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農民的自救行動

我在這裏生，在這裏長，實際上並不是偷，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但那時人家說成是公家的。我要吃蝦，我就放水閘；我要吃魚，沒有工具，我就拿刀去砍。因為我們要生存，不能餓死嘛！這是大地賦予我們的條件，我怎麽不去拿？





中國當代的年輕讀者大多沒有挨餓的經驗，但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城裏人曾因之消瘦或浮腫，鄉下的大批人口則“非正常死亡”。本書記述的就是困難時期農民們為了度過饑荒，而發生的種種瞞產私分、“偷”糧食的故事，進而揭示了農民們的這些“貓膩”行為對人民公社的命運、對後來包產到戶的形成以及農村改革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1、饑荒年代，農民每天隻有二兩糧

這一年冬季，我來到廣東，繼續農民“反行為”的調查。北京正值嚴冬，在廣東，卻是下鄉訪談的最好時間。這次朋友幫我選了兩個地點，一在東莞，一在江門（江門就是曆史上的新會）。它們都屬於珠江三角洲地區，一居其右，一居其左。

這次先去江門，最初我訪問的是一個老農叫老莊，原生產隊幹部（保管），在他看來，這裏幾乎就沒有多少情況，主要就是靠外邊匯款，因為是僑鄉，僑匯多。當時用僑匯券，幾乎什麽都可以買到。盡管他也談到了瞞產、去河裏摸魚，也說到各個村的情況都不一樣等等。

在僑匯以外，這裏還是經濟作物區，各種野生植物和水產品也很多。這可以說是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大特點。它的另一特點是種植有大量的經濟作物，也有許多可以食用。

在我的向導小羅看來，可以“充饑”的東西太多了，像馬齒菜、蹦大碗、葛菜……還有一種鵝腸菜，是“憶苦思甜”時常包上豬糠吃的。現在這些救饑的東西反倒值了錢，許多在市場上可以賣到好幾塊錢一斤。還有田芋頭、雞矢藤、野栗子，以及竹象蟲、小鳥蛋等，都可食用。野果則有青橄欖、紅纓帽、番石榴、山稔，長得漫山遍野。常常可以上山去采。

那時對一個小孩子來說，最好的還是挖蜆了。站在水裏，把手伸進沙中，花一些工夫就可掏出十幾斤。現在這種長有小小貝殼的水產品，已很值錢，據說它含有大量對人體有用的鐵、鈣和多種元素，已是高級酒店桌麵上的佳肴。

我在鄉間真是長了不少見識，也在農家吃到好幾種難以叫出名字的芋、薯，以及佛手瓜等蔬菜，它們盡管不是野生植物，但極易生長，地旁牆邊都可種植。

在饑荒年代，農民每天隻有二兩到四兩糧食，隻能靠雞糠（米糠）餅、蕉頭（蕉杆芯）包，吃野菜、南瓜花（紅色不結果的）、番薯葉……才能過來。所有這些可能都頂過大用，但在真正的困難時期，它們所起的作用，恐怕還不是最主要的。

2、偷魚蝦、地瓜、甘蔗充饑

廣東的“三年困難”，是從1958年底就開始了。據東莞的一位訪談者老郭說：那時就靠偷東西吃了。1958年底還有些沒挖完的木薯、番薯，最緊張的就是1959年。有什麽就偷什麽，什麽能吃的都偷。

那時天天偷魚偷蝦吃。河裏的魚蝦都不允許抓，規定是隊裏抓了賣給政府。因為不讓人抓，長得很大。那個大個的，現在市場價要賣到一百多元一斤。那時我們一小時能弄七八斤。偷，也得夠膽。人多了不行，吃不了也不行，吃完要把蝦殼挖個坑埋起來。我們三個人，拿回來給青年墾殖場的幾十個人吃，不說是從哪裏弄來的，他們也就不問。

還偷地瓜、甘蔗，偷吃完甘蔗渣要拿到很遠的地方倒掉，一點蹤跡都不要給人發現。

就是沒有米吃。沒有米又要想辦法了。什麽辦法？還不是偷唄！到食堂去偷，幾個人摸進去，偷一次吃幾天。

再沒有東西吃就吃豬，從豬場偷。這是偷得最大的。還偷死了的牛。有一次一些人正在挖一頭死了埋在地裏的牛，民兵過來了，鋤頭相撞，就像拉槍栓的聲音，偷牛的人嚇得急忙逃跑，我們就撿了十幾斤牛肉。

1960年招兵，全縣體檢了360人，合格的隻有5個，其中就有老郭一個，其他人連90斤的體重標準都達不到。從部隊複員後，老郭做了大隊的幹部。老郭為自己當年的行為辯護：我在這裏生，在這裏長，實際上並不是偷，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但那時人家說成是公家的。我要吃蝦，我就放水閘；我要吃魚，沒有工具，我就拿刀去砍。因為我們要生存，不能餓死嘛！這是大地賦予我們的條件，我怎麽不去拿？

當時的另一個辦法，就是瞞產私分。後來廣東搞“反瞞產”，在全國都是有名的。

3、廣東的瞞產私分全國聞名

瞞產私分，嚴重起來也是從1959年初開始的，老郭的父親就是當時被查出撤了職的。當時他擔任大隊幹部，有一個隊長要把地塘（曬穀場）上的劣穀分給社員，求得了他的同意。恰巧一個社員偷了生產隊的稻穀，被人發現他有飯吃，檢查到他家，他不敢說是偷的，說是隊裏分的。問題就這樣暴露了。當時這在全國已是一個普遍性的行為。

1959年初的瞞產私分一直驚動了毛澤東，他在廣東省委的報告上批示說：“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並講了如下一段有名的話：“生產大隊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保衛他們自己的產品，反批評公社、上級的平分主義、搶產共產。我以為生產隊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它是農民“反抗的一個集中表現”。

但瞞產私分在那個時代畢竟是一個貶義詞。廣東省委也不認為糧食已很緊張，反而以為目前農村仍有大量餘糧。於是首先在東莞召開幹部大會，反對瞞產私分，會上報出瞞產糧食4000萬斤，可能還有一二億斤。接著在雷南縣發現瞞產糧食7000多萬斤，相當於原報產量的50％（實際上以後並沒清出多少瞞報糧食）。由此在全省開展了“反瞞產”鬥爭。隨後，由廣東開始的這場鬥爭一直擴展到了全國。

雖然東莞處分了一批幹部，瞞產的現象還是存在。老郭講：“大偷”———即隊長領上我們把糧食藏起來，對上邊報一個假數字———依然存在，那時候不叫瞞產，叫“打埋伏”。人家來找，我們就說：沒有啦！隻剩下兩堆稻草，其實裏邊滿是稻穀。但是拿出來時要想辦法，不讓別人知道，還是得偷出來，這叫“小偷”。瞞產都是這樣通過“大偷”，比如村長、隊長，“組織”回來。在分米時，本來一斤的，給一斤三兩等。

這種情況在江門其實也是存在的。我曾經遇見一個老婆婆（陳），她說：農民是被逼得太急了：人總是要生存的，要想辦法的嘛。當時隊裏的穀種都放在一戶人家，裝在幾個大禾桶裏。幾個隊幹部就偷扒一些，分給大家。他們也乘此多拿一點。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放在木籠（即木箱）裏，拿衣服蓋上。沒有地方碾米，就想出辦法，把小石磨鋪上草，關上大門，快快的碾。家裏的老人也總是叮囑，一定要藏一點，多藏一點糧食。

盡管瞞產私分是很難的——如在東莞的老何看來，集體瞞著是不可能的——但從廣義來說，“私下多分”的現象卻始終存在。我從東莞了解到，分糧食的時候，可以把所謂劣穀（即癟穀）分給大家，中間混上一些好穀，以劣穀做擋箭牌。據說一家大約能分到三麻袋（一麻袋好穀能裝140斤）。所有的都是全村來分。

還有珠江三角洲地區糧食分配隻計稻穀，番薯、包穀、雜糧是可以不算的。盡管這些糧食的總量不多，但每戶都可分上一些。冬小麥因為不需要上調，也可以自己用小磨磨了吃。東莞縣委在一份給上級的報告中曾反映，農民認為：“生產多少是政府的，吃多吃少由政府決定”；“稻穀多收是政府的，雜糧多收是自己的”，即企圖以多種雜糧，來達到私分的目的。

4、饑荒過後，“擦邊行為”依然不斷

偷，在“困難時期”最厲害。老何評論說，是得靠偷偷摸摸渡過難關。在“三年困難”以後，情況又怎樣呢？這就要涉及珠江三角洲的另一個特點，即口糧標準也就是分糧水平問題，據說這裏似乎比別處分配要高一些。不過，對此農民好像也有他的看法。

例如，有的農民說過去平均每月35斤稻穀（這是按月計算，並不一定是按月分糧），可碾成二十四五斤米。但每年情況不一樣，完成任務好時，可以吃到55斤（人均），就夠吃了，還會有一點剩餘，拿來養雞養鴨。但老何說，過去吃兩頓飯，中午喝“糖水”；現在吃三頓，還有四頓的（宵夜），因此那時糧食還是不夠吃。

那麽農民怎樣“填飽”肚子呢？顯然，在正式的口糧分配外，他們可能“私下多分”一點，再分上一些薯、麥、雜糧，此外靠的就是自留地了。

東莞沙田地區田比較寬，自留地可以留到一分五厘，六七個人，分一畝多地，可以打七八擔穀。也有人說人均二分自留地的。產量比生產隊的要高得多，這和北方是差不多的。

另外這個村裏種了不少菜，由兩個地主負責，他們原是由種菜發家的。因此一天每人可以分兩斤菜，就很頂用了。那時村裏人開玩笑說，這是“地主養活貧雇農”。後來隊裏種了很多香蕉，經濟條件好轉了，還可以買高價糧吃。
農民是不是就靠這些了？在“三年困難”以後他們還靠些什麽？據老何說：還是要靠偷的。最主要的是偷魚蝦。

偷魚蝦要晚上出去，不讓幹部知道。秘密的，互相之間也不知道，自己幹自己的事。

如果在大田幹活，回來還得做飯什麽的，就沒時間了。做散工最好，叫“順工”，好差事。

那時我被派去和另一個人養豬，她要不說，我就去撈。因為我家裏人口多，負擔大。撈回來主要是賣（由老媽媽去），再買回日用品，因為那時候缺油（一年隻有一兩二錢半油吃）、缺布票。除了魚蝦就沒有什麽了。魚蝦最好撈，又快，又方便。

那時為防止人偷，家裏發現鬥萁都要沒收，我就用兩根竹竿一個網，不用很多時間就能撈好多魚蝦。別的社員也偷，每個人都要靠這個。每人有所不同，但都是以魚蝦為主。

勤快一點的，掙的錢多，布票就有得買，衣服就穿得光鮮，否則就多一點補丁。

但這是不是僅在東莞才有的現象呢？我再次回到江門，才了解到那裏也有類似事情。比如說偷甘蔗，成片的甘蔗林，邊上很好，中間都沒有了。江門的老林那時候經常去。

肚子餓了就上甘蔗田吃甘蔗，每天起碼吃一次，可吃不少了。

早些時候老莊也說過“到河裏撈魚”。附近還發生過一個人因為偷魚，被人抓住，覺得沒臉見人，就自殺了的事情。另外，在廣東的經濟作物區，不但可以吃甘蔗，吃水果，一邊幹活一邊就可以吃。

在山西調查時我就發現，農民的這類行為，不能僅以“偷”字來定義。“偷”字本身帶有一定的貶義。我使用了當地農民所說的詞匯———“抓握”，還有“捎帶”等詞匯。據他們說：紅薯長大了，會從泥土裏露出一條縫來，縫大的紅薯肯定大啦。假裝在地裏走，一手下去，趕緊站直腰，揣在兜裏，有五六條就夠解決一頓了。大白天就可以偷。偷甘蔗得是夜晚。

曬紅薯時就可以吃；收西瓜時，揀好的，一掌拍開，也可以吃。

在廣東，同類的行為有拾稻穗等。老何說：拾稻穗的很少。隻有兩個老太太（其中一個就是他媽媽），非到地裏拾稻穗不可，隊長說也不聽。一年兩熟就拾夠自己一個月吃的。另有一個老頭，每回抓一把帶回來。

還有，村裏的姑娘下地時腰裏多別著一個小筒，下工回家，就跳下水去摸幾條小魚。按當時規定，河裏的魚也都應該賣給國家，這可能也屬於一種“擦邊行為”吧。

5、借糧，廣東也存在

像瞞產私分，或是偷糧，可以說都不是什麽“秘密”。但是借糧，卻是在山西調查時的一大“發現”。後來我們了解到，“借糧”在其他省份也是存在的，但廣東情況是怎樣呢？

在東莞我訪問到一位原生產隊的保管老和，據他說：借糧要先找出納開條子，然後找保管要糧。什麽人能借糧呢？口糧夠的不能借，一個病痛的，一個兒女多的，或是吃得特別多的能借。借上糧，年終扣，不夠吃，繼續借。像這種情況，多著呢。熬到什麽時候還清呢？到兒女大了，還，不用還糧食，還錢就行了。套高價，比賣糧價高一點點，其他群眾也就沒有意見了。

生產隊每年留100到200擔穀子，救濟困難戶。如果借不完，就留做積累。

對借糧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如老何就對此加以否認。

不過老何和這位生產隊的保管不屬一個小隊；而且像這種矛盾的現象見得多了，我也就不以為意。但是在我回到江門以後，卻再一次了解到有關借糧的情況。據老林說：

借糧是後來的事了，1960—1962年想借也沒有。1963、1964、1965這幾年都有。生產雖然恢複了，但上交任務太重，調出去就沒有吃的了。集體，生產隊、大隊都有了機動糧，普通的手法就是借了。

但是老林說，這裏情況和你們北方不太一樣。好多人不借糧，像勞動力強的、勤奮開荒的、自留地經營好的，都不需要借。所以說人均借多少，沒有什麽意思。

在這次調查的過程中，我曾兩次去拜訪廣東省原主管農業的老幹部杜瑞芝。他說：

要搞到這些材料很不容易。1959年、1960年是明擺著，其他就搞不清了。私分都是秘密的，有的連兒子都不告訴。後來就是假集體，方案都是很好的，一般人調查什麽問題也沒有。不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知道。不然的話，活不下去呢，都是掖著腦袋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