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下放到下崗——文革知青一代命運的終結

 

        上山下鄉運動隨著改革的開始而結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難卻並沒有隨改革的深入而終止。在毛澤東的革命時代，這一代人未滿二十歲就被過早地驅入社會，經曆農村生活的艱辛。在鄧小平激活的改革年代裏，這一代的許多人在四十多歲時就被迫下崗，人在中年便過早地退出事業發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艱難。這一代人是毛的革命的棄兒，鄧的改革卸下的包袱。

        然而，對這一代人不幸經曆的認真理解或誤解才剛剛開始。在上山下鄉被毛澤東政治化了的1960年代末和70年代，沒有人能公開陳訴知青的苦難；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以文學化的形式對自己一代人下放的經曆進行了心酸的描述，給予上山下鄉運動以辛辣的批判。進入1990年代，對知青一代人經曆的理解走向了學術化，但卻是詮釋的歧異化。劉小萌在其關於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鄉是場積弊叢生的運動，對知青是場強加的災難，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消極後果。而司養眼則認為知青下放給農村帶來了新知識、新觀念和新作風。知青們與村幹部打交道的作風，包括同村幹部爭吵甚至動手打架，對農民有著積極的影響，對農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積極的意義。麵對大量回顧展的舉辦和文獻片的播放而紀實性地重現的知青生活，楊帆呼喚要為這一代人「爭一個公道」。但對孟繁華來說，這一重現隻是一些已成為當代社會精英和掌握了話語權力的前知青的「懷舊」。在他們那裏，「回憶、懷戀往事成了青春的證明，苦難變成了資曆，想象中的田園風情變成了抵製今日時尚的依據與信念」。

        無論是理解還是誤解，迄今對知青一代的關注主要還是在他們上山下鄉的艱難經曆。顯然這一關注需要被延伸入改革時代，因為他們之所以成為一代人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都上過山下過鄉，還因為他們在改革年代都有著相同的艱難遭遇，而審視改革中的遭遇反過來更能加深對他們上山下鄉苦難的理解。為甚麽這一代人會率先下崗？為甚麽他們在下崗後難以再謀一正當職業？為甚麽他們難以應對改革的變動？為甚麽他們難以從改革的政策受益？沒有下放，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改革中不會過早下崗；而正是下崗，他們下放的負麵影響才深遠地顯示出來。下放和下崗，這一代人的兩種命運體現了從毛澤東革命到鄧小平改革兩大時代的轉換。從下放到下崗，這一代人的命運更多地體現出人民共和國不幸曆史的延續：他們過去的苦難正成為他們今日困窘的泉源。

  一、界定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大體包括1947-59年出生於城鎮、並於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鄉的1,647萬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們大約構成中國城鎮1.2億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鎮人口增至2.06億時，他們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鄉的12年裏，他們構成同年齡約2,700多萬城鎮學生人口中的61%。他們是城鎮同代人中的大部分；並且從60年代至90年代他們一直是城鎮人口中一個不小的群體。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鄉高潮中，他們中的715.68萬去了農村，以年齡較小的初中生為主體，包括大部分老三屆初、高中生和69-72屆的初中生。在1973-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們有858.66萬人去了農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為主體。當上山下鄉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聲時，生於1950年代末的青年剛走出高中校門，他們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農村。與許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農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農村的知青下鄉時間短、安置條件也好些，但他們畢竟也下了鄉。「下過鄉」是這一代人共同擁有的經曆。

        文革也是這代人的共同經曆。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這一代人正是小學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學生。紅衛兵的運動使這一代人不僅在學校批鬥自己的老師，並且還走上社會參加串連、抄家、奪權和武鬥。盡管有不少人沒有、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沒能加入紅衛兵，但他們並未能躲開紅衛兵運動的時尚、語言、音樂、文化、甚至歧視與迫害。這一代人是因文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無論歡喜與否，以紅衛兵運動為中心生活的文革經曆把這一代人捆綁在一起。

        這一代人都接受過毛澤東思想主導的革命教育。爬雪山過草地的紅軍、為新中國犧牲的劉胡蘭和董存瑞、毫不利己的雷鋒、民族大義的文天祥都曾是這代人課本裏的榜樣。榜樣留給這代人的是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還有一些傳統的忠孝仁義。革命教育使這代人願意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一項大於個人的偉大事業，使他們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於西方的學者曾稱這代人為「毛的孩子們」。即便改革已改換了中國人的人生目標，但獻身偉業的理想仍活在知青一代許多人的心裏。而被西方學者稱為「鄧的一代」的知青之後一代，顯然缺少這種理想主義。

        在知青一代之前還有過約150萬的文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間下了鄉或去了建設兵團。他們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雋那樣獻身農村的典範，但更多卻是在沒考上高中或大學而成為「社會青年」後被動員下去的。他們也大多接受了毛澤東的革命教育，且上山下鄉時間更長、經曆更苦，但他們與知青一代人沒有相近的文革經曆。當文革的知青一代隨紅衛兵運動狂熱地從學校向社會革命造反，文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則在造反要回城。這兩部分知青也沒有相似的下鄉後心理經曆。從招工、招生中，文革的知青一代還看得見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對這一代的大部分來說有「下鄉鍛煉」的性質。但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鮮有正當途徑回城，招工、招生不對他們開放。因此，「下放」對他們來說更是一種「移民下鄉」。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為一代人，還在於「下放」是他們共同沒有選擇的命運，但對文革前知青「下放」更是個體而非一代人的命運。

        與下鄉知青一代同齡的，還有更大數量的生於和成長於農村的回鄉知青。自從1955年毛澤東把農村的「廣闊天地」劃給他們「大有作為」之後，「回鄉」便成了他們沒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學之後的唯一出路。中國1958年的戶籍製度和爾後的城市招工製度、糧油布棉的定量供給製度和旅店的身份證介紹信製度，更是堵死了農村青年合法滯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毛澤東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為地分割了中國的城市與農村，歧視了農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們的農家出身政策性地化為他們天生的缺陷，迫使他們以農村生活為永遠的歸宿。與下鄉的知青一代相比，回鄉知青有更多的艱辛與憤懣，但也有不同之處。對下鄉知青來說，城市生活是他們理所當然預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們失去了應有的人生；但對於回鄉知青，務農是他們被強加的命運，而城市生活是他們可望而不可即的夢。同樣是在農村，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的心理創傷並不一樣。

 
　二、不完整的教育

知青一代雖有蔡立堅那樣去杜家山當新社員的榜樣和北京紅衛兵曲折等去內蒙與牧民相結合的前驅，但把上山下鄉變為一代人的運動卻是毛澤東的旨意。毛有讓城市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思想，然而這場運動的根本意義在於以農村的空間解決城市積年成災的就業問題；此外，在開始時它也是為把武鬥尾聲中在城市遊蕩而成為社會麻煩製造者的紅衛兵中學生掃地出城。這場「再教育」運動是知青一代和整個中國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將上千萬的城市知識青年經年地下放在農村，不啻於把他們往農民的水平拉齊；使這代人在學時數量和知識結構上隻擁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1966年8月開始，當這代人在中學和小學「停課鬧革命」時，他們中沒人意識到不完整的教育將從此陪伴他們終生。他們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而向所謂舊教育製度造反，但當他們批鬥老師和毀壞教室時，他們摧毀的是共和國經年才建立起來的正規教育秩序。因此當1967年10月中共中央號召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時，「複課」實際上已沒有可能。學校裏缺乏複課的物質條件，老師們難以在批鬥過自己的學生麵前重執教鞭。更大的問題是，除了政治性文件以外沒有知識可學。中央要求複課的主要任務是學習毛主席的著作、語錄與文革的文件，批判資產階級教科書和教育製度，在此同時安排一定的時間複習數學、物理、外語和必要的常識。可正規的課程已在紅衛兵對「智育第一」的譴責中被批判，革命化的課本還沒編出來。而自毛澤東於1966年5月為教授和專家冠以「資產階級」之後，知識分子已成賤民，擁有知識已成罪過。在這些條件下，即使複課也難以學習正規知識。因此當老三屆從1968年末率先大規模下鄉時，他們擁有的隻是不完整的教育。
　　老三屆走了，但毛澤東式對知識的鄙視仍在學校中繼續。1969年中央教育部門在批轉一份農村教育的報告時，認可了農村中學隻應有五門主課：毛澤東思想、農業基礎知識、革命文學與藝術、軍訓、勞動。這種課程設置不單貶低了學術知識，更把農村青年的視野限製在「農業基礎知識」上，這無疑是對他們持續的歧視。然而，中央教育部門卻將這種課程設置作為中國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廣。當城裏的青少年在1969年和1970年升入中學時，他們得有這五門課，再加一門顯示城市人高貴性的主課：工業基礎知識。實際上，由於要經常去工廠、農村、部隊學工、農、軍，他們也沒能中規中矩地學這六門課。正如他們中的一位指出：「我這個六九屆的初中生，其實也就是小學水平。隻在初中的教室裏坐過三個月。」不幸，1969年和1970年的初中生正趕在上山下鄉運動的浪尖，大多數被下放「一片紅」大潮卷去了農村。
　　1970年之後的中學生曾一度有過正規化教育的希望。1970年開始的城市高中普及為正規化提供了製度的基礎，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老百姓對毛澤東革命的希望幻滅，1972年的尼克鬆訪華和西方國家紀錄片的上映更使中國人為國家的落後感到震撼。在這種背景下，革命化教育失去了魔力，而正規化教育在學者的吶喊中、官員的支持下、人民的呼喚裏開始回潮。但回潮很快在毛澤東主義的激進政治家們攻擊下化為泡影。1973年激進政治家們以招收「白卷英雄」張鐵生入學而將勞動淩駕於知識之上；以支持尚未懂事的小學生黃帥的「反潮流」而將師生秩序摧毀；以馬振扶公社中學一個女生英語考敗後的自殺而對其校長和老師的審判將教育紀律破除。伴隨著他們的一波波攻擊，1973-76年中許多中學的門窗再度被毀，正規教育煙消雲散；毛澤東式對知識的鄙視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中被推向極端；而學生中流行的則是「不學ABC，照樣當接班人」。當從這種環境中畢業的高中生在1973-77年間大批下鄉時，他們有著過多的畸形政治知識，過少的正規基礎教育。
　　然而，當田野取代了課堂，經年的勞動取代了文化，知青們既有的科班知識也隨之從記憶中褪去。1971年，張鐵生在插隊三年後被選為生產隊長；1973年張在被農民推薦為考生後參加了文革中唯一一次並因他而最終流產的大學入學考試。張的數學考了61分，語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學考了6分。顯然張鐵生在農村勞動中表現很好，然而他的成績卻鐵一般地說明：下放使知青一代連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無法保住。不過，並非每個知青都最終失去了完整的教育機會。1970-76年中國的大專院校總共招收了94萬基於推薦製的工農兵學員，其中知青學員的人數在1973年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後有很大增長。1974-76年知青入學的平均比例是大學、中專和中技招生總數的25.1%。如果把這一比例視為1970-76年知青入大學的比例，那麽工農兵學員中當有23.6萬左右是來自農村的知青。但實際上知青在1973-76年間上大學的比例要高一些，再加上一些知青在回城或當兵後又被推薦，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約30萬人入了大學門。
　　1977年恢複高考後，1977-79年有43.9萬知青從農村考入大學。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的知青，中國大學裏1977-79級中可能約有55萬是知青一代人。1979-82年中國電視大學招收了36.22萬全科生；1980年中國政府允許函授大學和夜大學頒發大專文憑後，函大和夜大在1980-82年間共有16.81萬學生。如果以電大的學生年齡分布為基準，那麽1979-82年的電、函、夜大共計53.03萬的學生中約有62%或32.88萬在20/23至32/35歲，即在知青一代的年齡範圍裏。鑒於知青隻曾是其同齡城市學生人口的61%，那麽可以認為知青一代約有20萬人是這幾年電、函、夜大的學生。工農兵學員製在1976年之後終止，1980起大學也隻從應屆高中招考學生，而1982年之後20歲上下的小青年成了電、函、夜的主要學生。從1982年到90年代中，知青一代仍有些人讀了電、函、夜大和正規大學辦的大專班，但可能不會超過10萬人。從1970年起的工農兵學員到1977-79級的大學生，再從1979年起的電、函、夜大和大專班拖拖拉拉進入1990年代，知青一代人按寬鬆的估計大約有115萬最終受過高等教育，而另外的1,532萬除了約50萬人在文革中上過中專、中技外，隻能永遠擁有不完整的教育。
　　問題是，隨著改革的開始，教育水準變得日益重要，大專的文憑成了晉升的依據。1979年中國政府開始把教育程度作為基層以上提拔官員、企事業領導的一項指針，而1983年幹脆把大專文憑作為提拔的一項基本依據。這種提拔政策無疑對中國各階層領導的現代化富有意義，但它卻無視曆史，把知青一代人下鄉的苦難化為了他們後天的缺憾。盡管這一代的1,500多萬人依然年青、有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和良好的工作表現，但如果沒有大專文憑，他們永遠登不上晉升的階梯。隨著改革的深入，至1980年代中期，高水平的教育成了每一種正當職業的基本要求，就連服務性行業也不例外。1990年代中期，北京一家茶葉店要求應聘者不但要年輕，粗通茶文化，還得懂英語。鄧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換了毛澤東的革命社會的目標，而在這改換裏，知青一代下放的「積累」變成了無用的資曆。麵對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變化的節奏，知青一代缺乏應變的基礎，成了改革社會中「沒本事」的人。最慘的是這代人約有一半是66-72屆的初中生。在14-17歲之間，他們以大致小學的教育程度去了農村；而在40歲左右下崗後，他們成了褓姆、攤販、鍾點工、飯店服務員。不完整並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們無法競爭改革帶來的新機會，而改革前進時他們下了崗，被拋在後麵端盤、練攤、搬煤氣。
　
  三、耽誤的社會生活

不完整的教育並非知青一代在改革中僅有的困窘，被下放耽誤了的社會生活也讓他們在改革年代格外艱難。當他們在1966年造反中把中國社會搞得天翻地覆，沒有人會想到他們所預期的生活將要等到社會秩序的重新建立。而這一等就是十多年，以致於他們成了「耽誤的一代」。不少人從鄉下回城時已年近三十，戀愛、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誤了。即使1977年開始的高考讓一部分人搭上了通往大學的末班車，可他們的教育也已經被耽誤過了。當30歲的老知青和17歲的應屆高中生同坐進77級的教室裏，沒有甚麽比這更能提示知青一代的正常化生活從一起步就已不相稱地晚，要趕上改革的時代更倍加吃力。
　　下放至少使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耽誤了五年以上。在1,647萬知青裏，有些人下放兩三年後便因優秀的勞動表現或父母的「後門」而被招工招生征兵，但更多的人在鄉下待了五年或更長。在1978年上山下鄉已進入尾聲時，農村仍有860萬知青。他們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別是200多萬待在已由建設兵團改為國營農場的知青和大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團是國營企業，從下去第一天起兵團知青就已是國家職工，因此他們很少能以「招工」這一知青上調的最主要途徑回城。而作為文革前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孩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無望的一群。毛澤東說他們「可以教育」也許是給他們革命的機會，但也不啻於把他們劃成歧視的對象。毛澤東認為階級敵人約不超過中國人口的5%，而在上山下鄉的初期，「階級敵人」的子女在許多地區占了知青總數的15%，在晚期則為30-45%不等，通常是後插隊的知青已回城他們仍在農村。但不管下放時間是長是短，1970年代末上山下鄉結束後，許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認識到：下放是他們年華的浪費，因為他們並沒有改變農村。他們走後，農村恢複了其慣有的寧靜，多出的卻是知青同伴和戰友的墳塋。
　　無論對下放感到痛苦還是無悔，大部分知青的戀愛生活肯定被耽誤了。在上山下鄉運動的早期，知青大多還隻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義或領導的阻止使他們大多沒能談戀愛，因為考慮「個人問題」意味著小資產階級情調和革命意誌的衰退。當下放把他們拖入20多歲時，對永遠留在農村的恐懼阻止了他們談戀愛。國家沒有法律或政策不準知青談戀愛，但當招工、招生、征兵從不招征已婚知青時，人人都懂得結婚意味著在農村過一輩子，而不想這樣過一輩子的不僅不能結婚，最好是連戀愛也別談。但不談戀愛使許多知青在回城後仍是單身，或已超過了婚姻的最佳年齡。1977年，黑龍江省有30多萬知青已超過了國家提倡的男28女25歲的晚婚年齡，70萬尚未回滬的上海知青中90%人也已在晚婚年齡之上。他們都為等待回城而沒有結婚，而法定的婚齡隻是男20女18歲。當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時，連在中國做婦女研究的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與賀蕭（Gail Hershatter）也發現：知青的回城為城市帶來了「一個大量、大齡、單身、不滿的群體」，並造成了城市大齡姑娘的大批「過剩」，因為這些姑娘已在農村耽誤了婚姻最佳年齡。1983年上海有12.7萬30-39歲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萬30歲以上的單身男女，其中約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齡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矚目，以致連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級地方黨組織做好「紅娘」。
　　在鄉下沒談戀愛的知青生活不美滿，結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至1977年，知青中已有86.1萬人、或尚未回城中的10%已在鄉下結了婚。有些人結婚是因為找到了愛情，但許多人則是對回城的遙遙無期感到絕望而結婚，或難以忍受艱難而找個相依的伴，有些結婚則幹脆是因為再不結婚就年齡太大了。但知青的結婚不是對人生的讚美，而是對生活的懲罰。無論知青與知青還是與農民結婚，結了婚就等於物質和精神上受了審判：忍受農村的艱苦並且永遠沒有回城的希望，除非離婚再變成單身。因此當1970年代末知青撤退的大潮把結了婚的也連帶往城裏湧時，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這大潮衝成碎片，在西雙版納農場還產生過史無前例的五天內3,000對知青夫婦的集體離婚。但回了城並不意味婚姻可以保得住。當1980年中國政府頒布的《新婚姻法》把「愛情」第一次法定為中國人婚姻的基礎而使離婚變得簡單後，回城知青的離婚案迅速增加，促成了改革開始後中國第一次離婚潮。韓起瀾與賀蕭對改革以來中國婦女離婚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離婚，不僅知青與他們的農村配偶離婚，甚至是知青夫婦也離婚。這些離婚導致了許多不幸，以致於中國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討論和對現代「陳世美」的批判。對於沒有與農村配偶離婚的知青，鄉下成了他們永久的家。當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個代表團去訪問因已婚而留在吉林鄉下的上百名「留鄉知青」時，隻有這些知青的口音才提醒代表團他們曾是「上海人」。
　　然而對1970年代末大撤退的知青來說，回城不是他們既有耽誤的結束，而是新一輪耽誤的開始。1970年代末中國人口已達10億，使國家與社會承擔著不堪負荷的壓力。1979年，當一大批高中畢業小青年無處可去時，800萬鄉下老青年已趕了回來，使城市的待業青年達到了1,538萬。與1977年前大體按國家計劃額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發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國城市的勞動力市場無法在短期內容納如此大量的新勞工，可「待業」絕不是大撤退知青的期望。他們已經在農村忍受了多年艱難，並且回城的道路充滿辛酸。為回城，許多人冒著被拘留的危險請願、遊行、絕食、鬧事。當「病退」成為回城最可行的途徑時，幾百萬的知青或是花盡積蓄在鄉間賄賂醫生的證明和幹部的公章，或是吃上過量的藥給自己製造疾病；有人往血管裏注射汽油以惡化血檢的結果，有人吞下鉛塊以在透視中留下胃潰瘍的陰影。像十年前下放的大潮，十年後回城的大潮也沒人能擋得住，連已任黑龍江省團委副書記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訓華的妹妹也擋不住，放棄了副廳級的職務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在忍受了艱難、甚至放棄了農村和農場的職務之後，大回潮的知青要的是工作、穩定、經濟的獨立，而不是「待業」。
　　不幸的是待業之後仍然沒有福音。為增進職工的質量，1979年3月中國政府開始對此後所有的招工進行文化考核、擇優錄取。由於考核的分數取決於求職者的教育程度，結果在不少地區，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雖然分數麵前人人平等，但一旦放在曆史條件下，考核對知青一代人就成了一場不公平的競爭。正如不少的北京知青大聲喊冤：毛澤東的革命與下放剝奪他們讀書的權利，沒文化不是他們的過錯。但改革卻不能因他們而降低目標。考核擇優的原則確立後，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很多女知青發現自己最終被分配在紡織與化纖工廠幹很少有人想幹的三班倒；很多男知青則在國營、集體和街道企業裏幹粗體力活。實際上，知青一代人的一路被耽誤已把他們耽誤成城市與改革的社會負擔。1978年底上海知青中仍有74萬沒有回城。出於責任與道義，上海在1979-82年間把他們照單回收。對已有千萬人口的上海市來說，接納這些知青的爆發回城並為他們安排工作實在是不容易。其它城市或許沒有上海的人口壓力，可它們沒上海那麽多的企業，安置回城的知青也不容易。當知青的人生五年十年地在農村凝固時，中國的城市已逐漸重建了社會秩序。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過城市生活，因此他們不得不擠滿了公交車、擠煩了勞動局、擠進了廠礦，甚至像王安憶《本次列車的終點》所描繪的，擠炸了母親的宿舍、擠裂了兄弟的情義、擠破了家庭關係。毫無疑問，他們應該回城。自1960年代末當官的用權力為自己子女逃脫農村大開後門之後，對絕大多數知青來說，回城不僅是為了重過城市的好日子，也是為了討回他們的社會正義。但他們生不逢時地在革命與改革的交替之際大倒流，已被耽誤成毛的革命的陳舊遺產，又變為鄧的改革所不要的社會負擔，尚未入時便已過了時。

摘自：華夏知青網：http://www.hxzq.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