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十八年過去，我們不再年輕，但是我們注定要頻頻回首那段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那段真空的日子。
作為一個離廣場領導集團距離甚遠的普通學生，我記得胡耀邦去世的那天，我們在春遊，在一個皇帝的陵園。日子本就這麽按部就班地過著，胡耀邦去世了，隻是廣播裏的一則消息。
後來的一個晚上，我在宿舍裏洗腳，準備睡覺，隔壁宿舍的一個同學來邀我們去廣場。已經10點多了，想了想，還是去了，因為很多人都去。我們步行去廣場，一路說著話，有些興奮。我當時看著周圍同樣年輕的人群，想：這麽年輕，多好的戀愛季節啊。
胡耀邦追悼會的那天，我們宿舍一個重病住院的同學從醫院裏回來，虛弱地漂浮在厚重的衣服被子當中。她也很想去廣場，身體卻不聽話，我們和她一起留在宿舍，聽有關下跪請願的消息。記得她起身披著衣服走到樓梯拐角處的窗前，饑渴地觀望外麵的世界，像一個渴望自由的囚徒。窗外來來往往學生的喧囂帶走了她的心。我們嘻嘻哈哈地安慰著她。
四月二十七號的遊行，我沒有去，因為很早以前我就跟一個長輩朋友約好，那天去他們的機房做作業，那時候微機還比較緊俏，那個機會也算難得。那天上機的過程中，我出來休息了一兩次，看見龐大的隊伍走過，似乎與我無關。
罷課開始後，同學們在宿舍的走廊裏相見，也會約著去廣場。具體的次數已經記不清了。正好那段時間有個老同學從外地來北京出差，離開北京的那天，我去機場送行。轉了好幾趟公共汽車才去了機場，回來的時候，走了一半兒，沒有公共汽車了。那時候腦子裏還沒有打的的概念，一夥人在公共汽車站死等，有消息傳來說與遊行有關，城裏的公汽都停了。然後大家決定攔車吧。
那段日子，攔車也算是一種主要的交通方式，也不記得一共攔過多少次車，隻知道那天從機場回來是第一次。我讓司機把車停在我的自行車停放出，下車的時候，內心一片平和。那種和司機之間天然的感情，不同於朋友、親人、同學、同事之間的感情，那是一種短暫的，類似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感情，一種不需要表達、交流、溝通的感情，一種沉澱了許久的默契。
再後來，聽說有人要絕食了。這種勇敢有些超出我的理解，但是心裏還是對他們充滿了敬佩。樓下前去絕食的學生在做最後的宣傳，我胡亂翻開箱子，拿出當時自已擁有的唯一一件洋貨，別人從美國帶回去的一件大衣，匆匆跑下樓。準備絕食的研究生們坐在一輛小麵包車裏，正要離去，我把大衣塞給車裏的一個人，有些迷惑地望著他們。
幾天後，隔壁班上的一個同學，氣憤地說，他妹妹跑去鬧絕食，傻得不透氣，家裏已經有一個老爹躺在醫院裏胃切除，不能吃飯了，她還添亂。
一個豔陽高照的日子，我還是去了廣場，路過絕食學生的營地時，心裏全是歎息。但是看見營地附近有人舉著一個隨便找來的紙盒子當錢箱募捐，又忍不住掏出一兩塊錢。
又一天，一個南方女孩兒來找我，說我們去廣場幫忙吧。我們便去了。那天下起了雨，廣場上絕食的學生開始被救護車送往醫院。救護車的警笛此起彼伏，呼嘯而過並把那尖利的聲音長久地留在我們的大腦中。那天正是我的生理周期，站在廣場中間的雨裏當維持秩序的人鏈，讓我想起來下過鄉的姨媽說，下鄉的時候碰上生理周期也還是要站在冰冷的河水裏架橋梁。我心裏並不委屈，反而覺得有點兒豪邁，隻是我們手中相傳的不是沉重的沙袋，而是麵包和飲料，很輕。
傍晚，我們倆決定回學校，已經有點兒累得站不住了。攔到的汽車把我們送到校門口。我們想到從校門口到宿舍的那段路還很漫長，就有些嬌氣往上升。看到兩個男生騎車從身邊過，便相視一笑，同時果斷地上前請兩位同學帶我們一段兒。那次攔自行車似乎是那段日子攔車求載的終結篇。
下一個大遊行持續了兩天，我們都去了。滿街的橫幅標語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記憶最深的是身邊一幅“東高地小偷罷偷一天”。這個橫幅對我來說，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我唯一的解釋是，我們都活累了，我們都想從自己生活的框架中退出來一陣子。
然後有一個晚上，我選擇留在廣場。淩晨，氣溫降到了一天的低穀，黎明前的黑暗還沒有來臨，我已經困得開是發愣。我在天安門廣場、我們學校的營地帳篷裏。帳篷裏有學校食堂送來的兩大水桶雞湯，冒著熱氣。我木然地呼吸著雞湯的飄香，象是在品味迷魂湯。然後有人說，趙紫陽來了，在那邊。又有人說，很多人往那邊去，但是有人維持秩序，並不是誰想去就能去。
我並不想去，我有些懵。這些天來，反腐敗的口號，和口號背後的傳說，不都是矛頭指向趙紫陽的兒子嗎？即便他的幾個兒子不是唯一的太子黨，不是唯一的官倒，不也是最大的幾個目標之一嗎？他是來向大家承認錯誤的嗎？他是來解釋官倒和太子黨的嗎？我心裏希望是。
我不想去，並不是大家都不想去。很多人還是興奮了起來，要去見趙紫陽。或許是去對話，或許是去被接見，就像被毛主席接見的紅衛兵一樣。這很令人不解，為什麽這種接見讓孩子們興奮、激動，這和二十多天來的初衷相去如此之遠。尋求平等的路實際上到處是溝壑和落差。一旦一塊踏板把兩個高度銜接起來的時候，這塊踏板就成了新的地平線，這個地平線讓孩子們忘記了初衷，進入一種意外和驚奇的狀態。
那是唯一的一個晚上，我在廣場守夜。純屬巧合。我知道的全部，就是反腐敗。那時候我還不明白，我們手裏除了這個口號，剩下的是一片蒼白。而腐敗本身，代表了太多與我們的生活狀況截然相反的誘惑，十多年後，人們用腐敗這個詞相互致以誠摯的問候，成了一種墮落的民俗。我們當時哪裏知道，腐敗集團的代表隻需一聲沙啞的開口，就可以將我們擊垮。反腐敗隻是我們的借口，一個遮擋所有騷動不安，掩蔽我們虛弱無知的一個借口，一個稱職的借口，一個可以變成圈套，讓我們遺忘的借口。
接下來，有了戒嚴令。戒嚴令發布的時候，我在廣場附近的人群裏。記得那天自己把自行車靠在新華門正對麵的灰色牆上，然後漫無目的地亂走，高音喇叭發出強硬的聲音。那天，是我最後一次去廣場，事先沒有計劃，事後也沒有刻意安排，就這麽自然而然地離開了廣場，沒有再回去過。
接下來的日子有些無聊，幾個同學說，反正不上課，我們出去旅遊吧，去北戴河怎麽樣？我欣然加入。北戴河寧靜地等候著稀少的遊人。那是第一次看到大海，恨不得白天黑夜都守在海邊。海的魅力，在於它的聲音。
我們碰到另一群從北京出來旅遊的學生，與我們一夥女生人數相等的男生。很快我們變成了一夥人。我們沒有談論廣場和北京。我們去海邊遊泳，用紅藍兩色的氣墊在沙灘上擺置各種造型。好心的男孩子們向我們傳授數學課的機密和技巧。我們去看日出，在太陽噴薄的瞬間，男孩子們放棄了自己照相的時機，把那個瞬間讓給了我們，每個女孩兒都得到一張手捧日出的照片。我們去小飯店吃大碗湯麵，我們愧疚地在飯後拿出自己的學生證，告訴男孩子們，我們並不是自詡的本科一年記的新生，我們是研究生一年級的學生。男孩子們心裏定是充滿了失望的，但是他們都努力地控製住了自己，比較狡詐的一位，用充滿稚氣的老練笑著說，我們早就看出來了。
火車把我們從北戴河帶回到北京，北京站嘈雜的站台上，我們與男孩子們握手道別。一個男孩子癡呆地看著我們當中最漂亮的那位姑娘，不肯離去。我們有些不忍心，居然一個玩笑也不敢開，默默地等待他說最後的幾句話。還好，他的夥伴提出大家6月1 號兒童節的那天去廣場相見。男孩子才從令人窒息的難過中退了出來。公共汽車隨意地在街上選擇可以走的路，無所謂自己該走的線路。我們似乎從廣場邊上劃過，隱隱約約看到那座自由女神像習作。
然後我們就開始堵軍車了。一個晚上在校門口碰到同班的一個男生，便搭伴兒隨著人群去堵軍車。我們像軍人一樣急走，隨著人流穿過一個又一個是路口，毫不猶豫地往前。中間或許有掉隊的危險，或許有被黑暗籠罩的恐懼，在一個路口，人們開始奔跑的時候，男生自然而然地拉起了我的手，一起追趕隊伍。我們拉著手跑了很久，誰也沒有解釋是為什麽，甚至沒有互相看一眼。天亮後，我們知道自己已經來到了十三陵的某一陵。我們開始感到尷尬，為那段拉著手的奔跑。我們繞著陵墓走，說著充滿離奇暗示的話，這些暗示，或許隻有自己明白，隻有自己聽得懂，或許連自己都不明白，都聽不懂，卻又不得不說。
又一個晚上來臨的時候，經曆了一天一夜的堵軍車拉練活動的我們，疲憊地回到學校。最後的那段路是那樣漫長，我們無法開口解釋這二十四小時的曆程。我們無法判斷，那是不是一個短暫愛情。
等到一覺睡到大天亮的時候，疲憊和尷尬都離我而去，我又回到了原來的生活裏。我應該去京郊的一位世交的熟人那裏拜訪一下，這段亂哄哄的日子打斷了我偶爾拜訪的頻率。家中的祖父祖母希望我常常去他們的老友那裏走動。我去吃了晚飯。那是一個軍隊的大院兒，平時進出也要填個表，打個電話進去核實。那天，是家裏的主人親自來接我進去的，大院兒裏已經停了好多載滿軍人的軍用卡車。卡車靜靜地停在院牆兒下，遠離人行道。老人沒有很誇張地教育我，隻是囑咐了一些注意安全的話。出來的時候，仍然是老人送我，這是前前後後的幾年裏唯一一次。我遠遠聽到軍官對士兵說話，很平和地讓士兵好好抓緊時間休息，後一句話是：過幾天一旦執行任務，就沒時間休息了。
當時我並沒有在意軍官的話，回到學校繼續在宿舍裏打打鬧鬧。偶爾有人提出去廣場，大家似乎也沒有興趣。直到那天，我出城去辦事兒。下午，回城的公共汽車都停了，我被堵在了城外。那天是六月三號。
後來，同學們說，幸好你出城了，那天晚上學校裏幾乎所有的學生聽到不停廣播的警告後，都毅然決然地回到了廣場，甚至那些從未去過廣場的學生也去了，我要是在學校，一定不會留在宿舍裏的。
那段真空的日子已經讓所有的禁錮都鬆弛下來了，任何的警告，勸說都失去了效力。那段日子，我們無所擔憂、無所畏懼。我們在做大家都做的事情，我們活在生活之外。那個結束真空的真實恐怖，讓我們失語多年，無法回憶。
當我們再次有勇氣拾起那段日子的時候，我們的孩子正邁向他們自己的青春期。我們或許會說，他們不再像我們那代人那麽有理想，那麽青春輝煌。其實，不是這樣的，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輝煌的。回首青春的時候，讓我們遺憾的是那段輝煌並沒有沉澱出足以留給孩子們的理性的思想。
作為一個離廣場領導集團距離甚遠的普通學生，我記得胡耀邦去世的那天，我們在春遊，在一個皇帝的陵園。日子本就這麽按部就班地過著，胡耀邦去世了，隻是廣播裏的一則消息。
後來的一個晚上，我在宿舍裏洗腳，準備睡覺，隔壁宿舍的一個同學來邀我們去廣場。已經10點多了，想了想，還是去了，因為很多人都去。我們步行去廣場，一路說著話，有些興奮。我當時看著周圍同樣年輕的人群，想：這麽年輕，多好的戀愛季節啊。
胡耀邦追悼會的那天，我們宿舍一個重病住院的同學從醫院裏回來，虛弱地漂浮在厚重的衣服被子當中。她也很想去廣場，身體卻不聽話，我們和她一起留在宿舍，聽有關下跪請願的消息。記得她起身披著衣服走到樓梯拐角處的窗前，饑渴地觀望外麵的世界，像一個渴望自由的囚徒。窗外來來往往學生的喧囂帶走了她的心。我們嘻嘻哈哈地安慰著她。
四月二十七號的遊行，我沒有去，因為很早以前我就跟一個長輩朋友約好，那天去他們的機房做作業，那時候微機還比較緊俏，那個機會也算難得。那天上機的過程中，我出來休息了一兩次，看見龐大的隊伍走過，似乎與我無關。
罷課開始後，同學們在宿舍的走廊裏相見，也會約著去廣場。具體的次數已經記不清了。正好那段時間有個老同學從外地來北京出差，離開北京的那天，我去機場送行。轉了好幾趟公共汽車才去了機場，回來的時候，走了一半兒，沒有公共汽車了。那時候腦子裏還沒有打的的概念，一夥人在公共汽車站死等，有消息傳來說與遊行有關，城裏的公汽都停了。然後大家決定攔車吧。
那段日子，攔車也算是一種主要的交通方式，也不記得一共攔過多少次車，隻知道那天從機場回來是第一次。我讓司機把車停在我的自行車停放出，下車的時候，內心一片平和。那種和司機之間天然的感情，不同於朋友、親人、同學、同事之間的感情，那是一種短暫的，類似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感情，一種不需要表達、交流、溝通的感情，一種沉澱了許久的默契。
再後來，聽說有人要絕食了。這種勇敢有些超出我的理解，但是心裏還是對他們充滿了敬佩。樓下前去絕食的學生在做最後的宣傳，我胡亂翻開箱子，拿出當時自已擁有的唯一一件洋貨，別人從美國帶回去的一件大衣，匆匆跑下樓。準備絕食的研究生們坐在一輛小麵包車裏，正要離去，我把大衣塞給車裏的一個人，有些迷惑地望著他們。
幾天後，隔壁班上的一個同學，氣憤地說，他妹妹跑去鬧絕食，傻得不透氣，家裏已經有一個老爹躺在醫院裏胃切除，不能吃飯了，她還添亂。
一個豔陽高照的日子，我還是去了廣場，路過絕食學生的營地時，心裏全是歎息。但是看見營地附近有人舉著一個隨便找來的紙盒子當錢箱募捐，又忍不住掏出一兩塊錢。
又一天，一個南方女孩兒來找我，說我們去廣場幫忙吧。我們便去了。那天下起了雨，廣場上絕食的學生開始被救護車送往醫院。救護車的警笛此起彼伏，呼嘯而過並把那尖利的聲音長久地留在我們的大腦中。那天正是我的生理周期，站在廣場中間的雨裏當維持秩序的人鏈，讓我想起來下過鄉的姨媽說，下鄉的時候碰上生理周期也還是要站在冰冷的河水裏架橋梁。我心裏並不委屈，反而覺得有點兒豪邁，隻是我們手中相傳的不是沉重的沙袋，而是麵包和飲料，很輕。
傍晚，我們倆決定回學校，已經有點兒累得站不住了。攔到的汽車把我們送到校門口。我們想到從校門口到宿舍的那段路還很漫長，就有些嬌氣往上升。看到兩個男生騎車從身邊過，便相視一笑，同時果斷地上前請兩位同學帶我們一段兒。那次攔自行車似乎是那段日子攔車求載的終結篇。
下一個大遊行持續了兩天，我們都去了。滿街的橫幅標語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記憶最深的是身邊一幅“東高地小偷罷偷一天”。這個橫幅對我來說，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我唯一的解釋是，我們都活累了，我們都想從自己生活的框架中退出來一陣子。
然後有一個晚上，我選擇留在廣場。淩晨，氣溫降到了一天的低穀，黎明前的黑暗還沒有來臨，我已經困得開是發愣。我在天安門廣場、我們學校的營地帳篷裏。帳篷裏有學校食堂送來的兩大水桶雞湯，冒著熱氣。我木然地呼吸著雞湯的飄香，象是在品味迷魂湯。然後有人說，趙紫陽來了，在那邊。又有人說，很多人往那邊去，但是有人維持秩序，並不是誰想去就能去。
我並不想去，我有些懵。這些天來，反腐敗的口號，和口號背後的傳說，不都是矛頭指向趙紫陽的兒子嗎？即便他的幾個兒子不是唯一的太子黨，不是唯一的官倒，不也是最大的幾個目標之一嗎？他是來向大家承認錯誤的嗎？他是來解釋官倒和太子黨的嗎？我心裏希望是。
我不想去，並不是大家都不想去。很多人還是興奮了起來，要去見趙紫陽。或許是去對話，或許是去被接見，就像被毛主席接見的紅衛兵一樣。這很令人不解，為什麽這種接見讓孩子們興奮、激動，這和二十多天來的初衷相去如此之遠。尋求平等的路實際上到處是溝壑和落差。一旦一塊踏板把兩個高度銜接起來的時候，這塊踏板就成了新的地平線，這個地平線讓孩子們忘記了初衷，進入一種意外和驚奇的狀態。
那是唯一的一個晚上，我在廣場守夜。純屬巧合。我知道的全部，就是反腐敗。那時候我還不明白，我們手裏除了這個口號，剩下的是一片蒼白。而腐敗本身，代表了太多與我們的生活狀況截然相反的誘惑，十多年後，人們用腐敗這個詞相互致以誠摯的問候，成了一種墮落的民俗。我們當時哪裏知道，腐敗集團的代表隻需一聲沙啞的開口，就可以將我們擊垮。反腐敗隻是我們的借口，一個遮擋所有騷動不安，掩蔽我們虛弱無知的一個借口，一個稱職的借口，一個可以變成圈套，讓我們遺忘的借口。
接下來，有了戒嚴令。戒嚴令發布的時候，我在廣場附近的人群裏。記得那天自己把自行車靠在新華門正對麵的灰色牆上，然後漫無目的地亂走，高音喇叭發出強硬的聲音。那天，是我最後一次去廣場，事先沒有計劃，事後也沒有刻意安排，就這麽自然而然地離開了廣場，沒有再回去過。
接下來的日子有些無聊，幾個同學說，反正不上課，我們出去旅遊吧，去北戴河怎麽樣？我欣然加入。北戴河寧靜地等候著稀少的遊人。那是第一次看到大海，恨不得白天黑夜都守在海邊。海的魅力，在於它的聲音。
我們碰到另一群從北京出來旅遊的學生，與我們一夥女生人數相等的男生。很快我們變成了一夥人。我們沒有談論廣場和北京。我們去海邊遊泳，用紅藍兩色的氣墊在沙灘上擺置各種造型。好心的男孩子們向我們傳授數學課的機密和技巧。我們去看日出，在太陽噴薄的瞬間，男孩子們放棄了自己照相的時機，把那個瞬間讓給了我們，每個女孩兒都得到一張手捧日出的照片。我們去小飯店吃大碗湯麵，我們愧疚地在飯後拿出自己的學生證，告訴男孩子們，我們並不是自詡的本科一年記的新生，我們是研究生一年級的學生。男孩子們心裏定是充滿了失望的，但是他們都努力地控製住了自己，比較狡詐的一位，用充滿稚氣的老練笑著說，我們早就看出來了。
火車把我們從北戴河帶回到北京，北京站嘈雜的站台上，我們與男孩子們握手道別。一個男孩子癡呆地看著我們當中最漂亮的那位姑娘，不肯離去。我們有些不忍心，居然一個玩笑也不敢開，默默地等待他說最後的幾句話。還好，他的夥伴提出大家6月1 號兒童節的那天去廣場相見。男孩子才從令人窒息的難過中退了出來。公共汽車隨意地在街上選擇可以走的路，無所謂自己該走的線路。我們似乎從廣場邊上劃過，隱隱約約看到那座自由女神像習作。
然後我們就開始堵軍車了。一個晚上在校門口碰到同班的一個男生，便搭伴兒隨著人群去堵軍車。我們像軍人一樣急走，隨著人流穿過一個又一個是路口，毫不猶豫地往前。中間或許有掉隊的危險，或許有被黑暗籠罩的恐懼，在一個路口，人們開始奔跑的時候，男生自然而然地拉起了我的手，一起追趕隊伍。我們拉著手跑了很久，誰也沒有解釋是為什麽，甚至沒有互相看一眼。天亮後，我們知道自己已經來到了十三陵的某一陵。我們開始感到尷尬，為那段拉著手的奔跑。我們繞著陵墓走，說著充滿離奇暗示的話，這些暗示，或許隻有自己明白，隻有自己聽得懂，或許連自己都不明白，都聽不懂，卻又不得不說。
又一個晚上來臨的時候，經曆了一天一夜的堵軍車拉練活動的我們，疲憊地回到學校。最後的那段路是那樣漫長，我們無法開口解釋這二十四小時的曆程。我們無法判斷，那是不是一個短暫愛情。
等到一覺睡到大天亮的時候，疲憊和尷尬都離我而去，我又回到了原來的生活裏。我應該去京郊的一位世交的熟人那裏拜訪一下，這段亂哄哄的日子打斷了我偶爾拜訪的頻率。家中的祖父祖母希望我常常去他們的老友那裏走動。我去吃了晚飯。那是一個軍隊的大院兒，平時進出也要填個表，打個電話進去核實。那天，是家裏的主人親自來接我進去的，大院兒裏已經停了好多載滿軍人的軍用卡車。卡車靜靜地停在院牆兒下，遠離人行道。老人沒有很誇張地教育我，隻是囑咐了一些注意安全的話。出來的時候，仍然是老人送我，這是前前後後的幾年裏唯一一次。我遠遠聽到軍官對士兵說話，很平和地讓士兵好好抓緊時間休息，後一句話是：過幾天一旦執行任務，就沒時間休息了。
當時我並沒有在意軍官的話，回到學校繼續在宿舍裏打打鬧鬧。偶爾有人提出去廣場，大家似乎也沒有興趣。直到那天，我出城去辦事兒。下午，回城的公共汽車都停了，我被堵在了城外。那天是六月三號。
後來，同學們說，幸好你出城了，那天晚上學校裏幾乎所有的學生聽到不停廣播的警告後，都毅然決然地回到了廣場，甚至那些從未去過廣場的學生也去了，我要是在學校，一定不會留在宿舍裏的。
那段真空的日子已經讓所有的禁錮都鬆弛下來了，任何的警告，勸說都失去了效力。那段日子，我們無所擔憂、無所畏懼。我們在做大家都做的事情，我們活在生活之外。那個結束真空的真實恐怖，讓我們失語多年，無法回憶。
當我們再次有勇氣拾起那段日子的時候，我們的孩子正邁向他們自己的青春期。我們或許會說，他們不再像我們那代人那麽有理想，那麽青春輝煌。其實，不是這樣的，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輝煌的。回首青春的時候，讓我們遺憾的是那段輝煌並沒有沉澱出足以留給孩子們的理性的思想。
評論
博主已隱藏評論
博主已關閉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