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經學簡史
4.1 西漢·新
4.1.4
無論今古文抑或齊魯學派，又皆因傳授者對經文的解釋之不同而出現所謂師法與家法的分流。以《漢書·儒林傳》考之，但凡言某經有某氏之學者，皆指師法而言；但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學者，則指家法而言。比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之學，皆指師法而言；《易》之施有張、彭之學，孟有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則皆指家法而言。《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指師法而言；歐陽有平、陳之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則皆指家法而言。《魯詩》有韋、張、唐、褚氏之學，《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皆指師法而言；《魯詩》之張有許氏之學，則指家法而言。《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指師法而言；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氏、楊氏之學，則指家法而言。《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皆指師法而言；《公羊春秋》之顏有冷、任之學，又有莞、冥之學，則皆指家法而言。
據《史記·儒林傳》，漢代《易》學之始祖為田何；《魯詩》學之始祖為申培、《韓詩》之始祖為韓嬰、《齊詩》之始祖為轅固；《尚書》學之始祖為伏勝；《禮》學之始祖為高堂生；《穀梁春秋》學之始祖為申培，《公羊春秋》學之始祖為胡毋生、董仲舒。《漢書·儒林傳》稱：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由此可見，《漢書·儒林傳》所謂某經有某氏之學的“某氏”，不僅皆非各經學在漢代之始祖，除歐陽之外，當初亦未嚐得以立於學官。所謂“師法”之“師”，既然並非鼻祖，也大都並非是五經博士初立之時的“師法”，則所謂“師法”者，之上必然還有“師法”。以《漢書·儒林傳》所謂某經有某氏之學的“某氏”之生平考之，大抵皆為昭、宣時人。可見“師法”之說大約終於漢宣帝之世，自此之後，再自成一家者，方才以“家法”稱之。因“家法”之說晚出，故西漢多言“師法”，而東漢則多言“家法”。
《漢書·張禹傳》：“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
《漢書·翼奉傳》：“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
《漢書·儒林傳》：“孟喜字長卿，…… 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
《漢書·五行誌》：“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禦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玄為禦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
以上引文皆漢代重“師法”之例，第二例中的翼奉即《漢書·儒林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之“翼”所指，第三例中的孟喜即《漢書·儒林傳》“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之“孟”所指，故此兩例也是師法之上更有師法之證。
既然師法之上還有師法，師法之下又有家法，可見漢人固然標榜師法，卻並非一概墨守師法，否則，既不可能在舊的師法之下出現新的師法，也不可能在師法之下出現家法。
以理推之，最早的師法之說，當從各經立於學官的博士而來。《漢書·儒林傳讚》：“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
由此可見，最早的《尚書》學師法當出自歐陽和伯，歐陽和伯授倪寬，倪寬見知於漢武帝；最早的《禮》學師法當出自後蒼；最早的《易》學師法當出自田何的再傳弟子楊何；最早的《公羊春秋》學師法當出自胡毋生、董仲舒。《漢書·儒林傳讚》之所以言不及《詩》學，想必因《魯詩》、《韓詩》、《齊詩》的鼻祖申培、韓嬰、轅固在文景之時已經立為博士，漢武帝承襲之，故毋庸複贅。由此推之，最早的《詩》學師法，當出自申培、韓嬰與轅固。
《漢書·儒林傳讚》又稱：“至孝宣世，複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複立京氏《易》。”
由此可見，《尚書》學之大、小夏侯師法，《禮》學之大、小戴師法，《易》學之施、孟、梁丘、京氏師法，亦因其學派得以立於學官而興。
至於《魯詩》學之有韋、張、唐、褚氏師法，《齊詩》學之有翼、匡、師、伏氏師法，《韓詩》學之有王、食、長孫氏師法，《禮》學之有慶氏師法，《公羊春秋》學之有顏、嚴氏師法，《穀梁春秋》學之有尹、胡、申章、房氏師法，或因本人仕途亨通，或因其徒位居高官。比如，傳《魯詩》之韋賢、韋玄成父子俱為丞相；張生、唐生、諸生三人皆曾為博士；張生參與石渠論經之會，官至淮陽中尉，其侄張遊卿官至諫大夫，為漢元帝之師；唐生為楚太傅。傳《齊詩》之翼奉為諫大夫；蕭望之曆任禦史大夫、太子太傅、前將車、光祿勳、領尚書事；匡衡為丞相；師丹為大司空；伏理官至高密太傅。傳《韓詩》之王吉為博士、諫大夫；子王駿傳其學，官至禦史大夫；食生、長孫順皆為博士，兩人之弟子以及再傳弟子至大官者甚眾。傳《禮》學之慶普為東平太傅。傳《公羊春秋》之顏安樂官至齊郡郡丞，其徒冷豐為少府、任公為淄川太守；嚴彭祖曆任博士、太守，終於太傅。傳《穀梁春秋》之尹更始為諫大夫；其子尹鹹傳其學，官至大司農；其徒翟方進為丞相；胡常之徒梁蕭為新朝之講學大夫；申章昌為博士、長沙太傅；房鳳師從尹更始，曆任光祿大夫、五官中郎將。
家法之興，也大抵因其人之官運亨通。比如，傳施氏《易》學之張禹官至丞相，彭宣官至大司空。傳梁丘氏《易》學之士孫張為光祿大夫，鄧彭祖為真定太傅，衡鹹為新朝之講學大夫。傳大夏侯《尚書》學之孔霸官至太中大夫，為漢元帝之師，子孔光傳其學，為丞相；許商四至九卿。傳小夏侯《尚書》學之鄭寬中為漢成帝師，賜爵關內侯，官至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張無故為廣陵太傅；秦恭為城陽內史；假昌官至膠東相；李尋為騎都尉。傳大戴《禮》學之徐良為博士、郡守。傳小戴《禮》學之橋仁為大鴻臚；楊榮為琅邪太守。
《漢書·儒林傳讚》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由此可見，朝廷設立五經博士的目的並不在於學術而在於栽培官員，弟子就學的目的也並不在於學術而在於出仕。故經學師法、家法之出現，其實是官場派係的一種表現形式，與學術未必有多少瓜葛。
得以立於學官之經學流派稱之為官學，不得立於學官之經學流派稱之為私學。私學不受官方承認，不能成為出仕的途徑。自漢武帝建元五年設立五經博士，下至漢平帝之立，一百三十五年間，古文經學始終未曾立於學官，故古文經學問津者寡，亦大抵並無師法、家法之爭。
