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盡管我們的許多前線部隊未能與敵人建立接觸，但是卻不斷有跡象表明，中國人正準備發起進攻。炮兵與空軍觀察員報告，在第9軍控製的那段防線北麵，發現敵軍的一支約四、五千人的隊伍正在向東南方向移動。中國人在北麵不再構築防禦陣地，而且，他們正在填掉預先在我前進路線上構築的防坦克陷阱。
我並不相信中國人真能實現他們吹噓的目標，即把我們趕入大海或者在戰場上擊敗我們。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一支經受考驗、堅強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軍隊，他們已經掌握了進行這種戰鬥的經驗，適應了各種惡劣的天氣變化，而且，擁有的火力在強度上也大大超過了以往打擊敵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發生蘇聯大規模幹預的事態才可能迫使我們撤離朝鮮半島。在一九五一中春節，這種幹預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果然，總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似乎證實了我收到的一些從最近在戰鬥中抓獲的俘虜口中得到的情報。總部這份報告的根據據說來自某歐洲國家的前駐土耳其大使。這位大使是個很誠篤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報，大致內容是：一個以可怕的維·米·莫洛托夫為首的蘇聯遠東委員會打算於四月底在朝鮮發動一次大規模攻勢。根據我總部的這份報告，蘇聯將打著誌願軍的旗號，動用大量的飛機和蒙古血統的蘇軍正規部隊入朝作戰；蘇聯遠東軍區則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場全麵戰爭的危險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證贏得勝利。
這類情報我是無法證實的。於是我向總部提出建議，由戰區和國家的情報部門加緊查明實情。我還極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蘇聯提出嚴重警告：對朝鮮的一切幹預行動，不管打著何種旗號，都將被看作是戰爭行為。我的建議究竟產生什麽結果，一直無從知曉。不過，在敵人終於發起第五階段的攻勢之後，我們根本沒有發現蘇軍以任何形式加入戰爭的證據。
但是，盡管有蘇軍可能參戰的情報，我還是不希望第8集團軍瞻前顧後、畏縮不前。因此，我在前麵提及的指揮官會議上明確表示，隻有那些實際負責製定進攻已知之敵的推進計劃的指揮官才有權考慮或研究後退行動。我告訴與會的軍長和師長，僅僅在下述情況下我才親自下令立即撤退：一、蘇聯人以其現有的軍事實力進行幹預；二、與此同時，.軍隊和北朝鮮人民軍全力以赴地投入戰鬥；三、敵人采取所有這些行動所選擇的時機便於其充分利用天候條件；我相信，在此情況下，美國政府會完全讚同撤離朝鮮。
事實上，即使我不這樣做，政府也會命令我這樣做的。通過與海軍和空軍協商，陸軍參謀機構已擬就一份應付這些緊急情況的計劃草案。一旦經我同意，該計劃便會以統一的代號迅速下達部隊，付諸實施。計劃一經初步批準，就要交給各軍軍長進一步加以充實和完善。屆時，各軍軍長經慎重考慮可以吸收各師師長和一些專門指定的師一級軍官一道參加研究，以便使這些人對撤退行動也能有所準備。
但是，除專門指定的軍官外，不再允許擴大討論此項計劃甚至知道此項計劃的人員的範圍。
如果我們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當真走漏出去，則南朝鮮軍隊有可能背叛我們。但是，誰也不能因為他們打算在我們一手給他們造成的環境中苟且偷生而責怪他們。我還認為(麥克阿瑟也同意我的這一看法)，萬一我們因蘇聯直接出兵幹預而做出了撤離朝鮮的決定，則應等到第8集團軍撤至小白山脈以南之後再下達撤離朝鮮的命令。否則，南朝鮮軍隊的背叛有可能使我兩翼暴露，從而使我軍為敵軍所包圍並遭受嚴重損失。
當然，在此期間，我們並沒有消極地等待敵人發起攻勢。我們繼續朝東北方向推進，首先抵達“猶他線”，爾後抵達“猶他線”向東延伸的部分“懷俄明線”。下一步，我們要奪取瞰製鐵原的高地。但是，還沒有來得及采取這一行動，敵人便蘇醒過來，阻止了我軍的快速推進。敵第五階段攻勢即將開始。然而，政治事態的發展突然壓倒了戰場上的一切戰事。
第六章
總統與將軍——麥克阿瑟的罷免——原因與後果——中國人
被趕了回去
麥克阿瑟將軍被罷免了。事情是這樣地突然，這樣地不可抗拒，而且，還這樣毫無必要地以粗魯的罷免方式來公然傷害將軍的自尊心，這在全國上下激起了一陣抗議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獻給祖國的偉大軍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職務，這引起了一種深刻的意見分歧(誠然，這種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使公眾難以認清問題的實質。
曾經有些極端分子，無疑今天還有這種人，他們硬說參加這場爭論的雙方懷有極其邪惡的動機。譬如，他們說，在政府的高級領導層中有一個簡直是賣國的“無須取勝”集切(不知怎麽與不久前叛逃到蘇聯的兩名英國外交機構的成員有聯係)。另一方麵，他們又指責麥克阿瑟成心要把我們卷入亞洲大陸的一場全麵戰爭之中。我想，正如我們的大多數公民後來曆弄清的那樣，這兩種非難和中傷都是毫無根據的。
我們最高級的政府官員仍，不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他們的愛國和忠誠是不應受到絲毫懷疑的。杜魯門政府並不是要迎合我們的敵人，隻不過是想避免一場世界性的浩劫。麥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對在亞洲大陸動用美國地麵部隊的。真正的、根本的問題既不是杜魯門先生和麥克阿瑟將軍之間在擴大朝鮮戰爭的看法上存在鴻溝，也不是這兩個人的強烈個性格格不入。問題正如馬歇爾將軍在參議院某委員會的證詞中所指出的，無非是一位局部地區的戰區司令公開表示不讚同上級曾以最明確的語言一再向他傳達的方針罷了。
我本人對麥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這是通過密切交往麗逐步產生的感情，這種感情可以追溯到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擔任校長的那些日子。當時，我負責體育課，直接向他匯報工作。由於他對體育運動興趣甚濃，因而，那幾年我有幸常常見到他。後來，直到我到朝鮮赴任之前，與他會麵的次數就相當少了。但是，我對他的情況一直很關心。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複雜性格中為一般人所認識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對自己的頌揚，這導致他在某些場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屬於他的榮譽，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錯誤的責任。他愛出風頭，這常常使他在所屬地麵部隊參加每次登陸作戰時和參加的重大進攻行動發起時伊然以現地實際指揮官的身份出現在公眾麵前。他熱衷於培養自己那種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須具備的孤獨精神，結果，他幾乎發展到與世隔絕的地步(在東京，他的辦公室連電話也沒有)。這種與世隔絕使他得不到一個指揮官所必需的從自己主要部屬那裏得到的批評意見和客觀評價。他個性倔強(這種個性的形成是由於他在遭到人們堅決反對的情況下曾成功地強行通過了許多出色的計劃)，這使他有時不顧一切所謂常理而堅持按自己的辦法行事。對自己的判斷能力過於自信，這使他養成一種一貫正確的毛病，並且最後導致他發展到幾乎不服從領導的地步。
我認為，其中一些毛病的產生應當歸咎於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時代在得克薩斯軍校時，他的這些才能就已經使他在所參加的幾乎所有活動中顯露頭角。他在西點學校時的學術造詣、體育運動水平和領導成就，他透過現象抓住問題本質的能力，他的膽略和魄力，他那樂於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確目標的精神，所有這一切最後使得人們不願意否決他的看法，甚至不願意在他麵前提出有力的反駁。他那雄辯的口才以及闡述自己論據時那種生動的樣子，也往往能使反對意見煙消雲散，使本來懷疑他的那些人轉而懷疑他們自己。他堪稱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將。
所謂他成心想把我們卷進亞洲的一場全麵戰爭的說法，與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其實，他倒是一直認為，“沒有哪個神智正常的人”會主張把地麵部隊派往大陸中國。他一次又一次地大聲疾呼，反對在朝鮮以外的地方使用我們的地麵部隊。他一再鄭重其事地主張，用我們強大的海、空力量來封鎖共產黨中國，並且摧毀她“在一代人物時間內”進行武裝侵略的潛力。
政府領導人，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他們所進發出來的愛國熱忱並不亞於麥克阿瑟將軍。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參議院聽證會(此時，麥克阿瑟在離開祖國十餘年之後重返故土，在為期七周的對證中麵對著自己的批評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辯論中某些激烈爭論的情況透露出來之後，真正的分歧點才普遍為世人所了解。由於將軍與總統之間的分歧最後得到了解釋，因而大多數公眾對總統的批評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對於匆匆解除麥克阿瑟職務的做法普遍不滿的情緒卻依然存在著，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將軍本人直到報社記者告訴他才獲悉自己被解職一事)。
誠然，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都不想在亞洲進行一場地麵戰爭，但是，杜魯門及其顧問們卻根本不同意麥克網瑟封鎖和壓垮中國的方案。坦率地說，麥克網瑟所尋求的是一場預防性的戰爭，即不借冒使蘇聯卷人這場衝突並最終導致蘇聯入侵歐洲的風險來摧毀中國發動戰爭的潛力。麥克阿瑟聲稱，鑒於我們已經與紅色中國處於戰爭狀態，因而采取這一行動是完全正當的。按照他的看法，歐洲已經丟失，現在隻不過是蘇聯人的一個工業後院罷了。麥克阿瑟相信，世界未來的命運將在亞洲決定。
然而，麥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時，卻把國家所麵臨的抉擇描繪成是“勝利”與“僵持”之間的抉擇。由於把這種抉擇說得那樣簡單，因而對一個愛國者來說應該作出那種抉擇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這個由高手絞盡腦汁、極其巧妙地提出的“勝利”方針證明是難以反對的。
這一直是麥克阿瑟的口號。
“勝利，迅速而徹底地贏得勝利！”任何正在進行戰爭的國家都會理所當然地把麥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這個口號作為自己的目標。二十年後，他老調未改，在對美國國會所作的演講中，他宣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勝利！”後來，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對西點軍校的畢業班發表演說時又重申：“你們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變的，明確的，神聖的。那就是要打贏我們的戰爭……要有取勝的決心，要切實認識到在戰爭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勝利！”
這些話當然是每個在地麵、海上和空中作戰的美國士兵的信念，也許找不到更好的戰鬥口號來激發美國人的滿腔熱血了。它表達了“決死一戰”的精神。這種精神曾經鼓舞著我們的軍隊經曆了八年的獨立戰爭，征服西部地區的長期戰爭，痛苦的國內戰爭，以及他們所參加過的每一場其他的衝突和戰爭。按美國人的性格是不願打有限戰爭的。就象在拳擊場上一樣，他們所想的就是將對手狠狠地擊倒在地。象取勝這樣閃閃發光的思想，哪個朝氣蓬勃的美國人會反對呢？反對這種思想就象支持邪惡、反對美德一樣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鮮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樣，獲得一次“勝利”有時還需要另一次勝利來保障。奪取一個高地之後，為了鞏固戰線或者防止敵人觀察，似乎總需要再拿下一個高地才行。而當時在我們大多數公民心目中的所謂“勝利”，可能隻不過是打贏麥克阿瑟宏偉計劃中的初戰而已。
可是，麥克阿瑟所說的勝利不僅僅是指在朝鮮的勝利，即不僅僅要在朝鮮半島消滅全部敵軍並建立一個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的統一的國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擊敗共產主義，給共產主義以“狠狠一擊，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這種打擊將標誌著紅色浪潮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僅包括向鴨綠江實施大規模進攻，而且還包括摧毀滿洲的空軍基地和工業體係，封鎖共產黨中國的海岸，破壞其工業中心。為蔣入侵大陸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國民黨中國的部隊運往朝鮮以加強我們在那裏的地麵力量。他真的以為這些行動會打破共產黨對大陸的控製。他深信中國的老百姓隨時都歡迎蔣打回去，而且還自以為蘇聯不會介入他所設想的這種衝突。但是，在向紅色中國發動這場預防性戰爭的過程中，倘若蘇聯的幹涉威脅到這場戰爭的勝利，則我認為，麥克阿瑟理所當然就會極力要求進而向蘇聯發動進攻(他認為，蘇聯實力日益增長，使時間對蘇聯有利)。這隻不過是他的最終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滅共產主義必然會導致的結果。
因此，如果實行他的計劃，就要承擔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巨大風險，西歐就會遭受蹂躪，緊接著，我們肯定會失去一些久經考驗的、最忠實的盟友。還應當記住，在冒這些風險時，我們自己的國家將會處於毫無準備的可悲狀態，我們的總預備隊削減得隻剩下一個處於戰備狀態的陸軍師。
這就是麥克阿瑟高喊戰爭時在其心目中的所謂“勝利”。這是個需要全國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滿風險的方案。可是，這個方案並沒有立即為麥克阿瑟的上級所否決。美國政府的最高領導層(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三軍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及國會的領袖)仔細研究討論了麥克阿瑟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他們首先結合遠東戰區司令部組建的背景、職責以及亞洲的局部形勢對麥克阿瑟提出的每個問題進行了審查。爾後，又根據全世界的形勢、美國當時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歐的防務狀況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納麥克阿瑟的建議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等情況進一步考慮了每個問題。
這些官員對麥克阿瑟的全部建議進行了嚴肅認真、深思熟慮和周密細致的研究。
他們認為，我們的空軍不可能通過轟炸迫使紅色中國屈服。我已提到過霍伊特·範登堡將軍的想法。他認為，如果我們真要想摧毀滿洲的基地，我們“本錢很少的空軍”就會在戰爭中受到極大的消耗和損失，以至於我們需要花費兩年的時間來重建這支空軍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點出現挑戰時能有效地應付之。除此之外，範登堡將軍對於轟炸滿洲這種“一點一點地啄擊皮毛”的辦法毫無興趣。因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換回來的隻不過是敵人軍事力量極輕微的損失。五角大樓也根本不相信中國的工業基礎會象麥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樣能夠那麽快就被摧毀。如果進行轟炸，無疑會使成千上萬的無辜遭到屠殺；如果使用原子彈，那麽犧牲者將會是數以百萬計。除非我們炸毀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否則，共產黨中國還能照樣通過這條鐵路接受軍事補給，而蘇聯則絲毫不受觸動。可是，炸毀西伯利亞鐵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戰行動，這可能超出了我們的能力，而且，這樣做肯定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此外，杜魯門政府與參謀長聯席會議都清楚，任何攻擊滿洲基地甚至鴨綠江上的橋梁的行動，都將結束那個保證我們在南朝鮮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並把戰爭限製在朝鮮半島的心照不宣的協議。
至於封鎖中國沿海，這將構成一種戰爭行動。封鎖，隻有在確實奏效的情況下才能為各個中立國家所承認。然而，除非將英國的直轄殖民地香港，以及大連港、旅順港都包括在封鎖之列，否則這一行動無法奏效。如果我們果真封鎖這幾個港口，英國和蘇聯所作出的反應是不會讓我們輕鬆的。
在五角大樓看來，利用蔣軍入侵中國沒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們能得到大規模的美國海、空軍支援以及後勤方麵的支援。這些支援，麥克阿瑟當然認為蔣軍是應該得到的。
可是，我們在這方麵能夠抽出的力量已所剩無幾，而且，我們所擁有的這點力量如果用於朝鮮，可以發揮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陸能迫使中國軍隊撤離朝鮮，從而減輕那裏的壓力，但蔣的地麵部隊卻很可能遭受幾次挫折便大批倒戈，這種情況在他們最後與共產黨正麵交鋒時就曾出現過。
五角大樓對蔣軍的作戰能力不抱什麽希望，麥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說道對這些人的戰備程度缺乏信心。他們的訓練水平很低。我們必須首先向他們提供諸如火炮、裝甲車輛等全部重型武器，並且對他們進行使用這些武器的訓練，然後才敢將這些部隊投人戰鬥。但是，從已經在戰場上作戰的部隊那裏抽調這類緊缺助武器裝備是不妥當的。
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到李承娩堅決反對在他的國家使用中國軍隊。因為，在他看來，—朝鮮還有人力沒有充分利用起來。
政府也不讚同麥克阿瑟的西歐不太重要的觀點。西歐的工業技能、人力、技術、各類工廠、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軍基地，尤其是西歐在血緣和文化方麵與美國的密切聯係，所有這一切都使華盛頓感到必須是歐洲第一，亞洲第二。一旦失去歐洲，形勢就會立即朝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生決定性的變化，北約組織就會解體，美國就會遭到孤立。如果真的發生一場兩線作戰的戰爭，我們是來不及進行準備的。
五角大樓對於在南麵開辟第二戰場牽製中國力量的建議進行過長期而深入的考慮，但還是否決了這個方案。對於英國和英聯邦其他諸國來說，使用蔣軍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敵對行動擴大到福摩薩地區將大大加重我們在太平洋地區擔負的任務。同時，我們為進行朝鮮戰爭而一手撮合的、本來就勉強維係著的聯盟就會遭到一定程度的損害。
麥克阿瑟將軍與政府之間的另一個分歧是：是堅持我們在聯合國中的集體安全政策呢，還是單獨幹？很顯然，麥克阿瑟決心已定：如果我們的盟友不與我們站在一起共同對付共產黨中國和蘇聯，那麽，我們就應該自己挑起全付重擔。然而，美國早就承諾了集體安全的義務。盡管聯合國其他成員國實際提供的人力並不很多，可是在聯合國的旗幟下作戰能使我們在朝鮮的行動帶有道義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這在我們與自由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在那些今天看來具有曆史意義的參議院聽證會進行期間，這些結論再次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這些結論的絕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領導人所說明和肯定。這些人是：艾奇遜、馬歇爾、布萊德雷、謝爾曼、範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這些人都進行了宣誓。他們的證詞還被記錄在案。他們受到了各種詢問。最後，為了保密起見，證詞作了刪節，爾後公布於眾。這樣，否決麥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開事實。所以，無論是誰，如果再認定這些官員以及總統、副總統求“勝”的願望不如批評他們的人強烈，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比這些人狹隘，為國家最高利益服務的決心不如這些人堅定，那就十分荒謬了。可是，這些說法卻曾經被人以尖銳的公開批評方式或隱晦的方式作為攻擊政府的炮彈，當時，拒絕批準麥克網瑟的建議被扣上了姑息養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於匿名的顛覆分子們巧妙地塞進我高級委員會的什麽“無須取勝”政策才導致了政府拒絕麥克阿瑟提出的方案。問題的實質在於，政府要堅持一項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對“勝利”一詞作出不同的解釋，根據對世界形勢比較全麵的了解對事實情況采取不同的觀點。
很清楚，國家最高層的文職領導和軍事領導，由於眼界較寬，關於蘇聯原子武器的發展狀況有比較高級的情報來源，對於歐洲爆發全麵戰爭可能產生的後果有更全麵的估計，因而，他們對於當時的現實情況和責任也就有一個清醒得多的認識。在他們看來，即使能在朝鮮取得戰區司令所追求的那種“勝利”，我們也會因此麵在其他地方背上過於沉重的負擔。他們認為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麥克阿瑟的觀點是錯誤的。這些看法正確與否，在當時都無法得到證明，今天亦無法證明。向總統提出建議和忠告是他們的職責，因而他們這樣做了；作出決定是總統的職責，因此總統定下了決心。
政府的決定以及作出這些決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聯合國軍司令作了傳達。此外，為使重點突出，含意明確，總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親自致函麥克阿瑟，對政府的決定做了說明，所有這些爭論最終發展成為觀點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麥克阿瑟的洞察力多麽敏銳，他的信念卻是一部分建立在對於世界形勢缺乏了解的基礎上(無疑，對於完全在他視野之外的國內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這個戰區司令本人對情報顯然作出了錯誤判斷的基礎上。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當就麥克阿瑟的整個方案進行辯論時，參議員林頓·約翰遜向麥克阿瑟將軍問道：“……設想我們采納了你的方案，中國人被趕回到鴨綠江對岸，但他們仍然拒絕簽訂一項條約和達成一項有關他們未來命運的協議，那麽，屆時你將采取何種對策？”
麥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隻是說，他認為那不過是一種荒誕不經的假設。
“他們退了回去，”約翰遜參議員追問道，“我們將采取何種行動？”
“我認為他們不可能繼續處於交戰狀態”，麥克阿瑟答道。
麥克阿瑟對於事物的判斷有時不僅僅憑主觀的想象，他還以對情報的錯誤分析為依據。我認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島會議期間發生的事情可以證明這一點。當時，杜魯門總統接見了他，同他私下討論了朝鮮的形勢問題。從那次會見的談話記錄來看，麥克阿瑟估計，即使中國人真的參戰，他們可望在朝鮮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過五、六萬人。這意昧著聯合國軍可以享有二比一的優勢。可是，事實上，中國人在十一月底發動攻勢時，估計兵力達到了三十萬人。麥克阿瑟的這一錯誤判斷是導致他發動“聖誕節回國”攻勢的一個原因，這次攻勢幾乎把我們引向災難的深淵。
麥克阿瑟並不總是堅信我們能夠把中國人趕出朝鮮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敵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線以南的大規模進攻已結束很久，我部隊還在醫治中國人新中攻勢所造成的刨傷，麥克阿瑟電告參謀長聯席會議，如果美國的決心中變(即：不派增援部隊，不對紅色中國實施海上封鎖，不許轟炸滿洲，以及不利用蔣軍反攻大陸)，那麽，按照他的意見，“如無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則我軍應以作戰情況允許的速度盡快撤離朝鮮半島。”隻是在聯合國軍恢複了元氣、信心和鬥誌並再次接近三八線之後，特別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間粉碎了中國人第五次鉗形攻勢之後，人們才重又聽到了要求取得徹底的決定性勝利的呼聲。
至於我本人，從來就不相信，如果俄國人不派兵介入戰爭中國人能夠把我們趕出朝鮮。而且，我和第8集團軍全體官兵一樣都深信，如果我們得到命令，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進到鴨綠江邊。然而，發動這樣一次進攻所付出的代價將遠遠超過我們所能獲得的好處。
我們可能要遭受慘重的傷亡(我當時估計，傷亡人數可能會達到十萬之多)，因為我們要在朝鮮北部的所有崎嶇地形上與頑強抵抗的敵人進行激烈的戰鬥。可是，我們所能得到的隻不過是若幹平方英裏的不毛之地，而且，在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區，今後若幹年內還會有大量遊擊隊活動。隨著我們自己的補給線拉長，敵人的補給線就會縮短。
他們最終就會以巨大的兵力，憑借寬闊的鴨綠江和圖們江與我們相抗衡。我認為，隻是把敵人壓回去而不能殲滅其相當的兵力，實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戰役結束時，我們的戰線就會由一百一十英裏拉長到四百二十英裏，控製這條戰線的主要責任就會落在我們頭上，因為，這遠遠超出了南朝鮮軍隊的能力。接著，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美國人民會讚成保持一支扼守這條戰線所必需的龐大軍隊嗎？他們能同意為進行滿洲之戰所付出的血的代價嗎？他們會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亞洲大陸這個無底深淵所進行的一場無休止的戰爭嗎？我當時和現在都認為，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是一個“不”宇。
將軍與總統之間爭執的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打全麵戰爭還是打有限戰爭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隻不過是把“勝利還是相持”的問題用更為明確的語言表達出來罷了，也就是我們是應該全力以赴、一勞永逸地擊退“紅色浪潮”呢，還是盡量適當克製我們的行動，把戰爭限製在朝鮮境內？不過應當指出，對杜魯門政府進行派性攻擊的人，特別是以已故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為首進行攻擊的那些人，並不讚同在亞洲或者歐洲進行一場全麵的地麵戰爭
我並不相信中國人真能實現他們吹噓的目標，即把我們趕入大海或者在戰場上擊敗我們。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一支經受考驗、堅強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軍隊，他們已經掌握了進行這種戰鬥的經驗，適應了各種惡劣的天氣變化，而且，擁有的火力在強度上也大大超過了以往打擊敵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發生蘇聯大規模幹預的事態才可能迫使我們撤離朝鮮半島。在一九五一中春節，這種幹預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果然，總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似乎證實了我收到的一些從最近在戰鬥中抓獲的俘虜口中得到的情報。總部這份報告的根據據說來自某歐洲國家的前駐土耳其大使。這位大使是個很誠篤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報，大致內容是：一個以可怕的維·米·莫洛托夫為首的蘇聯遠東委員會打算於四月底在朝鮮發動一次大規模攻勢。根據我總部的這份報告，蘇聯將打著誌願軍的旗號，動用大量的飛機和蒙古血統的蘇軍正規部隊入朝作戰；蘇聯遠東軍區則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場全麵戰爭的危險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證贏得勝利。
這類情報我是無法證實的。於是我向總部提出建議，由戰區和國家的情報部門加緊查明實情。我還極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蘇聯提出嚴重警告：對朝鮮的一切幹預行動，不管打著何種旗號，都將被看作是戰爭行為。我的建議究竟產生什麽結果，一直無從知曉。不過，在敵人終於發起第五階段的攻勢之後，我們根本沒有發現蘇軍以任何形式加入戰爭的證據。
但是，盡管有蘇軍可能參戰的情報，我還是不希望第8集團軍瞻前顧後、畏縮不前。因此，我在前麵提及的指揮官會議上明確表示，隻有那些實際負責製定進攻已知之敵的推進計劃的指揮官才有權考慮或研究後退行動。我告訴與會的軍長和師長，僅僅在下述情況下我才親自下令立即撤退：一、蘇聯人以其現有的軍事實力進行幹預；二、與此同時，.軍隊和北朝鮮人民軍全力以赴地投入戰鬥；三、敵人采取所有這些行動所選擇的時機便於其充分利用天候條件；我相信，在此情況下，美國政府會完全讚同撤離朝鮮。
事實上，即使我不這樣做，政府也會命令我這樣做的。通過與海軍和空軍協商，陸軍參謀機構已擬就一份應付這些緊急情況的計劃草案。一旦經我同意，該計劃便會以統一的代號迅速下達部隊，付諸實施。計劃一經初步批準，就要交給各軍軍長進一步加以充實和完善。屆時，各軍軍長經慎重考慮可以吸收各師師長和一些專門指定的師一級軍官一道參加研究，以便使這些人對撤退行動也能有所準備。
但是，除專門指定的軍官外，不再允許擴大討論此項計劃甚至知道此項計劃的人員的範圍。
如果我們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當真走漏出去，則南朝鮮軍隊有可能背叛我們。但是，誰也不能因為他們打算在我們一手給他們造成的環境中苟且偷生而責怪他們。我還認為(麥克阿瑟也同意我的這一看法)，萬一我們因蘇聯直接出兵幹預而做出了撤離朝鮮的決定，則應等到第8集團軍撤至小白山脈以南之後再下達撤離朝鮮的命令。否則，南朝鮮軍隊的背叛有可能使我兩翼暴露，從而使我軍為敵軍所包圍並遭受嚴重損失。
當然，在此期間，我們並沒有消極地等待敵人發起攻勢。我們繼續朝東北方向推進，首先抵達“猶他線”，爾後抵達“猶他線”向東延伸的部分“懷俄明線”。下一步，我們要奪取瞰製鐵原的高地。但是，還沒有來得及采取這一行動，敵人便蘇醒過來，阻止了我軍的快速推進。敵第五階段攻勢即將開始。然而，政治事態的發展突然壓倒了戰場上的一切戰事。
第六章
總統與將軍——麥克阿瑟的罷免——原因與後果——中國人
被趕了回去
麥克阿瑟將軍被罷免了。事情是這樣地突然，這樣地不可抗拒，而且，還這樣毫無必要地以粗魯的罷免方式來公然傷害將軍的自尊心，這在全國上下激起了一陣抗議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獻給祖國的偉大軍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職務，這引起了一種深刻的意見分歧(誠然，這種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使公眾難以認清問題的實質。
曾經有些極端分子，無疑今天還有這種人，他們硬說參加這場爭論的雙方懷有極其邪惡的動機。譬如，他們說，在政府的高級領導層中有一個簡直是賣國的“無須取勝”集切(不知怎麽與不久前叛逃到蘇聯的兩名英國外交機構的成員有聯係)。另一方麵，他們又指責麥克阿瑟成心要把我們卷入亞洲大陸的一場全麵戰爭之中。我想，正如我們的大多數公民後來曆弄清的那樣，這兩種非難和中傷都是毫無根據的。
我們最高級的政府官員仍，不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他們的愛國和忠誠是不應受到絲毫懷疑的。杜魯門政府並不是要迎合我們的敵人，隻不過是想避免一場世界性的浩劫。麥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對在亞洲大陸動用美國地麵部隊的。真正的、根本的問題既不是杜魯門先生和麥克阿瑟將軍之間在擴大朝鮮戰爭的看法上存在鴻溝，也不是這兩個人的強烈個性格格不入。問題正如馬歇爾將軍在參議院某委員會的證詞中所指出的，無非是一位局部地區的戰區司令公開表示不讚同上級曾以最明確的語言一再向他傳達的方針罷了。
我本人對麥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這是通過密切交往麗逐步產生的感情，這種感情可以追溯到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擔任校長的那些日子。當時，我負責體育課，直接向他匯報工作。由於他對體育運動興趣甚濃，因而，那幾年我有幸常常見到他。後來，直到我到朝鮮赴任之前，與他會麵的次數就相當少了。但是，我對他的情況一直很關心。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複雜性格中為一般人所認識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對自己的頌揚，這導致他在某些場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屬於他的榮譽，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錯誤的責任。他愛出風頭，這常常使他在所屬地麵部隊參加每次登陸作戰時和參加的重大進攻行動發起時伊然以現地實際指揮官的身份出現在公眾麵前。他熱衷於培養自己那種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須具備的孤獨精神，結果，他幾乎發展到與世隔絕的地步(在東京，他的辦公室連電話也沒有)。這種與世隔絕使他得不到一個指揮官所必需的從自己主要部屬那裏得到的批評意見和客觀評價。他個性倔強(這種個性的形成是由於他在遭到人們堅決反對的情況下曾成功地強行通過了許多出色的計劃)，這使他有時不顧一切所謂常理而堅持按自己的辦法行事。對自己的判斷能力過於自信，這使他養成一種一貫正確的毛病，並且最後導致他發展到幾乎不服從領導的地步。
我認為，其中一些毛病的產生應當歸咎於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時代在得克薩斯軍校時，他的這些才能就已經使他在所參加的幾乎所有活動中顯露頭角。他在西點學校時的學術造詣、體育運動水平和領導成就，他透過現象抓住問題本質的能力，他的膽略和魄力，他那樂於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確目標的精神，所有這一切最後使得人們不願意否決他的看法，甚至不願意在他麵前提出有力的反駁。他那雄辯的口才以及闡述自己論據時那種生動的樣子，也往往能使反對意見煙消雲散，使本來懷疑他的那些人轉而懷疑他們自己。他堪稱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將。
所謂他成心想把我們卷進亞洲的一場全麵戰爭的說法，與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其實，他倒是一直認為，“沒有哪個神智正常的人”會主張把地麵部隊派往大陸中國。他一次又一次地大聲疾呼，反對在朝鮮以外的地方使用我們的地麵部隊。他一再鄭重其事地主張，用我們強大的海、空力量來封鎖共產黨中國，並且摧毀她“在一代人物時間內”進行武裝侵略的潛力。
政府領導人，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他們所進發出來的愛國熱忱並不亞於麥克阿瑟將軍。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參議院聽證會(此時，麥克阿瑟在離開祖國十餘年之後重返故土，在為期七周的對證中麵對著自己的批評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辯論中某些激烈爭論的情況透露出來之後，真正的分歧點才普遍為世人所了解。由於將軍與總統之間的分歧最後得到了解釋，因而大多數公眾對總統的批評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對於匆匆解除麥克阿瑟職務的做法普遍不滿的情緒卻依然存在著，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將軍本人直到報社記者告訴他才獲悉自己被解職一事)。
誠然，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都不想在亞洲進行一場地麵戰爭，但是，杜魯門及其顧問們卻根本不同意麥克網瑟封鎖和壓垮中國的方案。坦率地說，麥克網瑟所尋求的是一場預防性的戰爭，即不借冒使蘇聯卷人這場衝突並最終導致蘇聯入侵歐洲的風險來摧毀中國發動戰爭的潛力。麥克阿瑟聲稱，鑒於我們已經與紅色中國處於戰爭狀態，因而采取這一行動是完全正當的。按照他的看法，歐洲已經丟失，現在隻不過是蘇聯人的一個工業後院罷了。麥克阿瑟相信，世界未來的命運將在亞洲決定。
然而，麥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時，卻把國家所麵臨的抉擇描繪成是“勝利”與“僵持”之間的抉擇。由於把這種抉擇說得那樣簡單，因而對一個愛國者來說應該作出那種抉擇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這個由高手絞盡腦汁、極其巧妙地提出的“勝利”方針證明是難以反對的。
這一直是麥克阿瑟的口號。
“勝利，迅速而徹底地贏得勝利！”任何正在進行戰爭的國家都會理所當然地把麥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這個口號作為自己的目標。二十年後，他老調未改，在對美國國會所作的演講中，他宣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勝利！”後來，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對西點軍校的畢業班發表演說時又重申：“你們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變的，明確的，神聖的。那就是要打贏我們的戰爭……要有取勝的決心，要切實認識到在戰爭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勝利！”
這些話當然是每個在地麵、海上和空中作戰的美國士兵的信念，也許找不到更好的戰鬥口號來激發美國人的滿腔熱血了。它表達了“決死一戰”的精神。這種精神曾經鼓舞著我們的軍隊經曆了八年的獨立戰爭，征服西部地區的長期戰爭，痛苦的國內戰爭，以及他們所參加過的每一場其他的衝突和戰爭。按美國人的性格是不願打有限戰爭的。就象在拳擊場上一樣，他們所想的就是將對手狠狠地擊倒在地。象取勝這樣閃閃發光的思想，哪個朝氣蓬勃的美國人會反對呢？反對這種思想就象支持邪惡、反對美德一樣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鮮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樣，獲得一次“勝利”有時還需要另一次勝利來保障。奪取一個高地之後，為了鞏固戰線或者防止敵人觀察，似乎總需要再拿下一個高地才行。而當時在我們大多數公民心目中的所謂“勝利”，可能隻不過是打贏麥克阿瑟宏偉計劃中的初戰而已。
可是，麥克阿瑟所說的勝利不僅僅是指在朝鮮的勝利，即不僅僅要在朝鮮半島消滅全部敵軍並建立一個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的統一的國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擊敗共產主義，給共產主義以“狠狠一擊，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這種打擊將標誌著紅色浪潮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僅包括向鴨綠江實施大規模進攻，而且還包括摧毀滿洲的空軍基地和工業體係，封鎖共產黨中國的海岸，破壞其工業中心。為蔣入侵大陸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國民黨中國的部隊運往朝鮮以加強我們在那裏的地麵力量。他真的以為這些行動會打破共產黨對大陸的控製。他深信中國的老百姓隨時都歡迎蔣打回去，而且還自以為蘇聯不會介入他所設想的這種衝突。但是，在向紅色中國發動這場預防性戰爭的過程中，倘若蘇聯的幹涉威脅到這場戰爭的勝利，則我認為，麥克阿瑟理所當然就會極力要求進而向蘇聯發動進攻(他認為，蘇聯實力日益增長，使時間對蘇聯有利)。這隻不過是他的最終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滅共產主義必然會導致的結果。
因此，如果實行他的計劃，就要承擔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巨大風險，西歐就會遭受蹂躪，緊接著，我們肯定會失去一些久經考驗的、最忠實的盟友。還應當記住，在冒這些風險時，我們自己的國家將會處於毫無準備的可悲狀態，我們的總預備隊削減得隻剩下一個處於戰備狀態的陸軍師。
這就是麥克阿瑟高喊戰爭時在其心目中的所謂“勝利”。這是個需要全國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滿風險的方案。可是，這個方案並沒有立即為麥克阿瑟的上級所否決。美國政府的最高領導層(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三軍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及國會的領袖)仔細研究討論了麥克阿瑟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他們首先結合遠東戰區司令部組建的背景、職責以及亞洲的局部形勢對麥克阿瑟提出的每個問題進行了審查。爾後，又根據全世界的形勢、美國當時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歐的防務狀況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納麥克阿瑟的建議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等情況進一步考慮了每個問題。
這些官員對麥克阿瑟的全部建議進行了嚴肅認真、深思熟慮和周密細致的研究。
他們認為，我們的空軍不可能通過轟炸迫使紅色中國屈服。我已提到過霍伊特·範登堡將軍的想法。他認為，如果我們真要想摧毀滿洲的基地，我們“本錢很少的空軍”就會在戰爭中受到極大的消耗和損失，以至於我們需要花費兩年的時間來重建這支空軍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點出現挑戰時能有效地應付之。除此之外，範登堡將軍對於轟炸滿洲這種“一點一點地啄擊皮毛”的辦法毫無興趣。因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換回來的隻不過是敵人軍事力量極輕微的損失。五角大樓也根本不相信中國的工業基礎會象麥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樣能夠那麽快就被摧毀。如果進行轟炸，無疑會使成千上萬的無辜遭到屠殺；如果使用原子彈，那麽犧牲者將會是數以百萬計。除非我們炸毀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否則，共產黨中國還能照樣通過這條鐵路接受軍事補給，而蘇聯則絲毫不受觸動。可是，炸毀西伯利亞鐵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戰行動，這可能超出了我們的能力，而且，這樣做肯定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此外，杜魯門政府與參謀長聯席會議都清楚，任何攻擊滿洲基地甚至鴨綠江上的橋梁的行動，都將結束那個保證我們在南朝鮮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並把戰爭限製在朝鮮半島的心照不宣的協議。
至於封鎖中國沿海，這將構成一種戰爭行動。封鎖，隻有在確實奏效的情況下才能為各個中立國家所承認。然而，除非將英國的直轄殖民地香港，以及大連港、旅順港都包括在封鎖之列，否則這一行動無法奏效。如果我們果真封鎖這幾個港口，英國和蘇聯所作出的反應是不會讓我們輕鬆的。
在五角大樓看來，利用蔣軍入侵中國沒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們能得到大規模的美國海、空軍支援以及後勤方麵的支援。這些支援，麥克阿瑟當然認為蔣軍是應該得到的。
可是，我們在這方麵能夠抽出的力量已所剩無幾，而且，我們所擁有的這點力量如果用於朝鮮，可以發揮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陸能迫使中國軍隊撤離朝鮮，從而減輕那裏的壓力，但蔣的地麵部隊卻很可能遭受幾次挫折便大批倒戈，這種情況在他們最後與共產黨正麵交鋒時就曾出現過。
五角大樓對蔣軍的作戰能力不抱什麽希望，麥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說道對這些人的戰備程度缺乏信心。他們的訓練水平很低。我們必須首先向他們提供諸如火炮、裝甲車輛等全部重型武器，並且對他們進行使用這些武器的訓練，然後才敢將這些部隊投人戰鬥。但是，從已經在戰場上作戰的部隊那裏抽調這類緊缺助武器裝備是不妥當的。
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到李承娩堅決反對在他的國家使用中國軍隊。因為，在他看來，—朝鮮還有人力沒有充分利用起來。
政府也不讚同麥克阿瑟的西歐不太重要的觀點。西歐的工業技能、人力、技術、各類工廠、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軍基地，尤其是西歐在血緣和文化方麵與美國的密切聯係，所有這一切都使華盛頓感到必須是歐洲第一，亞洲第二。一旦失去歐洲，形勢就會立即朝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生決定性的變化，北約組織就會解體，美國就會遭到孤立。如果真的發生一場兩線作戰的戰爭，我們是來不及進行準備的。
五角大樓對於在南麵開辟第二戰場牽製中國力量的建議進行過長期而深入的考慮，但還是否決了這個方案。對於英國和英聯邦其他諸國來說，使用蔣軍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敵對行動擴大到福摩薩地區將大大加重我們在太平洋地區擔負的任務。同時，我們為進行朝鮮戰爭而一手撮合的、本來就勉強維係著的聯盟就會遭到一定程度的損害。
麥克阿瑟將軍與政府之間的另一個分歧是：是堅持我們在聯合國中的集體安全政策呢，還是單獨幹？很顯然，麥克阿瑟決心已定：如果我們的盟友不與我們站在一起共同對付共產黨中國和蘇聯，那麽，我們就應該自己挑起全付重擔。然而，美國早就承諾了集體安全的義務。盡管聯合國其他成員國實際提供的人力並不很多，可是在聯合國的旗幟下作戰能使我們在朝鮮的行動帶有道義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這在我們與自由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在那些今天看來具有曆史意義的參議院聽證會進行期間，這些結論再次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這些結論的絕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領導人所說明和肯定。這些人是：艾奇遜、馬歇爾、布萊德雷、謝爾曼、範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這些人都進行了宣誓。他們的證詞還被記錄在案。他們受到了各種詢問。最後，為了保密起見，證詞作了刪節，爾後公布於眾。這樣，否決麥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開事實。所以，無論是誰，如果再認定這些官員以及總統、副總統求“勝”的願望不如批評他們的人強烈，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比這些人狹隘，為國家最高利益服務的決心不如這些人堅定，那就十分荒謬了。可是，這些說法卻曾經被人以尖銳的公開批評方式或隱晦的方式作為攻擊政府的炮彈，當時，拒絕批準麥克網瑟的建議被扣上了姑息養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於匿名的顛覆分子們巧妙地塞進我高級委員會的什麽“無須取勝”政策才導致了政府拒絕麥克阿瑟提出的方案。問題的實質在於，政府要堅持一項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對“勝利”一詞作出不同的解釋，根據對世界形勢比較全麵的了解對事實情況采取不同的觀點。
很清楚，國家最高層的文職領導和軍事領導，由於眼界較寬，關於蘇聯原子武器的發展狀況有比較高級的情報來源，對於歐洲爆發全麵戰爭可能產生的後果有更全麵的估計，因而，他們對於當時的現實情況和責任也就有一個清醒得多的認識。在他們看來，即使能在朝鮮取得戰區司令所追求的那種“勝利”，我們也會因此麵在其他地方背上過於沉重的負擔。他們認為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麥克阿瑟的觀點是錯誤的。這些看法正確與否，在當時都無法得到證明，今天亦無法證明。向總統提出建議和忠告是他們的職責，因而他們這樣做了；作出決定是總統的職責，因此總統定下了決心。
政府的決定以及作出這些決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聯合國軍司令作了傳達。此外，為使重點突出，含意明確，總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親自致函麥克阿瑟，對政府的決定做了說明，所有這些爭論最終發展成為觀點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麥克阿瑟的洞察力多麽敏銳，他的信念卻是一部分建立在對於世界形勢缺乏了解的基礎上(無疑，對於完全在他視野之外的國內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這個戰區司令本人對情報顯然作出了錯誤判斷的基礎上。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當就麥克阿瑟的整個方案進行辯論時，參議員林頓·約翰遜向麥克阿瑟將軍問道：“……設想我們采納了你的方案，中國人被趕回到鴨綠江對岸，但他們仍然拒絕簽訂一項條約和達成一項有關他們未來命運的協議，那麽，屆時你將采取何種對策？”
麥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隻是說，他認為那不過是一種荒誕不經的假設。
“他們退了回去，”約翰遜參議員追問道，“我們將采取何種行動？”
“我認為他們不可能繼續處於交戰狀態”，麥克阿瑟答道。
麥克阿瑟對於事物的判斷有時不僅僅憑主觀的想象，他還以對情報的錯誤分析為依據。我認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島會議期間發生的事情可以證明這一點。當時，杜魯門總統接見了他，同他私下討論了朝鮮的形勢問題。從那次會見的談話記錄來看，麥克阿瑟估計，即使中國人真的參戰，他們可望在朝鮮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過五、六萬人。這意昧著聯合國軍可以享有二比一的優勢。可是，事實上，中國人在十一月底發動攻勢時，估計兵力達到了三十萬人。麥克阿瑟的這一錯誤判斷是導致他發動“聖誕節回國”攻勢的一個原因，這次攻勢幾乎把我們引向災難的深淵。
麥克阿瑟並不總是堅信我們能夠把中國人趕出朝鮮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敵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線以南的大規模進攻已結束很久，我部隊還在醫治中國人新中攻勢所造成的刨傷，麥克阿瑟電告參謀長聯席會議，如果美國的決心中變(即：不派增援部隊，不對紅色中國實施海上封鎖，不許轟炸滿洲，以及不利用蔣軍反攻大陸)，那麽，按照他的意見，“如無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則我軍應以作戰情況允許的速度盡快撤離朝鮮半島。”隻是在聯合國軍恢複了元氣、信心和鬥誌並再次接近三八線之後，特別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間粉碎了中國人第五次鉗形攻勢之後，人們才重又聽到了要求取得徹底的決定性勝利的呼聲。
至於我本人，從來就不相信，如果俄國人不派兵介入戰爭中國人能夠把我們趕出朝鮮。而且，我和第8集團軍全體官兵一樣都深信，如果我們得到命令，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進到鴨綠江邊。然而，發動這樣一次進攻所付出的代價將遠遠超過我們所能獲得的好處。
我們可能要遭受慘重的傷亡(我當時估計，傷亡人數可能會達到十萬之多)，因為我們要在朝鮮北部的所有崎嶇地形上與頑強抵抗的敵人進行激烈的戰鬥。可是，我們所能得到的隻不過是若幹平方英裏的不毛之地，而且，在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區，今後若幹年內還會有大量遊擊隊活動。隨著我們自己的補給線拉長，敵人的補給線就會縮短。
他們最終就會以巨大的兵力，憑借寬闊的鴨綠江和圖們江與我們相抗衡。我認為，隻是把敵人壓回去而不能殲滅其相當的兵力，實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戰役結束時，我們的戰線就會由一百一十英裏拉長到四百二十英裏，控製這條戰線的主要責任就會落在我們頭上，因為，這遠遠超出了南朝鮮軍隊的能力。接著，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美國人民會讚成保持一支扼守這條戰線所必需的龐大軍隊嗎？他們能同意為進行滿洲之戰所付出的血的代價嗎？他們會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亞洲大陸這個無底深淵所進行的一場無休止的戰爭嗎？我當時和現在都認為，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是一個“不”宇。
將軍與總統之間爭執的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打全麵戰爭還是打有限戰爭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隻不過是把“勝利還是相持”的問題用更為明確的語言表達出來罷了，也就是我們是應該全力以赴、一勞永逸地擊退“紅色浪潮”呢，還是盡量適當克製我們的行動，把戰爭限製在朝鮮境內？不過應當指出，對杜魯門政府進行派性攻擊的人，特別是以已故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為首進行攻擊的那些人，並不讚同在亞洲或者歐洲進行一場全麵的地麵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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