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最低工資增長幅度一覽。 中評社香港7月10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8日載文《加薪、工潮、人民幣升值中的曆史機會》,文章說,近日中國的加薪潮引得西方媒體驚呼“低薪時代結束”。隨著中國宣布“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提高對原材料的購買力,以及勞動力未來供應減少,“人重物輕”是中國的機會和出路。摘要如下:
近日中國的加薪潮引得《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西方媒體驚呼“低薪時代結束”。隨即中國政府又宣布“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這一係列戲劇都在挑戰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中國製造”不可能再這樣低廉下去。中國這個“世界工廠”還能維持多久,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野村證券不久前發布的《亞洲經濟預警—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影響》,采取了相對樂觀的立場稱:雖然今明兩年中國的企業利潤率將受到加薪的擠壓,但中國生產率在1994-2008年期間的年增速達到20.8%,而同期製造業的工資年漲幅為13.2%,這意味著同期年單位勞動力成本實際上是在下降,生產企業有能力消化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漲。
但是,從長時段看,中國是否有能力消化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則很難預測。在短期內,大規模的製造業基地的遷移,在技術上和成本上都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但是,在十年、二十年的時段,隨著中國勞動力供應的短缺、價格的升高,以及勞動力供應充足、價格低廉的印度、越南等國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的改善,製造業大規模流出中國絕非不可能。應該說,中國經濟正在麵臨著結構性的挑戰。中國是否能在21世紀崛起為真正的世界大國,取決於對這一挑戰的回應。
從曆史理解全球化的未來
作為以曆史研究為職業的人,我在估量這一挑戰時更傾向於跳過一時之得失而進行宏觀的展望。這就要回顧過去幾百年大國興衰,特別是資本主義演化與發達的軌跡,從曆史之大勢中尋求對未來的解答。2009年,著名的英國經濟史家羅伯特•艾倫(Robert C. Allen)出版了《全球視野中的英國工業革命》,對英國工業革命進行了新的解說。對我們理解全球化的未來很有幫助。
在艾倫看來,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在資本積累上比不上荷蘭,在技術上對歐陸國家也無領先的優勢,之所以能夠率先掀起工業革命,主要在於其勞動力成本高昂、原材料價格低廉。
“工業革命”的核心,是以機器代替人力。這些機器又必須用消耗大量煤炭的蒸汽機來驅動。製造這些機器的資本投入巨大。同時,新發明的第一代機器非常粗糙,耗能極大。新的機器要想贏利,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勞動力比較昂貴,從勞動力上節省下來的錢,足可以支付購置機器的費用;第二,驅動機器的能源低廉,抑製了使用機器的成本。
英國在工業革命前,勞動力價格高於大部分歐陸國家,同時擁有取之不盡的煤炭資源。這樣就有了足夠的市場動力來發展新技術。後來美國的崛起,也是如出一轍:工價高、資源豐富便宜,使用機器有利可圖。
艾倫所提出的這一曆史解析,在西方有著深刻的學術淵源。許多學者認為,現代社會的起源其實是14世紀下半期的“黑死病”。這一空前的災難,把歐洲人口消減了一半,但死去的人卻沒有把資本給帶走。結果,黑死病後,歐洲人均資本持有額反而增高,同時因為人口的銳減形成勞動力短缺、人均資源比較充裕。
有學者甚至進一步演繹,稱西方之所以首先進入現代,亞洲之所以落後,一大原因是雙方所經受的災難不同。西方的災難主要是“黑死病”這樣的瘟疫,消減人口卻不摧毀資本和資源;亞洲所經受的則多是洪水等災難,摧毀了資產卻對人口沒有太大的抑製作用。結果,西方經濟自中世紀後,經濟發展注重節約相對稀缺的勞動力,並且有資本進行相應的技術開發。亞洲則是“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人有的是”,人力不值錢抑製了技術創新和個人權利的發展。
在二十多年前,另一著名經濟史家羅伯特•勃倫納(Robert Brenner)就此發揮,稱“黑死病”後東西歐對人口危機的不同回應導致了雙方曆史的分途。簡單地說,“黑死病”後勞動力供應銳減,人的價值上升,西歐的農民借此和領主討價還價,比較成功地捍衛了自己的權利,確定了以低廉、固定、可繼承的地租為條件的穩定的租佃權。日後隨著人口攀升、糧價暴漲,土地大幅度升值,但固定的租額卻不能改變。
農民不僅受惠於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且實際的地租隨著通貨膨脹而降低,成為大贏家,進而出現了大佃戶階層,在市場利潤的驅動下不斷投資於土地,改良耕種技術,導致了農業革命。
到了17世紀末,英國雖然人口急升,大量勞動力脫農,但激增的糧產量使糧價平穩,而人們的收入水平則很高,在滿足溫飽之後對工業產品有強烈的內需,為工業革命造就了良好的條件。
“人重物輕”是中國的機會和出路
我在2006年指出,中國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作為“比較優勢”,向世界輸出“中國製造”,滿足了正在從傳統工業向高技術產業急劇轉型的西方發達國家對廉價製造業產品的旺盛需求。
2009年我則以“人重物輕”來概括艾倫的高昂工價、廉價資源的工業革命學說,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是反其道而行之,通過發展低勞動力成本的製造業,走的是“人輕物重”的道路,很難成為持續性的發展模式。而計劃生育政策使如今中國正在邁入勞動力供應減少的時代。勞動力供應的減少造成了“人重”;人民幣的升值提高了中國對原材料的購買力,使中國經濟相對走向“物輕”。
想當年,西歐特別是英國的老百姓,最終在高工價的道路上演變為先進國家。這一曆史經驗,對當今處在轉折關頭的中國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