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政治和宗教的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
何時基督教能放棄基督教的教條象中國共產黨政府一樣丟下包袱大力改革?
不就是幾句口號,幾個觀點,可是收效十分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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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mychina&MsgID=205377
去世十年 鄧小平留下三道難題仍待解
來源: 十方 於 07-02-20 12:10:31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19日是鄧小平逝世十周年，東北新聞網最近發表章立凡的署名文章表示，鄧小平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的格局。曆經江澤民時代之後，作為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在繼承遺產中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債務：政治上實現社會民主，經濟上實現分配公正，將遠近積累的曆史問題作個了斷。
章立凡在文中表示，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的最大貢獻，在於摒棄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教條，結束了那種隨時“觸及靈魂”的革命，實現了“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基本國策轉移。他以快刀斬亂麻式的果決，使國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推動國民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才有了今天經濟上的驕人成就。與此同時，中國承襲毛的外交思路，利用冷戰時代東、西方陣營的對立，將自己定位於第三世界，形成了不容忽視的第三極；並通過對外開放，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國際孤立狀態，迅速融入國際大家庭。國際外交格局因鄧小平而改觀。
為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鄧小平發動了對“兩個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識形態的堅冰，“思想解放”成為八十年代最響亮的政治口號。鄧小平作為執政黨的領袖，對維護中共的執政地位同樣不遺餘力。在對“凡是派”的鬥爭占據上風後，他迅速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堅持保住毛澤東的偶像地位。雖然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相對保留了對“反右”的評價。這兩個曆史問題至今仍是禁區。
文章表示，1989年後，鄧小平淡出政壇。進入九十年代，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再度受到嚴重挑戰時，這位自稱為“平民”的老人拍案而起，用顫抖的聲音和手勢發表“南巡講話”，最後一次捍衛了自己的尊嚴和曆史功業。他以政治餘熱開創了一個政治學上罕見的先例，至今無人有勇氣和能力仿效。
叫停“姓社姓資”的爭論，使國人自毛澤東時代以來養成的高度政治熱情被強力退燒；作為化解手段，鄧小平機智地撬動經濟杠杆，將全民推入了一場風起雲湧的經商大潮，“一部分人先富”成為最時尚的口號。五十至六十年代被消滅的民營經濟，自九十年代迅速崛起。一些失意精英的政治怨憤，也從經濟發跡中得到補償。政治體製改革處於停擺狀態。
鄧小平在淡出政壇前作了這樣的檢討：“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麽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麽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總設計師作為執政黨領袖所表達的遺憾，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特征，但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哲學所須支付之代價。在“文革”造成的社會道德真空狀態下，將全黨全民推入經濟大潮；直到他逝世，未能完成政治體製改革和道德重建的任務；這些都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文章稱，全社會追求物欲的急功近利心態，使執政黨內腐敗風氣上升，知識精英社會責任感淪喪，其道德後果在鄧小平逝世十年內日益凸顯：高官員彰顯政績而罔顧民生，官員因謀求私利而貪贓枉法，商人因追逐利潤而放棄誠信，學者為出名出書而弄虛作假，百姓因蠅頭小利而你爭我奪，企業為追求效率而忽視安全環保……
作為鄧小平時代的遺產，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繁榮與民主監督功能的缺失，使轉型中的社會逐漸失衡：一黨執政體製下的“權力尋租”，造成普遍的權錢交易和官場腐敗；“諸侯經濟”的迅速崛起，令執政黨的各項政策麵臨“下有對策”的挑戰；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種種弊端，隨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見突出。
曆經江澤民時代之後，作為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在繼承經濟遺產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遺產中的債務。胡錦濤、溫家寶等現任領導人所麵臨的，是大量前任及隔代遺留的問題，權力壟斷下無數因侵權引發的群體事件，經濟訴求的對象是政治體製。麵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衝突，依靠傳統威權以及法律等技術手段，也隻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現代化的高速列車，已不再是“技治主義”手段所能駕馭，需要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從道德和政治層麵解決社會難題。
有鑒於此，在承襲固有意識形態的前提下，胡錦濤去年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試圖以“八榮八恥”的設教，重建社會道德標尺；繼而重拳出手，懲治貪腐諸侯，重振中央權威。關注民生和社會公正的舉措與姿態，年來也頻頻出現於媒體。但基本上都屬於執政黨自查自處。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及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國際資本大舉進入中國，重回計劃經濟的後路已斷。國內市場經濟化催生的股票、房地產等市場，促使法律逐步健全，人民的財產權利意識日益蘇醒。與其說“改革不可動搖”，毋寧說已無回頭路可走。
從經濟民主走向政治民主，雖僅一步之遙，行進卻無比艱難。如果說鄧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領導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來自上層，則當今中共領導人所麵臨的局麵要複雜得多：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滯後，“科層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層上下，已膨脹為一種利益盤根錯節、規模龐大無比的官僚體製，且不斷有新生代踴躍躋入。政治體製改革的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沒有人民的支持不會成功。
政治上實現社會民主，經濟上實現分配公正，將遠近積累的曆史問題作個了斷——這是鄧小平身後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題。
何時基督教能放棄基督教的教條象中國共產黨政府一樣丟下包袱大力改革?
不就是幾句口號,幾個觀點,可是收效十分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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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十年 鄧小平留下三道難題仍待解
來源: 十方 於 07-02-20 12:10:31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19日是鄧小平逝世十周年，東北新聞網最近發表章立凡的署名文章表示，鄧小平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的格局。曆經江澤民時代之後，作為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在繼承遺產中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債務：政治上實現社會民主，經濟上實現分配公正，將遠近積累的曆史問題作個了斷。
章立凡在文中表示，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的最大貢獻，在於摒棄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教條，結束了那種隨時“觸及靈魂”的革命，實現了“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基本國策轉移。他以快刀斬亂麻式的果決，使國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推動國民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才有了今天經濟上的驕人成就。與此同時，中國承襲毛的外交思路，利用冷戰時代東、西方陣營的對立，將自己定位於第三世界，形成了不容忽視的第三極；並通過對外開放，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國際孤立狀態，迅速融入國際大家庭。國際外交格局因鄧小平而改觀。
為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鄧小平發動了對“兩個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識形態的堅冰，“思想解放”成為八十年代最響亮的政治口號。鄧小平作為執政黨的領袖，對維護中共的執政地位同樣不遺餘力。在對“凡是派”的鬥爭占據上風後，他迅速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堅持保住毛澤東的偶像地位。雖然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相對保留了對“反右”的評價。這兩個曆史問題至今仍是禁區。
文章表示，1989年後，鄧小平淡出政壇。進入九十年代，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再度受到嚴重挑戰時，這位自稱為“平民”的老人拍案而起，用顫抖的聲音和手勢發表“南巡講話”，最後一次捍衛了自己的尊嚴和曆史功業。他以政治餘熱開創了一個政治學上罕見的先例，至今無人有勇氣和能力仿效。
叫停“姓社姓資”的爭論，使國人自毛澤東時代以來養成的高度政治熱情被強力退燒；作為化解手段，鄧小平機智地撬動經濟杠杆，將全民推入了一場風起雲湧的經商大潮，“一部分人先富”成為最時尚的口號。五十至六十年代被消滅的民營經濟，自九十年代迅速崛起。一些失意精英的政治怨憤，也從經濟發跡中得到補償。政治體製改革處於停擺狀態。
鄧小平在淡出政壇前作了這樣的檢討：“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麽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麽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總設計師作為執政黨領袖所表達的遺憾，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特征，但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哲學所須支付之代價。在“文革”造成的社會道德真空狀態下，將全黨全民推入經濟大潮；直到他逝世，未能完成政治體製改革和道德重建的任務；這些都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文章稱，全社會追求物欲的急功近利心態，使執政黨內腐敗風氣上升，知識精英社會責任感淪喪，其道德後果在鄧小平逝世十年內日益凸顯：高官員彰顯政績而罔顧民生，官員因謀求私利而貪贓枉法，商人因追逐利潤而放棄誠信，學者為出名出書而弄虛作假，百姓因蠅頭小利而你爭我奪，企業為追求效率而忽視安全環保……
作為鄧小平時代的遺產，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繁榮與民主監督功能的缺失，使轉型中的社會逐漸失衡：一黨執政體製下的“權力尋租”，造成普遍的權錢交易和官場腐敗；“諸侯經濟”的迅速崛起，令執政黨的各項政策麵臨“下有對策”的挑戰；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種種弊端，隨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見突出。
曆經江澤民時代之後，作為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在繼承經濟遺產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遺產中的債務。胡錦濤、溫家寶等現任領導人所麵臨的，是大量前任及隔代遺留的問題，權力壟斷下無數因侵權引發的群體事件，經濟訴求的對象是政治體製。麵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衝突，依靠傳統威權以及法律等技術手段，也隻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現代化的高速列車，已不再是“技治主義”手段所能駕馭，需要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從道德和政治層麵解決社會難題。
有鑒於此，在承襲固有意識形態的前提下，胡錦濤去年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試圖以“八榮八恥”的設教，重建社會道德標尺；繼而重拳出手，懲治貪腐諸侯，重振中央權威。關注民生和社會公正的舉措與姿態，年來也頻頻出現於媒體。但基本上都屬於執政黨自查自處。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及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國際資本大舉進入中國，重回計劃經濟的後路已斷。國內市場經濟化催生的股票、房地產等市場，促使法律逐步健全，人民的財產權利意識日益蘇醒。與其說“改革不可動搖”，毋寧說已無回頭路可走。
從經濟民主走向政治民主，雖僅一步之遙，行進卻無比艱難。如果說鄧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領導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來自上層，則當今中共領導人所麵臨的局麵要複雜得多：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滯後，“科層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層上下，已膨脹為一種利益盤根錯節、規模龐大無比的官僚體製，且不斷有新生代踴躍躋入。政治體製改革的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沒有人民的支持不會成功。
政治上實現社會民主，經濟上實現分配公正，將遠近積累的曆史問題作個了斷——這是鄧小平身後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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