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義軍領袖中，因為性情投合的緣故，張獻忠最喜招徠亡命之徒。張軍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從職業軍人轉變而來的人尤多。這使他的軍隊的戰鬥力高於其他的烏合之眾。一位明朝軍官，曾說張的部隊對於作戰是“習慣成自然。每個人臉上身上沒有囫圇個的，鉛子、箭頭，處處皆是。他們暋不畏死，一聽說官兵來了，都興奮異常，聽說要打仗簡直和打獵一樣的高興。我方的部隊正在觀望害怕，他們卻毫不畏懼，老於此道。”
因為隊伍的骨幹由農民階級的邊緣分子構成，張獻忠部在明末諸軍中把底層階級的人格缺陷表現得最為明顯。
一提起農民，我們的腦海裏立刻會浮現出羅中立《父親》中那個滿臉苦難、善良、堅忍的形象。
然而，隨著深入閱讀明末四川的那場大劫，我的思維定式逐漸被打破。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農民還有著“粗陋”、“淺薄”，甚至“野蠻”、“醜陋”和“黑暗”的另一麵。農民們被貧窮和專製統治雙重鐐銬著。在一定意義上，他們是一群“殘缺不全的人”。
最主要的缺失，就是 “人道”精神。
在正統文化中，“人命”起碼從理論上，在表麵上，是天地間最貴重的事物。專製法律雖然殘暴，但對人命還保持著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全國所判的死刑，都要呈報給皇帝，由皇帝親自校核審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層思維中人命卻是不甚值錢的東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頭掉了碗大個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他人的性命，在張獻忠眼裏，隻分有用和無用兩種。年輕身壯的，可以為自己衝鋒陷陣或者當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體弱的，對自己無用，所以一律殺掉。
當然，不殺也可以，因為殺人是一項費時費力的活。不過張獻忠卻樂此不疲，經常殺了一通後不過癮，覺得殺得不夠多，要“補殺”。《張獻忠陷廬州記》載，張獻忠進廬州後，起先並未大殺。第二天在城樓上發現許多火藥，“隨報，八賊即動氣，大嚷曰：‘這蠻子養不家（即養不熟），我厚待你，這火藥就該說，並無一人提起’，遂令搬火藥來營中，放火燒樓，又傳令進城補放火、殺人、捉人，一人不許放走。”
五
底層文化中的另一個嚴重缺失是缺乏對婦女的尊重，張獻忠部在這方麵表現一樣鮮明。
正統文化本身雖強調男女不平等，所謂“夫為妻綱”即為明證，但還是強調家庭的重要性，欣賞在“夫為妻綱”基礎上的夫妻間的“舉案齊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層文化對婦女，卻是赤裸裸的賤視甚至敵視。正像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裏的黑幫老大所說：“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個中國底層社會男人幾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明末農民軍的首領們，把這種野蠻演繹到了極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魚腹諸山走投無路時，算了一卦，結果是大吉。卜者謂，李自成有帝王之分。於是，身邊人紛紛堅定了奮鬥下去的決心。大將劉宗敏立刻“殺其二妻，謂自成曰：‘吾死從君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以從者”。
至於張獻忠對待婦女，那就更讓人無法接受了。
也許是受過女人的歧視或者傷害，張獻忠對漂亮女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報複心理，他經常說，“天下事皆婦人所壞”。征戰途中，不時有部下向他進獻美女，他通常留宿幾次就借故殺掉。攻占黃州後，他集中全城的婦女，然後挑那些年老或者貌醜的放走，留下那些年輕漂亮的，強迫她們去拆城牆。這些女人平時哪幹過這樣的重活，許多人手指被磨得鮮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牆拆掉後，張獻忠又命令士兵把這些人全部殺死在城下。
在攻打滁州戰役中，因久攻不下，張獻忠聽信了一個陰陽先生的話，到周圍鄉村掠來婦女數百人，“盡斷其頭”，倒埋在城下，露出陰部對著城上，想以此來壓住城上的大炮。這個辦法當然不好用，那次戰役，張軍一敗塗地。
六
祟禎十六年（1643），李自成已橫掃北中國，北京也指日可下，一統帝國的大勢已顯。張獻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稱臣，那隻有及早放棄這塊與李軍接壤的地方，遠離李自成的臥榻，以待將來。
崇禎十七年春，他率全軍溯江而上，準備“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
經過十多年的流動宣傳，張獻忠部的威名已經傳遍半個中國。可惜，“八大王”這三個字是作為恐怖的代名詞被廣為傳播的。在許多省份，嚇唬小孩子的最好辦法是告訴他，再不聽話，“八大王”就會從窗子外麵伸進手來，把他抓走。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到張獻忠部入蜀給四川人帶來的震動。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並沒有馬上落下。
在四川各地，沒有出現人們傳說的張獻忠據有一地後必然出現的大搶大掠大屠殺現象。四川簡州的一個秀才傅吉迪親身經曆了張獻忠據蜀，後來他在年譜《五馬先生紀年》記載了他所見的張部所作所為。《五馬先生紀年》載，攻下成都後，張獻忠曾發兵附近州縣，“謂之打招安”，即命令附近居民歸順張獻忠部。“隨後即派偽‘都司’姓吳者、偽吏目姓田者下到吾鄉‘招安’。每人給以印信“西國順民”四字，載在背上，兵不敢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