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李雪濤：寫在德國著名漢學家傅吾康教授去世之際

【剛剛上網沽勾了一下，突然發現有文記載傅吾康教授去世，甚為震驚。前不久，才貼了一張照片，紀念二十多年前，與諸位師兄師姐聆聽先生教誨的時光。當時是因為翻閱舊照片，覺得應該為自己的這個洋人老師寫上幾句。這也許是冥冥之中的感應吧。現將這篇紀念傅吾康教授的文章，轉貼在此，以作紀念。】

李雪濤：寫在德國著名漢學家傅吾康教授去世之際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11-02

斯人雖已沒，後世有餘情 ——寫在德國著名漢學家傅吾康教授去世之際 李雪濤 一 剛剛接到傅複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女士發來的致親朋的一封信，說傅吾康教授（Prof. Dr. Wolfgang Franke）已於9月6日在柏林溘然長逝了。傅女士在信中說，“我父親漫長的一生，精彩充實，富有尊嚴而令人敬佩，留給我們寧靜祥和的最後回憶。” 我想，凡是在近年來接觸過傅教授的人，對他女兒的這一說法，是應予以首肯的。 去年夏天的時候，我跟張西平教授還專程到柏林拜會了傅教授，當時他盡管已經是94歲的老人，卻依然精神矍鑠。當我們跟他談及準備在中國翻譯出版他父親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和他本人的著作和回憶錄時，他異常興奮，兩眼熠熠生輝。他還向我們介紹了他父親的幾本鮮為人知的著作。但傅教授畢竟是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者，說過一陣話，我們明顯地感到他有些體力不支。合影留念之後，我們很快便告辭了。沒想到，這次的見麵，竟成為了永別。唐人王勃嚐言：“人之百年，猶如一瞬”。信夫！惟有感慨：“歲月易盡，光陰難駐。” 二 生於1912年的傅吾康是福蘭閣教授的子女中唯一子承父業的漢學家。1935年他在佛爾克（Alfred Forke,1867-1944）教授那裏做了題為《康有為及其學派的國家政治革新嚐試》的博士論文，這一篇論述中國保守派與西方改良主義思想論爭的專著，後來也奠定了傅氏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1937年傅吾康隻身到了中國，先後在上海、南京等地留學。後到北平，參與了“中德學會”（Das Deutschland-Institut）的組建工作，先後在學會中擔任秘書、主事、會長等職。抗戰勝利後，傅氏曾執教於北平輔仁大學、成都四川大學、北京大學。在中國居留13年之後，傅氏於1950年回到漢堡，接替自顏複禮（Fritz Jger,1886-1957）退休後已經空置兩年的漢堡大學漢學係主任一職。傅氏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做到了1977年退休。 二戰之後德國漢學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麵，以傅吾康為首的北部漢學重鎮漢堡當然占據著重要一席，其餘的兩個重鎮分別是：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為首的南部漢學堡壘慕尼黑，以及地處東德的以葉乃度（Eduard Erkes,1891-1958）為首的萊比錫。漢堡是德國最早成立漢學係的大學，研究重點是曆史、語言和文學，由於傅吾康的研究領域為明代以來的中國曆史、東南亞華人曆史，因此漢堡學派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明清史以及中國近代史方麵。 三 傅吾康教授可謂著作等身，早在1948年傅氏就出版了用英文編寫的《明代史籍會考，1368-1644》（1948）一書。自1950年回德國之後，他又出版了《中國的文化革命——1919年的五四運動》（1957）、《1851-1949年——中國革命的百年》（1958）、《中國科舉製度革廢考》（英文版，1960）、《中國與西方》（1960）等一係列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 作為曆史學家，傅吾康一貫重視史料的運用，並將中文文獻與西文資料並重，他的《明代史籍會考》就是在這方麵最好的例證。在方法運用方麵，他總是力圖以西方的學術思想為出發點，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歐洲學界盡可能多地理解遠東的文明。在《中國與西方》一書中，傅氏便稱：“跟中國人的西方觀相比較在書中我更深入探討的是西方人的中國觀。因此這本小冊子署為《中國與西方》而不是反過來的《西方與中國》。作者的首要任務是要讓讀者理解中國的立場以及麵對西方時的中國態度。”此外，在曆史的梳理方麵，傅氏從其父福蘭閣那裏繼承了中國曆史乃是一個連續發展過程的觀點，對於中國近代史中出現的運動和觀念，他總是到中國曆史中去尋找根據。在《中國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訂版）一書中，傅氏便強調要從中國曆史的整體去看中國革命的觀點，他認為中國近代史隻是中國曆史的自然延續，他從《易經》裏“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為輕”的思想，證明了“革命”並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現的西方觀念，作為爭取平等權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國曆史中一直存在著。 跟將中國看成是一堆曆史的古典文明這樣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尋找現代中國、現代曆史和中國當代發展的軌跡。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在50年代曾與古典語文學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展開過激烈的辯論，對認為近現代中國以及漢語口語不具備學術性的德國曆史語言學派的治學方法進行了批判。傅氏的這一觀點，實際上也開啟了德國中國學研究的先河。 四 近來我在研究民國時期的德國漢學與中國學術之間的互動時發現，從晚清教育製度的改革，特別是1905年科舉製度的廢除，經學在中國的徹底解體，到中國現代學術體係的真正形成，域外漢學（特別是德國漢學）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實際上來自歐洲的漢學家們對中國的重要影響並不在漢學方麵，而是在各不同學科。這些漢學家在本國都受到過不同學科係統的專業訓練，他們來到中國之後，跟中國的學者相比他們的強項顯然不在經子史集諸方麵。他們要在中國生存下去，就要接受在大學中的有關德國文學、社會學、民族學等的課程。他們的優勢在於，這些往往是從西方事例出發總結出來的元理論，經漢學家結合中國的事例的講授，更容易讓中國學生和學界接受。 如果說晚清時期的知識分子是在異常緊迫的政治形勢下對西學作了應急式的接受的話，那麽進入民國之後，正是借助漢學家的方法和理論，中國傳統學術才完全融入到了現代西方學術體係之中去。而曾在成都的國立四川大學擔任曆史係教授、在北京大學擔任西語係德語教授的傅吾康，當然對於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和完善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們僅是從上述的一個方麵來理解德國漢學家的話，顯然是不夠全麵的。實際上，漢學在以自己母語的形式進入西方學術思想之中以後，馬上就為其自身的文化發展提供了來自異域文明的新的參照係。正是借助於德國漢學家對中國思想的翻譯和介紹，中國文化和思想的成就才為德國的主流思想界所了解。傅吾康曾翻譯過胡適的“說‘儒’”，發表在1935年和36年由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創辦的《漢學專刊》（Sinica- Sonderausgabe）上。胡適所持的孔子不僅不是一個複辟的保守者，而是革新家、革命者的看法，直接影響了諸如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這樣的德國哲學巨擘。正是在30年代的後期，雅斯貝爾斯在海德堡的印度學家齊默爾（HeinrichZimmer,1890-1943）的幫助下開始研究中國思想，而在“孔子”一文中，他無疑是接受了胡適的觀點。雅氏認為，孔子所謂的複興古代，實際上是希望藉此建立一個新世界。想要恢複周禮的孔子，是要將外在的禮建立在內在的禮（仁）的基礎之上，隻有擁有了“仁”，才能證明人之真正為人。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孔子並非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想複辟周禮的守舊派，而是一個由於對禮崩樂壞感到失望，希望建立一個新世界的革新家。如果沒有傅吾康的介紹，我們真的很難想象，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Achsenzeit）的觀念何以會出現。 1946年8月福蘭閣去世，之後寓居在北平的福華德（Walter Fuchs,1902-1979）在《燕京學報》上撰文指出：“自福蘭閣逝世，其最後目睹老大帝國與其所領導西洋漢學家同歸於盡，同時現代西洋漢學與19世紀前輩大師之聯係亦告中斷。”福蘭閣的去世，的確預示著德國早期考據學和語文學傳統方法漢學的終結，而今天傅吾康之歸道山，也象征著單一的德國漢學傳統已不複存在，德國漢學最終要歸於歐洲乃至世界的潮流之中。 2007年10月2日於德國杜塞爾多夫

文章來源: 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 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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