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的死，並不意味著四川人災難的結束。甚至可以說，川人的災難不過剛剛演完第一幕。
三百多年以來，四川一直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八大王(即張獻忠)血洗四川，在劫者難逃”。清代多種史書更是說，張獻忠把四川土著幾乎殺光。
解放後，新一代史學家對於張獻忠濫殺無辜的說法深感憤怒。通過深入考證，他們有力地推翻了這一說法。據他們辛勤搜羅，在《“張獻忠屠蜀”考辨》等文章中證明，第一，在張獻忠走後，四川起碼還生存著和張獻忠作戰的軍隊數十萬。其中至少楊展有數萬，曾英也還有兵二十餘萬，“其他逃匿山區、結砦依險者更多。如通江縣地主朱應先，‘家號素封’，張獻忠在蜀時，他‘散財招士，結砦依崖’，‘活者百家，撫流亡者千數’”。
“第二，還有一些人(大多是地主)，在張獻忠起義軍占領期間，逃離家鄉，以後又陸續返回故裏的。”
“第三，在四川境內留下的傳說中，一般的也說經張獻忠起義之後，每個縣都還留了一些人。如灌縣的賈、苟、皮、王等姓，鄲縣的孫、唐、苟、範、徐、馬、劉等姓。至今有些地名，如邛崍縣石頭公社的逃命溝、火升公社的躲兵岩、大邑縣服江公社的逃亡壩(唐王壩)，均與明末地主逃匿有關。”
新一代史學家通過這些有力的證據，證明了“張獻忠濫殺無辜”是地主階級惡毒的反動宣傳，張獻忠殺人是革命行動。張獻忠不但留下了一些人不殺，而且這些人還不在少數。
可惜的是，這些幸存下來的人，大多也沒有逃過以後的連續不斷的災難。正應了智慧的中國人的老話：“大難將至，善人先死”，蓋後死者的使命隻是承受更多的災難。
第一重災難是饑荒。
由於張獻忠據蜀期間，破壞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絕大多數耕地都被撂荒，積存的糧食則被搜掠淨盡，所以張獻忠部走後，四川遇到了嚴重的饑荒，糧價大漲。《荒書》記載“蓋自甲申為亂以來，已三年矣。州縣民皆殺戮，一二孑遺皆逃竄，而兵專務戰，田失耕種，糧又廢棄，故凶饑至。此時米皆出土司，米一鬥銀十餘兩，嘉定州三十兩，成都、重慶四五十兩。”
家有錢財的人畢竟不多了，於是吃人的現象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及到後來歐陽直自己也免不了吃人：“後來我路過威遠的時候，遇到十數個饑人，他們叫我們過去和他們同路走，我們不敢過去，他們大聲喊叫說：‘你們走也走不遠，不如留下兩個給我們當糧食吧！’我們繼續前行來到一個村子，見一家屋裏有冷肉一鍋，大家爭吃一空。等進廚房看時，才看見烹熟一個無發小兒，人頭及人皮和內髒都在一邊，原來我們所吃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軍人們何嚐不是如此。順治四年十二月，清總兵馬化豹在報給上級的《塘報》中說，他帶領的清兵“戰守敘府（宜賓)巳八個月，敘屬府縣止催稻穀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凡捉獲賊徒，未奉上級命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
地方土豪武裝更是如此， 歐陽直《蜀亂》記：“又，合陽土豪李調燮，曾對我說過，他們集合士兵劄寨時沒有糧食，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凡拏到人口，選肥少者付廚下，餘者係瘦，乃給兵士，烹宰時都按殺豬殺羊的辦法。”
而四川本地的起義軍中甚至有純以人為糧者。《五馬先生紀年》載，“栽秧完，突又遭姚、黃賊自河東來。其賊馬步兵俱有男婦俱有因無糧，全殺人以為食。痛哉，此番之慘較百倍於前矣!”
第二重災難是“搖黃”起義軍。
“搖黃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數股農民起義軍，他們糾集在一起的目的，從其各部首領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來：“爭食王”、“奪食王”、“闖食王”……這不太象陝西大亂初起時各農民軍首領模仿《水滸》風格起的那些外號，倒頗有些《西遊記》中魔王們“獅駝王”之類稱號的風采，而其所做所為也頗似食人魔王。歐陽直《蜀警錄》載：“搖黃賊攻破長壽、鄰水、大竹、廣安、嶽池、西充、營山、定遠各州縣，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後盡殺紳士及軍民老弱男婦，擄其少婦幼子女人入營，所獲壯丁用生濕牛皮條捆之，交其麵背糧，無人得脫，積屍遍地，臭聞千裏。”張獻忠敗亡後，他們聲勢大振，可惜此時四川財富已經淨盡，他們隻好全軍以人為糧。歐陽直評論說：“張獻忠部軍紀嚴明，他們殺人，是在執行長官命令，至搖黃賊營內沒有軍紀可言，隨軍小孩子都可以擅自殺人，他們是逢人便殺。我後來被搖黃賊擄入營中，親眼見到他們每把小兒拋向空中，下麵用長槍接住，使小兒穿在槍上，手腳抓刨如同飛翔。眾軍人哄然大笑。又見他們將人活綁在樹上，剖開肚子挑出腸子纏在這個人身上，以為笑樂。又見將小兒提起來，用頭撞鍾，腦漿四濺，拍手稱快。如此慘虐，遠甚於張獻忠。”
第三重災難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還是滿清的軍隊，到了這個軍糧匱乏的省份都得靠搶糧為生。
明朝官兵在他省時即軍紀敗壞。清軍雖然軍紀較為嚴整，然而從來不憚於殺戮漢人，搶奪糧食。在諸軍並進四川之時，僥幸活命的川人怎能安生。歐陽直記載：“賊去兵來，兵去賊來，循環旋轉於川北、川東，迄無寧日。賊固酷於殺擄焚劫，而瑣細不取，兵則但不多殺人，其劫擄吊拷悉同於賊。且並敝衣小物，莫不席卷，民不聊生矣。”
第四重災難則是瘟疫。死人既多，瘟疫隨生。《蜀碧》：“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幾如鬥；有馬眼瘟，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第五重災難是虎災。屍體遍地之際，野狗突然多了起來，數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讓人驚異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突然增長了百十倍，在四川各地，都出現了大批考慮。經常有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市，在屋脊上閑庭信步。歐陽直說：“張獻忠走後，突然四川遍地皆虎，或者七八隻，或者一二十，爬樓上屋，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聞，讓人難以置信。我從內江逃出的那個夜晚，四次見到老虎。坐船在敘南行走時，看見沙洲上大虎成群，過瀘州，岸上虎數十，魚貫而行。”這些虎吃人吃夠了之後，遇到活人，專以咬死為務，殺戮之後揚長而去。
順治七年(1650年),四川巡撫張春向皇帝報告，他好不容易在南允縣招徠了506人，不料不久居然給老虎吃掉了228人。
五重災難如同一層比一層細密的死亡之網，能夠活著從這個羅網中逃出去的人實在是異數。
《蜀龜鑒》對於蜀亂做了個粗略的總結，謂：
痛乎，明季屠川之慘也。四川南部死於張獻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於瘟疫、虎災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遺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於獻者十三四，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一二，而遺民千不存一矣。川東死於獻者十二三，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萬不遺一矣。川西死於獻者十七八，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十萬不存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