位，由林彪接任，兼掌軍政大權。東北局由此軍政統一，政治措施，完全配合軍事行動。中共東北局本來人材濟濟，在林彪強而有力的領導下，步步為營，終能轉敗為勝，將劣勢逆轉為優勢。時間對共軍有利，在四平街會戰後至「遼瀋決戰」約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中共東北局，充份利用。
一九四六年初夏的「四平街會戰」對整個東北戰爭的影響是如此之钜，但曆來深入研究這一戰役前因後果的專著卻少之又少。探其原因，國民黨方麵由於四平之役下停戰令是蔣中正本人鑄成的大錯，不便深究。當年參加過東北戰爭的國軍將領如趙家驤等人寫回憶錄時，這段曆史也隻能點到為止。至於被俘的國軍將領如杜聿明等，又有了另一種顧忌，對於共軍的慘敗情況，不能照實寫，隻好曲筆帶過。中共方麵，「四平街會戰」事實上是國共內戰中頭一等大敗仗，當然不願多加宣揚，提到四平兵敗，林彪部隊狼狽竄逃的情形，一律用「主動撤退」遮掩過去。隻有許多年後像羅榮桓等人的回憶錄才偶而說幾句真話。至於國軍當時沒有進占哈爾濱，中共的說法通稱國軍已無力進攻，事實上毛澤東已下令撤守哈爾濱則從來不提。死守四平，造成共軍損失慘重，是毛澤東親自下令犯的錯誤，追究責任太過敏感，於是隻有把彭真拋出來替罪，「文革」的時候，清算他的舊帳。
至於外國學者，對「四平街會戰」的來龍去脈及其重大意義有深刻了解的：亦屬鳳毛麟角。美國學者列文教授(Steven I. Levine)對戰後東北問題頗有研究，他的專書《勝利的錘煉場》(The Anvil of Victory)探討中共東北局如何慘淡經營，在東北贏得最後勝利的過程。
但他論到「四平街會戰」，對林彪部隊潰敗的實況，了解並不深入，因而得出即使國軍拿下哈爾濱也「不太可能逼退或殲滅善於閃躲的共軍」之結論來。李格中校(Robert B. Rigg)當時是美國大使館武官助理，他曾在東北目擊「四平街會戰」經過，後來他將東北戰爭的曆史寫成《中國紅軍》(Red China's Fighting Hordes)一書，此書常被外國學者引用，李格雖然認識到「四平街會戰」的重要性，並認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的停戰令「不僅是東北戰爭亦是整個內戰的轉捩點」，但他也誤以為林彪部隊能夠「主動」撤離四平、長春，從容北退。當初美國政府對東北四平一役的情報的確有誤，難怪馬歇爾硬是不肯相信國軍已將共軍主力擊潰的事實。
其他外國學者撰寫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對「四平街會戰」有清楚認識的並不多，連具有權威性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中國史》其中「民國史──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論述到東北戰爭這一段，對國軍在四平一役得勝的軍事意義，也大大的低估了。
美國學者中，對「四平街會戰」比較有見解的，迄今似乎隻有兩位。一位是衛特塞(Carroll R. Wetzel)他的博士論文《虎口餘生：林彪及東北四野軍》(From the Jaws of Defeat: Lin Piao and the Fourth Field Army in
「國軍停止追擊，未繼續進占哈爾濱，顯示東北蔣氏的軍隊從此江河日下。雖然數月後戰事又起而且持續兩年，東北國軍再也無法重獲一九四六年初夏他們享有的優勢。最後，那個夏天在該地所發生的事（指蔣氏下令停戰），不僅令國軍在東北失去一次軍事勝利的機會，最後並致使國軍在中國全盤潰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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