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軍事上就出現了敗勢。一六四五年春，明將曾英突破川東防線，進入四川，攻占了重慶。張獻忠忙派劉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個大敗。
一開始，張獻忠尚不以為然。勝敗乃兵家常事，他毫不慌張，派出人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他就發現不對勁了。他麵對的不僅僅是明朝正規軍的進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權的統治下，我們見到了曆史教課書上見不到的現象：“對起義者的再起義。”看到張獻忠出現敗勢，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戶和原地方官的領導下，紛紛起來，“擁眾據城邑，保村落，駐山穀，拒險寨者不可勝數”。“凡獻忠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害，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雖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在南充，原舉人鄒簡臣“潛與順慶豪傑倡義，建‘中興’赤幟於江滸，數日眾至十餘萬，軍聲大振。賊卷甲遁，恢複順慶十餘城。” “渠縣進士李含乙，永川刁、古二族，順慶譙、馮二姓，潼川楊先誌、林時泰，詹州陳鐵腳，嶽池劉武舉俱起義兵。”川西原明朝軍官朱化龍也“斂兵自守”，割據一方。黎州土司十六歲的馬京起兵反抗，“得兵萬餘，恢複雅黎。”在張獻忠實際控製區內的百姓也紛紛起義，“起義兵斬偽令者所在皆是”。後來竟弄到這樣的地步：“成都百裏外，櫌鋤白梃，皆與賊為難。”
十四
張獻忠始而有條不紊，繼而手忙腳亂，終於驚恐絕望。
十多年提著頭沐風櫛雨，身先士卒，雖然艱苦，卻也快意。勝也勝得痛快，敗也敗得幹脆。如今住進了皇宮，開辟了帝業，卻陷入了無邊無際的焦慮煩惱之中。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他還沒有學會治理國家這個需要同時處理多種事情的彈鋼琴的藝術。日理萬機，千頭萬緒，百爪撓心，中心如焚，壓力從四麵八方朝他一個人壓來，幾乎要把他壓得粉碎。從各個方麵傳來的消息，都是警報和敗績。按起葫蘆起了瓢，好不容易鎮壓下一處，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圍燃起。
最初的新鮮勁過去了，現在他越來越懶得上朝，脾氣也越來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頭上戴的那頂鑲滿了寶石的金冠摘下來，扔到地上，用腳上去一頓亂踏，踩得稀爛。旁邊人看得麵麵相覷，誰也不敢上去勸。踩完了，把旁邊侍衛的大沿布帽奪過來，戴在頭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還是戴這個舒服。”
他越來越懷疑揮兵入川是個錯誤。初以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們是柔而不脆，一時望風而倒，終久卻不屈服。
這個時候，張獻忠軍中擄獲了兩名在四川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分別是意大利的利類思（原名Ludovicus Buglio）和葡萄牙的安文思(原名Gabriel Magalleans)。他們分別於崇禎十年和十三年來華，崇禎十五年進入四川傳教。他們被張獻忠留在身邊，把所見所聞寫成《聖教入川記》一書，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記載。
兩位傳教士回憶，隨著軍事上的失利，張獻忠的酒越喝越厲害，也越來越依賴看著他人流血來尋找一點刺激。他們經常見獻忠發脾氣，誰也不能勸止。某日，張獻忠心情不好，“即殺軍官三員，宣其罪狀，謂伊等在席間高聲談論絕無顧忌”,某日“又殺文官一員，謂其吸煙太多，精神疲憊”。“又殺太監七名，謂有多數軍官在朝私語，該太監等溺職不報，罪當斬決雲雲”。無論是宮內男女還是大小官員，隻要稍不如意，即處以絞刑、斬首，或淩遲碎骨。神父們的好友、禮部尚書吳繼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馬匹給各軍，請示獻忠開列名單，以此細故而觸怒獻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為獻忠所寵，因為冬至節祀天，末遵獻忠令讀條文，以至冒犯獻忠，被鞭打至死。還有位官員，因諫獻忠少殺無辜，而被獻忠重刑處死。
因為酒喝得太多，精神也出現不正常的征兆。那一天，獨坐飲食，喝悶酒，忽然見到空中伸出千百隻人手來奪自己案上的食物。嚇了一跳，抹抹眼睛，清醒一下，又什麽都沒有了。
舉杯銷愁愁更愁。張獻忠的心情不斷墜向深穀，零星殺戮漸漸變成集體屠殺。他平生極為厭惡官場風習，甚至對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製不住厭惡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將孫可望遠征凱旋，張獻忠部下的文官們按明朝官場舊例，出城遠迎，進獻賀禮，遞“連名狀”。張獻忠聞知，“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有一次，因一點小小過錯，誅連殺掉了自己屬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勸他說都殺光了誰還為他服務，他說：“文官怕沒人做耶？”
十五
如果我鬥膽說一句張獻忠是殺人魔頭，也許並不過份。因為張獻忠本人正是以此自命並自詡的。
張獻忠想必有時也對自己心中經常湧動著的無法法抑製的嗜血欲望感到不解，隻有根據自己的知識範圍，自我猜測為身負“收人”的使命。穀城受撫期間，他曾命人為湖北上津縣新修的關帝廟題寫碑文，其中寫道：
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願，實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開州開縣，有幹理法。無奈天意如此，實不我由。如黃巢往事劫數，固亦莫之為而為也。
這一解釋有著濃厚的文化背景。中國人通常認為那些亂世豪傑，都是“應劫而生”，乃上天差遣下來，收繳人口的專員。比如每個中國人都熟知的水滸故事，批頭就是“洪太尉誤走妖魔”，言水滸群雄乃被封鎖於地下的群魔，不慎被洪太尉放出，“必惱下方生靈。”
然而遍數中國曆史的豪傑人物中，坦然宣稱自己身負“下界收人”的使命，並身體力行，樂而不疲者，唯張獻忠一人。
如果生活在在今天,張獻忠會是心理學家用來分析“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最佳樣本。他讀書期間表現頑劣，他成年後不能維持長久的工作，他無法遵守社會秩序，行動無計劃和衝動性，他報複的強度與受到的挑釁不成比例，他性情異常而智能、認知卻沒有任何障礙，這些典型病狀體現得非常明顯。特別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我們幾乎找不到關於他擁有愛心、同情心的證據。雖然一世稱雄，然而在他的眼中，這個世界卻是毫無希望的，他對人生的看法是悲觀至極的。
傳教士慈悲為懷，不忍看到這麽多無辜死在張的刀下，曾冒死對張苦苦哀求。張獻忠卻說：“吾殺若輩，實救若輩於世上諸苦，雖殺之，而實愛之也。”
這句聽起來頗有點玄奧的話，揭示了張獻忠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觀。這一人生觀在他那著名的七殺碑中也得到印證：天付萬物以與人，人無一物以對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譯成白話就是：天生萬物給人，人的所作所為卻對不起上天，所以被殺也是活該，成了鬼，也別怨我。
明末農民起義軍裏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兩大起義領袖李自成和張獻忠都沒有後代。李自成對兩任妻子都比較專一，這兩個女人卻都沒有生育，並且先後與他人私奔。張獻忠則似乎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女人，他身邊的女人經常是在陪宿幾夜之後就被殺掉。並且，張獻忠對漂亮女人有一種難以理解的仇恨，對折磨她們總是有著格外的興趣。在可信度較高的史料中我們沒有發現張獻忠有過孩子的證據，隻知道他認了許多義子。如果猜測這兩位領袖在性能力方麵有問題，也許不能說是毫無道理。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時代，這一事實給人帶來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們很難體會的。這也許是強化張獻忠厭世情緒的一個重要因素。
破壞這個世界，多年來是他唯一的快樂來源。操縱別人的生命，則是他感受自我存在價值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是什麽。在入川之前，關於張獻忠的喜怒無常記載就非常之多。他到漢州時，許多百姓“匍伏道左”，來歡迎他。他很高興，遂賞給每個人一塊元寶。回新都時，同樣有百姓早早地來到道邊迎接他，他卻勃然大怒：“你們是想要老子的元寶嗎？”折斷路邊的粗樹枝對著人群亂打，當場打死數人。
弗洛姆在《人類的破壞性剖析》中分析施虐狂的內心說：“他們不僅恨他們的敵人，他們也恨生命”。“對於任何活著的人，活的東西，他完全感覺不到關連和共鳴。”我們在張獻忠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同情心的空缺。他從不為自己的殘殺行為感到後悔，在他看來，殺人是他的責任，那個控製著他內心的惡魔就是天意。他常說：“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難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