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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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主教教育回顧

(2008-09-20 05:04:36) 下一個

中國天主教教育回顧

譚永亮(聖母聖心會神父,聖神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天主教高等教育這題目,值得我們作深入的曆史研究。筆者在此隻簡略地概述中國大陸三間天主教大學的成立和停辦過程中一些重大事件和發展。正如許美德 Ruth Hayhoe)教授指出,中國正邁向大眾高等教育,並鼓勵私立高等教育,作為滿足钜大社會需求的方法,因此,基督徒大學的經驗對未來更加息息相關,這是我 們在幾年前不能想像到的。中文大學的梁元生教授也認為,如果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趨勢持繼,而且在教育界有更多的國際合作和交流,則在中國重新成立基督徒學院 或大學就不是不可能實現的夢。與此同時,多些朋友則持較懷疑的態度。 

上海震旦大學(震旦書院) 

    馬相伯(1840-1939)在蔡元培(1868-1940)和其他有改革理想的中國學者支持下,於一九零三年成立震旦學院。馬相伯,一 八四零年生於江蘇省丹徒縣一個富裕的公教家庭。在十二歲那年,他入讀法國耶穌會士在上海徐家匯新開辦的徐匯公學。在三十歲那年,即一八七零年,他考獲神學學位,並於同年晉鐸。兩年後,他出任徐匯公學校長。馬相伯擅長天文學、數學和拉丁文。他著手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就是把歐洲的科學著作翻譯成中文。一八七六年,馬相伯離開鐸職,在商界和官場開始為期二十一年的事業,協助推動自強運動。他因其職位而曾經出國到訪韓國、美國和歐洲等地。
   
馬相伯在妻子和母親逝世後,於一八九八年在上海重新加入耶穌會。五年後,即一九零三年二月廿八日,他在耶穌會的徐家匯老天文台舊址開辦震旦學院。學院最初有廿四名來自各省的學生入學。對於馬相伯而言,「震旦」(意謂「太陽從東方升起」)這名稱象徵中國的光明前途已展開,就旭日初昇的破曉。學院將專門研究翻譯中國現代化所需的西方書籍,並發展中國的大學所需要的文理科課本。一年後,學院已有一百零六人入讀,包括八名翰林院士,還有超過二十名舉人。一九零五年九月二日,清廷廢除已存在超過一千年的舉科考試。
   
震旦學院提供兩年製課程。學生學好拉丁文並專門研究一個歐洲語言——法文、英文、德文或意文。在教授們的指導下,並透過獨立的學習,學生 要發展文學以外的知識。他們有兩個選擇:文科(哲學、地理、政治、社會學、經濟,以及國際法)和理科(物理、化學、數學、天文學和自然科學)。馬相伯反對在校內討論宗教教理或傳教。雖然課程內容不同,但保存了傳統的儒家教育的師徒方式,還有在星期天舉行公開辯論,以培養批判的思想。震旦學院的一個特色,就是與改革和革命背景之間的關連。著名的改革者如梁啟超和蔡元培,都要求馬相伯教他們拉丁文,又如於右任(化名劉學裕)及其他革命者,也曾入讀震旦學院。
   
一九零四年九月,耶穌會士南從周(Francoise Perrin)神父出任學院的副校長和教務長,因為法國耶穌會士對於馬相伯以非正統的方式來辦學感到越來越不安。一九零五年八月,馬相伯辭去震旦學院校長一職,連同一百廿八名投票反對耶穌會士提出的改變而退學的學生,按他們的要求開辦一所新學院。南從周與其他耶穌會士在下一個秋天重開震旦學院。當馬相伯和離校的學生知道這消息後,便把他們的學校定名為「複旦公學」,即後來的複旦大學。「複旦」,取其恢複「震旦」之意。馬相伯運用自己在朝廷服務的關係,爭取朝廷向複旦撥款。除了教務長之外,教職員的質素都是普通的,而課程主要是準備學生加入外國公司或大學。蔡元培則力主把複旦建基於純粹世俗的價值觀之上,但事實證明是失敗的。這正如魏揚波(Jean-Paul Wiest)所指出,也許是馬相伯最終離開這所新學院的原因。身為中堅的民族主義者,馬相伯最終明白到,失去精神價值的民族主義,是不能產生一個穩固的現代國家的。這亦是馬相伯個人在忠於基督宗教和自己專長的中國文化遺產之間的內心爭鬥。
   
震旦學院在法籍耶穌會士的管理下,逐漸發展成一所成熟的高等教育學府,由最初的兩年(沒有預科課程)或三年製課程,最終變成四年製的文科及理科課程。在一九零六年,有一百七十二名學生注冊。他們不準參加任何革命活動。翌年,學院在盧家灣建成新校園。一九零九年,震旦學院開辦聖瑪利亞醫院(後來改名廣慈醫院,即現時的瑞金醫院)和醫學院,設有兩年製預科課程。一九一二年,醫學院製定了五年課程,並於一九一七年增設醫學博士學位課程。一九三四年,學院還開設一所護士學校。在中國天主教會開辦的醫院,有超過百份之七十五的醫生是震旦學院的畢業生。一九四七年,醫學院的學生人數多達二百九十人。
   
一九一七年,震旦學院改名震旦大學院,並於一九三零年改名震旦大學。一九三二年,震旦大學的四個學院(法學院、文學院、理工學院、醫學 院)已向政府注冊。同年,在幾位法籍耶穌會士自一九零五年相繼做了短期的校長後,校方委任華人胡文耀為校長,他一直任職至一九五二年。在一九三零年代,也有外籍學生入讀。一九三四年,大學有一百一十三位來自廿二個國家的學生。一九三七年,在美國聖心修女會的資助下,震旦大學增設一所女子附屬學校--文理書院。一九五二年,震旦大學的所有學院分別與複旦大學、華東師大,以及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院合併。 

北京輔仁大學(輔仁學院) 

    一九二五年,天主教輔仁大學建於北京前貝勒府。大學的名稱源自孔子的弟子曾子的話: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十二章廿四節)。
   
自從法籍的宗座代牧樊國梁(Alphonse Favier)主教拒絕清廷的要求,管理一八九八年開辦的京師大學堂(即後來的北京大學)後,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 1827-1916)接納朝廷的提議。他早在一八六九年即獲委任為同文館的總教習,而其後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合併。京師大學堂的成立標誌洋務運動的開始。繼義和團起義後,天主教會於一九零六年在北京召開第四屆地區會議,會上提出在北京開辦天主教大學的建議,但沒有實行。
   
一九一二年七月,兩位天主教華人英斂之及馬相伯致函教宗庇護十世,要求教廷支持在北京開辦天主教大學。兩人是相識已久的朋友。馬相伯曾鼓勵英斂之透過湯若望的著作來學習基督宗教,而英斂之亦於一八九五年,即廿八歲那年皈依。他們的書函沒有提及馬相伯在上海創辦並由法籍耶穌會士自一九零五年以來管理的新震旦學院。由於羅馬沒有回覆,英斂之便在北京附近的香山創辦一所私立學校,即「輔仁社」。由於經費拮據,該校於一九一八年停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教宗本篤十五世重新考慮天主教華人的倡議,並派巴黎外方傳教會光主教(Budes de Guebriant, 1860-1935)為巡閱使,來華研究他們的建議的可行性。
   
一九二零年,傳信部邀請美國本篤會(賓夕凡尼亞州聖文森會院)來開辦大學。
   
校方於一九二五年成立預科,取名輔仁社國學專修科(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中國政府於一九二七年正式承認該校,並改名為「輔仁大學」。本篤會奧圖爾(George Barry O'Toole)神父於一九二五年出任首任校長,直至一九二九年。輔仁大學開始時設立文學院,包括四個學係(中文、曆史、英文和哲學),並收錄了一百五十名學生。民國政府要求校方成立董事會,包括十五名成員:校長、副校長、大學的三位教授(兩位華人和一位外籍人士)、主教、七位司鐸,以及其餘兩名由董事會主席邀請的成員。當政府於一九二九年頒布新的私立學校規則時,輔仁的董事會重組,並包括教育家、知識淵博的政治人物、充滿活力的企業家和宗教代表,好能提昇大學的水平。
   
一九二五年,在羅馬的王老鬆(Willem Marinus van Rossum)樞機、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 1878-1958)總主教和英斂之邀請比利時籍建築師,本篤會葛裏森(Adelbert Gresnigt)神父從瑪肋索會院來北京。葛裏森神父把西方的建築特色融合到整個中國傳統建築物之內。北京輔仁大學、河北省宣化府主徒會會院以及香港華南總修院(即現時聖神修院院舍的前身),都在視覺上的顯出剛恆毅和葛裏森對中國文化的敏銳感覺。
   
一九二九年,除了文學院外,輔仁大學還發展理學院,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等學係。一九三一年,比利時籍傳教士、聖母聖心會呂滕(Joseph Rutten, 1874-1950)神父在輔仁大學成立微生物實驗室,以研究華北發生的流行性(人蝨型)斑疹傷寒。同年,他把疫苗帶到中國。他的學生張漢民曾經在震旦大學及魯汶大學攻讀醫學,進一步擴充實驗室和生物係。輔仁大學於一九二九年成立教育學院,並於一九三六年成立農業學院。由於美國本篤會的財政負擔過於沉重,於是辦理大學的責任於一九三三年轉交聖言會。
   
最近的兩份大陸出版物(一本由孫邦華著,另一本由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提供了有關北京輔仁大學曆史的豐富中文資料。上述的書刊包括曆史回顧、《華裔學誌》等學術雜誌的創辦、大學的行政、各學院及屬校的曆史,以及講師和畢業生的傳略。它們也報導學生運動的出現(例如中日戰爭期間的抗日運動)、校園生活、附屬的中小學、校友會,以及大事年表等。書中的附錄更載有曆任校長、係主任、講師和行政人員的名字、各學院學生名單及注冊日期、修生姓名,以及統計資料等。
   
在一九二零至三零年代,輔仁大學因其文科課程的高質素,以及初期對國學的重視而聞名。著名講師當中,包括陳垣(1880-1971),他原藉廣東,本身是曆史學家,於一九二九年出任輔仁大學校長至一九五二年;此外還有英千裏(1900-1969),他是英斂之的兒子,畢業於倫敦大學,以及胡適(1891-1962),他是一九二零年代傑出的中國知識份子,後來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和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講師的名單中,作家和文學評論家計有周作人(1885-1967)、鄭振鐸(1898-1958)、沈從文(1902-1988年),和台靜農(1903-1990年);語言學家有沈兼士(1886-1947)、羅常培(1899-1958)和周祖謨(1914-1995);書法家有啟功(1912-2005);科學家和曆史學家有張星烺(1888-1951)、朱希祖(1897-1944)、鄧之誠(1887-1960)、範文瀾(1893-1969)和容肇祖(1897年生);古文書學家有唐蘭(1901-1979)和於省吾(1896-1984);哲學家有張岱年(1909-2004)和朱光潛(1897-1986),以及印度學專家季羨林(1911年生)。原籍浙江省的曆史學家方豪(1910-1980)神父也曾在輔仁大學任教。他原本在聖公會領洗,但方氏一家於一九二零年皈依天主教。
   
輔仁大學在北京的曆史中(1925-1952),總共有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五名學生注冊。在其五千名畢業生當中,校友名錄的編輯們隻揀選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以及其他二百八十二位著名人物的傳記資料。大學於一九三六年開始收錄女生。很多天主教修士和司鐸也曾在輔大讀書。
   
外人對於輔大校園生活的印象,是認為它相當保守。大多數學生和講師都穿著傳統中國服裝。一九二九年,輔大成立戲劇組,曾演出多個傳統京劇劇目,例如「玉堂春」、「四郎探母」等。一個現代話劇團亦上演著名的言情戲劇及其他西方話劇,演出的包括男女演員。在體育方麵,輔大的「紫星」足球隊經常擊敗北京另外四所著名大學。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中國大陸天主教大學的時代結束。一九六三年,輔仁大學在台灣重新建立。現時在前輔仁大學的園校上,就是北京師範大學,兩所大學於一九五二年合併。 

天津工商大學(工商學院) 

天津工商學院是由河北省獻縣宗座代牧區的耶穌會士創辦和管理的。學院的原名是聖心書院。學院於一九二一年七月遷往天津時改名為工商大學。 新校園位於天津英租界馬場道。一九二三年,大學開設預科課程,共有四十八名學生。一九二七年,大學開辦工學院和商學院。一九三一年,注冊的學生人數增至六百名。一九三三年,大學正式以天津工商學院的名稱向政府注冊。
   
大學也包括一所自然博物館,稱為黃河-白河博物館或北疆博物館。這所博物館是兩個法籍耶穌會士德日進(Pierre Teilard de Chardin, 1881-1955)神父和桑誌華(Emile Licent, 1876-1952)神父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至一九三零年代初期間在華北地區進行地質研究探險的成果。法籍耶穌會士朱巴魯(Pierre Jubaru)神父是文學博士,獲委任為大學首任校長(1923-1925年),繼任人是耶穌會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神父和趙振聲神父。趙神父在比利時考獲博士學位,並於一九三七年祝聖為獻縣教區主教。一九四三年,大學為女學生開辦文學院。由於大學的學術要求很嚴格,所以學生人數不多。一九四七年,大學總共有七百六十一名學生和九十一名教授。一九四八年,大學改名為津沽大學。一九五二年,津沽大學與天津、南開和天津師範等大學合併。其後,這些高等教育學府合併為河北大學,於一九七零年遷往河北省保定,並於二零零一年慶祝建校八十周年。

 

原載:鼎(Tripod) 2006年 秋季號26卷 總第142期

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42_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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