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十年代廣西與西南諸省關係（續一）

1 桂係與西南地方實力派的關係在國民黨內政治整合過程中的作用

1 、 1 西南地方實力派

西南是一個地理名詞，主要指中國的西南部諸省，通常包括雲南、貴州和四川，有時也包括兩廣及湖南在內。 1930 年代設置於廣州的所謂西南兩機關－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基本上便是以上述省份作為其管轄範圍為號召，早期亦一度將福建劃入其勢力範圍，作為與南京爭鬥的一個基地，雖然其實際的權力範圍，僅隻兩廣而已（即便是廣西，也隻是表麵遵從，而實際上另行其是）。所謂西南地方實力派，便是之國民政府時期雲、貴、川及兩廣（有時亦包括湖南）的軍事政治集團。〖 7 〗它們基本上以省區作為其活動範圍，互不統屬。表麵上，它們皆尊南京為中央政府，但對省內事務，基本上不容外人插手，包括南京政府在內。但西南地方實力派的出現，並非如某些學者所言，是在抗日戰爭中才形成的，〖 8 〗而是在北伐戰爭以後便已存在，並活躍與南京政府時期（ 1927 － 1937 年）。 1926 年北伐前，中國為一軍閥混戰時期。各個不同的軍閥及其集團，因其本身的需要，而支持南北兩個不同的政權－即北京政府及廣州軍政府。北伐戰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各個地區不同的軍事政治集團的後起之秀們，聯合起來，推翻北京政府的結果。這些後起之秀們，取代了原先北洋軍閥在各個地區的統治，而他們的勢力，也是在原有的軍閥集團的基礎上發展而來。這些後起之秀，尤以西南為其典型。〖 9 〗

地方實力派之所以集中於這一地區，其原因顯然在於，一方麵，西南為北伐的策源地及廣州軍政府的有力支柱；另一方麵，西南（湖南除外）並非北伐的主戰場。西南地方實力派的勢力本身與中原或其他軍事政治勢力不同，並非經過較大的重組，且領導層皆為本地人士。其次，所有這些西南地方集團或派係，基本上皆尊廣州、後來是南京為其中央政府，但又保持著相當大的自主性，即處於所謂的“半獨立”狀態。同時，這些集團或派係又大多在“均權”的口號下，反對將中正的中央集權，且基本上致力於本省區內部的政治、經濟的發展，而不是象北洋軍閥時期的派係那樣，為了控製北京的中央政府，相互間鬥得你死我活。〗 10 〗再者，這些地方實力派，除了注重各自省區的社會發展之外，還十分關注國家的事務，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這種現象在西南地區表現得較為突出，廣西的桂係便是一個較好的例子。〖 11 〗這些事例表明，西南地方實力派，早在抗戰前便已形成和存在，並且還十分活躍，對中國當時的政治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12 〗顯然，將中正的武力統一改為和平統一政策，從“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過渡到形成全麵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就在某種程度上，與西南地方實力派（包括在雲南的滇係、在貴州的黔係、在四川的川係、在湖南的湘係、在廣西的桂係和在廣東的粵係）的存在、及其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由這種關係所產生的影響，不無關聯。

桂係與這些西南地方實力派的關係，便是在上述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1 、 2 地方實力派之間的關係在國民黨內政治整合中的作用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進入一個社會動蕩、政治極不穩定的時期。中央政府權力式微，難以有效地控製各省。而在各省區，則出現了一種政治上的分離及地方主義情緒，從而導致了地方軍事強人的崛起，尤以西南表現最為突出。〖 13 〗一方麵，這是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崛起的各種政治軍事勢力相互爭權奪利的結果，也是北洋軍閥因注重於爭奪控製北京政府。而無力管理地方事務的必然後果。與此同時，以廣州為基地的孫逸仙的軍政府亦自顧不暇，還往往依賴於這些地方勢力以生存，從而造成了西南地方實力派的成長環境。但這些地方勢力並非不關注國家事務，護國戰爭和護法運動便首先發源於這一地區。西南地方勢力之所以如此活躍，據陳製讓教授所言，是由於該地區，尤其是四川與湖南，處於中國的山麓地帶，是各種勢力爭鬥的主要目標。〖 14 〗另一方麵，所謂北洋軍閥時期，也是各種派係和力量繼續分化和重新組合的時期。〖 15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國家的領土和政治整合的準備醞釀時期。在某種程度上，北伐便是這些不同的勢力及集團希望達成整合的一個標誌。

北伐達成了國家形式上的統一，即領土處於一個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之下。但是，卻並未有達成政治的整合。其中一個顯然的原因，是將中正在其他政治軍事派別對內外事務尚未達成一致的諒解時，便極力推行中央集權製。〖 16 〗中央集權製之好壞與否，以及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否可行，不在本文探討之列，但在當時的形勢下，許多人認為，這樣的中央集權，並非表現在積極地去完成國民政府的另一大任務，即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成為自由、獨立和主權的國家，〖 17 〗也沒有對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予以明確的限定，而主要是以加強將中正的地位為前提。〖 18 〗自然，將中正是一位愛國者、民族主義者，以救國建國為己任。但與他一道，崛起於西南，從廣州出發北伐的其他國民黨軍政領袖們，又何嚐不是如此？問題在於，將中正將對他個人的抨擊和批評，與反對國家統一和整合等聯係起來。其結果，自然是加劇了國民黨內部的派係衝突。〖 19 〗顯然，這樣的中央集權化缺乏凝聚力。換言之，國家，乃至執政黨－即國民黨的政治整合失去了動力。

另一方麵，國民政府在對外方針上表現出來的軟弱，也表明了她在執行國民革命兩大任務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和侵略方麵，建樹不多，甚至有所後退，尤以處理南京事件（ 1927 年）及濟南慘案（ 1928 年），〖 20 〗表現最為突出。而且，隨著南京政府的建立，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加快了步伐。“九一八”事變之後，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抵抗日本的侵略，已成為整個社會的潮流。但南京政府此時所執行的，不是積極地領導整個國家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是執行了一種“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旨在肅清反對南京政府的共產黨勢力及國民黨內部的反對派，然後再舉全國之力，以禦外侮。〖 21 〗這一政策是否正確，不在這裏討論，但有一點卻是清楚的：這一政策不合時代潮流。為此，郭廷以教授亦認為，這種政策“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為勢所不許可。”〖 22 〗由此看來，西南地方勢力在這一時期有所發展，顯然與將中正推行上述政策及中國麵臨的民族危機密切相關。

顯然，在當時的形勢下，地方勢力的過份發展自然不利於南京政府政策的推行。但是，這些勢力之間的相互關係，由於受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團結一致對外的社會潮流的推動，至少在兩個方麵，對於達成國家的政治整合，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首先，地區間關係的加強，使地區可因地製宜地發展其經濟等其它方麵的事務。其次，地區間的合作，使南京政府開始意識到了個地區間所具有的特殊性，而逐漸放棄其原先強行推動的中央集權政策，在許多方麵代之以與地方合作的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地區間的合作，實際上便是一種先在地方層麵進行政治整合的過程。一旦中央的主要派係，在共同的動力推動下，在意誌上與其他派係，包括地方派係，達成共識，則黨內的政治整合的達成，便成必然。

1 、 3 桂係與西南地方實力派的關係對李蔣衝突的影響

首先，與西南關係如何，對於桂係的生存至關重要。 1929 年武漢事件後，〖 23 〗桂係被迫重返廣西。桂係之所以能夠重整旗鼓，最終成為將中正政治上的一大勁敵，以及將中正在 1936 年六一運動後，不得不與李宗仁達成和解，在很大程度上顯然有賴於廣西發展了與周圍鄰省實力派的關係，而避免了長期腹背受敵、兩線作戰的困境。

其次，發展與鄰省實力派的良好關係，使李宗仁和其他桂係領袖們獲得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得以比較從容地在廣西全省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不至於受到來自外界過多的幹擾和影響，保證了其政策推行的連續性，見效大。廣西“模範省”的由來，〖 24 〗顯然與這種內外部的良好環境有著很大的關聯。

再次，李宗仁與西南諸省實力派的合作，是其能與將中正長期抗衡的一個重要砝碼。這種地區層麵的政治整合，在某種程度上，是促使李、將達成和解、最終走向國民黨內政治整合的一個主要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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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7〗  關於西南地方實力派，詳見：謝本書、牛鴻賓：《蔣介石與西南地方實力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8〗  同上，第2頁。謝、牛觀點的依據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文章。見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702－3頁；周恩來：“論統一戰線”，《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0頁。

〖9】  關於北伐前後，國民黨的派係紛爭及地方實力派，尤其是西南地方實力派，詳見：Eastman, Lloyd E.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Two Essays: the Nanking Decade, 1927-1937; and The War Years: 1937-1945.  Urbana, Illinois: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2.  Eastman, Lloyd 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Eastman, Lloyd 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airbank, John K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I, and Part II.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d 1986.  Gillin, Donald.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Hall, J. C. S.  The Yunnan Provincial Faction 1927-1937.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Histor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6. Kapp, Robert A.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Lary, Diana. 前揭書. Levich, Eugene William.  The Kwangsi Way in Kuomintang China, 1931-1939.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3.

〖10〗            關於北洋軍閥時期的派係鬥爭，詳見：Nathan, Andrew J.  Peking Politics: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1918-192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11〗            參見朱浤源、Diana Lary 和 Eugene W Levich前揭書。

〖12〗            關於國民黨內這些實力派對當時的國內政治進程的影響，見Eastman, Lloyd 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            詳見陳誌讓：《軍紳政權》，香港：三聯書店，1979年，第16－23頁。

〖14〗            同上，第23－24頁。

〖15〗            關於北洋軍閥時期的派係爭鬥，詳見 Ch’i, Hsi-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尤其是第9章。

〖16〗            詳見Eastman, Lloyd E.前揭書。

〖17〗            陳公博：《苦笑錄》，香港大學，1979年，第1780198頁。

〖18〗            詳見Chan, Kei-on.  The Kwangtong Military Establishment, 1924-1936.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1974, 377pp.

〖19〗            關於北伐後國民黨黨內統一與整合的討論，詳見Upshur, Jiu-hwa Lo.  China Under the kuomintang: The Problem of Unification, 1928-1937.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1972, 338 pp.

〖20〗            有關南京事件的報導和研究，見《申報》，1924年4月7日；羅家倫著：《革命文獻》第14輯，606-607頁、612-615頁；U.S. Dept of State: Records of Depaitment of states Reatl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9-1929. M.329;  H. G. Woodhead: the China Yearbook, 1928, pp 723-726；牛大勇，《對1927年南京事件的再探討》，《江海學刊》，南京，1989年第6期，第145-150頁。有關濟南慘案的研究，見林平野、陳揚靈：《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幹涉》，《曆史教學》1956年第9期，第15-16頁。金應熙：《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美帝對中國革命的幹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6年第1期，第187-195頁；參見樂炳南《日本出兵山東與中國排日運動（1927—1929）》，台北，“國史館”1988年印行，第276-311頁；［韓］裴京漢：《國民革命時期的反帝問題——濟南慘案後的反日運動與國民政府的對策》，《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4、113頁。查建瑜：《濟南慘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徐梁伯：《日本出兵山東的動因初探》（《江海學刊》1985年第6期）、 李家振、郭墨蘭的《濟南慘案述論》（《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李家振：《濟南慘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21〗            關於“攘外必先安內”方針，詳見蔣介石：《團結內部抵禦外侮》，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3冊，第32頁。蔣介石：《對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對外方針》，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3冊，第657頁。《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外交評論》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2月。

〖2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623頁。

〖23〗            武漢事件即第一次將桂戰爭或稱蔣桂戰爭。詳見：陸仰淵：“略論第一次蔣桂戰爭“，《民國檔案》，No. 1, 1986, pp. 79-85. 薛謀成：“論蔣桂戰爭”，《廈門大學學報》，No. 4, 1982, pp. 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