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慶寺:美國同性戀運動的興起1 ZT
(2007-11-25 16: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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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慶寺:美國同性戀運動的興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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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對待遊離於文化主流之外的同性戀亞文化,經曆了從被迫害、漠視到寬容的漫長曆程。同性戀運動也經曆了從沉默、妥協到現身、抗議的發展軌跡。美國同性戀運動的文化特征和曆史經曆根植於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之中,在客觀條件和主觀選擇的雙重影響下表現出了妥協與反抗的雙重性和矛盾性。美國同性戀運動的發展是七十年代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廣泛興起和擴展的前奏和基石。
六十年代是一個充滿激情與動蕩的時代。六十年代的美國經曆了社會的分化與整合,秩序的規範與重建。通過對同時代其它抗議反叛運動和文化激進主義理論潛移默化的吸收和返觀自身文化處境的比較分析,終於產生了同性戀話語意識和對傳統偏見、歧視與壓迫體製的顛覆意識。美國同性戀運動從波瀾不興到文化潛流,從自助教育到倡導社會改革,從社會辯論到示威遊行,美國同性戀運動經曆了從身份認同到政治抗爭的嬗變過程。
一、社會生活的變遷是美國同性戀運動泛濫的深刻曆史原因
美國同性戀成為一種社會現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此前相當長的時間裏,主導性活動的主流觀念是繁衍後代,異性戀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同性戀(Homosexuality)這個詞還沒有產生,男女同性戀極少被發現,也無人認為他們是“同性戀”,同性性行為被看作是和雞奸、通奸一樣的宗教罪孽和法律犯罪。
十九世紀中後期美國的工業革命帶來了社會生活的急劇變遷,構成了同性戀的認同和交往的社會動力,使性傾向而非性別作為一種身份的基礎成為可能。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家庭作為經濟單位的作用下降,變成哺育後代和情感慰藉的實體。城市的擴展也為婦女提供了更多的職業選擇機會。 因此,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交叉推進為獨立自主的個人生活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發展空間,情感和親密關係也更多的進入個人選擇的範圍,同性戀者在一種新的象征秩序中獲得了結識和認同的身份感。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同性戀數量增長緩慢。他們開始尋找促成群體生活的城市空間和主持機構,以沙龍和酒吧作為主要的活動場所。一戰期間,同性戀有規律的徘徊出沒在紐約、舊金山、華盛頓的公園和街頭,公開討論同性戀的文章也開始見著報端。在紐約、芝加哥和舊金山,一些小而穩定的社群生活開始形成,加強了他們的身份認同感和群體意識,同性戀亞文化開始在美國城市中初露端倪。
二戰時期的戰爭動員為同性戀亞文化的形成準備了充分的社會條件。首先,二戰期間的社會動員嚴重顛覆了日常生活模式,大量男女處於非家庭狀態,造成了新的“性狀況”(Erotic Situation)。 他們有了更多的機會互相認識,促進了同性戀身份的形成和同性戀亞文化的快速成長。軍方為防止懷孕,提供女士兵單獨娛樂場所,這恰好又促使產生了大量的女同性戀,享受著免於騷擾的安全。其次,軍旅生活雖然導致了入伍女性性生活的急劇變化,但經濟上的要求對婦女的影響更大。戰時婦女有償勞動力上升了600萬,超越家庭生活的女性世界迅速擴展,女同性戀的形成有了獨立的經濟基礎。許多男女同性戀在戰時的經曆成為他們戰後生活基礎。
二、美國社會對同性戀者態度的轉變是同性戀運動興起的外部條件
整個美國社會對同性戀的外部性限製力量非常強大。警察騷擾,擇業歧視,反同性戀意識彌漫於當時整個美國社會文化之中。宗教罪孽、醫學疾病和法律犯罪是歧視同性戀的三大意識形態。同性戀自己也深受同性戀不道德、無權和病態的觀點的影響。許多同性戀認為被警察騷擾和懲罰是應該的。這種自我意識阻礙了同性戀身份的認同,限製了群體意識的形成。
在麥卡錫時代,冷戰和反共浪潮興起也把同性戀卷了進去。男女同性戀從言辭攻擊的靶子迅速上升為政策和行動的目標,同性戀成了正在汙染全國的流行病,構成了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1950年,參議院對據稱有同性戀傾向和其它道德墮落的政府雇員進行調查,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修改了杜魯門時期的政府忠誠安全法案,把性墮落作為解職的部分理由。
六十年代隨著同性戀亞文化在美國城市環境中繁榮起來,人們開始從社會科學的高度來認識同性戀。精神分析專業拋棄了佛洛伊德的性倒錯起源的解釋,在適應性的社會環境之中尋找同性戀的精神動因,倡導社會改革。他們認為個人性傾向源自個人對現代生活的不適應。 社會學家開始認識到行為異常不是社會動亂的表現,而是不同行為道德的一種標誌。貝克采用行為主義的觀點把行為異常描述為隻是“不能遵守群體規則”,行為異常不是個人的特性,而是其它人的規則和禁條對違反者應用的結果。在貝克看來,製定規則和應用教條反映了社會上“權力的差異”。 但他們並沒有取代醫學專業學術上認為同性戀是精神疾病的表現的主導性觀點。六十年代最具爭議的歐文•比伯的精神分析研究《同性戀》(1962)和紐約醫藥學會(1964)的報告,仍然把同性戀看作是正在擴散的威脅社會福利的疾病。
同性戀歧視最基本的改革首先在法官和律師那裏贏得了的支持者。一些法律人士認為私人性行為不會帶來什麽危害,應該受到保護。美國法律學會在1962年廢除了雞奸法。1964年聯邦民權法案廢除了由於種族、膚色、性、宗教和母國等方麵的法律歧視。 這十年中法律界專業意見的轉變極其重要,它代表了數個世紀以來的盎格魯—美利堅法律傳統的打破,再把同性戀行為看作犯罪已經失去了大多數律師和法官的支持。
舊金山的同性戀運動得到了新教牧師的支持,打破了孤立無援的困境,找到了為自己的利益工作的有影響的新教聯盟。 教會逐漸改變了原來絕對譴責立場。1960年,隨著民權鬥爭和富裕社會大量貧困的再發現,行動主義潮流席卷全國教堂。1964年5月,舊金山同性戀活動分子和新教牧師之間進行了為期四天的麵對麵討論。1964年12月成立了宗教與同性戀理事會(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牧師們提供了同性戀所缺乏的指控警察騷擾的合法言辭。1964年宗教與同性戀理事會(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CRH)開始廣泛討論同性戀問題。全國宗教理事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也開始關注同性戀問題,1967年11月的紐約專題討論會上提出,同性戀應被看作道德中性,同性戀關係應該用適用於異性婚姻的同樣標準來評價。盡管沒有宗教團體放棄對同性戀行為的責罵,但宗教群體的一部分已經開始質問他們的罪過。一些宗教領導人呼籲把道德與法律分離開來,並禁止法律幹涉私人性行。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改變了對同性戀的立場,開始關注同性戀的權力,運動得到極大的推動。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就對雞奸法和把同性戀表達作為民權解放問題進行了重新評估,推動了1965年法院對保護個人隱私法律的製訂。1964年全國會議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認為成年人之間自願的性行不該受到懲罰。 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在法院領導著反對歧視性傭工、違反正當程序的和法律不公正執行的鬥爭。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還迫使郵局停止了針對同性戀的信件審查。
六十年代的這些發展意義重大。把罪孽、疾病和犯罪相結合、使責罵和懲罰合理化的勢力仍然保持主導地位,但已經開始遇到挑戰。公開討論同性戀的障礙頹然萎地,“性行為異常”不再使人膽戰心驚。六十年代的同性戀活動分子需要利用變化了社會大氣候,把充滿矛盾因素的早期群體意識轉變成為群體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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