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勝利上演的悲劇——《李品仙回憶錄》(節選)二

空城計 

    三十六年八月，當時國軍正集中兵力向魯南沂蒙山區之共匪巢穴進剿，原駐津浦路南段及長淮間地區，由前第十戰區二十一集團軍改編歸第八綏靖區指揮之部隊，均巳奉調至徐州以北參加剿匪作戰。此時匪軍劉伯承部數萬人由豫北渡河南竄，於八月下旬經豫南之潢川、固始、商城，東趨六安、合肥。此時合肥已為安徽省治所在，但除省府之警衛營外別無駐軍。當劉匪到達六安之後，省府上下及合肥民眾莫不為之震恐。未幾複接獲合肥縣府電話報告，謂匪軍先頭部隊已到達六安以東之金井；當時雖知中央已令邱清泉自隴海路南下堵剿，但係隨匪之後趕來，距離尚遠，因此餘亦不免為之焦灼。金井距離合肥僅七十餘華裏，匪軍旦夕可至，此時若令省府各機關撤退在時間上已不容許，若言防守以一警衛營之兵力亦感不濟，乃忽然情息智生當即下令合肥城廂內外各鄉鎮之國民兵團火速集合於合肥城外，由省府衛隊營為骨幹派兵協助指導，連夜點燃燈籠火把趕築碉堡、戰壕等城防工事，並於各大建築物內樹立軍隊旗幟，派衛兵把守，且不時吹奏號音；同時以一部鄉鎮自衛隊在合肥城外由東到西，由南到北，來往運動，模擬已有大軍到達從事備戰的模樣。城廂內外居民一律各安其業不許逃避；各省政機構亦照常工作，不許張皇。我個人亦親赴城廂各處指揮部署，督導施工。如此經一晝夜，至翌日下午接得自金井方麵之報告，謂劉匪於午前已轉向舒城方麵竄去。餘聞訊如釋重負，不禁喜極而泣。一晝夜來我雖外示處之泰然，內心實不免為我的空城計憂也。由於我的態度鎮定，在此期間省府上下各級人員及合肥市民竟無人要求遷避。參議會議長江瑋先生，我因其年事已高恐不堪驚擾，暗示其離開合肥暫避，彼初亦堅持不去，表示要伴我守城，後經我再四催請，始允乘車前往蕪湖。我之喜極而泣，蓋亦為安徽父老對我忠誠信賴，臨危不素而有動於衷也。

    越日追剿劉匪之邱清泉部始趕至合肥。因劉匪已竄往舒城，邱部某旅隨後追趕；後該旅在舒城以西遇匪伏擊，損失慘重。又越日，第八綏署所屬第四十六軍亦自皖北趕回並對劉匪追擊，劉匪乃經大別山向鄂東、豫南方麵竄走。

    此次劉匪伯承南竄，未乘虛進襲合肥，而中途折向舒城，是否因我的空城計所炫惑不得而知，惟我事後回想總不免心有餘悸；當時有感於此因作五言古詩一章，以誌其事，題為合肥卻敵，抄錄如次。

    已掩東伐鼓，何來鳴旆鉦；簫牆變患起，瞬息喪遼寧；

    朔北脫控係，烽煙漫兩京；大軍爭魯北，八皖已空營；

    賊虜乘虛入，江淮萬戶驚；敵鋒迫肥水，急智膽邊生；

    奮起召群眾，鳴戈揚戰旌；懸燈夜築壘，詐示大軍聲；

    昔敵知吾性，聞風竟退兵；臨危施妙算，諸葛守空城；

    成敗雖難卜，人謀亦可勝；援軍指日到，一戰慶敉平。

    由於劉匪之竄大別山周圍，中央深恐日久成為隱患，未幾派白崇禧部長於九江成立剿匪指揮所，專任清剿竄擾豫皖鄂邊區之劉伯承匪部。

    是年十一月中旬，白部長於九江召集有關軍政主管人員，召開剿匪軍事會議，電邀我前往參加，提供剿匪意見。抗戰期間我在大別山六、七年之久，基層黨、政工作均有相當基礎，自信當地居民深明大義擁護政府，對剿匪軍事必然支持。會後大軍即開始進剿，至三十七年春，劉匪終於無法在大別山駐足，不得不向豫西回竄與陳賡合流。

    我在九江會議之後，曾乘便重遊廬山，時值深秋，景物蕭瑟，感懷戰亂，不勝唏噓，遊興頓減。翌日即乘機經蚌埠轉回合肥。是時，中央為統一指揮蘇魯豫皖剿匪軍事又成立徐州綏靖公署，以顧祝同上將為主任我兼副主任。

    我回到合肥，正值辦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投票完成，安徽各縣代表均順利選出。我亦由原籍蒼梧父老以三十餘萬票推選為國大代表，旋奉總裁指示退讓友黨，乃即辭去。是年十二月及翌年元月又分別選舉監察委員及立法委員。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揭幕，至五月一日閉幕，選出蔣公中正為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並於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職。我國從此進入憲法之治。惟自政府決心行憲以來，共匪深知其邪說並不受廣大群眾歡迎，依法競選必然慘敗，於是變本加厲發動全麵叛亂，阻撓憲政之實施；政府於排除一切困難之後，終於完成普選，還政於民，可是此時共匪的叛亂已益為擴大，漫天烽火，警報頻傳，大局反而日趨險惡了。

勘亂戰局逆轉 

    三十七年春，第一屆國民大會開會前後，戡亂局勢已麵臨惡化。在大會揭幕之前，東北事實上已隻剩下長春、沈陽兩座孤城，陸上和海上的交通線都已被共匪切斷，完全仰賴空運維持。華北的平綏線、山東的膠濟線、河南的隴海線，在大會開會期間也都紛紛告警；洛陽和濰縣都是在此一期間失守的，可見當時共匪已轉取攻勢，而且攻擊力量已不容忽視。那時南京方麵正在選舉總統副總統。總統一席以蔣公勳業之隆萬民仰戴，自然非蔣公莫屬，可是副總兢一席角逐者多，卻爭得相當熱鬧，此時所有的人，連報章雜誌在內，都將注意力集中於選舉之上，而忽略了當時時局勢正在惡化。

    大會閉幕之後，我國軍之形勢已陷於被動，中央為鞏固華中，貫徹戡亂，作未雨綢繆，籌議成立一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五省的軍政統轄機構，由原國防部長白崇禧出任軍政長官。籌議之初適我亦因公前往南京，故得預聞其事。當時我有一種感覺黃河以北可能已為共匪所控製，江、河之間尚可與爭，長江以南政府必須采取一切措施，力求鞏固；因此我很讚同派一大員坐鎮華中，統率大軍屏障西南，北控鄭、許，使南京中樞能一意應付津浦線上之作戰。

    五月底，行憲新政府正紛紛改組成立，白崇禧既未入閣，以之擔任華中軍政長官一職自屬適宜。果然在六月初，我於合肥接得白部長的電話，謂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己決定成立，中樞派彼前往負責，並邀我出任他的助手副長官。華中軍政長官公署之設立雖早經預聞，但出任他的副手，卻是我所未料到的事。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既不便在電話中商定，也不便肯定作答，我隻好說我對任何職務都無所選擇，隻要中樞考慮我能以勝任的事，我都樂於效命。

    六月下旬，華中軍政長宮公署正式成立，白長官複以電話告我，說他已向總統蔣公請準派我為副長官，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職已另派員接任。不期此事果然就此定案了。不久正式命令到達，我於交代摒擋完畢之後，於八月下旬始離合肥赴京。

    我是二十九年元月接任安徽省政，到三十七年七月，整整八年又半。我與安徽父老兄弟姊妹推誠相與至為融洽；自投身軍旅以來，除湖南外從未在一地服務如此之久，因此安徽真有如我的第二故鄉，一旦卸職離去，頗有不勝依依之感。安徽省議會獲知我調職是無法挽留的，特召集會議全體通過贈我以安徽省的榮譽公民以表親切之意，並頒授證書。臨行時合肥各界父老及機關團體列隊相送，長達裏許，我幾度停車與他們握別，欲語哽咽；看他們凝重的表情，想起這番較日寇更為兇殘的紅禍，真是不忍離去，及車抵南京獨悵懷若失，感興書懷，因賦七律一首如次：

辭安徽省政府主席留別父老及同仁

    揮手臨歧別皖疆，清風拂袖九秋涼；

    朔雲幻變幹戈後，國事蜩螗歲月長；

    八載同仇如手足，一朝遠別感參商；

    離懷幾許情難訴，霜冷方知晚菊香。

    餘到京後，翌日即謁見總統蔣公，報告安徽地方情況及請示今後工作方針。當時總統蔣公想起民國二十八年我在鄂北因先母逝世電請辭職奔喪的事，垂詢先母營葬情形，我以抗戰勝利後緊接剿匪戡亂迄未返裏有虧子職對，並乘機請假，當蒙蔣公給假兩月返裏營葬；總統慈孝榮及先母，感戴難忘。

    我將返裏葬母事電告白長官之後，於九月初由南京經上海搭機飛廣州轉赴梧州故裏，臨行總統蔣公及副總統均先後賜宴餞行。經上海時，正是金元券發行之後，政府執行經濟管製，京、滬商人屯藏物資不肯出售，市麵蕭條，黑市猖獗，當時我認為軍事上前方打一兩次敗仗關係不大，但如果這次幣製改革再不能收到維持幣信穩定物價的效果，人民生活感受痛苦，以致對政府的戡亂失去信心，則其後果當至為嚴重，不禁惄然憂之。

    中旬抵家門，一別十餘年，與家人、父老相見，自是悲喜交集，殷殷存問，無限親切；惟昔在繈褓孩提中的子姪輩，此時皆已玉立亭亭，對我似大有陌生之感，一時想起賀知章那首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詩，誠不勝感慨。時先母已由家人先擇地安葬，惟尚待建墓立碑，餘遂於告祭後鳩工泐石。不期假期尚未屆滿即迭接白長官的電報，促我即日赴鄂。那時我從報上獲知長春、沈陽均相繼淪陷，濟南、鄭州也已棄守；各地物價飛漲，京、滬一帶已發生搶米風潮，情勢之嚴重，不難想像。於是匆匆啟程，經桂林轉乘火車赴鄂，於十一月中旬到達武漢；車甫入站即發現白長官及長官公署各處長，地方行政主管等人員均在車站迎我，私衷感甚。

    我到達武漢之時，徐蚌會戰已經開始。過了幾天不利的消息不斷傳來；先是黃伯韜兵團在碾莊被困，苦戰十餘日，彈盡援絕，自殺殉國。黃伯韜兵團消失之後，共匪陳毅部自徐州東麵直趨宿縣，徐州遂陷於四麵包圍之中。最後自徐州突圍之國軍，與向徐州增援之國軍均分別為匪所圍困；突圍不果，幾全部犧牲。

    徐州失守，南京不免有唇亡齒寒之感，同時東北的共軍於攻下沈陽、錦州國軍最後兩個據點之後，源源入關，平津形勢丕燮，至三十七年十二月中下旬，那時全國上上下下人心惶惶，謠言紛起，南京若幹機關開始撤退，社會秩序已形混亂。繼北平的傅作義與共匪醞釀局部和平之後，京、滬兩地也傳來和談之聲。事實上，徐蚌會戰失敗，國軍精銳被創，尤其經濟崩潰，人心渙散，士氣衰落，繼續作戰已無多大把握，所以當時不僅第三方麵的人士出而奔走和平，即本黨部分政要、元老也主張停戰恢複和談。

    三十八年元旦，總統蔣公發表文告，表示不計個人進退，促進國內和平之願望。過了幾天現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張群先生與黃紹雄銜命飛來漢口訪晤白長官崇禧，征詢和談意見。他們在漢口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去長沙訪晤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頌雲。此時華中長官公署之下隻有在荊宜一帶的宋希濂兵團，在平漢線上豫南一帶的張軫兵團。以及在漢口外圍的張淦兵團；這三個兵團總共不過十數萬人，原來加上黃維兵團對付劉伯承、陳賡兩股匪軍尚可應付，今黃維兵團於東援徐蚌途中為匪包圍殲滅，而今後匪軍陳毅及林彪兩股均可傾巢而來，麵臨此一危險情勢，實在有捉襟見肘之感。因此明知和比戰難也隻有讚成一試了。經遇一番研究之後，白長官乃電呈中央讚同和議，雙方停戰，以期博取一時的緩和。據說那時南京方麵副總統在邵力子、張治中、黃紹雄、甘介候等包圍慫恿之下也力主和議。

    於是，總統蔣公於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宣布暫行引退，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早在總統宣布引退的前幾天，共匪方麵就提出所謂「和談八條件」，行政院也發表了政府願雙方先無條件停戰，再各派代表協商和平辦法的意兄。共匪的八條件自然荒謬絕倫與行政院的意見相去太遠，可是主張和談的人士看來，既然對方已開出價錢就總有談判的餘地，初不知這隻是共黨的心戰，實際上他自認已勝利在握，根本無和談的需要了。

    李代總統視事之後，為表示政府謀和誠意，一麵派定邵力子、張治中等為和談代表，聽候和談，一麵與李濟琛、羅隆基等共產黨的同路人連絡斡旋和平；同時為討好對方下令取消全國戒嚴令，解除報章雜誌禁令，釋放政治犯，及撤銷特種刑事法庭等；最後並逕電毛匪澤東，承認以毛匪所提之八條件作和談基礎；可說已極盡謙恭忍辱的能事。可是共匪竟百般挑剔。幾經磋商，直至四月一日才開始和談，而所謂和談實際等於強迫無條件接受投降條款而已。經遇三次限期，兩次會議，最後於四月十五日，共匪方麵以最後修正的八條二十四款要求簽字，並以四月二十日為最後期限。這八條二十四款，可說至為苛刻；後來想起共匪定在四月一日愚人節開始和談，不禁啞然失笑。

    四月十六日，李代總統派遣的和談代表之一的黃紹雄由北平返回南京，將共匪的八條二十四款攜回請示。我當時適因事由漢去京，是晚得在代總統官邸參加聽取黃代表有關和談經過的報告。當黃代表報告完畢並將共匪所提出的條款宣讀之後，所有在座的人麵麵相覷默無一語約有兩分鍾之久。我素來心直口快，睹此光景實在有些忍不住了，於是我對黃紹雄說：「我看這些條款的內容，不是和談，完全是迫降罷了。」黃代表有幾分尷尬的說：「我們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才達成這樣的條件。這是最後的決定，共方是不會再讓步了。我們自己也要考量考量，如不承認，隻有再戰；再戰結果，有無把握？」此時在座諸人仍然默不作聲，最後李代總統掃視大家一遍之後說：「茲事體大，容我考慮後再行答覆。」和談事實上就此停止，四月十九日正式予以拒絕。

    這次和談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既沒有利用這段時間作重新有效的備戰，反而讓共匪利用這段時間作有效的心戰、滲透，瓦解我軍民士氣。四月二十一日共匪大舉渡江；長江雖稱天塹，但戰線過廣我軍守備兵力不足，且如江陰要塞，守軍將領的無能為敵所乘，至使匪軍毫不費力即從此先渡，隨後獲港亦被敵強渡，長江天險遂即失守。我前二十一集團軍四十八軍之一七四師（師長吳中堅），自一月底以來據守安慶，作為國軍在長江北岸的橋頭堡，經匪數度猛攻始終屹立不動，至此亦隻好自動放棄，向長江南岸撤退。

    同日，我政府又發表文告，堅決作戰，李代總統並令何應欽上將兼長國防部統一指揮軍事。那時，大部份政府機關早已於二月初即遷往廣州，南京遂於四月二十三日自動撤守。共軍渡過長江之後一麵進攻上海，一麵沿浙贛路發展進出江西。此時江北共軍除原來的陳毅、劉伯承兩股外，其他原來東北、華北各戰場的共軍，如林彪、彭德懷等的部隊亦傾巢南犯，其總兵力已數倍於我。因此戰局遂呈一麵倒之勢；不久武漢、上海均相繼棄守。

    華中長官部在和談期間，本中央備戰求和的決策，在軍事上以張軫兵團在平漢線上至南陽一帶，防止共軍南進，張淦兵團防守武漢外圍確保武漢三鎮，宋希濂兵團則集中荊宜一帶整備，準備策應各方麵之作戰；在政治方麵遵照中央戡亂動員綱要，參酌地方情形，擬妥戡亂時期施政大網準備實施；及共匪渡江，占領京滬並沿浙贛路深入江西，側背頓感威脅，同時傳聞長沙綏靖主任程潛有向共匪靠攏的消息，遂不得不放棄漢於五月中下旬逐次向湘北、湘中轉進。

    中央拒絕共匪迫降條款決心繼續作戰之後，李代總統即任命我為桂林綏靖公署主任，要我回廣西加強作戰準備，與鞏固後方基地各事宜。我於五月一日率領必要人員自漢口乘機赴桂林；因我的老上司唐生智當時住在長沙，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我想順便探聽他的意向，同時武漢方麵已鹹傳程潛有舉湖南靠攏的消息，也想藉商議西南防務問題順便觀察他的動靜，遂決定中途在長沙停留一日。抵長沙後當日即分別訪晤程頌雲主任及唐孟瀟，以及若幹昔日的袍澤友好。由各種跡象觀察及得自可靠人士的報告，長沙確在醞釀向共匪靠攏，當地工農各界團體都有共黨份子在內把持，且有欲將我扣留之說。是夜程在省府設宴招待我，飯後我約他密談，我說：「頌公，你在黨國曆史上是勳業彪炳，極有地位的人，今黨國危亡，從大處看應該領導我們奮鬥救黨救國，從小處看無論如何應該珍重自己的光榮曆史，不能隨便附和年輕一輩人的意見輕舉妄動。這是就我們應有的道義而言，如果就實際利害權衡，你是湖南的家長，當然要以保全湖南大多數人的身家性命為基本考慮，今駐守湖北的國軍不下十餘萬，其中大部份是廣西的子弟，將來情況不利必然要假道湖南退回廣西，所謂歸師勿遏，湖南無論如何是擋不住的。如果湖南有變，屆時長沙百數十萬人口的生命財產豈不無辜遭劫，是公愛之適足以害之！我為公謀，還是安定下來從長考慮為好。」

    程聽完我的話囁囁嚅嚅的說：「此地並沒有什麽事情發生，大家都是擁護政府的呀！」

    我說：「我到此還不到半天已經得到許多報告，說長沙就要響應共黨，宣布獨立了；我親眼在街上看到已經張貼了若幹措詞不妥的標語。」

    他說：「不會如此罷。」

    我說：「請頌公派人暗中切實一查便可知曉。」稍停，我繼續說：「湖南是我的第二故鄉，頌公又是我的老長官，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今天赴桂中途在長沙停留一夜，就是遠道傳聞不敢輕信，特地前來拜望老長官了解實情。我明天上午即乘機飛桂，以後請隨時與武漢白健生兄連係好了。」程頻頻頷首。

    翌晨，我又往訪唐孟瀟，那時街上原來的標語已經不見了。孟瀟堅留我吃午鈑，我們談了很多，但談到對時局的看法，他便盡量閃避，表示不願過問。最後我告訴他，如果長沙環境有什麽變化，不願再住下去，希望老長官不要見棄，我歡迎大駕經桂林再到廣州參加戡亂工作。後來程附逆之後，他遂寫了一信由他的夫人偕同顧法師淨緣一同來到桂林，要我派出飛機送赴香港，他本人為何未離開湖南，我想他可能想暫時留在湖南，觀察一下大局情形再行定奪，及後他本人欲走時已無法出境了。

    我和程潛的一夕話總算是發生了一點效果，原來他是準備與陳明仁於五月中旬上演附逆醜劇的，由我鄭重的告訴了他的利害，因此他才延遲了兩個多月，迨華中部隊撤至寶慶之後，方行公開附逆。

    我回至桂林之後，於五月五日成立綏靖主任公暑開始工作。本人離開廣西已經十年有餘，廣西的情形大體上是與戰前不相上下，地方行政人員仍多舊日袍澤，其中部分已經升調或因故去職，為時既久人事變遷，勢所不免，同時八年抗戰兵燹之餘，商業蕭條經濟衰落，亦屬必然之事。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對本省十年艱苦支持始終不懈，實是難能可貴的事。惟目下戡亂戰事頻頻失利，平津失守，京滬淪陷，各地土共紛紛出現，學生工人群起搗亂，影響人心擾亂秩序，廣西不免亦被牽連，加之金融混亂風潮迭起，大局危機迫在眉睫。我廣西位在西南，已成反攻基地，一切工作急待進行，惟以時間迫急無暇兼籌並顧，隻有選擇重要事項先行實施者如左：

    ⑴ 廣西原有保安部隊統歸綏靖公署指揮。

    ⑵ 省保安司令部奉中央行政院令撤消，其業務歸綏靖公署辦理。

    ⑶ 增編若幹保安團充實戰備，其經費與省府會同籌劃。

    ⑷ 協助省府實施總動員法，動員人力物力配合國軍作戰。

    ⑸ 協助省府整理內政，安定人心，維持秩序。

    ⑹ 加強地方國民兵團配合國軍作戰。 

    ⑺ 分區綏靖肅清土共。

    在我就任桂林綏署主任後，時李代總統南京撤守後，途經桂林，猶未前往廣州，省府主席黃旭初先生一日召集了一次臨時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後來獲知係徇省議會前議長李任仁之請而召集的，座談會開始，李任仁首先說了很多為共匪張目的話，並說目前時局已經惡劣萬分無可挽救，和談二十四款不必害怕，這是與共黨合作的最後機會，接受二十四條款不失為明智之舉。當時在座的除黃主席而外，尚有軍管區司令呂競存，省府委員陳雄等多人，桂林市長陳恩元及蘇新民等人亦列席。他說完之後，在座諸人均相顧默然不語，僅省府委員陳雄表示讚同。最後黃主席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說：「李先生的想法是放棄戡亂與共黨合作，這完全是政治問題，我是軍人，軍人不應參與政治，隻有服從政府的決策。與共黨合作的主張應由中央政府來決定，現李代總統正在桂林，可否請李先生向代總統建議。隻要代總統決定了，我們自然秉承中樞命令行事；無須問我。」於是大家便悶不作聲，無言而散。

    李任仁是白長官崇禧小學時代的老師。師以生貴，大家以往對他都表示尊敬。他一向在廣西擔任黨務、教育、和文化方麵的工作。聽他的這一次言論，就可見廣西此時社會上的思想也有多少紛歧。廣西在抗戰以前是思想最單純，民眾最團結，地方組織最嚴密的省份，李任仁先生竟有此主張，是我意想不到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