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中國基督教通史編撰述評
陳建明
近年來，編撰中國基督教通史的問題已經引起中國學者的重視。截至現在雖然已經出版了許多通史性著作，但卻存在三個方麵的不足：1.教內作者為主，護教色彩較濃厚，缺乏有力度的教外著作；2.主要論述外國教會在中國的傳教史，對中國本土教會情況研究不夠；3.規模不大，體係不完備。上述問題都是今後新編中國基督教通史必然要跨越的。
已故湯清先生曾在《中國基督教百年史》自序中說：“遲至今日，這一最為需要、最為重要的曆史，還沒有經過係統研究，具備良好的組織，而且可信靠的全部曆史出現。”[1]卓新平先生在評述當代中國基督宗教研究狀況時也指出：中國迄今“缺乏一部貫穿古今、史料詳實、立論新穎的中國基督宗教通史著作”[2]。近年來，編撰中國基督教通史的問題已經引起中國學者的重視，認為編撰時機基本成熟的意見時有所聞。要在新時期編撰一部有份量的中國基督教通史性著作，有必要回顧過去已經出版的著作，比較其優劣得失，總結有益的經驗，以將它們作為進一步研究和著述的基礎。
所謂通史，是指貫通古今，並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麵都作論述的史書。本文所指中國基督教通史，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在內，而且是“把中國基督教史作一通論性的記敘，另外在時間上也注意到由古至今、上下前後之間的貫通性”[3]。至於專門史、區域史、派別史當然就不在本文論述範圍之內。
關於中國基督教通史著作編撰出版狀況的綜述文章，從上個世紀70年代算起，較早可見的是中國台灣查時傑發表的《七十年來中國基督教通史的研究》[3]。這篇文章提到了編撰於民國時期較早的兩本著作，一是謝洪賚的《中國耶穌教布道小史》，一是陳金鏞的《中國布道史》，但因難以見到原書，未展開討論。該書對王治心的《中國基督教 史綱》和楊森富的《中國基督教史》則做了詳細分析。然而這篇文章寫於1978年，在這之後的20多年裏，中外學者關於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各種類型的通史性著作不斷問世。隨之，中國大陸及港台地區陸續登載的涉及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狀況的文章有10餘篇(注：這些文章中，較早可見的有何桂春撰《近十年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綜述》(載《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陶飛亞、劉冰冰撰《近年國內基督教史( 新教)研究簡評》(載朱維錚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最近幾年發表的較重要的文章有：李金強撰《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及其發展》，陶飛亞撰《1949年以來國內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述評》，顧衛民撰《近年大陸的中國基督教史 研究概述》，魯珍晞(Jessie G. Lutz)撰《西方學者關於中國基督教宣教及教會史之研究》(以上均載《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1集，香港浸會大學曆史係1998年版) ，張先清撰《回顧與前瞻——20世紀中國之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載陳村富主編《宗教文化》第3輯，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卓新平撰《當代中國基督宗教研究》，劉建撰《淺述基督教在華傳布史研究的曆史和現狀》(載卓新平、許誌偉主編《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鍾鳴旦撰《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馬琳譯，載《基督教文化學刊》第2輯，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徐以驊撰《大陸中國基督教會史研究之再評介》(載林治平主編《從險學到顯學：中原大學2 001年海峽兩岸三地教會史研究現況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2年版)。 )。不過，這些文章基本上是概述中國基督教史各方麵研究的情況，兼及通史著作的編撰出版，並非專門針對後者行文。筆者則在翻閱原書、參考相關書評文章的基礎上，敘 述所見中外出版的中國基督教通史性著作，並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以期為新通史的編撰盡綿薄之力。
中外有關中國基督教(包括天主教)通史性著作，筆者見到的有如下一些：
最早出版的通史性著作是外國來華傳教士寫的。清朝結束前幾年(1907年)，加拿大傳 教士季理斐(D. MacGillivary)編輯的《新教在華傳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4]在上海出版。全書正文有677頁，另有 大量篇幅的附錄。正文分別敘述來華各新教教派，內容包括各教派在華活動曆史，宣教 、醫療、文字、教育等項事業，以及統計資料等，書末附錄有大事年表、有關傳教士傳 記和傳教方式的書目、人名索引，以及來華傳教士名錄。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來華差會史著作，並兼工具書性質。民國時期(1929年)，則有美國人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撰寫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5]問世。全書共30章930頁。賴德烈曾為來華傳教士。該書將中國曆史背景和在 華傳教活動結合起來論述，並試圖從政治、經濟、思想和宗教的角度來加以闡述，比季理斐所著更像一部通史性著作。比利時鍾鳴旦教授對該書評價頗高，認為其“大概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深入和完整的通史著作”[6]。香港李金強先生也認為該書“以近世西方教會宣教擴張運動及教會合一觀點來撰寫起自7世紀至1927年包括景教、東正教、天主教及新教先後來華宣教之千年史……為其時最具係統之中國基督通史，並為研究此 一門專史之重要參考書”[7]。該書附錄專名索引和大量西方參考文獻，說明作者治學態度嚴謹，同時也給後人研究基督教史提供了查找資料的方便。本書注重基督教差會的曆史，忽略了華人教會的活動，是其明顯不足之處。
民國時期由中國人撰寫的一部較翔實的通史性著作是初版於1940年的《中國基督教史 綱》[8]，該書以後曾反複再版。作者為王治心，福建協和大學教授。全書分22章，第1 章為導言，第22章為結論，其餘各章以時間為序，分專題論述了中國的宗教背景、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曆史、太平天國與基督教、基督教與國民革命、非基同盟與本色運動等問題。該書站在護教的立場肯定了基督教入華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積極貢獻。這“是開中國基督教通史類著作之先的一本書，自有他的地位與貢獻”[3]。該書出版後深受教會及學術界注意，並不斷再版。王治心教授“對於中國的國故極有研究，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又極純粹，他編著中國基督教史是以中國宗教思想為背景”[9]。該書沒有涉及東正教在中國的傳播活動，這是一個缺陷。
民國時期出版了三部中國天主教通史性著作。1934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德禮賢(Paschal M D' Elia)出版了《中國天主教傳教史》[10]，這是一本32開、157頁的小書 。第二本是《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劉準著，中國河北獻縣1937年版。該書已難尋覓， 筆者未見到樣書。另一本是徐宗澤神父著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11]，全書約18 萬字，首論開封猶太教，之後是唐元景教、明清以至20世紀30年代天主教，附錄有聖教掌故。該書堪稱中國天主教通史的代表之作。原載《聖教雜誌》第25、26卷中，後匯為一冊。每章後列有參考書目。引文出處為夾注，隻有書名或雜誌名，如聖心報、東華錄 、中國宗教思想大綱。
新中國成立以後至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陸因受“左”的影響，宗教活動及學術研究均未能正常開展，中國基督教的研究亦同樣如此。但此時期，中國台灣和香港則各出版了一部中國基督教通史性著作。1968年，台灣基督教學者楊森富出版了《中國基督教 史》[12]。全書共18章，4個附錄，敘述了唐代至1960年代的中國基督教曆史。作者自序中稱：“本書與王治心先生前所撰《中國基督教史綱》有一共通點，即合編新舊二派基督教的曆史於一書；所異於王著的最大地方，並不在乎史料之補充與更正，而是史學 觀點的不同。前者以基督教的觀點立論，而本書則純以客觀的史學觀點立論，這一點也是筆者差堪自慰處。換一句話說，前者係純為中國基督徒而編寫的，而後者卻是為廣大讀者而編寫的。”本書較之王治心的著作增加了東正教、邊疆地區與台灣地區、海外地 區的教會曆史，以及中華聖經翻譯史。正文中及書末的大量表格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統計資料。加之作者“在國學上有良好的造詣，又精通日文，所以能夠吸取日文方麵相關的基督教史的著作精華，並將之編寫於書中，使他的書在內容上超越了王書”[13]。該書 的不足之處是，民國基督教的篇幅較少；引資料注釋較少，且不詳細；編排不合理，如 “太平天國與基督教之關係”(第10章)排在“基督教新教之傳入及其主要的各教派”( 第11章)之前。本書所論基督教含新教和天主教。該書立場仍然是肯定基督教的積極作用。
《十字架與蓮花》[13](The Cross and the Lotus)，香港聖公會李兆強牧師著，1971 年由香港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為中國人首本以英文撰寫的中國基督教通史。全書八章，起自景教，止於新教入華後之發展；篇幅不大，隻有125頁。本書宗旨在於期望中國教會走向本色化，同時希望傳統中國文化在世界教會及文化發展中扮演 重要角色[14]。由於作者是牧師，該著具有護教色彩是難免的。
此外，1965年香港出版了周億孚著的《基督教與中國》。該書沒有采用通史體例，而是先比較儒、墨、道、釋各家思想的異同，次論述基督教對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影 響，最後才分專題介紹中國基督教的幾個發展階段。1971年，台灣釋譯出版了穆啟德(Joseph Motte)編著的《中國天主教史》[15]，時間斷限為唐朝景教至1960年代。該書為通俗性讀物，沒有注引文出處。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基督教史研究進入新的曆史階段。 中國大陸學者從單純研究反洋教運動發展為全麵深入地研究中國基督教的各個方麵，並對之作出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1981年，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16]在上海出 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在大陸出版的第一部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著作。全書35萬字， 分為15章，所記曆史，以1540年葡萄牙國王要求羅馬教皇保羅三世派遣傳教士到中國活 動為開端，結束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論述了傳教士參與西方列強的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教育活動的情況，重點分析了幾大教案、教會教育和醫療慈善事業等。1991年12 月第2版增補了《聖經》的翻譯和傳播、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兩章。2004年該書 以新的裝幀麵世，但內容沒有修訂。其優點是“從事實出發，史料大多取之於傳教士的 論著和傳記及外國人寫的傳教史，通過他們自己的行動和言論，現身說法，再以中國的記載印證，一洗不切實際的浮誇之詞，給人以信史的感覺”[17]。文末所附中外文參考書目舉要為當時中國學者進一步研究傳教史提供了查找資料的方便。“但該書成書較早 ，作者本人曾是教會中人，既有熟悉史料的優勢，也有唯恐自美之嫌，有些方麵仍深受 ‘政治批判’的傳統影響。對外國傳教士為甚麽到中國來傳教，比較多的強調了政治原因，對文化與宗教的背景涉及較少”[18]。雖然存在某些不足，但無論如何，本書填補了大陸中國近代史著作中關於傳教史的空缺，是一本奠基之作。
繼顧長聲書出版15年後，1996年5月，顧衛民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19]亦在上 海出版。所述中國基督教曆史的時間斷限為公元635年～1949年，但重點放在馬禮遜入華以後至民國時期的新教曆史上。中國近代史研究經過15年的發展，已經徹底擺脫了過去以政治史為中心的研究手法，擺脫了“政治批判”的影響和“公式化的陳述”，對中國基督教有了比較客觀的態度，並取得了眾多的研究成果。在此背景下，本書的內容和研究方法有了長足的進步。其特點是從社會史的角度闡述中國教會曆史，注重新教的“本色化”運動和天主教的“中國化”運動。對於傳教士也給予了事實求是的評價，既指出傳教士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之下強行進入中國的事實，又客觀評價了他們在西學東漸及維新、改革中起的積極作用。全書40餘萬字，史料翔實，體係建構較佳，成為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可看作一部中國基督教通史。附錄的中西文參考書目和專名中外文對照表，為讀者進一步查考提供了方便。香港中文大學梁元生教授對本書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征引相當翔實，考證細心，也持平公允，帶著實而不華的作風”[20]。本書與顧長聲書一樣，不太重視教會本身的發展和組織管理情況。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香港出版了《中國基督教百年史》[21]和《福臨中華——中國 近代教會史十講》兩部著作。《中國基督教百年史》內容豐富，約50萬字，由著名中國教會曆史學者湯清博士撰寫。全書以差會史為中心，敘述1807-1907年間基督教在華之 發展及其貢獻。本擬分兩卷，上卷記述開創和廣傳時期差會和傳教士在華傳教百年史；下卷記述中國教會逐漸成長健壯的四十二年史(1908-1949)。作者本意是在下卷完善賴德烈著作忽略華人教會的缺陷，可惜上卷完成，作者即去世，故下卷未能成書。本書的特點，一是史料十分豐富，作者曾往國內外若幹教會及公立私立圖書館搜集資料；二是注重差會和中國教會的組織發展和開展的各項事工情況。寫作手法上，第一章對中西曆 史、文化背景和基督教加以論證，第七章對中國基督教廣傳時期的各項事工、教案和中國教會的建立加以討論，其餘各章則均鋪陳史實，述而不作。《福臨中華——中國近代 教會史十講》[22](1807-1957)，由香港教會曆史學家梁家麟著，作者遵守史學規範，做到善惡必書，忠於史實。以深入淺出的筆法，把悠長的中國教會曆史精簡而有深度地刻畫出來。全書雖然隻有十餘萬字，但卻是在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吸收各家研究成果，並將自己的心得融會貫通其間。正如作者的老師王爾敏所言：本書“避免直接引括與考據辨偽的瑣碎工夫，卻能吸收資料及各家研究論斷，揀擇至當，融會貫通。建造全麵整體架構，完成一代史實的豁顯呈現”[23]。由於本書是以專題形式探討中國基督教的演變史，從體例上看還不是一部結構完備的通史著作。
據鍾鳴旦教授介紹，西方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有若幹部新通史麵世。一部是 拉爾夫·R·卡維爾(Ralph R.Covell)著的《孔子、佛陀和基督：中國基督教史》[24] ，但嚴格地說，這不是關於基督教傳播史或中國教會史的著作，其目的在於分析中國曆史上把基督福音和中國文明相結合的一些重要的嚐試，因此“它是一部思想史，一部中國文化氛圍中的基督教思想史”(本書前言)。第二部是鮑勃·懷特(Bob Whyte)著的《未結束的相遇：中國與基督教》[25]。這部書也不是基督教在華的傳教史，“而是研究基督教與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相遇的情形”。其主要目的是總結其他學者的見解和論述 ，重點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基督教狀況(本書緒論)。第三部是法國漢學家、神學家約翰 ·沙博尼耶(Jean Charbonnier)著的《中國基督教會史》[26]。該書關注的不是基督教 ，而是基督教徒；不是傳教士，而是中國的基督教徒[27]。因而這也不是一部真正意義的中國基督教通史著作(注：該書中文版於1998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譯名為 《中國基督徒史》，譯者為耿昇、鄭德弟)。
近幾年外國人寫的中國基督教史還可以見到兩部，一部是韓國人寫的《中國基督教史略》，另一部是日本人寫的《中國新教史：基督教的本色化》。《中國基督教史略》[2 8]約29萬字，由韓國人李寬淑著，從景教到中國的635年述至1949年，含天主教、新教 、東正教。作者自序談及本書的緣起道：“我自幼就對中國文化有濃厚的興趣，幾十年 來，專心學習、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利用各種機會到各地去實地調查，收集原始資料， 自問小有心得，遂寫成一本《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衝突和發展》，1995年在韓國出版。 ”後來作者在中國學者朋友的鼓勵下“重整框架，補充資料，奮鬥一年，寫成了這本書 ”。1998年在中國出版。本書對20世紀20年代以前的曆史敘述較詳，而對於30年代至19 49年的曆史則著墨很少。寫作征引的資料主要是中文文獻，缺乏西文文獻是本書的一個缺點。公元2000年，日本人山本澄子(Yamamoto Sumiko)著的《中國新教史：基督教的 本色化》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這一時期大陸出版的專門論述中國天主教的著作有：《中國天主教的過去和現在》，1 4萬字，顧裕祿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這是一本以史實為基礎的通俗讀物 ，時間斷限為明萬曆至1988年。《中國天主教簡史》，21萬字，晏可佳著，宗教文化出 版社2001年4月版。該書始述唐朝景教，然後主要敘述1246年柏朗嘉賓請求傳教至1958 年中國天主教自選自聖主教的曆史。類似史話，以二手資料為主。
值得注意的有一部2003年出版的《中國天主教編年史》[30]，顧衛民著。本書作者以編年史的形式客觀地描述天主教會在中國曲折發展的曆史。本書在時段上分為三個時期 ，即唐元時期、明清時期以及近代時期，主要是依據天主教入華的三次曆史過程來劃分 。該書除了將天主教在華曆史按年敘述外，而且做了進一步加工，即1.“為有助於讀者了解史實原委，在許多重大曆史事件年份之下，附上原始文獻，以備查考”。原始文獻包括中國皇帝的有關諭旨，奉教士大夫為傳教士著作所寫序跋，重要的護教和反教文獻 ，相關的遊記與詩歌，傳教士著作、日記等。2.“許多重要的中西曆史人物，均有生平 、職官及著述簡介”。3.配有多幅教會建築及曆史人物圖片。這些都為讀者提供了閱讀 參考的方便。本書沒有編製人名和組織名稱的索引，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研究中國東正教的著作可謂鳳毛麟角，這與東正教在華活動稀少是相對應的。截至目前，能夠見到的隻有張綏著《東正教和東正教在中國》[31]。該書出版於1985年，以一半的篇幅(第三編)介紹了東正教在中國的曆史，分為俄羅斯正教在中國的傳播及中國東正教會的建立和分布情況。時間斷限從清康熙十年(1671年)第一座東正教堂建立至1966 年止。作者“掌握了大量的中外資料，並經過細致的考證、分析，作出高度的概括，用流利的史筆作出認真的敘述”[32]。書末所附東正教要理問答、人名譯名對照表和參考書目對於進一步研究中國東正教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書填補了國內東正教史研究的空白。
除以上通史性著作以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幾部斷代性的著作，因為這些斷代史可以視作階段性的通史。
1930年，英國人阿·克·穆爾(Arther Christopher Moule)出版了《一五五○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33](25萬字)，其中文翻譯本由中華書局於1984年出版。作者將早期有關在華基督教的中西文資料譯成英文，經過篩選排比，敘述了中國早期基督教900多年 的曆史，即唐貞觀九年(635)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含唐代景教、元代也裏可溫和1294年傳入的天主教方濟各會。其特點是以史料見長，寫作態度嚴謹。附有大事年表和專名索引。
法國人裴化行(H.Bernard)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本書原名傳教士列傳，漢譯本改現名。敘事時間為1514-1589年。作者在導言中談到應當關注16世紀來華的傳教士，因為他們“所造成的新的思潮總是不斷地尋求出路，便是在明清兩朝最黑暗的時期，也是一樣地努力。終能在今日，對於文學、科學及哲學上大放異彩。從此，這些教中棟梁的曆史，雖然是年代久遠，為我們現代的人卻不能不徹底明了。將往事移到今日，可以使它們對於現代重新發生影響”[34]。本書引用傳教士的資料豐富，並提出傳教事業必須進入中國文化。
《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35](1807-1842)，李誌剛著。本書研究鴉片戰爭前後新教傳教士在澳門、廣州、馬六甲等地的傳教活動，以戰前為主。香港學者李金強認為該書 “綜覽中西史料，探究傳教士為研究早期新教傳教士入華最具係統之中文著述”[14](1 4頁)。大陸學者吳義雄也認為該書搜集利用的資料比大陸的著作豐富，對史實的研究“ 也大大超過了迄今為止的所有中文著述”，“是迄今所有研究傳教士問題的中文著作中最有學術價值的一部”[36]。
《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吳義雄著。 本書雖然論述的僅僅是1807-1851年間的新教差傳史，但內容翔實，達到45萬字。征引 的中英文史料非常豐富，論證亦很有力，在理論和方法上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是一部高質量的學術論著，曾獲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
《民國基督教史論文集》[37]，查時傑著。該書雖稱論文集，但其主體內容即民國基督教史，已經具備專著的性質。其通史性部分含民國基督教史(1911-1927)；抗戰時期的基督教會(1937-1945)。另外還論述了四十年來的台灣基督教會(1945-1992)，附錄有中國大陸基督教會簡史(1949-1981)；大陸教會近十二年來的發展(1979-1991)。
《當代中國新教》(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38]，韓德(Alan Hunter)、陳劍光合著。這是一部英文著作，筆者尚未見到漢譯本。時間斷限為1949年至1990 年代。內容有1.社會和政治處境；2.新教群體調查；3.曆史遺產；4.新教與中國宗教文 化；5.基督徒生活的多樣性；6.佛教與天主教；7.進入90年代。從結構上看，此書采取的是專題論述的形式，不是通史著作的寫法。
2004年4月，孫尚揚和比利時學者鍾鳴旦合著的《一八四○年前的中國基督教》[39]出 版。本書導言“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和第十一章“聖經在十七世紀的中國 ”由鍾鳴旦撰寫，其餘各章均由孫尚揚撰寫。本書內容雖然在時間上涵蓋了從唐元到184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曆史，但是在體例上更像是專題研究。正如後記中所指出：有些章節的主要材料和觀點主要取自孫尚揚的《利瑪竇與徐光》或《基督教與明末儒學》，有 的發表於其他論文集。作者將該書定位為大學教材或者是一部研究性較強、比較注重思想分析的教學參考書。該書參閱了大量中外文獻資料，使得本書的立論建立在豐富紮實的文獻基礎上。
已經出版的通史性著作不足之處大概有三個方麵：1.教內作者為主，護教色彩較濃厚 ，缺乏有力度的教外著作；2.主要論述外國教會在中國的傳教史，對中國本土教會情況研究不夠，3.規模不大，體係不完備。關於第一點，從上述通史性著作的作者身份看，既有中外傳教士或信徒，也有中外教外學者，總體上看，以教內學者占多數。如李金強教授所推崇的王治心著《中國基督教史綱》、徐宗澤著《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賴德烈著《中國基督教傳教史》，“三位著述，由是成為中國基督教通史之典範”[14](7 頁)。而這三本書的作者皆為教內學者。一般來說，教內作者的著作護教色彩濃厚一些 。關於第二點，可以說過去的通史著作重視外國在華傳教活動，忽略中國本土基督教曆史幾乎是通病。正如陶飛亞教授所說：過去的大多數研究“並不是直接以中國基督教史為對象的。如果中國基督教史的主要內容，應該是中國基督教和基督教會本身的發生和發展的話，那麽這方麵的研究還很不充分的”。他提出應當注意“研究中國基督教自身的發展，特別是基督教中國化的課題”[18](65頁)。筆者對此非常讚同。至於第三點，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前人，正是因為缺乏規模宏大、體係完備的通史著作，才有了完成此任務的要求。上述問題都是今後新編中國基督教通史必然要跨越的。
應當說，100多年來(起於19世紀下半葉)，歐、美國家和中國兩岸三地的中國基督教史 研究已經取得了眾多的成果，特別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20多年中，已經有許多科研機構和學者在從事基督教史的研究，並涉及到眾多的研究領域，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專題論著。從研究趨勢看，外國學者的著作從西方中心論轉向中國中心論，而中國學者則從 以政治為出發點批判基督教轉向比較客觀地評價基督教。所有這些已經為編撰新的中國 基督教通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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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四川大學學報》2005年第02期
http://jds.cass.cn/Article/20071212114249.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