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附2)——王文川憶四行孤軍八百壯士

【簡要說明】前麵說過，在流放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中國抗日將士中，有五十位來自著名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後來的著名孤軍營）英雄，他們中最後隻有三十四人得以回歸祖國。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又都歿在後來的內戰和動亂中，能夠說出流放南洋熱帶叢林經曆者，寥寥無幾。

下麵的幾篇介紹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幸存者的文章，其中就有涉及到孤軍營將士被送往巴布亞新幾內亞做苦工的經曆，故將其轉貼於此，供參考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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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川憶四行孤軍八百壯士 

【報紙名稱】文匯報  【日期】2007年8月13日  【版麵】4 

　　“四行壯士”九死一生 

 

　　隔著70載的時光長河，岸那邊，是1937年民族危亡時刻爆發的“八•一三淞滬抗戰”，河這邊，是和平年代北京二環邊的一個老樓裏，耄耋之年的“八百壯士”幸存者王文川的回憶。

 　　今年3月，老人被證實是淞滬抗戰時期赫赫有名的四行保衛戰“八百壯士”之一，而國內也僅剩下3位健在。

 　　誰都未曾料到，這個少言寡語、與輪椅相伴了37年的老人，在四行倉庫保衛戰那不眠不休的四晝夜裏，他操縱著全營最為稀有的“馬克沁”重機槍，勇猛殺敵；在孤軍營，他和戰友一同挺身捍衛民族尊嚴；淪為日本人的苦力後，他又從敵人的刺刀尖上幸運逃脫，徒步三個月尋找大部隊……

　　解放後，王文川把這一切都埋藏心底，守口如瓶大半個世紀，直到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副館長沈建中到老人家中求證時，才終於揭開了秘密。

　　塵封的記憶之閘一朝打開，回憶與思念便如決堤之水，奔湧而出。在紀念八•一三淞滬抗戰70周年的時候，讓我們靜靜聆聽這位九死一生的“四行壯士”的回憶吧。

　　

四行倉庫保衛戰 

　　

一槍一彈誓與敵人周旋到底

  

　　“我是88師262旅524團1營4連的重機槍手”，這是老人開口的第一句話，如同一個年輕的士兵在報告。幾乎從解放後，王文川就再也沒提起過往事，寂寂無聞幾十年，突然間麵對來訪者，今年90高齡的老人一時竟不知從何說起。

　　“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前，我們88師從無錫被緊急調往上海，坐了好幾個鍾頭的悶罐子車，後來在寶山路八字橋一帶和日本鬼子接上了火。”

　　1937年7月，日軍在盧溝橋製造了“盧溝橋事件”後，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8月，日軍又在上海製造了“虹橋機場事件”，並以此為借口，向上海增派了數十艘艦艇和3000多名陸戰隊員。國民革命軍陸軍第88師262旅在閘北率先向日本侵略者發起了進攻，打響了“八•一三淞滬抗戰”的第一槍。

　　回憶起初到上海時的戰鬥，王文川說：“八字橋的仗打得很苦，我們雖是精銳部隊，但裝備比日本鬼子差很多。”88師從八字橋開始，且戰且退，傷亡很大。

　　10月25日，大場陣地被日軍突破，國民黨軍隊退守滬西，許多人建議有秩序地退守經營了三年之久的防禦陣地，但蔣介石以國際聯盟開會在即，能保持在上海的存在，“可壯國際視聽”為由，要求撤退下來的三軍，在滬西倉促擺開戰場，令88師留在閘北，死守上海。88師師長孫元良接到任務後，命令隻留下一個團死守閘北，由中校團副謝晉元指揮，1個機槍連，3個步兵連，共420人留下堅守四行倉庫。

　　26日深夜，王文川跟戰友們進入了四行倉庫大樓，“一進去，謝團長就指揮我們連夜構築工事，用麻袋把所有窗戶堵死，隻留一個通向租界的口子。”王文川堅守一樓，他還清晰地記得“蘇州河裏沒有水，全是爛泥”。

　　四行倉庫是四家銀行聯營的倉庫，六層高，是當時上海少有的高樓，牆體厚實，位於蘇州河邊，由於西麵和北麵已被日軍占領，東麵和南麵是公共租界,使光複路上的四行倉庫，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島”，王文川和他的戰友們也就成了孤軍。

　　此後的整整四天四夜，王文川的重機槍槍口始終對準虹口方向，晝夜不歇地開火。那裏，正是日本鬼子在上海的大本營，“距離我們堅守的四行倉庫，很近很近”。

　　敵人火力非常猛烈，謝團長吩咐大家，要不分晝夜監視對麵的鬼子，敵人一露頭，就狠狠地打，不能讓他們*近大樓！420名官兵分布在不同樓層，各就各位，誰都不準隨便離開自己的陣地，擅離陣地的後果是“就地正法”。

　　王文川說：“為了不讓敵人知道我們的實際人數，我們雖隻有420人，但謝團長對外散布‘煙幕’說有800人，以震懾敵人。”這成為了著名的“八百壯士”的由來。謝晉元後來曾寫詩道：“八百壯士八百兵，抗敵豪情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倭奴氣不平。”

　　“我的責任挺大的，”王文川說，自己使的重機槍叫“馬克沁”，德國人製造的，“重機槍非常重，需要三個人抬，一分鍾100發子彈的速度。”

　　敵人見無法*近四行倉庫，就用平射炮、重機槍狂射，不分晝夜輪番進攻。堅守四行第3天時，謝晉元與八百壯士立下了遺囑：“餘一槍一彈誓與敵周旋到底，流最後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當代價。”

　　“謝團長說了，人在陣地在，這裏就是我們的墳墓！”說到這裏，老人突然停下，傾刻間已是泣不成聲，他顫抖著伸出雙手擦拭淚水，沉默良久才繼續道：“團長都沒打算活著，我們也都沒想過可以活著出去。大家都沒一點怕的意思，我的腦子裏就是一個‘死’字”。

　　麵前沒有牆的掩護，而是用一麻袋一麻袋糧食壘成的掩體，被打死的戰友直接摞在上麵，掩護活著的人。餓了，就抓一把生糧食塞進嘴裏；渴了，就喝用來冷卻重機槍的循環水——這畢竟是熱水；困了，就*在掩體上打個盹。“沒怎麽停下來過，晚上，我聽著瞭望手的指揮，指哪打哪。”

　　

“老劉倒下，我繼續射擊”

 

　　老人不善言辭，經常一句話之後，便陷入沉默。而激動起來，那雙曾經扣動重機關槍扳機的雙手，不住地前後搖動輪椅，著急讓我們聽懂，卻苦於言語跟不上，顯得格外急切。有一句話，老人說了又說，重複了許多遍：“我是重機關槍射擊手，老劉是裝彈手，還有一個瞭望手。”

　　裝彈手老劉犧牲的一幕，在王文川心裏，永遠無法磨滅。“我打著打著，突然發現沒有子彈了，老劉怎麽不送子彈了？我喊了老劉好幾聲，老劉怎麽不言語呢？我再去一摸，手上全是粘呼呼的血，老劉的腦袋已被打開了花，這麽活生生的一個人，轉眼之間就沒了”。敵人的這一槍，本來瞄準的是王文川，要首先打掉他這個陣地要塞的重機槍手，沒想到子彈射歪，命中了老劉的頭。“看到老劉死了，我已經打紅了眼了，繼續扣動扳機，腦子裏什麽都不想了。”老劉倒下，迅速有其他戰友上來為王文川繼續裝子彈。

　　一營營長楊瑞符的日記裏，記錄了戰鬥的慘烈：“日軍用探照燈照亮西藏路，以猛烈的機關槍封鎖路口。十時許，敵火力更猛了，以平射炮及重迫擊炮向四行倉庫猛轟，最激烈時，每秒鍾發炮一響……”

　　八百壯士抗擊十倍之眾的日軍，也讓世界刮目相看。時任英國駐中國司令員史摩萊說：“我們都是經曆過歐戰的軍人，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比中國‘敢死隊員’最後保衛閘北更英勇、更壯烈的事了”。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寧願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那首當年膾炙人口的《八百壯士歌》，王文川至今仍能放聲歌唱。

 　　

含淚撤出四行倉庫

 

　　距四行倉庫不遠的租界內，有兩個巨大的儲氣罐，日軍在無法戰勝孤軍的情況下惱羞成怒，威脅租界當局：“如不采取行動逼走孤軍，將不顧租界安危，采取極端手段對付中國守軍。”

　　租界當局隻好逼迫中國政府停火。消息傳到孤軍，謝晉元“極感驚異”，並且痛心不已：“全體壯士早已立下遺囑，誓與四行最後陣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義，但求死得其所！”

 　　英軍當時答應“負責掩護孤軍撤退”，使“孤軍由租界到滬西歸隊”，國民黨政府還派人勸說孤軍配合英軍。31日淩晨1時，謝晉元組織部隊開始撤退。可是，日軍想把孤軍置於死地，在越過敵人封鎖線時，部隊遭到了猛烈掃射，5名戰士犧牲，20多名官兵負傷。當孤軍全部撤入中國銀行倉庫時，租界當局又以日方幹涉為由，要求孤軍繳出武器，遭到了官兵拒絕。在相持了兩個小時後，終由謝晉元下令把武器交英軍代管，全營官兵進入公共租界。王文川說，當時大家都含淚撤離，“本來打算把命交代在四行倉庫的，走出四行倉庫，我非常懊喪，槍也被萬國商團收繳了，軍人沒有了槍等於沒有了生命。”

    　那時的王文川或許有所不知，八百壯士孤軍浴血奮戰四晝夜，犧牲了14人，卻給日軍以重創，共炸毀敵人坦克3輛，重創1輛，斃敵200多人，傷敵不計其數！

　　而曆時三個月的淞滬會戰，則在軍民拚死抵抗之下，令日軍傷亡9萬多人，損失飛機200多架，艦船20餘艘，使日軍被迫轉移戰略主攻方向，“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白日夢宣告破滅，八•一三淞滬抗戰成為中國走向全麵抗戰的轉折點。

　　

身陷孤軍營

 

　　“我們坐汽車被運到膠州路孤軍營，馬路兩邊是歡送我們的老百姓，敲鑼打鼓喊口號，我們也很激動。”王文川說。到膠州公園後，孤軍即被鐵絲網圍在一個約15畝大的空地上，由租界的白俄士兵監守，不許走出半步。上海市民稱這裏為“孤軍營”。

　　“本以為撤出之後能馬上投入新的戰鬥，沒想到卻和戰俘差不多了。謝團長也很難受。”“八百壯士”撤入租界後，國民政府軍事當局曾以孤軍忠勇抗敵，為國爭光，特電犒賞，獎勵全營官兵各晉一級；謝晉元授上校團長。

　　雖然身陷孤軍營，可官兵們並沒有因此而消沉。“謝團長鼓勵大家學文化、學技術，把身體鍛煉好了，有朝一日重返戰場”。

    　在孤軍營，謝晉元帶領戰士們平整場地，自蓋營房，建起了禮堂、宿舍、廚房和籃球場、排球場和足球場。不久，又開辦了製皂、織襪、織毛巾等工場，開設了汽車駕駛等專業技能培訓。他們把孤軍生產的產品打上“孤軍營”的商標送出去賣，受到了上海市民們的踴躍歡迎。孤軍的生產收入除用於補貼生活外，全部拿來支援抗戰。

　　“我們謝團長是真正的大英雄，大好人，他是廣東人，黃埔四期的，為人仁厚，作戰勇敢。他對我們當兵的特別好，就像待他的兒女一樣，但他對我們訓練要求也很嚴的。”

　　王文川記得，全營每天4點半就起床，5點準時出早操。雖無武器，照常操課。學文化的時候，士兵們還被編成小學、初中、高中三個班級，有算術、常識、曆史、地理等學科，愛國教育則是孤軍營裏每天的必修課。團長還讓大家組織了籃球隊、排球隊和戲劇組，開展文體活動。

　　在當時上海人的心裏，抗戰時期上海有兩件家喻戶曉的美談：一件是四行孤軍英勇抗日的事跡；另一件是上海同胞對“八百壯士”的衷心愛戴和熱情關懷。曾到過孤軍營的上海市民，至今還為他們的自尊自強、堅定勇敢、嚴守紀律的精神所感動。

　　被八百壯士的精神所感動，上海市民紛紛向官兵們饋贈各種慰問品，為士兵代寫書信，拆洗被褥，演出文娛節目，進行友誼球賽……各所大學還派教師來營義務授課，雲飛、祥生等4家出租汽車公司派來技師培訓司機，並提供教練車和油料。還有人因痛苦和迷茫到孤軍營找答案，當時有報紙記載道：“每天人來人往，好像信徒們湧向聖地。”孤軍營最多時，一天接待數千人。

　　“複旦大學的李老師教我們學文化、技術。”沒念過幾年書的王文川在孤軍營不僅學文化，還學會了織襪子、製肥皂、吹口琴。

　　“籃球怎麽說？”王老的女兒問老人。

　　“basketball.”

 　　“足球呢？”

 　　“football.”

　　時隔70年，老人仍舊對學到的英文記憶深刻。

　　“我還有架舊照相機，拍了好多訓練娛樂的照片，還有謝團長和外國人打網球的照片。謝團長很高興，慢慢地和我的接觸也多了起來。”在謝晉元孤軍營時期的日記裏，也記錄了王文川的點滴。其中提到過王文川喜好攝影，一次他的照相機壞了，托前來慰問的民眾帶出去修理，回來後卻被白俄士兵扣下，因為日本鬼子特別害怕“八百壯士”的照片見報，後來，謝晉元出麵，費了好大勁才幫王文川討回相機。

　　老人回憶說，當時，在不許升旗的禁令下，謝晉元每天帶領孤軍舉行“精神升旗”——遙望旗杆頂，行舉手禮。1938年8月，為紀念“八•一一”出師和“八•一三”抗戰雙周年，謝晉元與租界工部局再三交涉要在營內升國旗。“可11日那天，我們剛剛把旗子升上去，白俄士兵就衝了過來，我們手無寸鐵，隻得挽著手抵抗，結果死了4個人，100多人受傷。謝團長也被抓走了。”為了抗議，王文川和戰友們絕食3天。上海市民聽說這個消息，連日抗議罷市。“外國人被迫讓步，允許紀念日可掛旗，但那個旗杆被截去一節。”

　　而王文川永遠忘不了1941年4月24日那一天，他親眼目睹謝團長遇刺。“早上5點多，大家出早操，有四個人來晚了，謝團長上前問‘為什麽這麽晚’，這四個人卻突然掏出匕首，一起朝謝團長刺去，沒等我們醒過神來，謝團長就倒下了。”提起謝晉元一聲沒吭就倒在血泊中的慘景，王文川再度掩麵而泣，無法成語，很久很久，老人才緩緩吐出一句話：“那年他才37歲啊！”殺害謝晉元的四個人都是王文川的戰友，可當時已被汪偽政府收買，“這四個叛徒、漢奸！”

　　

逃脫奴役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為真正的孤島。

　　12月28日，日軍突入孤軍營，將手無寸鐵的孤軍全部押走。被困了四年有餘的謝晉元的隊伍又淪為日軍的戰俘。不久，日軍將孤軍分別押解到孝陵衛、杭州等地做苦工。王文川則被送到安徽蕪湖裕溪口裝卸煤炭。

　　“日本人看著我們抬煤。鬼子挖中國的煤，挖足了1000噸就用大船裝走運到日本。我們就不好好幹，反抗、逃跑。”在老人的記憶中，除了謝團長和送彈手老劉永誌難忘，還有一位，就是裕溪口當地的一個農民。王文川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一天，這個老鄉偷偷問王文川：“老王你想回家嗎？”“想啊！”老鄉告訴他，晚上藏到他家茅草屋的頂棚上，趁日本人不備就逃跑。晚上，王文川照這老鄉的話去做，日本人收工點名時，發現少了一個人，於是用刺刀向頂棚上凶狠地亂刺了一陣，差一點刺到躲藏在裏麵的王文川。終於，趁鬼子不備，王文川撒開雙腿跑了出來。“如果日本人查出來，這老鄉全家人的性命就沒了！他用他一家三口人的性命，保護了我的逃亡。”這救命之恩讓王文川永生難忘，“可是後來我再也沒機會報答那個老鄉了。”

　　從蕪湖逃出來，王文川一路討飯，一路打聽，憑兩條腿，整整走了3個月，終於到達了重慶大坪的國民黨散兵收容所。“路上的老百姓、農民都很同情我，給我飯吃。”王文川說，要飯也必須看清楚人，如果遇到漢奸，就會再次把他抓走。

　　此時，四行倉庫保衛戰和八百壯士已經威名遠揚，重慶的官兵聽說王文川是從四行倉庫保衛戰出來的，都十分敬佩他，因為四行保衛戰已經成為“打硬仗”的象征了。

　　根據資料記載，在蕪湖裕溪口裝卸煤炭的八百壯士，幾乎全部逃脫成功，隻有1人中彈身亡，團副雷雄在率眾去重慶的途中不幸病故。1942年，日軍還曾從老虎橋俘虜營調出1000餘名戰俘到南洋做苦工，其中也有數十名“孤軍”戰士，他們在炎熱、饑餓和瘟疫流行的折磨下做苦工，最終，三十幾名“孤軍”隻有十餘人幸存下來，1946年10月隨同其他俘虜，回到上海。

　　在投奔重慶散兵收容所的幾個月後，王文川被調到北京的國民黨陸軍總院做了一名軍需官，並結婚育子。解放後，王文川留在了北京，成為機械廠的一名普通工人。

　　

半世紀的秘密

 

　　王文川有5個子女，如今都已年過半百，說起父親這段經曆，他們紛紛搖頭：“他從來沒跟我們提起過，隻記得‘文革’時候父親經常被叫去寫材料。”

　　大半輩子沒吐露過的秘密，直到老伴今年2月臨終前，才被兒女們發現。老人的女兒拿出了一張珍貴的老照片。這張一寸大小的泛黃照片上，王文川20出頭，一頭烏黑整潔的頭發，濃粗的眉毛，英俊而肅穆，能看到一直扣到脖子根的土黃色的軍裝領子。“文革”時，王文川擔心這張國民黨的軍裝照引禍上身，所以用剪刀齊著脖子剪裁了照片，變成了大頭照，可軍裝領子仍然依稀可辨。

　　“我老家是安徽壽縣，從小日子很苦，十幾歲時還光著屁股，後來又遭了水災，實在過不下去了，十五歲那年就跟著兵販子參了軍，為的就是能吃頓飽飯、穿上遮體衣服。”老人說。

　　因為自己曾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名士兵，“文革”時期，王文川怕遭受迫害，一直將自己的這段曆史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即便被逼迫寫材料，也隱藏著許多秘密。謝晉元頒發給他的很多獎章，王文川也都在“文革”期間偷偷把它們砸碎、掩埋了。女兒王秀英說，父親至今還吃不準自己的身份和經曆，不知道該不該說。

　　37年前的一次突發腦溢血導致癱瘓，使王文川再也離不開輪椅。在許多人眼裏，這位老人就是一個少言寡語、癱瘓多年的退休工人，誰都不知道他的過去。直到今年3月，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副館長沈建中親自來京，才為老英雄驗明了身份：王文川正是當年的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之一。

　　而深埋心頭的秘密被發現後，女兒們發現：一向少言寡語、脾氣不好的王文川變得格外“柔弱”起來，“愛哭鼻子，剛開始回憶的時候，一提起來就哭，現在已經好多了。”

　　如今，老人在兒女們的陪伴照料下，每天過著有規律的生活。女兒王秀英說，老人早上一定喝牛奶，“肯定是解放前在孤軍營裏麵養成的習慣，到現在都喜好麵包、果醬，而且很能吃”。每天王文川都會讓女兒陪著到公園鍛煉，雙手扶著把杆悠蕩身體。“午後，我們要想歇一會，就給他放台灣拍的電影《八百壯士》，兩個多小時，他會兩眼使勁瞪著電視看，總能安靜地從頭看到尾。”不過，老人說，“電影差不多都屬實，可也有些對方不對勁”。在這部台灣1975年拍的《八百壯士》裏，林青霞扮演女童子軍楊惠敏，泅水渡河，把一麵國旗送到了四行倉庫，老人說：“那時我看到的蘇州河是幹的，裏麵全是爛泥，遊泳過河送來國旗是不對的”。

　　至今，王文川對日本侵略者仍然恨之入骨。女兒說，小時候，他們幾個孩子如果做錯了事，父親會在盛怒之下，嘴裏蹦出“亡國奴”、“奴隸”這樣刺耳的字眼，作為最嚴厲的訓斥。

　　“我們從小就很怕父親。”王文川對子女的要求很嚴，是一派軍人作風：穿衣服不能敞胸露懷，所有扣子必須係上；吃飯時不能說話，家長沒上桌，孩子不能動筷子。女兒們說：“現在終於理解了父親為什麽這樣。”

 　   四行倉庫，在上海婦孺皆知，八百壯士堅守四天四夜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而誰能知道，當時那個20歲的安徽士兵王文川，四晝夜裏，寸步未離自己的重機槍，根本沒來得及看上一眼這塊陣地，甚至從四行倉庫撤出的時候。

　　“我從來不知道四行倉庫的外貌！”老人對此“耿耿於懷”的同時，也充滿了向往：“到底要看看四行倉庫的裏裏外外是什麽樣子。”

　　“一定要去謝團長的墓地！”采訪即將結束，眼淚卻再一次溢出了老人的眼眶，老人顫抖著用左手從輪椅坐墊下摸索出一塊手絹，右手緩緩摘下眼睛，使勁地卻無聲地抹掉眼淚。女兒替他把話說下去，“給謝團長的墓獻上一束花，鞠上一個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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