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團體製與抗戰時期廣西的軍事動員 /劉文俊

民團體製與抗戰時期廣西的軍事動員

劉文俊

　　抗日戰爭爆發前，廣西境內的常備軍隻有兩萬多人；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廣西當局在幾個月之內即派出40多個步兵團開赴前線對日作戰，並且此後具備連續軍事動員的能力。其動員規模之大、效率之高，在全國首屈一指。廣西的戰時動員之所以較為成功，民團的編練，民團功能擴大，應為主因。事實上，新桂係對廣西民團在抗戰動員(包括軍事動員、政治動員、民眾動員、交通動員、精神動員等)中的作用曾大肆宣傳誇耀，當時一般人對廣西的民團體製也有所認識，但有關論著或語焉不詳，或誇大其詞。新中國成立後，由於人們對民團武裝存在成見、對廣西民團體製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研究，廣西民團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長期被忽略。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廣西的民團武裝，本文擬就民團體製在廣西抗戰軍事動員中發揮的作用談一些看法。

一、廣西民團體製的形成

    1930年夏天，中原大戰結束，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敗退廣西。蔣介石趁新桂係新敗之機，驅使陳濟棠的粵軍和龍雲的滇軍侵入廣西，同時指使湘軍進逼湘桂邊境，企圖消滅桂軍，吞並廣西。當時新桂係兵力單薄，難以抗衡各路軍閥。為了擺脫困境、擴充實力、解決兵員不足的問題，新桂係領導人認為必須大規模訓練民團。1930年冬，新桂係當局在南寧成立廣西民團總指揮部，劃全省90多個縣為12個民團區，各縣設民團司令部，各鄉(鎮)、村(街)征集壯丁組織民團大隊、民團後備隊。第二年，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在《草擬廣西省建設計劃之意見》的“軍事建設計劃”部分中，提出了確立民團組織體係的原則，即“軍事組織，應就組織民團製度加以改進，其係統為省政府—區指揮部—縣司令部—鄉鎮大隊—村街隊”[1](P122)。此後，這一組織原則基本確立下來。盡管廣西民團的最高指揮機關屢有變動，但省以下的民團組織體係卻較為穩定，即將全省劃分為數個(各個時期不同，先後為12、6、8、12個)民團區，各區成立民團指揮部，設指揮官一人(兼行政監督)，副指揮官一人或二人，另有參謀長、參謀、副官、政訓指導員等若幹人，建特務隊一隊或二隊；各縣成立民團司令部，設正副司令各一人，司令由縣長兼任；鄉(鎮)設民團後備隊大隊，設大隊長副大隊長各一人，大隊長由鄉(鎮)長兼任；村(街)設民團後備隊，隊長由村(街)長兼任。有些縣在縣與鄉(鎮)之間還設區，一區由數個鄉鎮組成，一區中的民團後備隊編為聯隊，聯隊長由區長兼任，設副聯隊長一人輔助。各縣民團的團隊有以下幾種，即常備隊(1933年冬停征)、預備隊、後備隊、特種後備隊(1934年6月起編訓)、冬防特編隊。在組訓民團之初，新桂係特別重視常備隊，常備隊停征後則以後備隊為主。新桂係要求每村(街)應將年齡、身體狀況等條件合格的壯丁盡數編成後備隊一隊。後備隊內分為甲級隊、乙級隊。甲級隊由年齡在18歲至30歲的壯丁編成，乙級隊由31歲至45歲的壯丁編成。甲、乙級隊中以9至13人為一班，設班長；每三班或四班為一排，設排長；若幹排為一隊，由隊長指揮，副隊長一人協助。隊相當於軍隊的連，鄉(鎮)級的大隊相當於營，區級的聯隊相當於團。

    新桂係以法律形式規定18至45歲的壯丁“均有參加民團之組織與訓練之義務。此種義務，由保衛國家種族之責任而來，任何人均不能規避”[2](P4)。訓練的內容起初僅限於軍事訓練，後又增加了政治訓練、生產訓練、識字訓練。軍事訓練的課目有學科和術科兩類。學科計有遊擊戰術、防空防毒常識、救護常識、間諜常識等；術科有製式教練、陣中勤務演習、遊擊戰演習等。軍訓時間，城廂團隊每年3月至8月，鄉村團隊每年9月至次年3月的農閑時節(民團團兵不脫離生產)。每個團兵都要訓練180小時以上。團兵訓練期滿退伍後還要在每年元月4日至10日複習一周。政治訓練的課目包括“黨義”、“中國革命史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自治概要”等。生產訓練所設的課程有“農業技術”、“生產教育”、“合作組織”等[3](P25-31)。識字訓練的教材由廣西有關部門編寫，內容包括“三民主義”、“社會常識”、“科學常識”等。後備隊的訓練，起初由軍校畢業生任督練官及助教，後來鄉村長由民團幹部學校畢業生充任，遂改由鄉村長負責訓練，督練官和助教負責輔佐指導。團管區的訓練者則由部隊軍官擔任。為了培養民團幹部，新桂係設立了民團幹部訓練隊、民團幹部學校，其成員所受訓練時間更長、課目更多。

    此外，為了達到“全省皆兵”的目的，當局還要求大學、中學的學生和各級公務員普遍接受軍訓。學生軍訓的目的一方麵是為了讓學生掌握一些初步的軍事知識、培養刻苦精神，另一方麵也是為民團培養軍事幹部。公務人員軍訓從1934年4月開始，前後共計兩期，1萬餘人參加了軍訓。軍訓的內容與一般國民軍訓相同，時間也是180小時[3](P66-71)。廣西民團製度的特征是“全民訓練”，“即不問人民之職業屬性及階級屬性如何，凡屬壯丁可為民族生活效力者，皆須參加民團組織。故學生軍訓與公務員軍訓就廣義言，悉為民團訓練之一部分”[3](P4)。

    廣西民團在組訓初期，其職能局限於軍事方麵，即擴大兵源、便於實施兵役法、根除匪患等，後來隨著訓練內容的增加，職能隨之增多。為了指導各方麵建設，1932年3月，廣西當局公布了《廣西施政方針及進行計劃》，隨後又頒布了“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三自”指“自衛”、“自治”、“自給”，即在軍事上實現自衛、政治上實現自治、經濟上實現自給。“三寓政策”是指“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征於募”，它是實施“三自政策”中“自衛政策”的具體方案。1934年3月，廣西當局製訂了《廣西建設綱領》；1935年8月，廣西黨政軍聯席會議再次修正通過了上述綱領，並發布全省實行。綱領規定三民主義是廣西建設的指導思想，廣西要大力進行”四大建設”，即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方麵的建設。其中“政治建設”部分第三條規定：“以現行民團製度，組織民眾，訓練民眾，養成人民自衛、自治、自給能力，以樹立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礎。”[4](P1-4)

    新桂係把訓練民團作為主要手段，把民團作為推動各項建設的中心力量。黃旭初說：“廣西建設的社會動力，是用民團的方法，將大多數的生產民眾加以組織訓練，成為鞏固的集體組織，發生強大的集體力量，來推動全部的建設工作。”[1](P81)白崇禧說：“民團本來是廣西原有的東西，不過從前的民團，沒有組織，沒有訓練，沒有目標。現在我們把它改良，充實內容，在軍事上求自衛，在政治上求自治，在經濟上求自給。”[1](P68)總之，新桂係當局力求“用民團組織與訓練方法，養成民眾的軍事常識與技能；用民團組織力量去推動並改進一切生產事業，及經濟建設；用民團紀律和團結精神去健全鄉村組織；運用民團組織，去推行有計劃的文化運動，提高民族意識；運用民團製度去訓練民眾，組織民眾，造成建立新社會秩序的中心力量”[5](P33-34)。

    由於“同中國曆史上所載的，和其他各省一般民眾所認識的民團的性質、目的，是完全不同的”[6](P42)，所以新桂係把經過改造、職能增加的廣西民團稱為“新民團”，以區別於原先的地方性自衛團隊，即“舊民團”。為了加強民團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鞏固基層政權，新桂係又在鄉鎮、村街兩級實行“三位一體製”：在人事上，鄉(鎮)長、村(街)長兼任國民基礎學校校長和民團後備隊大隊長、隊長；在事務上，鄉(鎮)村(街)公所、國民基礎學校、民團後備隊隊部三個機構合並辦公，人員互助工作，辦公設備互用；在工作關係上，以鄉(鎮)、村(街)公所為中心領導機關，運用民團的組織力量推動建設，以基礎學校實施教育，以教育的力量輔助建設工作的進行，而統一於鄉(鎮)長、村(街)長的領導掌握之下。鄉(鎮)長、村(街)長多為民團幹部學校的結業學員擔任。一人兼任三職，既可節省經費，又可消除三職不協調的弊端。

    可見，民團組織在廣西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領域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民團在社會生活中處於中心地位，我們不妨把這種軍事集權式的政權組織模158式或社會動員方式稱為“民團體製”。1940年6月，根據國民政府的規定，廣西的民團製度被廢除；從1940年7月起，廣西各縣分別成立國民兵團團部及區鄉(鎮)保隊、甲班，“原有縣民團司令部及所轄各級組織，一律改組”，廣西民團體製隨之解體。“此一更製，就國民兵團之組織內容言，與民團製度相似之處甚多。且廣西所有之特色，均已羅入‘國民兵團’法令之中，改組之際，並未引起重大影響。廣西過去辦法，似頗與中央意旨，不謀而合。”[3](P14-15)可見，民團體製對抗日戰爭後期的廣西社會仍存在影響。

二、抗戰時期廣西的軍事動員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廣西群情激奮，桂係首領力主發動全國抗戰，並迅速成立了廣西動員委員會，由李宗仁主持廣西的動員工作。在廣西軍隊開赴疆場前，廣西當局以李宗仁、白崇禧的名義發布了《告同誌及民眾書》，指出“民族之存亡，決定於這次自衛的戰爭”，號召人們“加緊青年軍訓，充實民團訓練，履行兵役義務”[6](P7-8)。廣西人民響應愛國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的號召，立即動員起來，而軍事力量的動員尤為迅速。

    (一)正規部隊的充實編組。早在1935年，新桂係當局就製訂了戰時動員計劃的腹案，即一旦對日戰爭全麵爆發，則迅速把桂軍(含第七、第四十八兩個軍)從5個師擴大到16個師，按照這個目標，用兩年時間進行軍官、兵員、武器裝備和軍需品的準備。抗戰爆發後，桂係按上述計劃進行動員，第一步裝備3個軍北上抗日。原來桂軍每師轄3個團，現在按乙種師編製，每師轄2旅，每旅轄2團，即每師要新增1個團。原有的第七、第四十八兩個軍所需兵員征調退伍老兵歸隊補足；新成立的三十一軍，軍官從南寧軍校調配，士兵需征調民團編成。一經號召，各縣民團後備隊的團兵皆踴躍報名應征。不滿一月，三十一軍即齊裝滿員。“無論征編或征補，首先從特編後備隊調撥；特編後備隊不足時，則征調受訓期滿退伍團兵”[2](P109)，特編後備隊、退伍團兵比一般僅受180小時訓練的普通民團後備隊受訓時間長，這就保證了新兵的質量。至於武器裝備，除以前從國外購進的外，其餘多為廣西各兵工廠的產品。所需軍裝由桂林、柳州、南寧的被服廠趕製，布鞋則動員各縣群眾捐贈。另外，桂係當局還新成立了兩個炮兵團和兩個工兵團，其兵員也多係動員民團團兵入伍。總計第一批北上抗日的廣西部隊共有十多萬人[7](P31)。9月中旬，第四十八軍從南寧出發，乘船到廣州轉乘火車北上。9月下旬，第七軍從桂林出發，步行到衡陽後轉乘火車北上。10月上旬，第三十一軍裝備完畢也開赴前線。除把全部主力部隊派往前線外，廣西還把建成不久的空軍編隊交由國民政府軍事當局節製，並把軍事工業(包括輕機槍廠、重機槍廠、步槍廠、迫擊炮廠、子彈廠、飛機修理廠等)移交給國民政府軍工部門統籌管理。

    抗戰開始後，桂係當局派出大批兵力開赴前線作戰，留守廣西後方的隻有原屬四十八軍的一七五師(轄4個團約1萬人)、廣西綏靖公署編組的4個獨立團及各民團區的民團特編大隊，防務力量不足。1938年夏秋，日軍有進攻華南的動向，廣西當局遂成立新編十九師以加強防務。該師的組成，係從一七五師分出兩個團，在各團管區征調民團組成4個新兵團，其中兩個團退還一七五師，兩個團劃歸新水九師。10月，廣州淪陷，廣西不得不加快擴軍備戰的步伐，遂以一七五、新十九兩個師為基礎成立第四十六軍，由夏威任軍長。武漢會戰結束後，李宗仁考慮到日軍將入侵廣西，桂係的根據地兵力薄弱，恐被敵軍占領摧殘，遂命三十一軍軍長韋雲淞率該軍一三一、一三五兩師及第七軍的一七○師、八十四軍的一八八師開回廣西，但這4個師的士兵全部留在湖北、安徽編入桂軍各部，幹部則按原係統回到廣西補充新兵成軍。為了保衛家鄉，廣西人民再次掀起參軍高潮，3萬多名民團團兵應征入伍，擴軍任務順利完成。1939年6月，以三十一(下轄一三一師、一三五師、一八八師)和四十六軍(下轄一七○師、一七五師、新十九師)兩個軍為基礎成立第十六集團軍，直屬於桂林行營，作為駐守廣西的正規部隊。

    1939年2月，國民黨召開中央全會，“軍政部報告各省出兵人數，以廣西為最多，共有四十九萬。以人口比較，廣西實為出兵最多之一省”[3](P34)。至1939年8月，“廣西的兵員征調，已經不下十餘次了”[1](P171)。到抗戰結束前，“廣西已共征壯丁八十餘萬入營矣”[8](P1)，其中多為受過民團訓練的團兵。抗戰爆發前，廣西的常備軍隻有兩萬多人，也就是說，先後有約80萬團兵(含國民兵團團兵)被征調服役。

    (二)對民團武裝的利用。從1930年冬到1937年2月，廣西共訓練了158萬以上的民團團兵[9]。抗戰爆發後，廣西當局更加積極地訓練民團。總計到1940年6月民團製度廢除時廣西受過訓練的壯丁在200萬以上[1](P197)。對於廣西民團，新桂係當159局除把他們作為主要兵源外，還征調他們修築鐵路、公路、軍用機場、水利設施及破壞交通；同時由於民團受過軍事訓練，且掌握有武器裝備，而留守廣西的正規部隊不多，因而廣西當局十分重視在軍事上利用民團武裝。

    抗戰爆發後不久，廣西動員委員會製訂公布了《廣西民團後備隊戰時各種勤務班設置與運用實施辦法》，規定“以後備隊現有之組織，酌量需要，編為宣傳、警備、遊擊、特務、通訊、消防、交通等勤務班”，仍歸民團後備隊隊長、副隊長領導。以上勤務班的編組，由各縣政府督飭各級民團後備隊隊長、副隊長負責。各勤務班編成後，應加以相應訓練並作演習。民團後備隊在戰時執行各種勤務時，夥食由縣政府供給，遇有傷亡則予以撫恤[10](P25-28)。上述勤務班在戰時發揮了重要作用。

    廣西民團除要應征正規部隊的兵役外，還要服民團特編隊、民團遊擊班及各種遊擊隊的兵役。民團特編隊也就是國民政府規定編組的壯丁常備隊，其兵員是由預征兵抽調來的優秀分子。可以說，民團特編隊是一個新兵營或補充團，遇到正規部隊需要補充兵員的時候，首先要從特編隊抽調。特編隊人員不足時再抽調預征兵補充。特編隊平時訓練較多，裝備也較好，因而在戰時常作為一個獨立單位執行任務。民團遊擊班是從民團後備隊抽選人員編成的，他們須先集中在各地接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訓練結束後回鄉以遊擊班形式等候調度、執行任務。遊擊隊由各民團區組織成立。1939年3月，廣西綏署在桂林、柳州、南寧、梧州、玉林、百色各區設立集訓遊擊司令部，每區成立幾個遊擊大隊。其兵員來源一是招募誌願兵，一是將民團遊擊班抽調來的團兵集中進行軍事、政治訓練。遊擊隊的武器由團兵自帶，待遇、彈藥由政府提供。10月，因經費困難，各區遊擊司令部被裁撤，隊伍就地解散，兵員多送往第五戰區補充部隊。壯丁被征調進入民團特編隊、民團遊擊班及各種遊擊隊，可以說是民團團兵服地方性兵役。服這種地方性兵役的人數自然不是一個小數目。據統計，在1939年日寇第一次入侵前後，廣西“全省各鄉村壯丁遊擊隊員，總數在百萬以上”，此外還有大量正在組訓的民團[11](P16)。這裏的“百萬以上”，應該是指被組織起來的各種任務不同的民團武裝，恐怕並不一定全是遊擊隊員，但可見民團已被充分動員起來。當時，“淪陷地區之民眾，能自動組織遊擊隊與抗者，已有多起，但尚未普遍”[8](P2)。到1944-1945年日軍再次侵入廣西時，廣西各地受過訓練的壯丁或正在受訓的團兵響應當局號召自動組織過很多自衛隊、遊擊隊與敵軍作戰。當然，這是自覺自願，並非被動的應征服役。同時，各地方政府也大量組織團兵成立抗日自衛團、自衛隊等武裝協助軍隊作戰、守衛地方、維護交通通訊等。

    (三)廣西學生軍。1936年兩廣事變發生時，新桂係為了動員民眾、顯示學生軍訓的成果、表達抗日救亡的決心，組織大中學校的學生成立學生軍，這就是廣西第一屆學生軍。抗戰爆發後，廣西當局鑒於第一屆學生軍工作出色、影響巨大，決定招收知識青年成立第二屆學生軍，主要任務是隨部隊做政治宣傳工作。當組織學生軍的消息傳出之後，廣西各大學、中學的學生報名應考者達四五千人，最後隻錄取了200多人；另外有廣西大學文法學院文學、社會學兩係畢業學生30多人和國防藝術社男女社員十多人加入學生軍，一共280多人。

    同學們滿懷愛國激情，於1937年10月底集中在桂林市南郊李家村受訓。11月初，學生軍在李家村正式組建，全稱“廣西學生軍大隊”。學生軍在李家村受到了嚴格的軍事、政治訓練，女學生還加學了戰地醫護知識。12月中旬，訓練結束，學生軍來到桂林。12日上午，廣西綏靖公署、廣西省政府、省婦女抗敵後援會等單位聯合舉行歡送大會。14日早上，學生軍出發北上。這屆學生軍是一支半武裝的抗日戰鬥隊，也是一支抗日救亡的政治工作隊，他們在各地做了大量抗戰宣傳工作。1939年10月，由於各種原因，學生軍奉令解散。

    廣州、武漢淪陷後，廣西麵臨著日寇入侵的危險。為了利用青年學生的才智和愛國熱情，廣西軍政當局決定組建規模在1000人以上的第三屆學生軍。1338年10月底11月初，報考開始，結果報名者近1.9萬人，當局不得不增加錄取名額，最後錄取4200人，編為3個團。1939年1月，學生軍集中到桂林訓練。在桂林訓練一個月後，一團開赴平樂，二團開赴桂平，三團開赴賓陽，就地再訓練兩個月。4月，各團分散至農村開展宣傳、組織訓練群眾的工作，並協助當地政府落實各項備戰措施。1939年11月，司令部對學生軍進行整編，三個團縮編為兩個團。在桂南戰役中，學生軍投入到戰地工作。1940年5月，學生軍又縮編為一個團，司令部撤銷。7月4日，學生軍正式改稱廣西學生軍團，直接受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部指揮。

    抗戰爆發時，新桂係首領向全國人民承諾：廣西將動員二百萬壯丁上前線。曆史證明，這一諾言得到了兌現。“以全省一千二百八十萬的人口，能夠動員二百萬的壯丁，為民族解放而鬥爭，這確是曆史的奇跡。”[12](P7)　

三、民團體製對廣西抗戰軍事動員的作用

    1939年8月，黃同仇在評論廣西的軍事動員時指出：“幾個月的短促時間征調了幾十萬的壯丁出去，居然是雞犬不驚，秋毫無犯，這也算難得的現象。”[1](P171)不久許高陽也撰文說：“抗戰以來，廣西兵員征調，將達六十萬人。比其他省份，出兵為多；然於社會情形，無甚影響。民眾方麵，固樂於應征；政府方麵，亦輕而易舉。其所以能如此者，皆數年來組織民團訓練民團之效力也。”[2](P108-109)具體說來，民團體製對廣西的抗戰軍事動員具有如下作用。

    (一)民團訓練和征兵製度為抗戰軍事動員提供了質量兼優的兵員。廣西民團是一支數量龐大的經過訓練的隊伍，這為新桂係提供了豐富的兵源。同時，由於民團團兵至少受過180小時的軍事訓練，還受過政治、生產、文化訓練，“凡曾受此種嚴格訓練之國民，必可變成優良之兵士”[3](P10)。在政治訓練中，新桂係重視愛國主義教育，並反複強調中日戰爭難以避免和做好戰爭準備的重要性。實際上，新桂係訓練民團的軍事目的，除了擴充實力與各路軍閥爭權奪利、根除匪患維持社會治安、鎮壓革命勢力外，還包括抵禦外敵入侵尤其是應對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白崇禧說：“現在日本步步侵略我們，我們靠國聯，或靠哪一國都是不行的，隻有靠我們自己準備武力自衛。要知道，有強權才有公理，要武裝才能和平，我們編練民團，就是充實強權、武裝民眾、準備自衛的唯一途徑。”[13](P10-11)

    1933年3月12日，黃旭初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如何作抗戰準備時說：“在軍事本身方麵，要極力整頓，是不消說的；在民團方麵，要加緊訓練，也是不消說的；除此之外，要我們全體民眾，對於防衛上可以做得到的事，大家把全副力量拿出來，以協助軍隊：然後，我們的力量，才得充實，我們救國才有把握。”[14](P2)廣西當局之所以在全省廣泛訓練民團，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改募兵製為征兵製，實施國民政府1933年頒行的《兵役法》。新桂係認為在國際局勢劇烈動蕩的環境中，募兵製不能滿足國防需要：“一方麵是募兵製的量太少，不夠和強大的敵人一戰；另一方麵則是募兵製的質太壞，大都是一般無業失業的遊民，對革命無明白的認識，隻可以負擔起極小一部分的破壞工作。”[15](P10)隻有實行國民普遍義務兵役製度，軍隊的數量、質量才會有較大提高。為了實施征兵製，桂係當局製訂頒布了《兵役法廣西施行條例》。1934年1月，試行第一屆征兵。經過幾年的民團訓練，人們“國家民族的觀念較深，對於征兵的意義容易了解”，因而廣大青年積極應征，“居然八千兵額如限召集，各處民眾都舉行盛大的歡送新兵入伍大會，情致甚形踴躍”[5](P42)。1935年和1936年，實行第二屆和第三屆征兵，征兵任務也如期完成。應征壯丁凡18歲至30歲者，編為戰鬥兵；31歲至45歲者，編為運輸兵。

    (二)民團體製培養了“尚武”的社會風氣，形成了“全省皆兵”的趨向，造就了一支龐大的準武裝隊伍，為軍事動員提供了巨大潛力。“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是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廣西“因民團訓練之普及，武化精神之提倡，糾正了重文輕武之惡習慣。對於軍事建設之心理上，奠定重要而良好之基礎”[3](P33)。1935年3月，白崇禧在一次演講中說：“當民國二十年我出巡各處的時候，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初，每問到各地的民眾：敢不敢去打仗，他們都是低頭不語。這真使我們有些擔心征兵行不通。可是，到今天事實是大大的不同了；問到打仗，大家都很願意；這當然民團辦得久了，心理建設有了成績。”[1](P76)運用民團的力量提高一般民眾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廣西境內，雖樵夫牧子，村婦老嫗，都已知道愛國、認識抗戰，以視七八年前，真是不可以道裏計。”[1](P210)民團體製使幾乎所有壯丁、學生和公務員都得到訓練，使全省民眾“不僅無畏懼日寇之心理，而且有強烈之抗戰精神”[8](P1)。由於很大一部分民眾受過訓練，覺悟普遍得到提高，因而抗戰爆發後，一般壯丁能積極應征參軍，沒有從軍的團兵則積極參與民團特編隊、遊擊隊、勤務班的軍事活動。為了保衛大後方，廣西民團參與修建了許多軍用設施如公路、鐵路、機場、戰壕等。1939-1940年和1944-1945年，日軍兩次入侵廣西，廣西民眾都能自覺響應當局號召，堅壁清野、配合正規軍作戰，大量民團加入到政府組織的遊擊隊、自衛隊等武裝組織投入到戰場，有些團兵自行成立武裝組織，打擊敵人。

    (三)民團體製提高了軍事動員的效率，保證了軍事動員的順利實施。新桂係取得廣西的統治權後，為了加強對基層社會的控製，大力整理和改善鄉村基層組織。采取的措施包括調查戶口、規劃鄉村區域、編定戶甲、確定戶籍，凡人必歸戶、戶必歸甲、甲必歸村(街)、村(街)必歸鄉(鎮)；又實行戶籍登記，規定居民凡生死婚嫁遷徙等情形，必須向政府報告，否則嚴厲取締懲戒。“這樣一來，整個地方161有了組織，人事有了調查統計，遇要實行動員，方不感覺困難。”[1](P168)廣西民團的編製與廣西的基層政權組織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廣西的基層組織是十戶為甲、十甲為村(街)、十村(街)為鄉(鎮)；民團組織是每村(街)的壯丁編為後備隊一隊，每鄉(鎮)編為一大隊，由當局派遣受過訓練的鄉村長兼任大隊長、隊長。同時，全省實行“政教團”三位一體的製度，“統一了鄉村的政務與政權，加強了鄉村政治的力量”[1](P168)。鄉鎮大隊之上是縣民團司令部，由縣長任司令(有些縣設區，由區長任民團聯隊長)，縣以上是區民團指揮部，它們直屬於全省最高軍政當局。“這樣的編製，遇國家有事時，政府用一紙命令，便可以動員全體壯丁。換言之，在民團的編製中，已建立了一個靈活的動員機構。”[12](P18)而社會基層的壯丁、學生、公務員在民團體製中經過訓練後，習慣了集體化、紀律化的生活，同時他們都要接受民團大隊長(兼鄉長或鎮長、校長)、隊長(兼村長或街長、校長)的領導，也有利於軍事動員效率的提高。

    廣西當局在1934年實行征兵製度後，即製定了《優待征兵家屬辦法》，後改為《優待現役兵家屬暫行辦法》，規定未被征兵戶要在物資和勞力方麵幫助現役兵家屬。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頒布了《優待出征抗敵軍人家屬辦法》。1938年9月，廣西當局又製定了《優待出征軍人家屬暫行辦法》。此外，廣西當局還製訂頒布了各種單行規章和辦法，包括：《廣西省各縣出征軍人家屬優待委員會章程》《廣西省各鄉鎮出征軍人家屬優待委員會章程》《廣西省各縣調查慰問出征軍人家屬辦法》《廣西省村(街)軍田公耕辦法》及《廣西各縣(市)村(街)義務幫助出征軍人家屬工作隊組織規則》。上述規章辦法對優待委員會的組織、優待範圍和事項、實施方法等作了規定。其中最重要的優待措施是幫工製度和村街倉的建立。“有了幫工製，民眾被征之後，他的田地就有同村的人幫忙他耕種，有了村街倉便有了優待出征軍人家屬的穀子。使被征者得以安心在外服務，使被征者之家屬得以生活不至凍餒而死。這實在是動員民眾一個極重要的基本準備。”[1](P170)幫工、耕種軍田、建立村(街)倉主要由民團後備隊的壯丁負責。實際上，其他優待活動如慰問出征軍人家屬、為出征軍人家屬操辦婚喪事務等也往往是民團團兵完成的。同時，民團還是抗戰後方的建設者，“其留在後方的團兵，積極維護治安、開發交通、增加生產等，有助於抗戰者，為力尤大”[13](P23-24)。戰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不間斷的軍事動員提供了條件。

    由上麵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抗戰前期，民團體製的建立使桂係當局在軍事動員方麵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動員規模、動員效率為全國之冠；桂係當局在一定程度上執行了人民戰爭的方針，實行全民動員，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廣西人民付出了巨大犧牲；新桂係在20世紀30年代建立的民團體製適應了抗戰動員的需要，就這方麵來說，它應該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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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學術論壇》2006年第9期(總第1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