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1) /曾業英

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

曾業英

內容提要

蔣介石取得了1929年討桂戰爭的勝利，從軍事學的角度說，主要是蔣介石對這次戰爭的整個軍事謀略的運用的成功。戰爭爆發前，他留出一定和平斡旋空間，堅持後發製人，給人以被迫應戰的印象，為其後來的軍事行動贏得了部分時間和人心。戰爭將發未發之際，他極其周密地在調遣軍隊、整頓紀律、爭取友軍、瓦解敵等方麵作了充分的準備。戰爭爆發後，他又靈活運用攻防結合的戰略戰術，有效地遏製了馮玉祥的攻漢決心，保障了武漢的安全，為湘粵各軍最後攻占桂係大本營廣西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1929年2月19日，以李宗仁為主席的武漢政治分會，議決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本兼各職，任該省政府委員何鍵為主席，並派兵將魯逐出湖南。3月26日，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下令免去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本兼各職，分兵進攻武漢，正式爆發了南京國民政府實現南北統一後的首次大規模內戰，即通常所說的“討桂戰爭”。戰爭的結果是蔣介石中央政府軍取得了全麵勝利，不但擊敗了武漢桂軍的反叛，而且奪取了桂係的後方根據地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相繼逃亡香港。對於蔣介石中央政府軍獲勝的原因，此前學術界多歸結於蔣有英美等國和江浙財團的支持，實力遠優於桂係，而對其軍事謀略的運用，則少有評析，即使有也僅著眼於道德批判，不外指控蔣如何“以金錢、官職去買動人”【1】，如何從外部孤立、內部分化桂係等等【2】。本文擬從軍事學角度，對蔣介石在這次討桂戰爭中的謀略運用作一曆史考察，敬祈方家指正。

一、後發製人：討桂戰爭的爆發

   討桂戰爭爆發，原因複雜，蔣介石與桂係之間的曆史恩怨為其重要原因之一。1927年8月上旬，桂係趁蔣介石北伐落敗之機，逼其下野，可說是蔣與桂係結怨最深的一次。當時，蔣因在徐州被直魯軍擊敗，表示要引咎辭職，他“召集會議討論，吳稚暉主張挽留。而何應欽、李宗仁則以蔣之辭職，由於自願，主不必留。白崇禧且對吳之主張，大不謂然，勃然見乎色。”【3】在桂係諸將與何應欽的堅持下，蔣介石不得不於8月13日宣布下野，這件事在蔣介石心裏留下了抹不去的陰影。因此，當他複職後，就主“即解決何應欽兵權，鉗製李宗仁、白崇禧”，“企圖消滅第四集團也”。【4】馮玉祥的日記曾多次提到這種情況。1929年1月18日，他寫道：“九點，方振武來，與談第一集團蔣總司令充主席(指國民政府主席——筆者按，下同)，餘充副院長兼部長(指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三集團閻(錫山)總司令充蒙藏委員會長，張漢卿(張學良字漢卿)亦充中央委員兼東北邊防司令，獨四集團人大半閑散，未免有向隅之感。”2月23日又寫道：“昔在京時，蔣介石雲滬、廣、漢、平，皆為桂係占據，如何辦理?餘曰：同是一家，何分彼此?目下政府當務之急，隻求得民心耳，徒亟亟以消滅異己是務，吾恐方滅一秦，又生一仇也。而蔣以恐軍閥再現為由，堅決主張以師為單位(指下文將提到的編遣會議議決以師為單位編遣全國軍隊)，以為削除桂係兵權之謀。餘曰：如畏之，何如以連為單位耶。”【5】馮玉祥這些話，雖也有為桂係打抱不平之意，但從本質上說並不在此，僅僅借此表達他自己或者說本係本派對蔣介石的不滿而已。然而，所言事實卻是可信的，因為李宗仁雖被任命為軍事參議院院長，但該院僅為諮詢、建議機構，權力有限。這說明蔣介石的確在處心積慮削弱桂係(當然也包括其他各集團軍)的權力。

   不過，蔣介石這時還沒有動武的意思，而采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和平“削藩”策，即馮玉祥所說的蔣介石“堅決主張以師為單位”的編遣全國軍隊的辦法。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北伐戰事剛剛結束，國家滿目瘡痍，人民普遍渴望有一個和平環境來醫治戰爭創傷，發展經濟，穩定民生，任何人於此時此刻發動新的內戰，都將是自召民怨的不智之舉。誠如吳稚暉所說：“人民一聞戰爭鹹生厭惡，湖北要想攻擊中央，此次皆為反對。”【6】因此，早在1928年7月12日，蔣介石就在北平提出了《軍事整理案》、《編遣部隊之裁遣方法》等整軍方案，並迫使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三大軍事集團領導人在文件上簽了字。而李、馮、閻等人肯於在文件上簽這個字，也是因為他們懂得“現在人民惡戰事甚於惡蔣”【7】。該方案規定組織編遣委員會處理編遣事宜，選擇最精銳而立有戰功者編成50或60個師；另組憲兵20萬，維持國家治安。10月8日，蔣介石發布第一期改編命令：他自任總司令的第一集團軍編為13師，馮玉祥、閻錫山為總司令的第二、三集團軍各編為12師，李宗仁為總司令的第四集團軍編為6師，旋增為8師。各集團軍收編的北洋軍閥部隊不在其內。【8】東北易幟，南北統一後，蔣介石於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在南京召開全國編遣會議，經過激烈爭吵，17日終於通過《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17條。該《程序大綱》規定：全國軍隊分為8個編遣區，即中央直轄部隊編遣區(二次北伐後收編的直魯軍等)、中央直轄海軍編遣區、第一編遣區(第一集團軍)、第二編遣區(第二集團軍)、第三編遣區(第三集團軍)、第四編遣區(第四集團軍)、第五編遣區(原東三省部隊)和第六編遣區(川、康、滇、黔各地部隊)；同時取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各集團軍總司令、各總指揮及其他戰時高級編製；各部隊原有長官暫時照舊供職，聽候編遣完畢後由編遣委員會呈請國民政府重新任命，但在編遣期內，非呈明編遣委員會，不得以任何名義委派人員；縮編全國現有陸軍，步兵至多不得超過65師，各編遣區及中央直轄部隊編留之部隊，至多不得超過11師；現有各部隊，不論原屬何部，自歸編遣委員會管轄後，應留駐現在防地，非奉編遣委員會命令，不得移動。【9】這是一個絕對有利於蔣介石中央政府軍，而不利於桂係及其他集團軍的編遣方案。它全麵施行以後，不僅各集團軍先前享有的委派人員、調動軍隊的權力被蔣介石輕而易舉地收歸中央政府，而且軍事實力也將遠遜於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軍。蔣除中央直轄海軍編遣區的海軍外，還擁有第一及中央直轄部隊兩個編遣區總計22個師的陸軍，其他各集團軍則至多不過11個師，僅為蔣介石中央政府軍的一半。據訓練總監部部長何應欽說，截止1929年3月27日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0次會議時，蔣介石中央政府軍中的第一集團軍已縮編為13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兩個獨立旅、三個炮兵團、一個交通團，約24萬餘人；中央直轄部隊共編為12個師、兩個步兵旅，約22萬人，總計46萬餘人。而縮編後的桂係第四集團軍卻隻有13個師，約23萬人，剛好是蔣介石中央政府軍的1/2。【10】由此看來，蔣介石的和平“削藩”策，正在穩步推行。但是，也正是這時，桂係不甘心坐以待斃，決心武力抗蔣。

    2月19日，桂係不顧全國編遣會議剛剛通過的《程序大綱》的有關規定，利用行將裁撤的武漢政治分會，議決改組所轄湖南省政府，並密令葉琪、夏威兩師入湘解決魯滌平、譚道源所部武裝。21日，武漢政治分會如實電明蔣介石、中央政治會議及國民政府各委員，由於魯滌平對所屬武漢政治分會的“指導監督”，“任情阻抗”，經該會常會議決，已免其本兼各職，所遺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職，改由該省政府委員何鍵繼任。【11】同日，李宗仁托辭治療目疾，秘密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入湘桂軍夏威部李明瑞旅、葉琪部楊騰輝旅進駐長沙，魯滌平率部走平(江)、瀏(陽)，後退入江西。22日，葉琪率部攻常德譚道源部，李明瑞、楊騰輝旅移師瀏陽、醴陵，追擊魯滌平部。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湘變”。

    值得一提的是有跡象表明，對於“湘變”，蔣介石事前是有所聞的。據當時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報道，“魯滌平出走情形：二十日夜半，魯接下遊電告，謂湘局已無法維持，請其速即通電下野。魯得電後，即通知省府委員暨湘省軍事長官，定於二十一日上午七時召開緊急會議；一麵令駐省所部，預備開拔。七時許，魯率馬弁多人，由南門外祝威崗私邸，赴省府會議。旋聞李(明瑞)、楊(騰輝)部隊已距省垣甚近，形勢緊急，乃中途折回，徑率師部直轄部隊，及戴嶽旅全部，倉皇出走，由東屯渡向瀏陽退去。”【12】此報道應該說是可信的，有魯滌平自己的談話為證：“在上月二十日下午已接到武漢方麵進兵警報，當時部下群情憤激，餘以湘省幾經蹂躪，剴切曉諭……並表示歡迎何鍵來省主持湘政。二十一日七時，武漢兵到，本人即率所部兩團退出南門，即假水道來京。”【13】兩相比較，說魯滌平事先接到了“電報”是共同的，不同的隻是一說“二十日夜半”，一說“二十日下午”；前者直說電報來自“下遊”，後者未明言。至於魯滌平接到電報後，未組織抵抗便主動退去，則是完全一致的。這種情況表明：蔣介石雖事前知道了武漢的“進兵警報”，但並未要求魯滌平組織抵抗，而是要他“通電下野”，主動撤退，采取了先禮後兵的隱忍態度。

   “湘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反應是“湖北此舉，破壞中央威信成分不小，倘中央不能製止，則地方割據之形勢立成”，“為維持中央威信計，斷難照準”。【14】但仍沒有放棄和平解決的努力，用蔣介石的話說，“中央當以最大努力，避免軍事行動。”【15】馮玉祥也證實“自湘事發生，中央寬大為懷，促其反省，當時曾迭電垂詢玉祥意見”【16】。2月24日，蔣介石偕行政院院長譚延親赴上海，與李宗仁會商解決辦法，希望李與中央保持一致，李也答應了蔣的要求【17】。27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177次會議，討論武漢政治分會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委員案。會議認為武漢政治分會此舉與“修正政治會議分會暫行條例及編遣會有關決議相違，應派監察院長蔡元培會同國府委員李宗仁切實查明，以憑核辦；至雙方軍隊應各駐原防，不得自由行動，另派編遣委員會總務部主任李濟深與中央編遣區主任何應欽會同秉公徹查具複，聽候編遣委員會核辦”。為顧全大局，會議還對武漢政治分會前次所議略予遷就，議決湖南省政府主席暫由何鍵代理，並於3月2日發表正式任命令。【18】

    會後，蔣介石以國民政府名義致電李濟深，促其即日赴漢徹查“湘變”緣由。3月7日，針對社會紛傳蔣介石正在調兵遣將，決意用兵一事，蔣特地致函李宗仁，解釋說：“武漢自兄來京後，領導無人，中央因鞭長莫及，幾等於無，而兄之命令，亦不能有效”；“中央為防範計，且為威信計，皆不能不調度軍隊，作正當之護衛……決不願輕啟戰端，隻要於威信不失，則餘事無不可從長計議。”【19】這封信清楚表明蔣介石雖然在備戰，但還是為和平解決“湘變”留有空間，他強調“調度軍隊”，目的在“防範”，是為了“正當護衛”，他“決不願輕啟戰端”，隻要中央威信不失，“餘事而無不可從長計議”。也就是說，如果桂係“能具‘就事論事’之精神，以中央決議為最後之判斷者”【20】，能給蔣介石中央政府一個就坡下驢的機會，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起碼也可暫時避免。

   但是，桂係上下一致認準蔣介石毫無和平誠意，決心武力對抗到底。李宗仁雖反複聲明他“始終為擁護蔣主席完成統一之一人”，表示當與中央一致，但事實上他堅持認為武漢政治分會“處置魯(滌平)部，實出於拯救湘民、安戢地方之至誠，毫無個人權力雜於其間”【21】，何況這類“整頓內部，消除隱患”之事，其他各集團軍已早“有不少先例”，極力為“湘變”辯解。【22】他公開指責蔣介石為“湘變”這樣的“局部細故，勞師動眾”，甚至將裁兵公債移作戰費，並於3月8日宣布辭去國府委員一職。【23】他還大拂蔣意，極力阻止李濟深前往南京【24】。白崇禧雖遠在平津，但據蔣介石情報係統“確報：一、湘事未發生前數日，由奉開來北平機車十數輛，現集中唐山；二、唐山部隊束裝待發，開拔費已支給；三、據日本人消息，白有要求該部通過濟南之消息。”【25】由此看來，“湘變”的發生，並非白崇禧後來信誓旦旦所說：“今天當真主麵前可說我毫無所知。”【26】否則，何以解釋白崇禧於“湘事未發生前數日”，調集機車十數輛，集中唐山這類遙相呼應的舉措呢?事實上，白崇禧與武漢、兩廣是有聯係的，而且態度堅決，毫無議和之意，其所致李濟深、李宗仁密電足以說明這一點：

任、德(按：李濟深字任潮，李宗仁字德麟)兩公商定大計後，請即秘密各回原防，共籌應付。希望保兄(?)速準備，任公可敷衍言和者，以便離滬。武漢四集之地，決不能守，更無所用其留戀。在相當時機，應全師南返，占領寶(慶)衡(陽)、茶(陵)、攸(縣)、贛州之線，準備與敵作強固之持久戰，引誘敵軍深入，以待我兩粵援軍之來到，然後猛烈襲擊，一舉殲滅敵軍，勝算終屬於我。【27】

  至於“湘變”的實際發動者胡宗鐸等人更是表現強硬，毫不讓步，不但明確表示他們對湘事的處理，與政治分會條例沒有抵觸，而且拒不執行國民政府下達的雙方軍隊各回原防，不得自由行動的命令。

   3月4日，以上命令已下達五天，入湘桂軍葉琪部仍在益陽繼續進擊譚道源部，並於5日進駐清水潭。13日，又過了九天，葉琪部還在攻擊前進，占領常德，迫使譚道源退守湘西桃源、大庸等地。【28】但是，3月16日，胡宗鐸等人卻致電胡漢民、李濟深，專責蔣介石調集皖贛境內各師，向長江上遊進兵，“顯無和平誠意”，並請示胡、李二人，如蔣軍“竄入湘鄂境界，職部是否應迎頭痛擊，以保中央威信之處”。【29】其對抗到底的決心，暴露無遺。

   蔣介石看到胡宗鐸等人已不把他視為“中央”政府的代表，知道戰爭已不可避免，其“發電之日即密令動員之時，日內必實行向中央各師襲擊，而冀以迎頭痛擊之詞誣指中央為戎首”【30】。他一麵命令葉琪等“迅即遵令停止軍事行動，克日退回原防，毋得故違，致幹法紀”【31】；一麵加緊部署軍事，令所部各師迅速完成戰前準備。3月26日，蔣介石最後下達討伐桂係令，稱“此次逆謀實為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等預有共同計劃之叛亂行為”，“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等著即免去本兼各職，聽候查辦”。【32】討桂戰爭正式爆發。

   從上述討桂戰爭的爆發過程來看，有一個事實很明顯，這就是蔣介石始終堅持後發製人。他雖早有消滅桂係及其他各集團軍之心，卻無即刻動武之意，而是從整編軍隊入手。這樣做，對他來說，既名正言順，因為他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又合情合理，易為飽受戰亂之苦的民眾所接受。“湘變”發生後，他仍沒有馬上宣戰，而是在秘密軍事動員的同時，留出一個和平斡旋空間。直到桂係上下，決心孤注一擲，武力對抗到底時，他才最終下了討伐令。整個過程，給人以被迫應戰的印象，為其武力討桂贏得了部分時間和人心。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