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5 禮
3.5.4
《漢書·藝文誌》稱：“《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王莽即位為新朝皇帝之前，曾握漢之皇權，號稱“居攝”。所謂“王莽時”，指王莽居攝之時？還是登基稱帝之時？史料缺如，無從考核。博士的設置，權在天子，劉歆不在其位，不得設置博士。所謂“劉歆置博士”，指王莽接受劉歆的建議而設《周官經》博士？還是劉歆奉王莽之旨負責著手設置《周官經》博士？也無從確知。
所謂《周官經》，當是《周官》立於學官之後的尊稱。關於《周官》的來曆，《隋書·經籍誌》有如下記載：“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製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及”字衍，或當作“人”）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隋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
唐賈公彥《序周禮興廢》引《馬融傳》曰：“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岩屋壁，複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跡，跡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裏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
由此可見，《隋書·經籍誌》所載，基本出自陸德明《經典釋文》與馬融《周官傳》。然則馬融與陸德明又從何而得知其詳如此？考之以史實，出自道聽途說的可能性極高。何以言之？原因有三。
理由之一，有關《周官》之說一概不見諸《史記》。
理由之二，《漢書》言及《周官》者僅有如下兩處。
其一，《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其二，《漢書·藝文誌》：“《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兩處皆無李氏獻書之說與以《考工記》補足之說。此外，《漢書》劉歆與王莽本傳皆無劉歆立《周官》博士的記載，《漢書·藝文誌》“王莽時劉歆置博士”一語意義又欠分明，是否可信，亦未嚐不可質疑。
理由之三，除《史記》與《漢書》之外，並無任何出土文獻足以彌補《史記》與《漢書》之缺。
《周官》的來曆既然可疑如此，王莽又處處以周公再世自居，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從而斷言《周官》乃劉歆為王莽之篡位改製而捏造的偽書。康有為之說固然言之成理，然而缺乏證據，隻能視之為一家之言，未可信為定論。要言之，以為《周官》出自周公之手固然不足信，以為出自劉歆之手，亦未足信。或以為成於戰國之末，也是猜測之言，未若以“來曆不明”四字概括之為宜。
《周官》在後世又稱《周禮》。稱《周官》為《周禮》，始見《漢書·王莽傳上》：“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 ……”’”
不過，這樣的稱謂似乎未曾在東漢流行。《後漢書·儒林傳》：“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皆東漢之時《周官》並不稱為《周禮》之證。檢閱《隋書·經籍誌》，亦無《周禮》之名，所錄馬融、鄭玄、王肅、伊說、幹寶等人之“注”以及崔靈恩之“集注”，皆作《周官禮》。《漢書·藝文誌》：“《周官經》六篇”，顏師古注曰：“即今之《周官禮》也。”皆隋唐之際習稱《周官》或《周官經》為《周官禮》而不作《周禮》之證。《舊唐書·經籍誌》著錄沈重《周禮義疏》、賈公彥《周禮疏》、王玄度《周禮義決》等。三書名中之“周禮”，則皆指馬融、鄭玄等所傳之《周官》而言。由此可見，《周禮》之成為《周官》的通俗稱謂，當始於唐。
以內容觀之，所謂《周禮》，隻是對官製的記錄。迄今為止，並無證據證明所錄者曾經於周代付諸實行，很可能隻是一種未曾付諸實行之方案或者理論。無論為何，也無論是否出於劉歆或其他後人的偽作，皆與“禮”之本義以及自秦漢以來對“禮”之曲解無關，稱之為《周禮》遠不如稱之為《周官》名副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