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清黨始末
方鼎英
我於一九二五年秋任黃埔軍校入伍生部部長。其時,黨代表廖仲愷已被害,汪精衛來校繼任黨代表。教育長鄧演達去職後,我兼任教育長,不久,國民政府改組,決定北伐。蔣介石被推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我曾請求辭去校職,願回二軍參加北伐。蔣堅留不許,謂「黃埔軍校乃本黨命脈所在。今大軍北伐,本黨的命脈完全交給你了,何遽言辭呢?隻要你帶好學生,還怕沒兵帶嗎?」我說:「學校原有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兩個派係的鬥爭,暗潮日大,校長在校,尚多問題,一旦北行,我將怎辦?老實說,我對任何問題都敢擔當,惟此派係之爭,敬告不敏。」蔣答曰:「這好辦。我去後,政治問題可找國民政府代主席譚組庵先生;黨派問題可找中央黨部代主席張靜江先生,你隻負此外的一切責任好了。」
他即加派我兼代校長職務,又委李濟琛為副校長,但不處理校務.其時政治部主任已委熊雄代理。北伐軍由江西、湖南長驅北上,越過了武漢,學校師生聞訊莫不歡欣鼓舞。在這期間三、四兩期學生已先後畢業,分發前方服務,第五期繼續升學,第六期正在入伍,第七期的前身學生軍亦已成立。此外,還設立了高級班、專業班、學員隊(係前方俘虜過來的官佐,先後三批,每批八、九千人,共計二萬四、五千人)、教導總隊(訓練軍士,備前方調用)。學校規模,日益擴大。學生中有來自朝鮮、安南的革命誌士,有海外華僑,有留學生和大學生。他們都懷著滿腔熱忱,前來就學。人才濟濟,極一時之盛。黃埔校刊風行海內外,發行達三萬餘份。此時黃埔,可謂生氣勃勃的黃金時代。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即黃埔軍校宣布清黨的先一日,午後三時許,我正在廣州入伍生部,國民政府後方留守主任李濟琛自滬返穗,專人邀我到河南士敏土廠留守總部去談話,時在座者有負後方中央黨部責任的朱家驊與廣州衛戍司令錢大鈞二人。一見之下,李即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清黨電令示閱。我反複閱讀,尚未作聲,李便很嚴肅地對我說:「這次清黨,關係重大,廣州的共產黨大本營,就在你黃埔軍校。校長要我問你,軍校的共產黨有好多?誰是共產黨?誰是主要負責人?你平日有沒有調查過?清黨時會不會出亂子?你有沒有把握?你能不能負責?」我反問說:「據電台的指示,隻是清黨,並不是要殺共產黨。是嗎?」李答:「是的。」我因表示意見說:「我是教育長兼代校長職務,這個責任應歸我負。不過我要聲明的是:去年決定北伐時,我鑒於學校內國共兩黨師生間的暗潮日大,故曾堅求辭職。雖未獲允許,但我已一再說明,我隻一心辦學。因此,我在學校對任何人皆一視同仁,對中共師生亦未曾有所調查。今既清黨,我有三點要求:㈠自宣布清黨之日起,請給我三天時間,在這三天之內,凡屬學員、學生、入伍生所在範圍,不論省城、郊區及黃埔海麵,都不要派一兵一船前來;㈡三天之後,成立清黨委員會,負責辦理;㈢請給我一些款子,以便在宣布清黨後,準許師生可以請假自由離校,並可預支三個月薪水作川實,有困難者可預支五個月。這是不清自清之法。惟有熊雄主任,誰都知道他是一個公開的共產黨員,他是否為學校共產黨的總負責人,雖不得而知,他是對學校有功績的。我擬請其遠出國門,赴法留學,川資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李點頭沉思,而朱家驊、錢大鈞兩人則對我瞠目而視。我料知他們的內心是極不謂然的,因再表示我的意見說:「能這樣,我保證不出問題,否則請另選高明。」李乃說:「就這樣吧。」清黨辦法就是這樣做出了決定。
李濟琛同意了我的三條辦法之後,我立返入伍生部,電話召集省城方麵軍校所屬各單位負責人前來麵商,決定在當晚點名後潛將槍枝的彈藥、機子、刺刀等收藏起來,嚴防火燭,並一律定明晨起床點名時宣布清黨命令:三日之內,或自動報名承認,或請假支薪離校,聽各人自願。其餘照常上課出操.決不許有任何粗暴行動。然後我即回到校本部作同樣的布置,時已深夜十二離了。布置之後,我深夜請熊主任來黃埔海關樓上,告知清黨實情,並勸其出國。熊立時很沉痛地對我說:「這次清黨,乃蔣的蓄謀,但李實堅決主張的第一人。他自認為是新桂係的首腦,為欲鞏固其廣東地盤,不惜急求清黨,好借紅帽子以對付能夠同他爭奪廣東政權的唯一政敵汪精衛。蔣亦相互利用,才敢下此決心,甘作中山先生的叛徒,違反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背棄中山先生的遺囑,竟敢置北伐大敵於不顧,而作出如此自斷手足的清黨舉動來對付異己,破壞國民革命。
熊接著說:他們這種不顧大局,自掘墳墓的勾當,將是白費心機,最為可恥。假設今天與我來談這清黨問題的,不是教育長你,而是李濟琛的話,那我就非拚了他不可。錢大鈞本是從前與我共同為了反對北洋軍閥,亡命日本,賣報紙過苦生活的患難朋友,今亦為虎作倀,我真認錯了人,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朱家驊乃黨棍之流,更不足道。我實不忍見此浩浩蕩蕩的北伐局麵,竟敗於此輩喪心病狂的革命販子手裏。我寧願將滿腔熱血灑在黃埔島上,一泄我誓與此輩不共戴天之恨」。經我一再勸告,他始點首接受我的意見。我乃連問其需用川資若幹,他說預計半年生活所需,連同川資以及接濟途中所遇難友等等在內,請給一千五百元毫洋足矣,其忠誠老實,臨難不苟,即此可見。我當即欣然以港幣三千元與之,他堅拒不受。又經我再三勸說,他才接受了二千五百元港幣。他又要求三日後才離開黃埔。我說:「全校已做好部署,決定在清晨點名時宣布,務請即時準備出發,我派最快的校長專用小汽艇送你到沙麵,去搭外輪轉香港,直赴巴黎。」時已快清晨三點,彼此握別,我才就寢。後據報告,他是四時許乘小汽艇離開黃埔的。
這裏,我要敍述一下熊雄主任在黃埔的情況。熊雄主任號披素,江西人,曾留學法國,與我同在黃埔共事達兩年之久。他忠於革命,始終如一,他認為國民革命是共產主義革命必經之路,必須貫徹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執行中山先生的遺囑,由邇及遠,登高自卑。這是他言行的一貫信條。他態度誠懇,感人最深,誠我黃埔全校師生良師益友。熊自曆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和政治部主任,到清黨時已有三個年頭,將近兩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兩派師生之間的政治鬥爭,雖時有風波,終於得到熊主任在政治思想上的正確領導與誠懇幫助,未曾發生過重大的事故。其有功於國民革命的蓬勃進展,有功於黃埔軍校的穩步發達,事實俱在,有口皆碑。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宣布清黨起,三日之內,凡自動報名承認的,由各部、處、團、隊另行管理,聽候處理;願意請假回家的一律預支三個月到五個月薪金,自由離校。十五日清晨點名時,全校各部分同時宣布清黨。至八時前,根據全校電話匯報,皆按照預定計劃進行,未發生任何特殊事情,並且照常上課出操。
四月十五日早晨八點多,我正在召集各部、處負責人開會,訓練部主任吳思豫前來報告說:「中山艦長吳嵎來報,本晨四時許,見一小汽艇從艦旁開過去,後用望遠鐃發現離艦五、六裏處有一黑點,像是一隻小船,老在那裏未動,不知搞些什麽?因派一小汽艇前去察看,詢知是熊主任在校艇上,據稱是教育長要他到沙麵搭外輸轉香港赴法國去的,攜有港幣二千五百元,也說是教育長給他作川資用的。問他有無憑證,他答沒有。特此帶來,問明其事。」我即答曰:「是的,熊主任說的都對,艇子既壞了,另派小汽艇送他去好了。」吳思豫當時即轉告吳嵎。他不久又回來說:「吳嵎艦長說,他是奉李主任之命辦事,他隻能把熊主任向李主任作交代。」我聞訊之下,心裏異常氣憤,因為李給我以三天時間,言猶在耳,為什麽如此食言,這麽早便派兵艦來監視我、幹涉起我來呢?這未免欺人太甚。我就憤告吳思豫轉知吳嵎說:「好吧!這件事李主任知道的,就讓他送交李主任去吧!」後聞省城本校入伍生團所在地燕塘等處,皆有二十師部隊包圍放哨,斷絕交通,如臨大敵。我心想:這也許是李因為責任心重所作的布置吧。昨天他既同意我的做法,豈可出爾反爾?吳嵎將熊交李,理應不致有其他變故。所以我也就不以懷疑之心去揣度這件事了。
清黨後,原任入伍生部政治部覃主任(忘其名,廣東人,黃埔第一期學生,共產黨員)被捕送留守總部(後聞被害)。胡靖安(江西人,黃埔第二期學生)要來當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向我作毛遂自蔫。我因深知其人,當即勸他說:「你脾氣太大,是個三句話不對頭便動手動腳的人。入伍生部範圍不小,所屬官佐員生軍士共有一萬數千,你去主持政治工作,我實在躭心。」胡說:「在教育長領導之下,不會有什麽的。」我又安慰他說:「莫性急,你年輕,隻要好好地多做些一修養功夫,還怕沒有政治部主任當嗎?」不久,李濟琛對我說:「胡靖安是校長最喜歡的人,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一缺,讓他去試試吧!」我仍以前意委婉答複他說:「這是整個軍校一個關係密切、責任重大問題。胡口直心快,這一點,不獨校長喜歡,我也喜歡。不過他性情暴躁,好惹是非,這個時候他來擔任這個工作,如果發生問題,誰敢保險?如果校長定要他來,我看遲早會出亂子。到那時我的責任所在,惟有引咎自退。」結果,胡還是由李根據蔣的派令,派他就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從此以後,黃埔便多事了。自宣布清黨起,三日之內,師生請假支薪自由離校的不少。三日之後,在本校特別黨部內成立了「清黨委員會」,隸屬於國民政府後方留守總部,繼續辦理軍校清黨事宜。從此後,各部、處、團、隊以嫌疑被檢舉出來的人更多。黃埔「清黨」工作,自「清黨」委員會成立後,一直到黃埔告終,始終未曾告過段落,也未曾做個結束。其他各機關部隊,也沒有像黃埔軍校這樣大張旗鼓地發動「清黨」運動。由於校本部的政治部主任熊雄去職,蔣派令鄧文儀(湖南人,黃埔第一期學生,初自莫斯科中山大學歸來)前來接充。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自覃主任被捕出缺後,胡靖安前來接充。於是,鄧、胡、陳超(黃埔軍校第二期畢生)、喬家才(山西人,軍校五期畢業生)等極端反共分子,便竊取了「清黨委員會」的執行委員位置,肆無忌憚地組織倒方集團。他們將我和李濟琛商定的「準假支薪、自由離校」的辦法在經理處抄錄下來,並且把我以前通過蔣、李和校務會議決定所做的有關學校發展方麵的諸事,如派遣軍校兵器研究處主任成仿吾(湖南人,日本東京帝大造兵科畢業)帶領五萬元赴日本采辦軍用化學班器材等等,都列為是我包庇共產黨、私放共產黨的「破壞清黨」的鐵證。他們還在黃埔日刊上對我詆毀攻擊,甚至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改選後,他們在舉行第一次會議時,公開宣布我破壞「清黨」的「證據」,要我報告「清黨」經過。經我將為顧全大局、秉承上級意旨辦理的經過用誠懇態度說明之後,得到了絕大多數的同情。胡等知難得逞於特別黨部,乃專挾李勢,橫衝直闖於入伍生部政治部,幾乎成了胡靖安的獨立王國。
胡靖安在入伍生部胡作亂為既如上述,我也早已料到遲早會出亂子,因此,我決意辭職。但蔣一再慰留不準辭職,我隻好赴寧麵辭。迨抵寧麵告多日,蔣依然不準,但說:「對學校任何問題,你回去照章辦理可也。」同時,學校接連來電催我速歸,有「如再不回,學校便將解體」之語。我與蔣最後交涉,要求隻辦到第五期畢業為止。蔣說:「好吧,到那時再說吧。」我才回粵。胡靖安與喬家才等操縱了入伍生部的政治部,興風作浪,異常突出。他們動輒以國民政府後方留守總部清黨委員會主任李濟琛的手令與批發特別費的手批條子索取款項,起碼五百元一筆。胡即以之收買一些不良學生作爪牙,想方設法,到處栽誣陷害,造成嫌疑罪名而擅自捕押。
如安徽泗縣的一個姓朱的學生(忘其名)因害腳疾,住本校樂山療養院,很久未癒。胡的爪牙(忘其姓名)與朱生善,某日向朱建議曰:「腳疾如轉地療養,可見奇效,韶關有我校療養院,何不請求轉往一試呢?」朱然其說,求得學校許可,等待分批搭車前去。朱上車前,該爪牙忽來誆朱日:「我以平日言論激烈,聞將以嫌疑來捕,事甚急迫,擬請助我一臂。」朱好心慰之曰:「隻要我力能相助,無不願為。」該爪牙曰:「我想在你上車時,作為送你上車,混到韶關,再步行轉武漢去。」朱曰:「現正寧漢分裂,武漢何可去呢?」該爪牙日:「實逼處此,別無生路。」朱始慨然首肯。
不料到時,該爪牙竟帶憲兵前來,將朱捕去,誣朱是運動他逃往武漢的共產黨據疑犯,送往爛石頭坐牢。朱來信求我申冤,我將信送李,請其飭查徹究發落,終如石投海洋,久不得絲毫消息。同時,胡靖安等仗恃李之信任,到入伍生部所屬各團隊去以「據密報某某有嫌疑」為名直接抓人,送交留守總部「清黨委員會」發落;有時甚至連這些過程都不經過,直接抓人槍殺。聞蕭楚女教官當時正害肺病,已到第三期,亦被暗殺在廣州樂山療養院的病床上,至今不知凶手是誰。
他們抓人,既不告知直屬團、隊長,也不通過校本部,鬧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我迭向李反映,李但說:「他是奉校長派令來的」,不作別的表示。其實李與他們狽狼為奸,路人皆知。這時的胡靖安輩,狐假虎威,違法亂紀,整個學校都被他們弄得烏煙瘴氣,暗無天日。
我赴寧辭職,未邀麵準。回校後,見李專信胡靖安輩蹧蹋青年,以嫌疑二字被寃枉關在爛石頭與珠江船上的,已不下數千人。每接到被關害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學生來信求救,就感到異常痛恨。乃下決心,依照蔣矚「學校任何問題,可以照章處理」,對胡靖安輩的猖獗行為,不再容許,宣布以紀律製裁、照章處辦。這時李或認為與蔣共同「清黨」的願望已達目的,而他另有他的如意算盤,遂又利用我的紀律製裁來除去胡等親蔣份子而自謀。這是李陰謀由清共清汪而變為清蔣,故對我的這種做法,不加反對,以致胡等失去護身符,沒法再立足了。
在胡走後,歪風邪氣,立即停止。第五期畢業,始得按照計劃如期舉行,第六期依次升學,第七期由學生軍甄別再入伍,教導總隊改編成師,高級班、無線電班、軍用化學班等專業班亦各部署妥當。然後我辭去黃埔軍校的本兼各職。時蔣已離去國門,李則欣然許我以教導師和高級班主任黃慕鬆的新編師、蘇世安的第十八師以及在湘西湖南的陳渠珍、廖湘芸、許克祥等師編成新編十三軍,任我為軍長,實現我的願望。
我離開黃埔後,李濟琛派李揚敬來接替教育長職。對於在校已升學的第六期學生和方入伍的第七期學生,又借清黨,大事淘汰。凡李揚敬所認為不順眼的師生,不是記大過,罰禁閉,便是開除學籍。軍校章程規定,高中畢業或有同等程度的方為合格,而李揚敬則以農業訓練班的學生,有些高小尚未結業的,也整批地補插進來。這時已不隻限於清黨,而是勾心鬥角,排除異己,欲變「擁蔣」為「擁李」。自李揚敬而後,劉君實(光)、何敍甫(遂)以至黃埔軍校的告終(第七期畢業後,便無黃埔軍校隻有南京的中央軍校了),都是這樣貫串到底。有些第六期的學生和第七期的入伍生,潛逃來我軍次,勸回不肯。計自韶開、樂昌、郴縣沿途收容從廣州逃來的學生,已達二千數百人之多,隻好編為學生隊,命何浩若帶送南京中央軍校,合當時長沙武昌分校的學生,成為南京的第六期、第七期,分別修學畢業。這是六、七兩期便有黃埔本校與送南京中央軍校的不同。聞尚有逕逃南京集中杭州,被合編修業的亦有千數百人。
不久,張發奎回粵驅桂,演了一幕廣東政權爭奪戰。以後又造成廣州事變,釋放黃埔「清黨」被關的數千學生,並派了楊樹鬆接收黃埔,使李揚敬係統受到短時的清洗。接著李濟琛利用陳銘樞、錢大鈞把張發奎趕走,恢複廣東政權後,李揚敬再回黃埔,又來一次清洗,然後移交劉君實(光),最後交給何敍甫(遂)。
熊雄主任的行蹤究竟怎樣,一直到我離開黃埔,率軍北伐,達到湘南的郴、耒一帶時,忽接熊主任兄弟的來電詢問其行蹤。此時我猶以為李之對熊,不會有其他,而早已準其到法國去了。比將原電轉李,並再提及吳嵎自黃埔將熊帶交給李以後,關於熊之去國赴法情形,請直接電複其兄弟。適由廣州逃來軍次的六、七兩期學生,紛紛麵訴因「清黨」而被關坐牢的同學,種種被害寃狀,使我聞之異常憤慨。因使我連想到熊的兄弟來電,必不簡單,漸覺我以前對李的看法,未免太天真而過於幻想,以致忽視了熊對李、錢、朱等責難之嚴,是可以在李激怒之下,遭到殺害的。迄一九二八年春,我軍路過滬杭,沿途聽到熊主任於黃埔宣布「清黨」後,有人在黃花崗見其被大軍車押送該處執行槍決雲雲。此種傳聞,雖無根據,但推情度理,亦勢所必然,故敢斷言,殺熊者李、錢、朱,誤熊者實我自己。言念及此,悲憤之情,真是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以書其萬一的了。
摘自《中外雜誌》總第287期(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