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應該為毛澤東平反？

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反思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創立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這一思想有機組成部分的人口思想，不僅堅持和捍衛了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的基本觀點，而且提出新中國建立以後必須實行計劃生育、控製人口增長的重要論斷，並且製定了相應的政策。即使在50年代，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主基調是提倡節育，主張有計劃地生育。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製定了適合當時條件的、以宣傳教育和提倡節製生育、有計劃的生育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正是這一時期的政策為我國70年代大規模、卓有成效的計劃生育工作準備了條件，打下了基
礎。

　　曆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我國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已經進入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新階段。當我們在新的世紀重新審視曆史的時候，有必要客觀地去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

　　　　一、從政治鬥爭的需要，曆史地看待毛澤東《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一文中的人口觀點

　　1949年8月5日，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美國政府發表了《中國與美國的關係》的白皮書，以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闡述了1844年《望廈條約》以來的中美關係史。在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充滿了隱瞞和捏造的事實以及對中國革命的汙蔑。這些歪曲事實的言論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毛澤東同誌從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連續發表文章，批駁這些歪曲曆史的觀點，揭露美國對華政策的實質，其中在《唯心曆史觀的破產》這篇文章中，集中闡述了毛澤東當時的人口思想。毛澤東針對艾奇遜把中國革命的發生說成是因為中國人口太多，對土地造成不堪負擔的壓力，政府不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結果時，指出：“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麽？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麽？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大多麽？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麽？艾奇遜的曆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麽人口過剩。中國人民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麽人口過剩。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麽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蒙古土地那麽廣大，人口那麽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巳發生了。”（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頁。）在這裏毛澤東反複舉例說明，革命的發生是由於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必然結果，革命的發生和社會製度的變遷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生產方式而不是人口過剩。

　　毛澤東還針對艾奇遜由於中國人口過多，沒有一個政府能夠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的觀點，針鋒相對的指出：“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400頁。）、“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頁。）

　　長期以來，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被一些人認為是毛澤東主張人口越多越好的主要根據之一。

　　認真閱讀《唯心曆史觀的破產》這篇文獻，放在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可以看出，首先，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關於人口問題的主導思想是闡述社會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批駁艾奇遜宣揚的人口決定論。如前所述，在這篇曆史文獻中，毛澤東反複舉例說明，革命的發生是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必然結果，革命的發生和社會製度的變遷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生產方式而不是人口過剩。

　　其次，毛澤東在這篇文獻中闡述的人口觀點是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我們可以設想，在奪取中國革命最後勝利的曆史關頭，在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散布共產黨解決不了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中國沒有什麽前途的時後，毛澤東（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像幾十年之後的和平建設時期那樣認識和看待人口問題嗎？因為當時中國曆史的聚焦點是中國共產黨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和軍事的最後較量，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奪取革命的最後勝利。因此從政治鬥爭（而不是從學術）的角度反駁艾奇遜的觀點，鼓舞人民的鬥誌，消除悲觀論調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

　　第三，長期的人民戰爭和當時解放區的實際情況也沒有顯示人口過多的壓力，相反，在艱苦的戰爭歲月裏，千百萬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勞苦大眾是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這種長期革命戰爭的實踐，毫無疑問，對毛澤東正確認識革命勝利之後的中國人口問題是有一定影響。但是，我們不能要求在當時那種曆史背景下的毛澤東能夠對革命勝利之後的和平建設時期的一切問題（當然包括人口問題）給予百分之百的、沒有任何疑義的正確回答。

　　　　二、50年代以來，特別“一普”之後，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主基調是提倡節育，主張有計劃地生育

　　回顧曆史，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後的國民經濟恢複時期，沒有看到毛澤東關於控製人口和提倡計劃生育的論述，國家和政府也沒有製定相應的政策。相反，從維護婦女健康的前提出發，衛生部門在1950年4月20日製定和頒布了《機關部隊婦女幹部打胎限製的辦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衛生部又製訂了麵向全國人民的《限製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盡管《辦法》設計的主導思想是保護母親和子女的身心健康，不是鼓勵人口增長，但是在客觀上限製了節育，使得當時的生育和人口增長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這一方麵是由於革命勝利之後，黨和政府當時麵臨的工作千頭萬緒，首要的任務是恢複經濟和徹底消除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勢力，穩定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相比較而言，節育和人口數量控製問題還沒有排到黨和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另一方麵，革命勝利之後，人民安居樂業，經濟形勢欣欣向榮，人口壓力的迫切性並沒有充分顯示。

　　1953年，新中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中國人口已經不是通常估計的4.5億，而是超過6億，僅大陸地區的人口就已達到5.9億。龐大的人口數量與我國當時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目標的矛盾開始顯現，也引起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高度關注。周恩來總理在普查3個月後的一次報告中指出：“我們大致算了一下，我國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萬，那麽10年就是1萬萬。中國農民對生兒育女的事情是很高興的，喜歡多生幾個孩子。但是，這樣一個增長率的供應問題，確是我們的一個大負擔。”（注：周恩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載於彭佩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33頁。）當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對衛生部限製節育的政策提出了批評，多次指示衛生部予以改正。在鄧小平的幹預下，衛生部於1954年11月發出通知，規定“避孕節育一律不加限製”，“凡請求避孕節育者，醫療衛生機關應予以正確的節育指導”，“一切避孕用具和藥品均可以在市場上銷售，不加限製。”（注：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紀事》，紅旗出版社，1987年。）同年12月，劉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了節育工作座談會，在會上明確宣布“黨是讚成節育的”，（注：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史》，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0年。）中國不要搞母親英雄，中國應提倡節育。（注：轉引自翟振武：《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口政策的回顧與再評價》，見《中國人口科學》2000年1期。）在中央的號召下，衛生部起草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對過去限製節育的政策和作法進行了檢討，進一步明確了落實中央精神的措施。中央在衛生部的報告上批示：“節製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問題。在當前的曆史條件下，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讚成適當節製生育的。各地黨委在幹部和人民群眾中（少數民族地區除外）適當地宣傳黨的這項政策，使人民群眾對節育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注：彭佩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

　　1956年在黨的“八大”上，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衛生部門應該協助有關方麵對節育問題適當宣傳，並且采取有效措施”。（注：彭佩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在同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提出“除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製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注：彭佩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這意味著當時就已經把計劃生育的政策擴展到了廣大農村地區。

　　毛澤東在這一段時間（1957年），對人口與計劃生育也給予了高度關注。

　　1957年1月25日，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批示：“人口非控製不可。”

　　1957年2月14日在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人多也好也壞，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北京現在有360萬人口，將來要有3600萬人口，北京市市長如何得了。你們將來當了市長怎麽辦？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決交通運輸問題，那時逛公園也要排隊。”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在這裏我想提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我國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約要增加1200萬至1500萬，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近來社會上談這個問題的人多起來了。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麽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時指出：“我們這個國家好處就是人多，缺點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糧食多，……”。

　　1957年10月9日在八大三次會議講話時指出：“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製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471頁。）

　　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注：彭佩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在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由於當時特殊的曆史背景，沒有提出和製定節製生育和控製人口增長的政策，但是也沒有明確鼓勵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張。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毛澤東本人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調是提倡節育，主張有計劃地生育。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不同場合、以不同形式提出和製定了適合當時條件的、以宣傳和教育為主的人口和計劃生育的政策。應該說這是我國70年代以來大規模、強有力、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一個不可逾越的必經階段，是我國70年代以來卓有成效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基本前提。

　　　　三、不能過分誇大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作用

　　眾所周知，馬寅初作為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從1954年開始，他利用外出考察之機，先後到浙江、上海等地進行深入的社會調查。在調查中，他看到了土地改革以後農村經濟的繁榮和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喜悅，也發現了出生率特別高，農村兒童特別多的現實（他自己的侄子就有大大小小9個孩子）。對此，他喜憂參半，“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勢必會衝破經濟，衝破一切。”（注：轉引自韓文寧：《〈新人口論〉與“批馬運動”始末》，《世紀采風》1997年7期。）根據調查取得的第一手資料，通過認真分析研究，馬老於1955年寫了一份題為《控製人口與科學研究》的發言稿，準備在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發言。為慎重起見，他先將發言稿交給浙江人大代表小組征求意見。但是，除少數代表表示讚同以外，多數人表示反對或不置可否。一些人認為他的主張是宣揚馬爾薩斯主義。馬老從當時的不同意見中看出，當時的環境還不宜討論這個問題，便主動把提交大會的發言稿撤了回去。1956年馬寅初再次去上海、浙江等地視察，就人口與生產的關係在10個縣市、約20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一個漁業合作社進行了詳細的、深入的調查，並且把調查材料整理成發言稿，於當年6月21日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了發言。在黨的“八大”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衛生部門應該協助有關方麵對節育問題適當宣傳，並且采取有效措施”和《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公布之後，馬寅初認為黨和國家開始重視人口問題，感到非常高興，認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就“人口控製”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肯定並支持了馬寅初的觀點，指出：“人口控製在6億，一個也不多啦？這是一種假設。……現在我國人口每年增長1000多萬。你要他不增長，很難，因為現在是無政府狀態，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在這方麵，人類還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政府應該設立一個部門或一個委員會，人民團體可以廣泛地研究這個問題，是可以想出辦法來的。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製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生育。這一條馬（寅初）老今天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誌。從前他的意見沒有放出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人民有沒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注：彭佩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

　　此後，馬寅初先後在不同場合發表了他的觀點。1957年4月，馬寅初在北京大學公開發表關於人口問題的演講，以大量具體的調查數據和生動鮮明的事例，闡述他在人口問題上的見解。6月，馬寅初將報告稿加工整理，作為一項提案，提交一屆人大四次會議；7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論》。

　　正當馬寅初就人口問題不斷發表演講，當《新人口論》逐步形成和發表的時候，也是反右鬥爭剛剛開始的時候。這時就有人傳出要批馬寅初，報刊上有些文章已不點名地對他進行批判，更有甚者主張把馬寅初定為“右派”。當時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明確指出不能劃為“右派”。

　　1958年5月，反右鬥爭基本結束。5月4日，在北大60周年校慶大會上，陳伯達突然點了馬寅初的名，要馬老作檢討。7月1日，號稱“理論權威”的康生到北大作報告，他陰陽怪氣地講：“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啊？是馬克思的馬呢，還是馬爾薩斯的馬呢？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此後，聲勢浩大的批判開始了。但是，直到1959年下半年，對馬寅初的批判基本上還是在學術範圍內。馬老也在不同刊物上發表了大量反駁文章。1959年12月，馬寅初寫了《重申我的請求》一文，要求在《新建設》1960年1月號上發表。但是文章還沒有發表，就傳到了康生手裏。康生直接插手，親自部署批馬運動。康生對北大當時的領導人講，馬寅初最近很猖狂，給《新建設》寫了《重申我的請求》，猖狂進攻，他的問題已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借學術為名，搞右派進攻，要對他進行徹底揭發批判，把大字報一直貼到馬寅初的門上去。他的校長是不能做了。（注：參見韓文寧：《〈新人口論〉與“批馬運動”始末》，《世紀采風》1997年7期。）在康生的直接插手和布置下，北京大學掀起了全校規模的批判馬寅初高潮，把學術問題推到了政治舞台上，給馬老扣上了“假學術之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曆史上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等一頂頂汙蔑不實的大帽子，直到馬老被迫辭去北大校長之職。

　　毫無疑問，對《新人口論》和馬寅初的批判，是對真理的踐踏，是對一個堅持真理的知識分子的政治迫害，它對我國人口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學術探討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是，對馬寅初的批判，對我國的人口政策和實際計生工作的影響即使有的話，也不會太大。這是因為：

　　第一，反右運動和批判馬寅初的相當一段時間（1957-1958年），有關節製生育和計劃生育的宣傳活動並沒有停止，1958年國家還出版了大量宣傳書籍，如《節製生育宣傳手冊》、《有計劃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識》等。衛生部的宣傳要點通知中，仍然強調“應加強節製生育的宣傳”。（注：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紀事》，紅旗出版社，1987年。）這就是說，在這段時期裏，國家關於計劃生育的宣傳政策並沒有受到影響。

　　第二，從1959-1961年間，未看到或者是停止了對節製生育和計劃生育的宣傳和推廣，但是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人為災難導致國家的一切正常活動的停止。同時，我們沒有看到任何鼓勵生育和檢討關於“提倡節製生育、推廣計劃生育、控製人口增長”的錯誤的文件和說明。因此不能說對《新人口論》和馬寅初的批判，導致這一時期錯誤的人口政策的產生。

　　第三，從1962-1966年，隨著國民經濟形勢的好轉，中央加大了節育的宣傳，並且首次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文件的形式下發表《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把節製生育、控製人口增長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即定的政策”予以確認。（注：彭佩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這個文件是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它標誌著黨和政府已經把計劃生育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從計劃生育工作的實踐來看，60年代，是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時期。這表現在：

　　首先，這一時期，自上而下建立了專門的計劃生育工作機構，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各省市區也建立了相應的工作結構，這為計劃生育工作的全麵開展提供了組織保證。

　　其次，從不同層次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政策目標和規劃，例如，周恩來提出要在20世紀內把我國的人口增長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製定了相應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長率的近期和遠期目標。生育政策上出現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和“少、稀、晚”的口號，這實際上是我國70年代以來實行的人口政策的雛形。

　　再次，開展了較大規模的節育技術指導，明確了計劃生育經費的開支渠道；加強了避孕宣傳，改善了避孕藥具的供應，為計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技術條件，

　　因此，我們認為，五六十年代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和計劃生育工作並沒有受到對馬寅初《新人口論》批判的多大影響，相反，50年代的節育宣傳和60年代的計劃生育工作實踐是我國整個計劃生育工作的必經階段，是在複雜的政治經濟條件下開創計劃生育工作的新嚐試。對計劃生育政策和工作影響最大的是三年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動亂，而這兩次災難影響的不僅僅是計劃生育，它使我國所有的正常工作都處於癱瘓。

　　　　四、“錯批一人，多增三億”的提法缺乏科學依據

　　在中國人口學界，有一種觀點甚為流行，他們認為中國人口之所以迅速增長，其原因是50年代沒有能夠采納馬寅初先生提出的節製生育、控製人口增長的合理建議，反而把馬老的正確主張當成“新馬爾薩斯主義”進行批判，從而導致人口膨脹。這種觀點廣為流傳，以至被人概括為“錯批一人，多增三億”，成為一段時期對五六十年代我國計生政策和計生工作占主導地位的評價。而這種觀點的潛意識是對我國五六十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和工作的全盤否定，對毛澤東人口思想的巨大譴責。

　　那麽，是不是真的是“錯批一人，多增三億”呢？

　　首先，上文已經指出，對馬寅初的批判始於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對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論》的公開平反是在1979年6月，“錯批一人，多增三億”觀點的出籠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國的人口總數為6.46億，而到1979年，我國的人口總數為9.75億。22年間，總共增加3.29億。如果真是“錯批一人，多增三億”，那麽，意味著這22年間，如果我們不批判馬寅初，或者采納馬老提出的主張，嚴格控製人口增長，就隻會增加2900萬，幾乎是“零”增長。稍有人口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國在馬老提出控製人口的當時就采取最為嚴厲的措施，把全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口增長的巨大慣性，也不可能使這段時期的人口就達到“零”增長。因此，“錯批一人，多增三億”，實屬違背人口學基本常識的最大笑話。

　　其次，眾所周知，中國的前兩次人口增長高峰分別發生在1952-1957年，1962-1968年。這兩次人口增長高峰恰恰與批判馬寅初在時間上風馬牛不相及。而對馬寅初批判的高潮和批判之後，中國的人口不僅沒有出現大的增長，相反，1960-1961年，是新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人口負增長時期。1960年比1959年減少1000萬人，人口增長率為負14.88‰；1961年比1960年減少348萬，下降5.26‰。因此，把中國人口增長的原因歸結為對馬寅初的批判，既“錯批一人”，在時間序列上也找不到任何根據。

　　第三，影響人口增長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會經濟條件、人口政策、傳統文化和意識，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論是通過社會經濟條件和人口政策間接地影響人口增長。從我國人口增長的實踐以及世界各國人口增長的規律來看，社會經濟條件是起基礎性作用的，它直接導致人口按照一定規律變化；人口政策對一定時期的人口變化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直接影響人口的增長速度、規模和結構變化；傳統文化和意識對人口增長也有重要的影響。對馬寅初的批判主要是在學術領域，後來在陳伯達、康生的直接插手下，也發展成為政治迫害，但是對人口政策的直接影響並不突出。五六十年代所實行的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與馬寅初的主張是一致的。與此同時，批判馬寅初所造成的影響主要集中在當時社會的上層和一部分社會精英及知識分子中，對於普通市民和廣大農民來說，由於當時條件的限製和自身的局限，批判馬寅初不可能對他們的生育行為產生多大影響，他們隻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在生兒育女。因此，“錯批一人，多增三億”，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

　　總之，毛澤東的人口思想是整個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主基調是提倡節育，主張有計劃地生育。客觀地看待曆史，說毛澤東主張人口越多越好、鼓勵生育和人口增長，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主基調——即提倡節育，主張有計劃地生育，是我國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據。把對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的批判說成是我國人口增長的根本原因，甚至概括為“錯批一人，多增三億”，是荒謬的。

　　在中國曆史上可能有許多難以解開的謎，對馬寅初的批判有許多細節至今仍然難以確定。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材料是至少毛澤東在1957年3月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肯定和支持了馬寅初的人口主張。因此，把對馬寅初的批判歸結為毛澤東個人，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正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麵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麵”。在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作者注：1956-1966年），“一切成就，是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誌個人。”（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國人口眾多，對社會經濟以及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是今天人們的共識。而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新的世紀，當我們已經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家的行列，在新的起點上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時候，回顧曆史，總結經驗，我們不能忘記毛澤東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五六十年代，為我國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人口史研究 2003-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