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觀察：越南，大膽的社會主義

2011年2月，越共十一大會場外。越南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探索在進入新世紀來呈加速狀態。

　　中評社廣州8月22日電／南方周末文章：越南的革新開放始於1986年，幾乎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翻版，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直言越南是中國的“好學生”。而進入新世紀以來，越南在政治體製改革上的勇氣和跨度更值得外界關注和驚訝，越南也因此被西方評論稱為“大膽的社會主義”。

　　國會和政府之爭“作為越南代議製度和民主政治的裏程碑事件，其中的運作機理，以及所體現出來的越南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對中國應有借鑒意義。”

　　曾經有兩張著名的照片讓世界深刻地記住了越南：一張是一個被美軍凝固汽油噴燃的、赤裸的小女孩張開雙臂跑上公路；一張是一個西貢警察街頭擊斃一個越共嫌疑犯。

　　這讓越南獲得全世界同情的同時，也得到過於漫長的誤解。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越南不僅已看不到戰火，她還比絕大多數國家安全。世界第二大保險經紀商怡安保險公司將越南列入世界六大最安全旅遊地之一。

　　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卓有成效的改革讓越南在過去十年保持了平均7%以上的經濟增速。她還是繼巴西之後第二大咖啡出口國、世界最大的辣椒出口國以及耐克公司最大的代工工廠。

　　自上世紀亞洲金融危機之後，越南被大量投資簇擁，一度還成為另一個“世界工廠”中國的有力對手。2005年，時任越南總理潘文凱訪問美國，作為越戰後首位訪問美國的越南領導人，潘文凱叩開紐約證券交易所大門的場景寓意深遠，它象征著與昔日意識形態敵人的和解和深化改革的決心。兩年後，越南加入WTO。

　　更加開放和自由的越南完全呈現在世界麵前。事實上，除了優秀的經濟成就外，越南在政治體製改革上的勇氣和跨度更值得外界關注和驚訝，越南也因此被西方評論稱為“大膽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大辯論

　　沒有人懷疑，越南依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她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探索往往進行得更為深入和激烈。

　　2006年春天，越南胡誌明市爆發了一場以媒體為陣地、關乎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大辯論，根源是久治不愈的政府腐敗現象。

　　辯論的焦點少有地集中在國家政治體製改革方向、社會主義和黨的前途等敏感問題上，不少越南知識精英更直接向官方固有的意識形態發難。

　　這場發生在越共十大前的思想大辯論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當時越南國內輿論普遍認為，越南共產黨雖然已公開承認國內嚴重的腐敗問題，不過治理成效卻相當有限。

　　這被視作越南深化政改的一次先聲。隨後召開的越共十大曆史上第一次出現黨總書記差額選舉，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評論認為，越南社會已初具政治民主。然而更激烈的意見則認為，越南正在遠離社會主義。

　　北京大學東南亞學研究中心主任梁誌明分析了越南的革新改革曆程，認為共分三步，第一步是學習蘇聯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第二步是拋棄這種模式，並在1990年代進行了較為全麵的體製改革，第三部則是越共十大。

　　大辯論的成果至今仍隱約可見。目前越共構建“公民社會”的政治體製改革目標的確立也部分得益於大辯論的遺產，它豐富了理論基礎。

　　國會：權力的第四匹馬

　　2010年6月，越南國會的一項決議讓世界對其刮目相看——越南國會否決由總理阮晉勇主推的南北高速鐵路項目。該高鐵計劃從北部河內市貫通至南部的胡誌明市，長約1570公裏，預計耗資560億美元。

　　越南國會首度對政府首腦說“不”，標誌著國會已逐漸擺脫過去“投票機器”的地位，而真正上升成為與越南“三駕馬車”（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並列的“第四匹馬車”。

　　許多國會代表強烈反對該計劃——我們的國家仍然貧窮，貿然投資太冒險。

　　而決絕高鐵後僅5個月，國會又找上阮晉勇的麻煩——就越南船舶工業集團管理層涉嫌違規經營招致重大損失接受國會質詢。

　　“四駕馬車”局麵的成型，其意義在於分散高層權力，實現製衡：總書記是中央書記處成員，不擔任國家元首，有模糊的實際軍權和有限的黨權，卻無政權；總理有較大的實權，但無軍權和黨權；國家主席有名義上的軍權和政權；國會主席職權雖虛但近年有一定充實。

　　“國會政府之爭的背後實質是國家與社會的良性對話。”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法學博士錢鏡說，“越南的國情依然是農業主導，此次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話，一定程度上是國家和農村的對話。”

　 “農村和農民才是當今越南穩定和發展的根本所在。”錢說，“作為越南代議製度和民主政治的裏程碑事件，其中的運作機理，以及所體現出來的越南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對中國應有借鑒意義。”

　　船小好調頭？

　　越南的革新開放始於1986年，它幾乎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翻版，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直言不諱越南是中國的“好學生”。但她一起航就陷入迷途，當時意識形態之爭是其最大的障礙，當中國早已解決姓“社”姓“資”之爭時，她還在為“私營主能否成為共產黨員”而頭痛。

　　進入1990年代，越南政治體製改革的步伐開始加快。以1993年國會落實直選為開端，越南先後在2002年推行國會質詢製度，肅整貪腐；2006年實現差額選舉總書記；2009年又推行了征地拆遷的公眾參與立法。

　　“我跟越南學者有交流過，”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越南問題專家黃雲靜說，“他們說越南是‘船小好調頭’，搞國會直選時就不會像中國顧慮那麽多。”

　　 而中國東南亞研究會副會長、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曹雲華則認為，越南共產黨內實行了比較廣泛的民主，而這種民主與西方的普選製民主又有很大的差別。

　　與越南的直選相對，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是從基層直選開始，而越南反而不是。發生在2007年嚴重的通貨膨脹讓她停止了基層直選的嚐試。“越南還是有些顧慮的，擔心經濟有問題的同時進行政改，會引起更多的不穩定。”黃雲靜說。

　　“越南的革新和中國的改革開放都是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一種探索，並不能夠直接判斷孰優孰劣，”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潘金娥說，但她承認，“越南是一個小國，步子可以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